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蒙古在河套地区的博弈（上）

明初对北元征战简述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进行北伐西征，是年，攻破元大都。元朝在灭亡后的数十年间，故元势力仍时刻谋求恢复旧有的统治，明朝则乘胜追剿，阻止蒙古贵族的反扑，双方之间战争不断。

之后，明军平定山西，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以后，明军进入陕西关中，元军节节败退，六月，明军攻占上都，元惠宗与爱猷识理达腊等人连夜出奔应昌。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元惠宗驾崩，爱猷识理达腊在应昌即位，是为元昭宗，这一年四月，徐达明军与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元军在沈儿峪口激战。此战扩廓帖木儿大败，全军覆没，包括诸王、国公、平章在内的1865名官员、84500   多名军人、战马15280匹都成为明军的俘虏，而“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紧接着，这一年五月十六日，明军李文忠部又克取应昌，爱猷识理达腊北走漠北和林，其子买的里八剌被明军俘虏。

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军李文忠部在大同迎击元将脱列伯，“大败之，生擒脱列伯，降其众万余……遂进兵东胜州，至莽哥仓而还”，洪武三年（1370年），明大同卫指挥使金朝兴“取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这是东胜落入明朝手中的明确记载。

从洪武三年（1370年）年中到洪武五年（1372年）是明朝北伐失败的这一段时间。《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朱元璋派徐达、李文忠、冯胜三道出师，讨伐北元，欲“永清沙漠”。被扩廓帖木儿诱敌深入，三路明军中，除冯胜一部取得胜利占领甘肃以外，其余两路人马皆大败，岭北之役的失利，使北元政权转危为安，迫使明太祖暂时打消一举征服和统一北方草原的打算。此后数年，明朝改变了一往对元主动进攻的态势，以守为主。到洪武八年（1375年）前后，元昭宗所倚重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死去，洪武十一年（1378年）元昭宗死去，北元失去了当初的锐气，和明朝一直处于北南对峙状态。

这种不利局面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沉寂过后必将迎来爆发。洪武二十年（1387年）的金山之役，手握重兵的北元丞相纳哈出及二十余万部众投降之后，明和北元对峙的僵局再一次被打破，明朝又才再次大规模举兵深入漠北，清剿残元势力。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大将蓝玉在捕鱼儿海大胜北元，后来自脱古思帖木儿死，宣告北元结束，蒙古部族内部开始陷入内讧分裂。

河套地区的战略地位

广义的河套地区是指现在的黄河“几”字弯及其周边流域，包含前套（现内蒙古包头、呼和浩特一带）、后套（位于乌拉山以西至巴彦高勒的平原）、西套（内蒙古磴口与宁夏青铜峡之间的银川平原）三个沿河平原地区。这一地区，黄河北有阴山山脉，西有贺兰山脉，东沿吕梁山向南，中有库布齐沙漠和鄂尔多斯高原。实际上，明代所指河套范围很广，是黄河由宁夏银川向北到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再向西到包头市、托克托县，再向南至山西河曲县这么一个范围内，形似一个“几”字。

前面说到，在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取得了东胜州。东胜是农牧文明交错之处，是漠南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之地，特别是在当时残元势力未清除，仍然伺机南下袭扰的情况下，东胜对于明朝防御北方的残元势力来说，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它北倚阴山山脉，南临黄河晋陕峡谷，西控河套，隔河与鄂尔多斯高原相望，与宁夏诸卫遥相呼应，东面又与大同、宣府、开平、大宁相连，构成了明代建国初期的一条外部防线。

洪武年间东胜卫的置废

为了控制这一重要地区，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将东胜州改为了东胜卫，试图加强对残元势力的防御。对于东胜卫设置的时间，学界研究观点并不一致，在此，本文不再单独做探讨，但根据《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有“升东胜卫指挥佥事程暹为巩昌卫指挥使”的记载。

前面讲过，由于洪武五年（1372年），明政府三道出师结果惨败而归，而残元势力则借机反扑，不断南下骚扰，进逼至兴和、开平、东胜和亦集乃一带。《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四记载，洪武五年六月（1372年）“胡兵寇大同之宣宁县下水镇，杀掠吏民而去。”，七月，明将中山侯汤和“至断头山，遇虏兵，与战不利，平阳左卫指挥同知章存道死之”，八月三十日“胡兵侵云内州，突入州城，……”。这一时期，北元不断的骚扰改变了河套地区的军事对峙局面，东胜卫就陷入北元军队的控制范围内。

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明朝开始有计划的收缩防线，内迁东胜等州民众于内地的战略转移。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六年（1373年），“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明政府这一时间内迁东胜等州民众三万余人于内地，表明明朝对河套地区的经略遇到了挫折，继而一定程度上废弃屯卫，内迁人口，收缩防线，实行内边防御。

而且这种军事战略上的收缩，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些此前招降的蒙古部族也不安分起来。在洪武三年（1370年）时设置官山羁縻千户所，到洪武八年（1375年）明朝以元国公乃儿不花（此人实未降明，后期仍叛归漠北）立官山卫，但随着洪武九年（1376年），因官山卫乃儿不花逃亡、察罕脑儿卫（洪武七年，1374年设立）伯颜帖木儿被执，官山、察罕脑儿两个羁縻军卫均遭废弃。

此后，限于自身力量和维护边务稳定等因素，明朝多以稳固边防为主，不再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朱元璋开始着手重点经营大同、宣府至北平一带的防务，开始修筑关塞，加强防御。《明史·兵志三》记载“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太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 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

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后，朱元璋开始大规模设置都司卫所，在开平卫以东地区设置大宁都司，置大宁卫，又陆续设置会州、木榆、新城、全宁、富峪等卫。开平卫以西的就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设立的东胜卫。它是朱元璋设在黄河河套地区东北角的重要卫所，在整个明代的北部边防中是唯一一个可以整个控制河套地区的卫。

《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洪武二十五（1392年）年八月“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迤东立六卫，卫五千六百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置大同后卫及东胜左右、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宣府左右十卫于大同之东，高山、镇朔、定边、玉林、云川、镇虏、宣德七卫于大同之西，皆筑城置兵屯守”。从洪武二十五年的东胜五卫到洪武二十六的年东胜左右二卫，说明后来东胜前、中、后三卫已罢。后来有学者研究认为，《明太祖实录》中此处记载东胜左右二卫“于大同之东”是误载，根据后来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所述，其复置后应为原东胜卫旧址，即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中记载，朱元璋的战略防御规划是“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又东至鸭绿江’   又北去不止几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又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及古北口北，又东至山海卫外……”这条防线自东向西从辽东都司所辖各卫开始，大宁、开平、兴和、东胜加上西北地区陕西都司所辖的宁夏卫、兰州卫、庄浪卫、凉州卫、山丹卫、甘肃卫等，不包括当时外围的一些任命蒙古贵族担任首领的羁縻军卫以外，这条防线是明朝当时能够实际控制的最北部边线。

靖难之役后的河套地区战略转变

建文元年（1399年）的靖难之役，是朱元璋始料不及的，这场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最终带来的是帝国北部边防产生了两大缺口：一个是大宁都司的内撤保定，另一个是东胜卫之撤。两个缺口，最终使得后来深入蒙古高原的开平卫孤军难守，最终不得不又于宣德五年（1430年）内撤独石堡。这对后来明代对蒙古的边防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东胜卫，其内迁理由是因孤远难守，据《明史·地理志》中记载：“永乐元年二月徙左卫于北直卢龙县，右卫于北直遵化县，直隶后军都督府。三月置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于怀仁等处守御，而卫城遂虚。”，对此《明太宗实录》卷十八中也称：永乐元年，“复设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于怀仁等处。胡凡发表的《论明代蒙古族进入河套与明代北部边防》的一文中，分析说，此处所指怀仁是指大同“府城西南七十里”所在，与东胜卫内徙的还有与其毗邻的云川、玉林、镇虏等卫。朱棣的这次裁撤，使得大同与宁夏之间无形之中出现了一个大空档，虽然在永乐年间，明朝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没有遇到边境危机，但在永乐朝之后，朱棣的这种做法却让子孙们尝尽了边务威胁的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