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中国摄影家｜我是草原的孩子──访摄影家阿音

阳丽君：“游牧三部曲”的第一部是《游牧圣地》，画册是姜老师编的，主要体现什么内容？

姜健：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非常清楚。2006年在平遥见到了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拍蒙古人，拍自己的民族，上面也说到我跟他说要平视，要进到蒙古包里面拍，就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

编画册的时候我发动了很多力量，刚开始他拿了800张照片，我在798把那日松、闻丹青叫来，我们三个一块儿看这些照片，用三个人的眼光选出来300张左右。之后我和阿音再一起分类精选。画册的第三部分是蒙古女人，其实是母亲，因为母亲是人的根，把她们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画册的名字也是经过一再推敲，叫《成吉思汗的子孙：中国游牧蒙古人》，书的内容格调很大，这是关乎一个民族、一个人群的，能够这样持续拍摄，有这么好的完成度，我觉得它是可以成为文献的。

这本书奠定了阿音在中国摄影界的地位，也给他带来很多机会，包括美国的展览，都是因为这个。后来连州摄影大展当代艺术的策展人选他的作品，也是因为看到这本书。阿音的作品很快受到关注，他的影像具有人类学的高度，不是简单的唯美。之前很多人拍内蒙古都是为了美，拍草原、日出、日落、马，以至于大家觉得内蒙古应该是那样的。阿音后来改变了大家对蒙古这个民族的看法，我觉得他的东西更加值得推广。

正好当时我们河南建了一个“大河画廊”，我是艺术总监，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就是把中国摄影师的作品推到国际上去。我们画廊重金推出的作者只有他一个，做了三本画册、三个展览，这个钱都是画廊出的。阿音确实不负众望，他的作品不但在我们的画廊有销售，有传播的机会，后来还在美国得了奖，这个很厉害。

阳丽君：2007年你获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所有之路”世界纪实摄影大奖。

阿音：2007年第一次真正走出去的展览是在美国，去了五个城市、三所学校巡展。这个奖的名称咱们翻译成“所有之路”，原来是一个电影纪录片的资助，2006年加上了摄影，他们在全世界找了四个人，分两个主题，一个和平，一个文化传承。平遥展览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来了两个摄影记者，发现有这样拍的人，当时他们觉得我是蒙古国的，先找了杨晓光先生，杨老师说好像是中国人，后来给张国田老师打电话，就这样找到我了。

2007年我得了很多奖，包括国展和国外的一些奖项，全是因为这一部作品。2008年我最困难，姜老师帮助我，把我的作品拿到798出书，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姜健：平遥摄影节对中国摄影师在国际上的推广起了很大作用。而书的编辑对一个作者作品的整理是最有效的，挑选出来的作品具有传承的可能。做画册杨延康老师是最有经验的，他可以谈谈。

杨延康：我觉得是这样的，书、作品活得比你长，它延续你的生命。我去看阿音的展览，被打动了，我买了作品。阿音是蒙古族，拍他的母亲、他的家园，有感情，而且他拍照有坚定的信念，我通过照片认识阿音，他是一个真正的摄影家。如果没有书，只拍、做展览，没有留下文本，以后整理起来就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中国游牧蒙古人之二，2008年4月   阿音  摄

阳丽君：同时期应该没有人像阿音这样大量去拍蒙古游牧民族生活。

杨延康：刚才姜老师说得很对，内蒙古和西藏，赛马、雪山、湖泊漂亮，风景漂亮是外在的美，是一方面。走到下面去，人们怎么生存，他们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才是根本。你了解一个民族，你要去田野、去大地。扎实拍蒙古民族文化的可能真的只有阿音，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外国人给他办展览，因为他的照片有人类学的东西，真正是以人为中心。

中国游牧蒙古人之三，2008年3月   阿音   摄

阳丽君：我觉得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延康老师说的，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美背后人生存的状态。另一方面，他是系统地拍，还有天赋。

杨延康：阿音是一个苦孩子，开照相馆、拍新闻赚钱，但有机会来了，就马上把天赋激活了。有天赋，给机会能把握住很重要。

阿音：杨老师也给过我很多帮助，每逢过年我打电话，杨老师都在西藏拍摄。我研究纪实摄影的拍法，学的就是姜老师、杨老师那种。

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图片说明怎么写，姜老师告诉我，一张图片写几百字，记录被拍人的年龄、拍摄时间以及背后的故事，加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后来写蒙古女人的时候，我就写这个女人喝一斤酒，等等，这些就是那个时候学到的。

看了杨老师的作品，我又继续琢磨怎么拍的问题，我给杨老师打了好多次电话，问这个问题。杨老师十年、十几年拍一个专题，为什么要用那么长时间，很多人说不是很快搞定了吗，其实不是这样。

我脑子里面一直想我的民族在变化，而且蒙古族部落那么多，但我没有大范围地拍。我现在所说的那个大专题“游牧圣地”就是拍东乌珠穆沁旗，后来整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我都去调查，这里有苏尼特部落、阿巴嘎部落、科尔沁部落、巴尔虎部落等，布里亚特也是其中一个部落。2012年以后，我选定拍布里亚特人，2014年我就跳到“布里亚特人”这个选题中去了。

中国游牧蒙古人之四，2006年12月     阿音    摄

阳丽君：你不同的系列有彩色、黑白之分。

阿音：“布里亚特人”全部是彩色的，但是这个难度大多了，是一种挑战。首先彩色是一种挑战，我之前是拍黑白的，这个是彩色，也更当代一些，影像表达方面我努力了很长时间。我不能像杨老师那样拍，也不可能重复之前去拍肖像，而且时代变了，我需要不一样的拍法。

布里亚特是蒙古族古老的一支，他们的历史非常久远，他们真正的故乡在俄罗斯，13世纪的时候住在那儿。我去过俄罗斯好多次，考察他们，思考怎么拍的问题。现在布里亚特蒙古族在三个国家生活，最多的是俄罗斯，有40多万人，蒙古国现在不到5万人，我们国家现在只有8000多人，但是他们整个的穿着打扮与众不同。 

我选择布里亚特，首先是因为他们整个历史和生活都不一样。还有一个是，摄影是符号的表达，他们的穿着打扮、生活习俗还保留着传统的样貌。21世纪以后，整个变化太快了，我简单讲一个故事，比如找马群这个问题，整个游牧蒙古人历来生活里面最难的就是找马群。原来找马群只是骑着马找一个稍微高点的地方用眼睛看，后来人创造了铃铛，改革开放后90年代我去的那一阵望远镜普及了，最大的难题解决了。

我要拍布里亚特的时候，去俄罗斯考察，他们服装都没有了，有的不游牧改种地了。之后到蒙古国去看，服装还在，但生活也变了。回来看我们国家的布里亚特人，我看到最大一个不同，虽然只有8000多人，但是传统都在。不过他们的机械化过程非常迅速，我拍第一部的时候连手机都没有，拖拉机很少。我之后深入去拍以后，发现拖拉机特别多。找马群的故事我也看到了新的延续，现在用GPS定位了。这两年蒙古包还有山脚下都安着高清摄像头，这是游牧的跨越，我是一个摄影师，我看到了这个细节，就要去拍。“布里亚特人”这个系列我拍了十年，整个专题就是挑战性地拍摄，我到大理去展览，很多人就说“阿音会拍彩色了”。

阳丽君：这也是用胶片拍的吗？你为什么觉得从黑白到彩色对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阿音：全部用数码拍的，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彩色专题。这真是一个挑战，因为原来几乎全是黑白。杨老师说过，黑白是黑白的眼睛，彩色需要带着彩色的眼睛去拍。

杨延康：摄影艺术家一定要不断打破自己的习惯。我拍黑白三部曲以后，就买富士 100拍彩色。阿音有一幅作品，拍一个母亲和一个儿子，眼神好有性格，我被他打动。他从黑白到彩色的转换是很成功的。

布里亚特人之一，2019年8月    阿音    摄

阳丽君：阿音老师的彩色作品感觉特别好，这个彩色带有胶片质感。

杨延康：他照片上的彩色让人感觉有那种民族性的东西在，微微泛黄，很好看，有种夕阳照到房顶上的感觉。 

姜健：确实有胶片的感觉，这个跟艺术家的追求有关系。摄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用你自己的内心，你自己的观看，拍出这张照片的意义。

它的意义很复杂，包括社会、文献、历史等方面。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就说，如果你只是为了拍一张好看的照片，那跟摄影就没关系。确实，摄影不是为了漂亮，这个很重要。延康拍的照片、我拍的照片、阿音拍的照片，大多都是这样，我们拍的照片很多并不漂亮，但其实那个漂亮是更高程度的，我们叫好看。

阿音这部新的作品我在大理看过，看完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系列又进步了，在原来基础上他提高了更难把握的控制力。彩色我知道很难，我当时拍“主人”系列，拍了黑白、彩色两套，最后我选择了彩色。而那个时候有人给我出主意说黑白更有力量，更有历史感，我没听，后来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第一部《场景》是黑白的，后来《主人》是彩色的，这个其实也是在挑战，挑战你对色彩的把握。为什么是彩色的，肖尔讲得很清楚，世界就是彩色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色彩讲述这个世界？只不过有人控制不了色彩，尤其是很多人把色彩调成高饱和度、高反差，最后把彩色庸俗化了。

布里亚特人之二，2016年12月   阿音   摄

杨延康：你的《主人》很早，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中的笑脸也好，门神也好，都有色域，用黑白反而削弱了。本来牛仔裤落满了灰尘淡淡的蓝色很美，拍成黑白的效果就出不来，我们摄影师要大胆一些，打破这个界定，寻找自己熟悉的东西。人有两只眼睛，左面看黑白，右面看彩色，世界有黑白和彩色的概念，黑白灰也是有调性的彩色的东西。

姜健：确实咱们得正视，黑白、彩色没有矛盾，也没有谁高谁低，但是有一个什么适合黑白、什么适合彩色的问题。延康说得特别对，更微妙更高级那个层次的彩色难以把握，你是否有能力去把控这个语言，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阿音：我拍的时候，设定饱和度最低、对比度最低，就这样拍，我就是原片，没有调图。我有两种相机，一个是索尼黑卡，到现在还可以用。我这次在大理展览的时候，杨老师根本没有问用什么机器，他就是喜欢这个颜色、调子。冬天室外几乎没有绿色，在外面我就用另一个尼康810拍。而室内全是用黑卡，我不愿意用那种咔咔的声音去打扰人家。本来大家就是安安静静过日子。

至于彩色怎么拍，我没有专门学过，我从杨老师身上学了很多，再就是我脑子里面有生活色，一路就这样拍下来。目前“布里亚特人”系列的文字出版社通过了，书名叫《太阳圆》，蒙古族全是圆。

布里亚特人之三，2023年1月    阿音   摄

杨延康：聊聊你的《-40℃》，看完纪录片，我都掉眼泪了，太艰苦了，不容易。

阿音：《-40℃》是我拍蒙古马的一个专题。拍蒙古马也是我影像艺术成长的一个过程。我拍了6个冬天。我拍蒙古马，是因为我觉得游牧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蒙古马。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蒙古马越来越少了，这样的马以后可能找不到了。从数量来讲，20世纪70年代有1100多万，2000年的时候只剩不到50万。我拍蒙古马都是在冰天雪地，冰天雪地跟它的生存精神是匹配的，蒙古马相对个小，但是它零下五六十度冻不死，它最大的特性是有耐力，这正是蒙古人精神的象征。

我是把马当成人拍，我用的镜头没有超过200的。蒙古马不好拍因为它是烈马，不是圈着的马，不是模特马。我总结了蒙古马精神的两个展现方式：劳动和运动。这个地方一年无霜期仅4个月，真正的冬季有7个月，雪是最大的生活挑战，它在里面努力刨雪取食，刨完雪以后牛跟着它吃、羊跟着它吃，这是劳动，无限的劳动。蒙古马没有牦牛那样长长的毛，没有牛那样厚厚的皮子，它冻不死靠的是运动，它一个晚上可以走100公里。

阳丽君：阿音拍的马和其他人拍的马有什么区别？ 

姜健：拍马的人很多，但是阿音还是跳出来了，他的马确实有精神，是蒙古人精神的延续，我觉得他是从人类学的高度进入对马的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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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录自己祖先和父老乡亲们的生存，也是在记录人类的生存。

杨延康：阿音的书好读，我很喜欢。他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都是实打实的，写一个族群多少人，多少收入，家庭怎样，信仰什么，就完了，是调查人类学的写法。 

阿音：我不是作家，但我关注文学的情况，很多名著我读了很多遍，从里面吸取营养。但是我那个时候写不了，姜老师说就写他吃什么，衣服从哪儿买过来，外面这个店怎么来的，这样教我。这当中肖戈老师跟我说，你买费孝通、黑明的几本书来看。经过老师们的点拨，我就买书来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现在我觉得写作非常容易，一点不难了。

我这些年没有离开过草原和我拍的那些人。现在布里亚特人中真正的牧民不到6000人，10村子里面，每一个我都去过，这当中我跟内蒙古电视台合作了两套节目，我讲文化、生态，这样内蒙古人就开始认识我，绿车子、绿衣服、长头发。我深入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和他们太有情感了，我的文章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有人说一个摄影师你写什么啊？我说我不是作家，我就是一个记录者。

阳丽君：阿音老师记录意识特别强，一方面记录游牧蒙古人的生活，另一方面记录自己拍摄的过程。

阿音：我一直用小DV拍，我不愿意用照相机拍视频。我真正拍视频是2007年从美国学的。2007年我去美国，跟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和编辑混了将近20天，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大师，其实我就是一个最基层的牧民。跟他们混，他们拍动态，我就全跟着，2008年我展出也是用这个，现在拍了很多布里亚特人的短片，我做展览的时候用。 

阳丽君：你除了自己拍项目之外，还帮政府做了不少事情。

阿音：2008年前后，我的作品卖得很好，稿费也很高。但我的性格很倔，我就想我还要拍，我的使命还在记录，况且这片草原还在变化，我的年龄也不算大，我就是要拍摄，要完成梦想。但是我的生存怎么解决？我没有公司，没有工资，2013年开始，我得找到生存的路，于是开始给政府拍外宣，就这样，我做了将近20本书。冬天我去拍项目，夏天去拍外宣，经济问题就解决了，这当中也锻炼了我的彩色摄影技术和图文编辑能力。 

阳丽君：阿音老师获得今天的声誉，当之无愧。

姜健：阿音拍游牧蒙古人，其实是拍一个人类集群。上升到一个高度之后，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记录自己祖先和父老乡亲们的生存，也是在记录人类的生存。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现在所拍摄的作品是留给我们后人的，留给历史的，留给人类的精神财富，这是阿音最重要的东西，不管拍人、拍马都是一样的。

阳丽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