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勤劳智慧的蒙古族先人们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反映了蒙古族文明历史和灿烂辉煌的文化,为研究蒙古族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提供了广泛、可靠的资料。
馆藏蒙古文古籍文献近200种1000册(函),在国内外同类文献的收藏中虽算不上首屈一指,但亦可称举足轻重。
从内容上看馆藏蒙古文古籍涉及广泛,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药卫生等十二种,其中宗教文献最多,有七十种一百多函,除了2种占卜文献之外其余均是佛教文献,占全部古籍的41.4%。其次分别为文学类、历史地理类、 语言文字类、法律类、哲学类、文化教育类、医药卫生类、政治类和天文历法类的古籍。
从文种上看,纯蒙古文文献最多126种,占全部古籍的74.6%,其次蒙汉合璧文献17种,再次蒙藏合璧13种,以及满蒙汉合璧6种、满蒙合璧4种、满蒙汉合璧、蒙日合璧、蒙维合璧各1种。多语种合璧蒙古文文献主要出现在词典、词汇等语言文字类和宗教类里面。
从版本形式上看,馆藏蒙古文古籍有刻本、晒印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抄本、影印本等。而从装祯形式上,有贝叶式,即梵夹装、经折装、线装以及民国时期产生的有些平装书。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重要文献。
主要是佛教经典,馆藏宗教文献除了2种是占卜文献之外,其余67种均为佛教文献。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版《甘珠尔》,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里面单行本经典---《金光明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圣般若波罗蜜多二万五千颂》、《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等。
◆1720年北京版朱印《甘珠尔》
简称北京版《甘珠尔》,蒙古族最大部头的古籍文献是蒙古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前者41500页,后者约258500页,二者总字数近一亿字。蒙古文《甘珠尔》的翻译始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13世纪末14世纪初,以绰思吉斡节儿为首的精通多种语言的学者把藏文《甘珠尔》中的《五部戒律》等经译成蒙古文。其后,在土默特部阿拉坦汗时期,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之弟子呼和浩特的班第达西热图·固什·绰尔济(1564-1620)把《般若经》等经译成蒙古文。再其后,在察哈尔部林丹汗(1604-1634)时期,由贡嘎敖斯尔主持,在众多译师们的参与,将全套《甘珠尔》译成了蒙古文,并于1628-1629年用金粉和银粉抄写。此版被称之为《金字甘珠尔》。现存19函,收藏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清康熙年间(1717-1720)奉清圣祖玄烨旨意,在内蒙古多伦县汇宗寺开始经书的校勘工作,经众喇嘛在原《金字甘珠尔》的基础上,依据1683年北京版藏文《甘珠尔》重新校订和翻译,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北京嵩竹寺刻版朱字印刷完毕。它是蒙古文仅有的刻本《甘珠尔》,世界上仅存八部,而国内存6部。其中一部就存于中国民族图书馆。此版《甘珠尔》页面7*59厘米,梵夹装,冠彩色佛像图和后衬佛像图。共109函(含目录函),馆藏《甘珠尔》缺目录函,共存108函。其内容大致分为《大般若经》12卷、《第二般若经》4卷、《第二大般若经》4卷、《第三般若经》1卷、《诸般若经》1卷、《大宝积经》6卷、《华严经》6卷、《诸品经》33卷、《律师戒行经》16卷、《秘密经》25卷。这部《甘珠尔》汇集蒙古语言之精华,它对研究蒙古语修辞、语法以及佛经翻译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献。
◆《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金光明经),最初用梵文写成, 随着佛教的传播, 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广为流传。现存汉文版《金光明经》有北凉昙无谶的四卷十九品本、隋大兴善寺沙门宝贵八卷二十四品的合部本、唐义净十卷三十一品本等。其中,唐义净的汉译本成为《金光明经》民族文字翻译的底本,回鹘文、西夏、藏文和满文《金光明经》均译自唐义净本。而蒙文则译自藏文本。
《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藏蒙文本有长、中、短三种,其长《金光明经》是译自汉文唐义净本的版本;中《金光明经》是十卷二十九品本,译自梵文本,只见于藏、蒙文版本中。短《金光明经》则是五卷二十一品本,也只见于藏、蒙文《大藏经》,不见于汉文中。
馆藏《金光明经》是十卷二十九品本的中《金光明经》,译者为元代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希儒僧格(1323-1367)。此类版本不仅收于藏、蒙文《大藏经》,其单行本的流传也非常广泛。是清中期北京版刻本,梵夹装,框高8厘米,宽45.5厘米,四周双边,共225叶,首两行为朱书。此版蒙古文《金光明经》的刊刻与流传不仅丰富了汉文《金光明经》,而且为研究其多种梵文本形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它对研究蒙古族佛教文化,以及包括蒙藏关系的多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蒙古族著名佛经翻译家西热图·固什·绰尔吉(1564-1620)的译著。该译本在清代至少被刻印两次(有明确刻印年代的1710年和1714年),后收入蒙古文《甘珠尔》。馆藏蒙古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该译本的清初竹笔抄本(朱墨),梵夹装,两侧护板刻有佛像图,框高15.5厘米,宽57.5厘米,四周双边,每卷前两叶为泥金抄本,字体工整,装帧精美,保存完好,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和艺术价值。
该经后题记由译者所写的17首结尾诗和译者之弟子吉德所写的诗句组成,其内容叙述佛教发展史,赞美蒙古各代皇帝以及上层人物弘扬佛教的业绩,并记述了提倡翻译此经书的人等。上述结尾诗是蒙古文学的一部分,故此经书又是研究蒙古文学的重要文献之一。
◆《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译者也是著名佛经翻译家西热图·固什·绰尔吉。馆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有三种版本。第一种版本为清代中期金粉抄本,框高6.6厘米,宽25厘米,四周双边,字体工整,保存完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是中国民族图书馆的特藏书。另一种版本为清代中期竹笔抄本,框高5.5厘米,宽20.6厘米,四种双边。此外还有一种为清刻本。
◆《圣忏悔灭罪大解脱普闻成等正觉胜庄严大乘经》是藏传佛教三大解脱经之一,在蒙藏地区持诵得十分普遍,并且具有为已故家眷持诵此经四十九天的习俗。蒙译本有林丹汗(1604-1634)时期贡嘎敖斯尔译本和清初卫拉特咱雅班迪达那木海嘉措译本。其中贡嘎敖斯尔译本分别于1708年、1711年、1715年及1729年在北京雕刻印刷。
馆藏《圣忏悔灭罪大解脱普闻成等正觉胜庄严大乘经》有三种不同版本,均为贡嘎敖斯尔译本。其一为贡嘎敖斯尔译本中最早的北京版木刻本,于1708年刻制,属于蒙古文佛经早期刻本的代表。刻本为梵夹装,框高8.4厘米,宽46.5厘米,四周双边,共三卷105叶。经书的封面上有《陈》一字。据跋文知此经书属北京安定门外傅·达赖印经处版本。其二为清代竹笔抄本, 梵夹装,
框高7厘米,宽8.5厘米,四周双边,共137叶。其三为民国十五年(1926)北京蒙文书社出版的铅印本,线装,框高8厘米,宽20.6厘米,四周双边,共273页。该经对清代蒙古文出版史以及早期蒙古文佛经翻译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除了上述几种文献之外,馆藏蒙古文佛教文献--1707年北京版《诸品积咒经》、清刻本《圣般若波罗蜜多二万五千颂》等《甘珠尔》单行本、清中期北京版刻本《莲花生大师传》、乾隆年间北京刻本《二世章嘉若必多吉传》、1818年内蒙古察哈尔查干乌拉庙木刻本《察哈尔格西洛桑楚臣传》等传记文献都是具有较高的学术版本价值的宗教文献。
主要有哲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药卫生等方面的文献。馆藏非宗教类古籍中较有代表性文献主要在文学类,地理历史类、语言文字类以及医药卫生类里面。下面重点介绍这几类文献。
2.1文学类古籍:馆藏文学类古籍共有30种252册3帙,较为重要的并代表性的有1716年北京版《格斯尔汗传》、清代中期刻本《布谷鸟的故事》、民国时期毛笔抄本《智慧钥匙》、民国时期毛笔抄本《成吉思汗两匹骏马》等。
◆北京版《格斯尔汗传》《格斯尔汗传》是著名的英雄史诗,与《蒙古秘史》、《江格尔》一同成为蒙古族古典文学三大高峰。书中主要叙述了九重天王格斯尔受命下凡,铲除恶魔,造福人间的神奇故事。《格斯尔汗传》有北京版木刻本、北京隆福寺本、乌素图召本、鄂尔多斯本、咱雅本、诺木其哈敦本、卫拉特托忒蒙古文本等多种不同版本。
馆藏《格斯尔汗传》是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北京版木刻本,梵夹装,框高13.5厘米,宽46.5厘米,四周双边,版框左侧有汉文《三国志》三字,书名页背后朱印佛像,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格斯尔汗传》版本。在国内外学术界较有影响,曾被译成德文、日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对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
◆《布谷鸟的故事》《布谷鸟的故事》属于佛教文学,葛鲁派"洛桑登巴坚赞"为了歌颂观世音菩萨,于1737年写成一部史著,其中改编了一些古老的佛教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说明死者的灵魂转移到一个人或一只鸟的新鲜尸体上的技术问题。此书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藏文译成蒙文,译者为代固师·阿旺丹皮勒。清代中期北京版木刻本,梵夹装,框高8.3厘米,宽46厘米,四周双边,它对研究蒙藏文学比较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馆藏文学类古籍里,还有近代蒙古族著名作家尹湛纳希的名著《青史演义》的抄本,《苦喜传》、《全家福》、《尚尧传》等本子故事手的抄本以及民国时期蒙译本《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汉文经典作品。这些都是研蒙古文学史的珍贵文献。
2.2历史地理类古籍:馆藏历史地理文献共有22种182册 1帙。除了《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为清乾隆六十六年(1795)刻本、《元太祖成吉思汗传略珍珠鬘》为清代末期毛笔抄本,以及《成吉思汗身世记》、《先祖成吉思汗创始史》、《水晶鉴》等清代抄本的影印本以外,其它大多数文献为民国时期抄本或石印本、铅印本。例如,另一种 《水晶鉴》为1924年抄本,《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是1927年铅印本,拉西彭索克著《大元水晶鬘》 是1941年铅印本 ,布和贺希格译《元朝秘史》为1941年石印本。萨岗彻辰著《蒙古源流》是晒印本。这些文献虽然版本年代较晚,但从它们的内容能理解蒙古族发展历史以及清代蒙藏关系。这一部分文献是研究蒙古族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馆藏历史地理古籍还有达木林苏荣译《元史》(1943年),乌日巴图,特木格图译《金史纪事本末》等通史文献。
2.3语言文字类古籍:馆藏语言文字类古籍主要有各种字典、辞典、词语集等工具书,共22种59册4帙。
◆《蒙文启蒙诠释苍天如意珠》,是乌珠穆沁(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蒙古人丹津达格巴于1723~1735 年间写成的蒙古语早期语法著作。馆藏《蒙文启蒙诠释苍天如意珠》是清雍正年间刻本,梵夹装,框高7.8 厘米,宽41.5厘米,四周双边,17 叶。该书是蒙古族现存语言文献中较早的一部,主要内容是14 世纪初蒙古语言学家搠思吉斡节儿所著的《蒙文启蒙》。《蒙文启蒙》原稿已失传,其原貌赖此《蒙文启蒙诠释苍天如意珠》得以保存。它对研究蒙古族文字史、蒙古语正字法、蒙古语言等都具有原始资料价值。
◆《智慧之源》,是章嘉呼图克图阿旺洛桑曲丹为翻译蒙古文《丹珠尔》而编撰的一部蒙藏对照名词术语辞典。馆藏《智慧之源》为清乾隆七年(1742)年刻本第十一卷以及其全十一卷的影印本,梵夹装,框高7厘米,宽50.8厘米,四周双边。它对蒙古文佛经翻译历史,以及蒙藏语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馆藏语言文字类古籍还有清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版刻本蒙藏合璧《详解月光辞典》,清光绪十七年(1891)北京版刻本满蒙汉合璧《钦定蒙文汇书》,民国六年(1917)石印本《蒙汉合璧五方元音》等辞书以及民国抄本阿旺丹德尔《善说蒙文文法语饰》等语法著作。
这些蒙古文、满文、汉文、藏文对照的各种辞书和语法著作也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研究清代的佛经翻译史和蒙古语及多民族语言教学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2.4医药卫生类古籍:馆藏医药卫生类古籍种类不多,只有5种6册2帙。其中有著名的《四部医典》蒙译本。
◆《四部医典》,这部医典由杰出藏医学家老宇妥·元丹贡布于公元8世纪著成,后来为躲避灭佛运动而被长时间地秘藏起来,直到古格王朝时期才被发现并流传于世。此后历代藏医名家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校注,阐释和补充。16世纪该书随喇嘛教传入蒙古,并约在18世纪被全部译成蒙文,全书共四卷。馆藏蒙古文《四部医典》是由敏珠尔多杰翻译的清乾隆年间刻本,梵夹装,框高8厘米,宽50.8厘米,四周双边,存第二三四卷。馆藏另一种《四部医典》是清代毛笔抄本,梵夹装,框高7.8厘米,宽35.6厘米,四周单边,存第一卷。
馆藏医药卫生类文献还有清抄本《普济杂方》、民国铅印本影印《秘方杂集》、民国石印本《保产机要》。这些文献对是现代蒙医的研究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除上述文献以外馆藏非宗教类古籍里,哲学类的有5种21册、政治类的有2种2册、法律类的有7种119册1帙、文化教育类的5种13册,天文历法类有1种1册。
留存至今的蒙古文古籍文献是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化、社会宗教、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价值。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丰富而珍贵的蒙古文古籍希望能够引起各方学者的关注。我们一方面丰富我们的馆藏,另一方面进一步开发利用现有的文献资源,使其永存于人间,以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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