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1952—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欧亚史学者。曾参与日本NHK“大蒙古”系列纪录片制作。2003年以历年研究成果获第六届司马辽太郎奖；2007年因《蒙古帝国与元朝》等书获日本学士院奖。著有《蒙古帝国的兴亡》、《忽必烈的挑战》等历史专著十余部。杉山正明教授通晓13种语言文字——汉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波斯语、梵文、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蒙古语、藏语、满语；因此他能够充分掌握亚、欧、美各地区的丰富史料，贯通东西方学术，整合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突破断代与区域研究的局限性，开拓新的领域与方向。他能将世界史与亚洲史及中国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微观研究体现宏观视野，论著质优而量多，兼具深度与广度，叠有新见，久为国际学术界所推重，不仅是国际蒙元史学界的顶尖人物，也是世界著名的京都学派现阶段的代表人物。
历史上有许多颇难证明的事物。这不是虚构所致，正因为那是真正发生过的事物，所以反而才很难证明。
然而，只要仔细比较之前与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有明显的不同。那到底是什么？疑问形成旋涡涌上来。于是，当我们看到极为微小事象的一端，那旋涡就越来越大。一个问题的解决会引发更多的谜题。
蒙古和蒙古时代，以及其为世界与人类进程所带来的变化不也是这样吗？
耐人寻味的解读
当代法国汉学家代表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描写落入蒙古军手中之前的南宋首都杭州繁荣景象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导言”中，有如下叙述：
“1276年，杭州遭蒙古人侵占，而整个中国也在其历史中首次全境失陷……蒙古人入主中原沉重打击伟大的中华帝国，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这一历史性事件却让中国历史遭遇了巨大挫折。”
这段描述鲜明地反映出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为文明国度，将蒙古等游牧民族定位为蛮族的荒唐意识。
不过，是否真如谢和耐所言，蒙古入主中原给中国带来了沉重打击呢？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将蒙古视作一个逆所有文化而行，只为战争而生的“蛮族”呢？并且，谢和耐书中的杭州是否真的被蒙古夺去了史上罕见的高度繁荣呢？
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东方？
谢和耐这本出版于1959年的著作，以一座在中国史甚至世界史上皆以高度精致闻名的文化城市——杭州为题材，精彩且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杭州百姓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此书目前已有英译本及中译本，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也发挥着极大的影响力。
然而，只要通读该书,就会留意到几个奇特之处。那就是他在引用谈论南宋时代杭州的繁荣的史料时，除中国文献外，还使用了马可·波罗（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及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等人的游记。
特别是马可·波罗的叙述，因为其坦率的描写总是被当作最有价值的资料来使用。例如在“都市生活的愉悦”一节中，谢和耐首先就引用了马可·波罗如下的一段话：“行在（即杭州）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顶级城市。在这里可以享受到各种乐趣，甚至令人幻想自己身处天堂。”
但是，马可·波罗来到的是蒙古统治下的东方。他所目睹并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统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是南宋时代的杭州。
有关这一点，谢和耐在序文最后做了附带说明：马可·波罗于杭州落入蒙古手中的1276年到1292年为止都生活在当地，“当时的城市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将马可·波罗的记述解读为南宋时代杭州的见闻亦无妨。
笔者对于这位名唤马可·波罗并闻名于世的旅行者抱有根本性的疑问：他是不是一位确实存在于世界上的人物呢？
因为现无确证指出马可·波罗这位在威尼斯档案馆留下文件的人物，是否与我们通称为《东方见闻录》的一系列游记抄本的主人公是同一人物。更何况，能否将所谓的《东方见闻录》视作一部书，也是一个疑问。虽然它有一系列的抄本，但这些抄本的内容与时期都各不相同，要设想最早的“祖本”都很困难。
问题在于一般认为马可·波罗停留在东方的1276年到1292年的这段时间，杭州与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这一点上。
若是单纯来想，蒙古统治下的杭州必须一直和极尽繁华的南宋时代“没有太大变化”才行。也就是说，蒙古的入侵几乎没有对杭州造成任何影响。如果说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荣，那么要引用马可·波罗的叙述来讨论南宋时代的繁华，很明显就是自我矛盾的。
越是引用《马可·波罗游记》等蒙古时代的文献来描绘杭州的繁荣，就越是反证了所谓“蒙古的打击”这个想法只不过是一种虚构。即使在蒙古到来以后，杭州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繁荣。这是极为简单的事实。
其实，就算不使用马可·波罗等异邦人的记录，所有一切同时代的汉文典籍史料，都显示杭州自南宋时代至元代始终是罕见的繁荣的大城市。就前文所引用的激烈语气来责难蒙古，悲愤慷慨地指称他们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沉重打击，其实都是无法用历史事实来加以证明的。
这样的误解其实不限于谢和耐，在日本或中国以及欧美研究者的著述中也时常可见。倒不如说这才是一般的见解。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形成的学说与结论，总是会擅自开始流行，许多人都会听从于此。但是，那只会造成重大的结构性误解，成为“定论”或“通说”，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么一来，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当然就会存在“蒙古血腥大征服”的印象。
蒙古大军进入杭州城的实际情况
1276年初，曾为南宋首都的杭州，在伯颜（Bayan）所率的蒙古军队前不战而降。灭亡的南宋当时的年号为德祐二年，用使其灭亡的蒙古忽必烈政权的年号来说则是至元十三年。
和一般的印象不同，蒙古军队实际上完全没有掠夺杭州市街。其中少数的流血，是南宋士兵造成的。在杭州城内外，有总计达四十万人的军队驻守，面对南宋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方针，一部分担心日后生活得不到保障的南宋将士引发了暴动。他们对于蒙古军进驻一事既软弱又无能，对南宋政府却态度强势。暴动的主力是下级士兵。军中将领和赞成尽快投降的高层官僚一样，热衷于保全自身性命。而在“征服者”蒙古兵临城下之际，想尽办法要在和平中献城的那些人，与对此主张抱持不满的人之间产生了冲突，也就是发生了内讧。
◑《西湖清趣图》中的南宋临安酒库与酒楼
反叛的一方遭到镇压，另一方带着被称为少帝及恭宗的南宋幼主赵昺兄弟——两位幼童——逃出杭州，企图前往南方东山再起。在这场混乱当中，南宋士兵中有某些人擅自闯入杭州市内的民宅，放肆地进行强抢、掠夺等暴行。
本应是征服者的蒙古军队，反而是纪律井然地入城的。蒙古军为了维持治安，令杭州市内家家户户在门前贴上家族全部成员的姓名，并禁止夜间外出。
当时蒙古军队如此漂亮地控制住了局势，即使在历史上几个类似事例中也是相当突出的。虽然这是因为有大汗忽必烈的严格指示，但从此事也可窥知蒙古进驻军中以伯颜为首的将官们的能力非比寻常。
追寻历史的新面貌
谢和耐在前引书中曾指出：“与一般所相信的相反，中国历史在人类历史中是其他国家或区域无可比拟的冲击性事件之连续，是最沾染血腥的历史。”这是难以否定的。
◑ 元代白描画家王振鹏《龙池竞渡图卷》局部
与此不同，1276年蒙古对杭州的占领，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近似于“接收”的这种温和的印象。并且，在此前后，蒙古极为和平地收服了南宋旧领江南（中国本土长江以南之地）全境，情况也可以说是大致一样的。
但是，这样一来，千篇一律的“历史”就不成立了。因为蒙古是“蛮族”，所以不破坏“文明”的话就于理不合。因此游牧民从一开始就被视作恶徒。
然而，明明没有根据，“杭州遭受蒙古打击”这种说法却被大肆宣扬。这就是“结论先行”“信者不疑”等心理在作祟。拨开层层迷雾，才能看到历史的新面貌。
本文节选自《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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