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德·阿玛尔(Анандын Амар,1886-1941),1930年代的蒙古政府领导人,被斯大林怀疑,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乔巴山在蒙古执行斯大林的政策,执行了对阿玛尔的政治清算。历史风云变浑莫测,站错队引来杀身之祸,抱粗腿和顺应历史潮流很多时候又难分彼此,“识时务者为俊杰”者有之,勇敢地为理想献身者也为后世缅怀。

阿玛尔1886年出生于土谢图汗部(今布尔干省)破落贵族家庭,其父为khokhi台吉。阿玛尔自幼在旗学内学习蒙古语、满语、藏语。青年时期,阿玛尔开始当地方官员。1913年到1919年,阿玛尔在大蒙古国外务部任职副部长(侍郎)。

阿玛尔是蒙古人民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是1至7届国家小呼拉尔成员。

阿玛尔1932年至1936年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并分别于1928年至1930年和1936年至1939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首脑)。



斯大林一直担心日本切断横跨蒙古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他曾经说,如果日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胜利,“苏联将被毁灭”。


斯大林怀疑阿玛尔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一直希望撤换阿玛尔,但碍于其在蒙古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迟迟没有动手。

1936年阿玛尔在其总理的第二任期开始后和丹斯兰比勒格·道格松一起被怀疑从事反革命活动,因为阿玛尔为纪念革命成功十五周年而赦免了受勒库姆案牵连的囚犯(姜巴·勒库姆原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被国内安全局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审判并处决。其他许多无辜的人也同时被逮捕)。

站在阿玛尔身旁的是博勒吉德·根登(Пэлжидийн Гэндэн),蒙古政府左倾领导人,其任期在阿玛尔两届任期中间,因执行斯大林的激进政策躲过清洗。

刚被任命为内务部长的乔巴山宣称:“我们必须摆脱封建的麻烦制造者阿玛尔!”1938年9月乔巴山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乔巴山在莫斯科得到继续整治清洗的指示。返回蒙古后乔巴山奉命让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鲁布桑沙拉布通过政府决议,指阿玛尔有颠覆国家罪行。

阿玛尔夫妇在纽约洗衣店烘干机旁边等待


1939年3月7日,鲁布桑沙拉布和乔巴山在扩大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国家小呼拉尔的会议上指控阿玛尔从事反革命活动。阿玛尔在会上为自己辩护说:

“超出我的宗教信仰的信仰是,我坚信蒙古应该坚定地变成独立的国家。我热爱我的国家,我通过孜孜不倦的工作体现我的热爱。我算是献身于祖国发展的先行者之一,但是我被指为叛徒并受到苛责,令我心碎。”


经过一天的审判阿玛尔被定罪,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并被开除出蒙古人民革命党。随后阿玛尔被逮捕。 

蒙古1930年代的清洗波及僧侣


1939年7月,阿玛尔案被移送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他被送到西伯利亚城市赤塔,然后转往莫斯科。在莫斯科,阿玛尔在折磨之下完成了有关全部“其罪行”的自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莫斯科等待审判的阿玛尔与鲁布桑沙拉布被关押在一处,而正是鲁布桑沙拉布逮捕了阿玛尔。阿玛尔遭到审判后不久,鲁布桑沙拉布便被逮捕,莫斯科当时在清洗接近尾声的时候要求将松弦再紧绷起来。

和苏联人民委员卡拉汉卡拉汉

1941年7月10日,阿玛尔在苏联接受所谓“三人审判”,被判处死刑。“三人审判”是克格勃的前身内务部(NKVD)为加速,简化调查和审判,由3人不经公审进行裁定并判决。

在审判中阿玛尔强调: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那么他的政府总理应当被蒙古法庭审判。他的最后陈述是“当一个强权殖民一个小国时,典型便是逮捕和迫害其领导人。我个人的经验表明了苏联对蒙古就是这样的态度。”


阿玛尔被判决后马上被行刑队在莫斯科附近开枪处决,他的尸体被就地掩埋。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反思斯大林的大清洗,1956年12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发现没有证据证明阿玛尔有罪。1962年1月25日,阿玛尔获得平反。1989年9月26日,阿玛尔获恢复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籍。

在莫斯科受审时的照片

阿南德·阿玛尔在1934年曾著有《蒙古简史》,他在其中写道:

这是真正难以忍受的悲伤,蒙古民族自成吉思汗以来在欧亚各国纵横驰骋,但后来陷入分裂,其中许多部分无法保障维护其民族的根本、风俗、土地和财产,敬奉一个外国强权,蒙古人没有任何自主权力,而且屈从于外国为其利益服务。蒙古成了满人和中国等帝国争斗的筹码。如今南北又成为外部势力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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