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草原来——张项军绘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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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牧心象中的诗意自然与文化传承文/张项军艺术中的变化性因素——包括所有的创造法则以及一切可能影响这些法则的运用的情感状态——是如此之多，所以对它们的研究事实上是无止境的。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艺术，每一个时代都要创造出这个时代独有的东西，每一个艺术家都会对艺术发展的进程做出改变(苏珊·朗格)。当代视觉文化具有技术化、媒介化和消费化等特征。如何在民族传统文化与东西方当代文明交汇融合的大背景中弘扬民族精神、确立审美追求，我认为只有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深挖民族精神，守望人与自然、与历史文明的真切联系，在传统视域中赋予其当代人文情感温度，以人类文明多样性丰富审美生活，才能促发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这也是我的思考。

在艺术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充分运用民族传统艺术语言符号来表达自己的精神体悟才能使我的绘画作品独具深意和特色。我出生在科尔沁，生长在这片土地的蒙古民族具有丰厚的文化传统，所处地域风貌独特自然成为了我绘画的生命土壤。从1994开始我不断深入牧区，近三十年间几乎走遍了国内八省、自治区的蒙古族聚居地，有时是为出版担任摄影采访，有时是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田野调查，有时又是单纯的采风写生……期间体验各有不同。不同的部落历史、不同的地理地貌、不同的蒙古语口音、不同的服装服饰、不同的茶食风味，其分布地域之广渊源之复杂直让人唏嘘感叹昔日草原帝国的辉煌往昔……不禁让人充满敬意地遐想也让我深切体验到牧区生活逐水草而居，或幸福恬淡、或冷寂孤独，这些经历为我的绘画带来了更加直接和深刻的情感铺垫，使我找到了充分表达内在真实的路径。草原的宁静与高远、酷热与荒寒，充满诗意的游牧生活与牧人静穆的面孔也成为我在绘画中始终追逐和思考的母题。

北方草原地域环境独特，游牧文化极具魅力。如今生活在这里的画家大都热衷于表现游牧生活，呈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他们笔下所描绘的不再是古人所描述的北风卷地、白草连天的景象，而是尊重感受力求将自己的艺术建立在感受的基础上。他们虽然少有江南新文人画家那种轻松潇洒的笔意，也缺乏首都画家们那样开阔多变的思路，但他们却有着对草原生活的独特理解构建着各自独特的艺术样貌。可以说，特定的地域环境造就了特有的民族审美精神，也必然关系着每一个个体的审美意识。游牧文化其特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蒙古民族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他们质朴、热诚、坚毅、智慧，崇尚英雄、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族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为我的创作带来了诸多启示。

乌兰牧骑1957年诞生在内蒙古大草原，是活跃在草原农舍和蒙古包之间的文艺宣传队，队伍短小精悍，队员都是一专多能，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是我钟爱的创作题材。近年来我坚持深入基层采风写生创作出一批以乌兰牧骑为原型以蒙古族音乐、舞蹈为主题的油画作品。蒙古民族传统音乐深厚含蓄、凄壮、节奏感弱而旋律感强、蒙古长调旋律悠扬婉转、节奏丰富、音域宽广，呼麦更是能够达到同时发出四个声部的声音神秘而独具魅力，这些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赋予了我无限的创作灵感和激情，是我对蒙古族歌舞和音乐的意象表达。

近几年，我又分别在中央美术学院和国家画院研修综合材料绘画，在胡伟、张元二位老师的指导下运用不同材质和媒介进行绘画实践，对诸多技法和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大量实践和探索。其中中国传统的泼彩、箔变，拓印、拼贴、欧洲的丹培拉……为我的创作和绘画技法提供了宽泛的选择，既挣脱了传统画种单一材料的束缚，在挖掘材料的使用范围和种类过程中，也扩大了画面饱受禁锢的语言表现空间。综合材料绘画借助自然界中的“物”来表现主体精神，对于传递，表现地域特点和民族精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综合材料绘画艺术语言、形式的表达，出发点是从自然中挖掘绘画和非绘画材料本身的物质美感并结合艺术家的精神诉求创造富于物性美感的画面作为艺术语言探究的本体，也是现当代艺术观念进一步拓展的结果，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独特性和精神内涵。每种材料都具有其独特的颜色、形状、质地和相应的触感、形式，能够承载相应的精神内涵。不同材料的综合运用，不仅体现了材料本身的形式美，而且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追求，这恰恰契合了游牧民族崇尚自然的精神特质。近期创作的《长调》《牧歌行》等作品，就是我坚持借用苍茫雄浑又不失瑰丽隽秀的游牧民族视觉文化语言符号在综合材料绘画创作领域对少数民族绘画题材进行的自在表达和大胆尝试。

创作中我首先考虑的因素是画面的意境，运用欧洲传统丹培拉绘画材料，热衷于对斑驳肌理的特殊偏好，醉心于半透明、或半不透明乳液多层罩染。意在对绘画语言本体的深入探究和思考以及对绘画语言秩序的梳理和重建。在色调的选择、对比和布局上深入思考对主题的主观表现，比如蒙古族人们喜欢白色(查干)和蓝色(呼和)，蒙古人认为白色代表圣洁、自然，蒙古包、毡、长袍、哈达等都采用白色，白色在生活中又来源于奶食(查干伊德)，每年的正月又称白月(查干萨日)等等。在日常生活中，蒙古族还特别喜爱红色，认为红色象征生命温暖亲切，把它作为本民族的标志，帽缨等装饰品大都是红色的。《蒙古·赞》《长调》运用了红色调来表现，根据绘画主题对事物本身的固有色进行夸张的布局，并强调色彩的平面化处理，用自己多年秉承的方式和绘画语言表达对游牧生活的切身感受；我将其中的各种透视和分割进行统一处理，放弃传统透视观念对空间的建构，使色彩变得更加单纯，更好地承载精神意涵；在这里，物理属性的“固有色”也就成了承载精神的“观念”。

创作过程时刻充满着思维的阻滞、语言的冲突和层次的混乱，进行中不时回到原点，但是破坏、重建、修补、覆盖都不是无效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留下的任何痕迹都会逐渐积淀，在后面叠加的色层之下发挥作用。造型上因为不需要考虑复杂的明暗关系和色彩的立体构成及过渡，在线与色块的组合中还保持着物体的体积与厚实性。大学期间工艺美术专业学习中涉及到的书法、陶艺、设计、装饰绘画等课程培育了我的综合素养，许多看似庞杂没有用处的东西开始在头脑中混合、发酵，因此在创作中尝试结合中国传统“拓”法这一具有多重文化观念内涵的技艺将语言本身的魅力指向语言的本质助力绘画语言的拓展与转换，使传统民族文化符号焕发出当代精神。

时代召唤我们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发展，内蒙古的美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民族性。考量一件艺术作品绝不能仅看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是否具有民族特征，还在于是否发掘出强大的外延力和深刻的精神内涵，能否准确深入地阐释文化精髓、表达民族精神，这是艺术民族性的核心和灵魂。在面对弘扬民族文化和学院派的双重传统中，我意识到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进一步体验草原民族文化精神，并从创作中体现自我本质、找寻映照生命感悟的绘画语言。我会将生活归宿植根在这片草原，保持鲜活、旺盛的创作生命力，遵从内心深处的呼唤，坚持内在精神自由，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意联系，构筑永恒的精神家园。

 原文发表于《美术研究》202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