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乌恩
乌恩
昔年乌恩先生常来我家，他素重仪表，看上去总是衣着得体、有样子，而夫人孟玉珍身量不高，有时也陪着来。他和我父母相识已久，来家后闲聊一呆就是半日。我当时已经学画，知道他是自治区美协最初的副主席，满族，可是通蒙古语。家里曾有过一张他的国画，后来遗失了。
乌恩原名张恩贵，是出生在北京的旗人，小时候已家道中落。他的姑父经常往来于锡林郭勒盟做生意，听说王爷身边需要人，就征得他母亲的同意把年少的张恩贵带至锡盟做了王爷的茶童。几年后蒙疆政府让王公子弟和蒙古族青年接受新式教育，王爷的儿子也许是养尊处优的缘故，不愿就学，张恩贵得到机会顶他的名额上了张家口兴蒙学院。他所读的师范二部是给各旗的小学培养师资的，到1945年毕业时正赶上抗战胜利，乌兰夫主席去他们学院选拔人才，他随即在那里参加革命，据夫人追忆，连他后来的名字“乌恩”都是乌兰夫起的。
此时的乌恩意气风发，由于爱好美术，他选择去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美术组，在周戈、张凡夫、尹瘦石麾下工作。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1946年7月文艺工作团撤离张家口，一路辗转经锡察草原来到林东，稍作休整，与另一支来自赤峰的文工团汇合后又去了王爷庙（乌兰浩特），路途十分艰辛。据文浩回忆，他们经常风餐露宿，仅有的交通工具是三辆双套马车，上面放着道具服装箱和乐器；而团里的队员们、尤其男青年，主要徒步走。他们沿途在居民点张贴宣传画、漫画，还抓紧时间用画笔记录着牧民的生活。我从张绍柯编制的《内蒙古剪报》上见过几幅画，有头像亦有生活速写，可以从侧面窥见几分当初的景况。他们的这批画不计工拙，若留存至今将会印证历史，是具有史料价值的。第二年8月他和尹瘦石调至王爷庙的内蒙古报社，开始筹建《内蒙古画报》。从那时起到今天，转瞬七十多年过去，这段历史知者寥寥，除尹瘦石外，在内蒙古本土，乌恩正是美术事业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1957年他因说了“党内有裙带关系”，被定为右派言论遭到批判，行政降级并下放劳动。记得他给我讲过一段经历，是当右派时在呼和浩特南郊桃花公社劳动，某日骑自行车回城，路上有匹大狼由远及近追来，他发现后急忙下车，怕狼从后面扑上来，手中无物无法抵挡；狼只是不远不近地跟定他，并不进击，可他内心难免紧张。就这样好不容易走至小黑河的监狱附近，看见高墙处有站岗的军人，才松了口气，没曾想军人不让靠近，他说后面有狼，军人亦不听分辨，还拉枪栓让他赶紧离开；无奈，只好一面和狼周旋一面走；延宕至日暮时到了城边，见有人家，狼掉头而去，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此事给现在的人讲恐怕难以置信，但我小时候呼市周围确实狼多，上小学时路过的曙光街在新城，两侧民房的墙上用白粉画着圆圈，据说也是防狼。
《领到了选举票》
改革开放后他的右派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再见到时他正作画，在博物馆的一间画室里与蔡树本合作一幅油画《深情》，这中间我和树本曾去北戴河写生，半个月后回来，见他仍站在那儿，端着调色盘蘸油彩调整画面。此时，他们已结为亲戚，其子找了树本的妹妹，夫妻二人都在广播文工团工作。另一次去北京观展，记不清是一道走的还是在京相遇，他带我和树本去了美院陈列馆，正值展厅布展未开放，他找到馆长、一位外表像老干部模样的妇女，让我们提前进去，说那人是罗工柳夫人。看罢展览又请我们吃了担担面。
《妻子像》
回呼市不久听说他病了，我和树本去医院见了他最后一面。人显得消瘦，头发也剪短了。他的一生几经波折，真正安心作画的日子并不多。从他留下的一幅1955年的油画《妻子像》上，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平静，此时的他刚从美院归来，正处在技艺最纯熟的阶段，他的代表作《伊敏河畔》也是这阶段画的。他在这幅画中刻画了二十几个人物，画中坐着勒勒车过河的年轻女子，就是由妻子摆动作画的。
《伊敏河畔》顺时针旋转90度观看
《伊敏河畔》局部 顺时针旋转90度观看
其妻孟玉珍是出生于呼盟的达斡尔人，家族是当地上层，父亲贵福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同父异母哥哥凌升做过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因不满意日本人的专横跋扈，和他们对着干，最后在1936年被日本人以“通苏通蒙”为由杀害。我翻看文史资料，据当事人回忆，凌升最后是慷慨赴死的，他的胞弟等数人也一同殉难。札奇斯钦在《罗布桑车珠尔传略》中，记述了自己的父亲得知挚友凌升惨死后的郁愤心怀。两位兄长的死，对孟玉珍和她的家族影响深远，老父贵福也退隐家中，直至五年后病逝。到了抗战结束前夕外面世道混乱，长辈把手中的浮财分给子女，准备日后分散躲避。而她本人上东北军政大学后接受了进步思想，随后把自己的那一份捐给了初到呼伦贝尔、立足未稳的文艺工作团，并成为团里的舞蹈演员，她和乌恩就是此时相遇的。到了晚年老太太还清晰记得最初会面的情景，说团里开会，乌恩在会上发言，自己就是这样第一次见到的他。母亲曾和我谈起过孟玉珍，说她是大户人家出身，年轻时家境好，可遇到乌恩后，主动追求结为连理。
《公社接羔员》
听说夫人高寿，依然健在，只是听力不佳，有九十几岁了。也许是自幼受父兄影响，见识过场面的缘故，她身上总有那么股劲。一次在内蒙古博物馆看展，她指着进门不远处挂着的一张照片对儿子说，那个给毛主席献花的人就是自己，后来北方新报还专就此事对她进行了采访；即使到了高龄，她独自一人拎包随旅行团去国外也到处跑。这次疫情初期人们多很紧张，可老太太照样不戴口罩出门。他们在文工团的儿子后来去了珠海，孙女告诉我珠海家里尚有他爷爷留下的画，我加了她的微信，陆续发来几幅，其中有一张接羊羔的水印版画，曾在日本出版，是我先前见过的。
《乌恩的夫人孟玉珍和孙女米娜》
乌恩是有情趣的人，年轻时居家用留声机收听外国歌曲，自己还会拉小提琴，喜欢栽种君子兰，摆弄日本茶具等。反右前家里也常有友朋往来，当时有位擅长年画的画家常到他家，每逢过年必给他的母亲磕头，后来也不登门了。面对着人情冷暖，他陷入沉思，与圈内的人往来渐疏，所以日后给人“孤傲”的感觉。他对子女一向管教很严，儿子长大学小提琴，他心有余悸，认为将来当个工人平平稳稳就得了，不要进文艺界。可儿子在母亲怂恿下坚持不懈，到后来他才转变看法，出面联系让儿子进了专业团体。
由于长期身处逆境，他一生的最好时光被白白消磨掉，待到风停雨霁，刚把精力投入自己喜欢的绘画当中，生命却戛然而止了。当前文提到的《深情》参加首届全国少数民族美展并获奖时，画家本人刚故去不久，那次展览是改革开放后少数民族美术的盛会，来自全国各民族的作者汇集一堂。我们这些与他相识的人，每一念此，常为之遗憾心有不平。
《草原上的新路》
前两年，适逢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我在新城西街的旧美术馆看了一个文献图片展，展出不少老照片、老年画、老画报。除了一张老美协班子成员和尹瘦石的合照外，我注意到里面有乌恩的几件作品，既有与别人合作的年画、连环画，也有自己独立完成的画，其中一套彩色连环画《草原上的新路》，印在1955年出版的《内蒙古画报》上，表现了单干户阿迪亚的畜群遭遇暴风雪，最后参加互助组的故事。由此可知他对牧区新生活的熟稔。他的《保卫和平》采用了传统的白描手法，勾勒出牧民围拢过来听人宣讲、签名的情景，画中出现了毕加索的和平鸽，还有牧民在拉马头琴，一派祥和景象。他和官布合作的年画《抱上胖娃娃感谢毛主席》，描绘了牧民得子后的喜悦心情，在当时公开出版发行产生过广泛影响。他去世后《伊敏河畔》有段时间就挂在树本位于内蒙古报社的家里，我未见过原作，听树本讲这幅画很大，画得还是有些才气。由于年深日久，屡次搬动，画的内框已经瓢了，再加上刷房子时画面落上了一层白粉，为了保护画，后来树本把它从木框上卸下，又和另外两张画一并卷至装画的大筒里。只是当初画布底子做的不够好，颜色多有脱落，以至一直不敢再翻动，随后寄到南方，由他的孙女保存。
对于前辈，我们应该挖掘整理遗产，给自治区现代美术的早期历史，留下比画作本身更多一些的印迹。
2020年6月16日
奥迪/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原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国美协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抱上胖娃娃感谢毛主席》
《热爱和平》
乌恩（1927—1981），原名张恩贵，满族，北京人。擅长油画、年画、连环画。1945年毕业于张家口兴蒙学院师范二部，同年参加工作，任内蒙文艺工作团干部。1947年8月，与尹瘦石由文工团调到《内蒙古日报》社工作，着手筹备《内蒙古画报》的出版工作，任《内蒙古画报》社创作组组长。1950年入中央美术学院专修科学习。1956年8月，担任美协内蒙古分会副主席（驻会）兼创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平反恢复原职。
多幅作品参加全国、自治区美展。年画《抱上胖娃娃感谢毛主席》（合作）1952年在首次文化部年画评奖中获奖；油画《伊敏河畔》1957年获首届全区文艺创作评奖二等奖；油画《深情》（合作）1982年1月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美展佳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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