元火工作室 第231页

蒙古族历来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见长的民族。因此,长期以来畜牧业生产在蒙古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论是衣食住行,还是迁徙征战,都离不开畜牧业。所以,蒙古族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马,成为蒙古族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生产工具,因而给马打“印记”也就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印记,蒙古语称“塔姆嘎”,本意原为畜印之意,可是由于岁月的流逝,“塔姆嘎”的原意有了转化,现在引申为图章、公章,御玺之意。在蒙古草原,给马打印记的习俗,由来已久,但是,要弄清开始用“塔姆嘎”的确切年代,也很困难。本文借鉴调查的民间口碑资料和部分史料的记载,就印记习俗的由来、发展及其演变作一探讨。

一、印记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氏族社会时,突厥人就运用了印记。突厥人的先祖乌古斯死后,按照他的遗命,长子坤汗登基继位。坤汗为了使弟兄之间对库藏、财产和牲畜的所有权不发生争执和抢掠,“使每人都有固定的标志和印记,好让他们将这些标志和印记,各自加在他们的命令、府库、马群、牲畜上,使任何人都不得互相争吵,并使他们的后裔子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名号和方位,这样就能便国家巩固,他们钓美名长存。”

可见,氏族社会时印记用途比较广泛,除用于财物、牲畜之外,下达的命令,也要标上氏族的印记。到了奴隶社会,印记多用于人,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奴隶主的手中,奴隶随时都可能遭受奴隶主的杀戮。奴隶不堪忍受残酷的折磨和野蛮的刑罚,时有逃跑现象发生,奴隶主为了查找和辨认逃跑的奴隶,便在奴隶身上打下永久性的印记。在诸多的印记制作手段中,当推“烙印”最为简便、鲜明。于是,便在奴隶的面颊、臂膀等部位打下“烙印”,这种印记,无疑是奴隶的精神桎梏。到了封建社会,印记的习俗也相当盛行,继传了奴隶制的遗迹。据《水浒传》第二十七回载:“牢中取出武松,读了朝庭明降,开了长枷,取一面七斤半铁叶团头护身枷钉了,脸上免不得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无疑,这里的所谓“金印”就是指在犯人脸上烙的印记。而蒙古人运用印记,是始十二世纪。那时蒙古人的势力日益强盛,把北方这片广袤的原始草原做为自己的游牧地,并在这里繁衍生息。诗曰:“我的天、我的沙、我的牛羊、我的家。”正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当时大漠南北畜牧业发展迅速,人们统计牲畜时,很少用数词作单位,而是以“浩特格尔”为计数单位。“浩特格尔”是蒙古语盆地或洼地之意,也有译为沟的,每个“浩特格尔”的牲畜数量少则数百头匹,多则数千头匹。蒙古各部落之间,为了区别彼此这样众多的畜群,便给牲畜烙上了鲜明的印记,把烙印借鉴到畜牧业生产上。

二、印记的意义与作用

印记是识别事物的一种标志,在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意义。古代,各氏族部落的畜群虽然有自己固定的放牧地域,但披星辰而迁徙,逐水草而放牧,随时可能遇到风暴、雪暴和其它灾害,使畜群走散,丢失,给畜主造成巨大损失。但自从有了印记以后,人们可以凭马身上的印记来辨认和找回失散的马群,这就是印记在畜牧业生产上的作用。十二世纪,由于战事的需要,蒙古草原马匹得以迅速发展,马的数量达到历史的顶峰。成吉思汗在战争中曾用马的颜色代表各部,当然,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争活动要准确地识别千军万马,单凭马的颜色是不够的,同时,激烈的战争消耗也无法使各部的马保持一致的颜色。就当时条件,唯有在马身上打印记,既简便又易识别。“塔姆嘎”即“印记”用于军事上,产生于这个时期。到十三世纪蒙古旭烈兀汗执政时期,印记开始用于赋税。“据一位亲眼目睹此事的历史学家记实说,蒙古人时代的`赋税不仅男子要负担,而且妇孺老人甚至孩童也得负担。’最沉重的赋税是`塔加尔’、`哈兰’和`塔姆加’”，塔姆加就是塔姆嘎,当时按畜印来计算税收。后来,印记又用于其它一些活动。蒙古人古老的传统意识是把赛马中的优胜者视为英雄,每逢在祭祀、庙会、那达幕上骑士云集时,必然是一场智和力的角逐。竞赛中,马的“印记”相当重要,它不仅是马本身的代号,更重要的是代表一个部落。胜则部落之荣,败则部落之辱。总之,给马打印记的意义在于属于谁,一目了然。

三、印记的种类及形状

印记的种类繁多,形状各异。有圆的、方的、三角的以及其它各种形状的。印模的质料又有铜铁之分。印模的柄(包括木柄)长四尺。每个印记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据笔者调查,印模主要有以下几种:

1、形象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