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现代美术的拓荒者乌恩

            乌恩

       昔年乌恩先生常来我家，他素重仪表，看上去总是衣着得体、有样子，而夫人孟玉珍身量不高，有时也陪着来。他和我父母相识已久，来家后闲聊一呆就是半日。我当时已经学画，知道他是自治区美协最初的副主席，满族，可是通蒙古语。家里曾有过一张他的国画，后来遗失了。

       乌恩原名张恩贵，是出生在北京的旗人，小时候已家道中落。他的姑父经常往来于锡林郭勒盟做生意，听说王爷身边需要人，就征得他母亲的同意把年少的张恩贵带至锡盟做了王爷的茶童。几年后蒙疆政府让王公子弟和蒙古族青年接受新式教育，王爷的儿子也许是养尊处优的缘故，不愿就学，张恩贵得到机会顶他的名额上了张家口兴蒙学院。他所读的师范二部是给各旗的小学培养师资的，到1945年毕业时正赶上抗战胜利，乌兰夫主席去他们学院选拔人才，他随即在那里参加革命，据夫人追忆，连他后来的名字“乌恩”都是乌兰夫起的。

       回呼市不久听说他病了，我和树本去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人显得消瘦，头发也剪短了。他的一生几经波折，真正安心作画的日子并不多。从他留下的一幅1955年的油画《妻子像》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平静，此时的他刚从美院归来，正处在技艺最纯熟的阶段，他的代表作《伊敏河畔》也是这阶段画的。他在这幅画中刻画了二十几个人物，画中坐着勒勒车过河的年轻女子，就是由妻子摆动作画的。

《伊敏河畔》局部

      其妻孟玉珍是出生于呼盟的达斡尔人，家族是当地上层，父亲贵福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同父异母哥哥凌升做过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因不满意日本人的专横跋扈，和他们对着干，最后在1936年被日本人以“通苏通蒙”为由杀害。我翻看文史资料，据当事人回忆，凌升最后是慷慨赴死的，他的胞弟等数人也一同殉难。札奇斯钦在《罗布桑车珠尔传略》中，记述了自己的父亲得知挚友凌升惨死后的郁愤心怀。两位兄长的死，对孟玉珍和她的家族影响深远，老父贵福也退隐家中，直至五年后病逝。到了抗战结束前夕外面世道混乱，长辈把手中的浮财分给子女，准备日后分散躲避。而她本人上东北军政大学后接受了进步思想，随后把自己的那一份捐给了初到呼伦贝尔、立足未稳的文艺工作团，并成为团里的舞蹈演员，她和乌恩就是此时相遇的。到了晚年老太太还清晰记得最初会面的情景，说团里开会，乌恩在会上发言，自己就是这样第一次见到的他。母亲曾和我谈起过孟玉珍，说她是大户人家出身，年轻时家境好，可遇到乌恩后，主动追求结为连理。

《公社接羔员》

      听说夫人高寿，依然健在，只是听力不佳，有九十几岁了。也许是自幼受父兄影响，见识过场面的缘故，她身上总有那么股劲。一次在内蒙古博物馆看展，她指着进门不远处挂着的一张照片对儿子说，那个给毛主席献花的人就是自己，后来北方新报还专就此事对她进行了采访；即使到了高龄，她独自一人拎包随旅行团去国外也到处跑。这次疫情初期人们多很紧张，可老太太照样不戴口罩出门。他们在文工团的儿子后来去了珠海，孙女告诉我珠海家里尚有他爷爷留下的画，我加了她的微信，陆续发来几幅，其中有一张接羊羔的水印版画，曾在日本出版，是我先前见过的。

《乌恩的夫人孟玉珍和孙女米娜》

       乌恩是有情趣的人，年轻时居家用留声机收听外国歌曲，自己还会拉小提琴，喜欢栽种君子兰，摆弄日本茶具等。反右前家里也常有友朋往来，当时有位擅长年画的画家常到他家，每逢过年必给他的母亲磕头，后来也不登门了。面对着人情冷暖，他陷入沉思，与圈内的人往来渐疏，所以日后给人“孤傲”的感觉。他对子女一向管教很严，儿子长大学小提琴，他心有余悸，认为将来当个工人平平稳稳就得了，不要进文艺界。可儿子在母亲怂恿下坚持不懈，到后来他才转变看法，出面联系让儿子进了专业团体。

       由于长期身处逆境，他一生的最好时光被白白消磨掉，待到风停雨霁，刚把精力投入自己喜欢的绘画当中，生命却戛然而止了。当前文提到的《深情》参加首届全国少数民族美展并获奖时，画家本人刚故去不久，那次展览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美术的盛会，来自全国各民族的作者汇集一堂。我们这些与他相识的人，每一念此，常为之遗憾心有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