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蒙古帝国。大汗铁木真于1206年建立大蒙古帝国，被“天赐”为成吉思汗，可以引申理解为四方世界的君主。不负长生天的厚爱，成吉思汗以广博的胸襟和残暴刚毅的性格锻造了一个综合性的帝国，帝国军队由蒙古人、突厥人、通古斯人、汉人和波斯人组成，蒙古人、突厥人和通古斯人提供了游牧渔猎社会培养出来的古代最强兵员，汉人和波斯人则提供了当世最先进的军事科技，于是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用钢铁般的严密军令和各显其长的军事组织结束了全人类的一个大割据时代。在东亚，华夏、契丹、党项和女真人的中世纪“三国演义”被画上句号，日本镰仓幕府被迫绷紧神经，借助神风保全一方；在中亚，突厥人的众多帝国和邦国都被摧毁，沉迷伊斯兰教的长生天后裔们再次感受到了腾格里的愤怒；在中东，轰轰烈烈的十字军东征也暂停了行动，骑士们在锁子甲和十字罩袍里瑟瑟发抖，迷信成吉思汗是“约翰长老”的美好童话而苟且；在东欧，钦察突厥人被迫臣服新的草原共主，斯拉夫人、波兰人、匈牙利人和条顿人被箭钉死在冰面上，后世赞颂的俄罗斯的守护神——寒冬，对草原骑士而言毫无作用。



蒙古暴风为何如此猛烈？撇开成吉思汗、哲别、速不台、木华黎和拔都等帝国君主和将领们天才的指挥能力不谈，也不谈蒙古军人强大的单兵素质，原因便是他们的盔甲。蒙古军虽然装备了不下十种的盔甲，但其中铁扎甲和皮扎甲所占的比重最高，根据宋朝使节的描述，“创业时期”的铁木真汗自己所穿的也是一套皮扎甲。根据普遍的资料，蒙古军四成兵力为重骑兵，而铁扎甲是蒙古重骑兵中所装备的最高规格的盔甲。除了今天介绍的这一款铁扎甲外，蒙古军还装备着一种被称为“罗圈甲”的盔甲，其实质也是铁扎甲，只是将部分独立排用布帛或皮料包裹起来，形成间隔性的色差。

先给大家科普一下扎甲这个概念。扎甲是指将长方形（也有长方形圆头、椭圆形和正方形）的甲片直接用皮条或绳索互相编串而成的盔甲，其类目非常庞大，几乎遍布于所有甲胄系统中，包括草原甲系、中国甲系、日本甲系、伊斯兰甲系和欧洲甲系等。扎甲最早的起源是阿尔泰山以东的欧亚草原东部（草原西部则流行鳞甲）和传统中国地区，虽然在此之前的亚述帝国也使用类似扎甲的盔甲，但其形制又偏向于鳞甲，和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扎甲有一些区别。南北朝时期，东北亚的扎甲形制向世界扩散，这和当时欧亚大陆的“部族大迁徙”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骑马民族”自通古斯地区南下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将扎甲传向两国；匈奴的西迁导致的一系列部族迁徙也使我们能够在日耳曼蛮族盔甲中看到草原-中国式扎甲的影子；从中亚南下的嚈哒人等部族则将扎甲传向南亚和西亚。


扎甲的甲片在纵横两个方向上均互相叠压，也就是说1mm的甲片常常形成4mm厚的防御效果。早期的扎甲纵向和横向的叠压距离相似，因此活动性稍差；至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扎甲的横向连接依旧是紧密编串，而纵向则采用了挂吊的结构，即使用活动式皮条和绳索连接，使得上下两层甲片可以伸缩运动。扎甲上的缝隙基本与人体平行，即使从伸缩部位的空隙钻入，兵刃也会被上下叠压的甲片压制在一个和人肌体平行的角度，难以对人体造成有效伤害。


古典时代中国扎甲的材料多用青铜和皮料，早期草原扎甲除了这两种材料外还使用骨质、角质和木材等，在相当于中国秦汉之际时草原和中原均已开始配备铁制甲片。扎甲的鼎盛时期是辽、宋、西夏、金和蒙元时代这个中国的“中世纪”时期。


先前网上流行一个误解：轻装的蒙古骑兵怎么会打败了重装板甲的欧洲骑士？事实上，十三世纪初的欧洲依旧是锁子甲的天下，板甲还处在胚胎阶段，我们看到大量实物的全身板甲最早也在15世纪出现。而锁子甲的强项是防砍，对于刺击的防护效果十分微弱，在崇尚近战的欧洲深受骑士们的喜爱；然而在面对亚洲的箭矢风暴时却显得微不足道，尤其是面对性能优越的蒙古角弓；另一方面，占蒙古帝国军队四成的蒙古重骑兵的扎甲在各方面的防护性上都比欧洲骑士的锁子甲优越，而坚毅的蒙古马则弥补了扎甲在重量上的劣势。因此，蒙古帝国的军队装备占尽了各种优势，胜利便不足为奇了！

此次复原的蒙古帝国铁扎甲，属于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帝国重骑兵的普遍装备，复原依据来自于国内外学者的复原图和留存下来的实物。其结构包括头盔、胸背甲、胸背阔板、披膊、腰腹圈、腿裙和护臂。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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