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蒙古两大活佛的兴衰

摘要：章嘉、哲布尊丹巴分别主管内外蒙古，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这四大活佛体系都随着时代变迁走上了不同的演变道路。

        

章嘉、哲布尊丹巴分别主管内外蒙古，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这四大活佛体系都随着时代变迁走上了不同的演变道路。 

 

    1957年3月4日,台湾台北市，一位67岁的老僧安然圆寂。身边的弟子亲随详细记录了老僧的遗言：自己的遗体火化后，遗骨交由副官陈静轩、外甥贺永庆二人供养。自己的转世灵童，由陈静轩负责寻找，希望政府对陈、贺二人的生活予以照顾。

    这位老僧，便是清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章嘉系统的第七世转世者，法名罗桑般殿·丹毕蓉梅。

           
                                              章嘉大师                                      

        清代四大活佛——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唯有章嘉系统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

这对于以中国文化道统正宗自居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困守台湾一岛，藏传佛教地区，无论西藏、青海还是蒙古均鞭长莫及，寻访灵童一事根本无从措手。虽有传言八世章嘉将在台湾本地甚至美国出现，但终究只是传言而已。被尊为“国师”、对国民党政府最为亲善忠贞的章嘉系统无奈地在台湾宣布断绝。日后,虽然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十四世达赖曾指认了八世章嘉，但这位章嘉活佛从未能回到自己在内蒙古的法座，也未能承袭从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开始、延续了251年的“国师”尊号。

    然而，与章嘉齐名、在清代掌管外蒙古教权的哲布尊丹巴系统则要幸运得多。2010年，一直不为蒙古国政府所承认的九世哲布尊丹巴索南达扎被授予蒙古国国籍，并在2011年正式被奉为蒙古国佛教领袖，在乌兰巴托甘丹寺举行了坐床仪式。虽然回到故地的九世哲布尊丹巴已经79岁，且在一年后便圆寂。但终究，被中断了87年的外蒙古佛教传统，从此可以回归正轨，福泽教民了。

    那么，章嘉与哲布尊丹巴这对内外蒙古的最高宗教领袖，有着如何的过往，又是为何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呢？

        

                     两大活佛系统的来历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都只是简称，完整的称号是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是在蒙古接受藏传佛教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尊号，本为“有福者”，后成为“圣者”和“获得佛果者”之意。在藏传佛教中，“呼图克图”是要“道行至高”的喇嘛才能获得，所谓“道”是指精通佛典，学识高深，所谓“行”是指持守戒律、普度众生。

    “呼图克图”的尊号在清代之前，是由达赖、班禅来颁给，仅是作为佛法上的至高荣誉，类似于学位；而入清之后，则要由大清皇帝册封，就不仅是宗教的尊号，还代表着政治权力。

哲布尊丹巴系统来自于西藏，原本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建立者嘉央曲杰的转世系统。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哲蚌寺法台多罗那他应喀尔喀、也就是外蒙古诸部的邀请前往传经约20年，深得喀尔喀诸部信奉和支持，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贵的圣人”。

回到西藏后，多罗那他被四世达赖认可为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1634年（明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圆寂，次年，五世达赖认定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其转世，法名罗桑丹贝坚赞，便是哲布尊丹巴一世。

    哲布尊丹巴的前两世，都转世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家族，在外蒙古诸部中极受崇信。但其地位是和达赖、班禅不能相比的，只是格鲁派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教”而已。

    但到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遭到准噶尔汗国进攻，诸部汗王抵挡不住，发生了归附清朝还是俄罗斯的争论，而哲布尊丹巴一世力主往投清朝。因为他的至尊地位，喀尔喀数十万众归附清朝，宣告了外蒙古正式进入清朝版图。

    有了这样的大功，哲布尊丹巴系统遂被清廷极为尊礼，康熙皇帝先后赐封“大喇嘛”、“启发哲布尊丹巴喇嘛”尊号。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颁给二世哲布尊丹巴金册金印，正式命其掌喀尔喀佛教教务，使哲布尊丹巴成为了与达赖、班禅平起平坐的大活佛。

    如果说，哲布尊丹巴从一世起便是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清朝皇帝对其的册封还是因时就势的话，那么章嘉系统则是清朝皇帝一手扶立起来的。

    章嘉活佛的法座，在青海互助县的郭隆寺。郭隆寺是青海湟水北部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属寺众多，因此活佛也很多，有“五大囊活佛”和“九小囊活佛”等二十余位活佛。而章嘉活佛便是“五大囊活佛”之一，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钦赐改名为“章嘉”。

    在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时期，虽然出任过郭隆寺法台，并因精通佛典而受到推崇，但影响是不出青海的。到了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之时，因为辅助康熙皇帝安定蒙古各部有功，得到赏识，受命驻锡京城，从此成为驻京活佛之一。

    此时西藏还没有为清朝所控制，而达赖喇嘛在蒙古诸部中拥有崇高威望，对康熙来说，在内蒙古扶持一位活佛消解达赖喇嘛的影响是当务之急。在内蒙古本有很多历史久远、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但因是“坐地户”，一旦受到扶持，很有可能成为内蒙古地区的独尊活佛，这是康熙帝不愿意看到的。二世章嘉的出现，正好应了这个急，章嘉系统的地位完全来自于清廷的支持，在内蒙古更是陌生的存在，不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

    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到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章嘉系统屡受赐封，最后不但获得即使达赖、班禅都没有领受过的“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尊号，并被授予“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的权力，正式成为掌管内蒙古、青海等地教权的大活佛。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两大活佛，在清代“敷教安众”，对于内外蒙古的安定都做出了不凡的贡献。到清朝行将就木之时，章嘉传到了第七世罗桑般殿·丹毕蓉梅，而哲布尊丹巴则传到了第八世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

    武昌城中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已经摇摇欲坠，内外蒙古虽地处边陲，但也迅速被时代洪流冲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作为两地最高宗教领袖，也开始了与历任前世完全不同的人生。

              

                        国变与活佛之选择 

 

    庚子之变后，清廷开始推行“清末新政”，不仅在内地，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地区，也全面展开。然而，新政虽“看起来很美”，但绝非清廷可以运用自如的。尤其在外蒙古，“创立新政日急，多不恤蒙情，蒙情始终无从上达，蓄怒愈深”，王公和百姓均怀怨愤，独立运动开始兴起。

    作为最高活佛的八世哲布尊丹巴，虽是藏人，但自幼生活在蒙古，与蒙古血脉相连，很自然地坐上了争取独立的战车。

    1911年（宣统三年）12月，在驱逐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之后，蒙古库伦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博格达汗”。

    在成为“博格达汗”后，八世哲布尊丹巴以“所有蒙古人皇帝”自居，颇有雄心，派兵南下内蒙古，欲图统一所有蒙古地区。但一度支持他的俄国不过是想要一块权益独享的殖民地和军事缓冲区，反而对他的“统一大业”不予支持，使得蒙古远征军“功亏一篑”。而俄国主导的《中俄蒙协约》，更是直接表露了“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布哈拉或高丽第二”的用心。八世哲布尊丹巴对俄国彻底失望，转而配合北洋政府在库伦设置办事大员，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并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予的“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尊号。

    1919年，沙俄崩溃，北洋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军进入外蒙古，迫使库伦政府取消“自治”。徐树铮做事蛮横，在外蒙古积聚了极大的不满。八世哲布尊丹巴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暗中支持1921年进入外蒙古的白俄“疯男爵”恩琴对中国军队的驱逐，并在恩琴的扶持下再次成为“博格达汗”。但恩琴行事残暴荒唐，八世哲布尊丹巴只得派人到北京，希望北洋政府派兵驱逐恩琴。可此时陷在内战泥淖的各派军阀互相掣肘，久不能出兵，终于导致苏联进入外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消灭了恩琴，建立了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名义首脑的独立政府。

    对由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八世哲布尊丹巴从一开始就表示出不信任和反对，在他们驱逐恩琴军队，进入库伦之时，他便发布文告，要求跟随革命党的牧民放下武器回家，“勤勉工作，帮助国家和宗教”，并明言“最后一批恩琴残匪已经由库伦逃走，国内已恢复了和平和秩序，因此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把军队开进首都，并且不需要建立新政府。”可蒙古已经处在“人民革命”的状态下，他的文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

    之后，新成立的蒙古政府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其中包括萨吉喇嘛领导的武装暴动、政府总理鲍道与中国军阀张作霖暗中联系，希望他出兵外蒙古等等，而这些活动的背后，都有八世哲布尊丹巴或明或暗的支持。

    但是，在苏联的铁拳之下，八世哲布尊丹巴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流于失败。1924年5月，54岁的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圆寂，虽被称为寿终正寝，但也有传言，他是被新政府用毒杀的方式秘密处决的。在他遇害6个月后，外蒙古君主制被废黜，“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而到5年后，蒙古国政府正式宣布中断哲布尊丹巴的转世。

    当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洪流中全力挣扎时，七世章嘉则相对顺风顺水。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不同，他虽是内蒙古最高宗教领袖，但历世章嘉均以国师的身份常驻北京，并没有如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一般与内蒙古的教民有着割扯不断的紧密联系；而其地位的尊荣，完全在于中央政府的扶持，要想继续享有“国师”的地位，就必须与中央政府互动，至于这个中央政府是清朝皇帝还是民国总统，都并不重要。

    1912年，外蒙古库伦政府宣布“独立”，并传谕内蒙古、新疆及青海各蒙旗，要求他们“一体归顺”。内蒙古王公中多有响应者。北洋政府一面召开“王公会议”进行安抚，一面也请七世章嘉出面对内蒙古各旗进行劝导。七世章嘉早就发表声明“赞成共和”，见中央政府需要，立即不辞劳苦，出面劝导王公们放弃独立主张。为酬其功，袁世凯于1912年10月，加封七世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弘济光明大国师”。章嘉系统正式从大清帝国的国师转变为中华民国的国师。

    待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七世章嘉第一时间遣使致贺，表示拥护。而国民政府也投桃报李，1929年在南京设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1930年更任命七世章嘉为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国民政府又任命七世章嘉为“蒙旗宣化使”，委以劝导内蒙古服从中央的重任。而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七世章嘉的“蒙旗宣化使”更进一步开始宣传民族团结、御侮图存。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河北、山西，七世章嘉的驻锡地五台山也暴露在枪炮之下。日人对之多方威逼利诱，希图将之控制在手中。而七世章嘉不为所动，跟随国民政府辗转各地，宣传抗战，其作为被赞誉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七世章嘉的功绩，国民政府加封“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尊号，并继太虚法师之后当选为全国佛教会理事长。不但宗教地位登峰造极，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1947年行宪国民大会时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非动乱的结束，而是另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国共之战随之全面展开，已经元气耗尽的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不过三年时间，江山易主已成定局。

    七世章嘉也面临着八世哲布尊丹巴当年的困局，一向无论中央是谁都尊奉之的七世章嘉这一回却改变了“一定之规”，对国民党政府不离不弃，于1949年从成都乘机飞往台湾。在他身后，内蒙古的法座汇宗寺已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烧毁，青海的法座佑宁寺于1966年被毁。

    只是七世章嘉没有想到，今生自己比哲布尊丹巴幸运，但在后世，哲布尊丹巴可以重返故地，而自己却只能漂泊异乡。

 

                     哲布尊丹巴世系的恢复

 

    按说，哲布尊丹巴系统的断绝比章嘉系统更早，境况也更为糟糕，为何在章嘉已无望重铸辉煌之时，哲布尊丹巴却能绝境逢生呢？而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曾是外蒙古的蒙古国已经宗教信仰自由，又为何迟到2011年，九世哲布尊丹巴才能回到自己的法座呢？

    1924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虽然蒙古国政府宣布废除君主制，但僧团的喇嘛们仍然在博格达汗乌拉省(现色楞格省宗哈喇县)找到一个名为图德布·罗布桑道日吉的男孩，将之选定为八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并向达赖和班禅申请认定。

    此时，九世班禅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关系破裂而流亡中国内地，在得到申请后，认定了灵童。但十三世达赖则认为，按照前清旧制，哲布尊丹巴除一、二世外，其余六世都在藏区转世，因此没有认定。

    蒙古僧团的活动，使得蒙古国政府颇为紧张。1925年发布通告，指出转世灵童的父亲是应该被消灭的世袭贵族，这等于宣布了灵童的不合法。1929年2月,蒙古国政府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从即日起不承认任何活佛的转世。

    到1930年，蒙古政府干脆将进行寻访和认定灵童的首脑人物判处死刑，参与者则判处徒刑，彻底封死了僧团恢复哲布尊丹巴系统的希望。及至1937年，蒙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大规模屠杀新政权的“反对者”，而喇嘛僧团更被作为主要目标予以消灭。据不完全统计，肃反中摧毁寺庙797座，处决喇嘛20356人，到1939年时，喇嘛阶层和寺庙组织被彻底消灭。

    而在这腥风血雨中，那位被指认的灵童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直到1948年去世。

    蒙古僧团被消灭，灵童泯于众人，但哲布尊丹巴系统不仅是外蒙古的宗教领袖，也是西藏哲蚌寺的法主传承者，西藏僧团自然不能袖手不管。

    1936年，就在蒙古僧团的种种努力都已宣告破灭之时，西藏僧团选择1932年出生于拉萨的蒋巴南卓·确吉坚赞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但此时十三世达赖已经圆寂，九世班禅仍流亡在外，因此只能由摄政热振活佛进行了认定，法名索南达扎。因为不符合宗教仪轨，索南达扎被认定为九世哲布尊丹巴的消息并未对外宣布。

    1947年，热振活佛在政争中失败，被拘禁后神秘死亡，其追随者遭到残酷镇压。恩师的死亡使得索南达扎失去庇护，为了避祸，他流亡印度。在印度期间，索南达扎生活拮据，为了生计被迫还俗，直到1986年才重入佛门。

    1991年苏联解体，蒙古国也实现了民主化改革。是年9月20日，索南达扎在印度被确认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并于第二年举行了坐床大典。

    坐床典礼后，蒙古国政府获悉九世哲布尊丹巴在印度，反应不积极，但民间的各种活动却广泛展开，就有关九世哲布尊丹巴的真伪问题，举行了各种学术研讨会。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组织了“博格多基金会”,筹资修缮哲布尊丹巴宫寝。

    1995年,蒙古14个寺院联名向政府上书，要求允许九世哲布尊丹巴访问蒙古，没有得到批复。1996年，蒙古宗教界想邀请九世哲布尊丹巴访问蒙古，但被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转世仪轨尚不清楚为由拒绝。1999年，九世哲布尊丹巴借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之机，以普通游客身份取道进入蒙古，并在甘丹寺等地讲经，但很快被以签证过期为由强迫离境。

    在返回蒙古屡屡受挫的情形下，九世哲布尊丹巴只能在俄罗斯的各藏传佛教地区布道，并获得巨大成功，仅在2003年，便给13万人进行了时轮金刚灌顶。这对蒙古的佛教徒来说是极大的鼓舞，而对蒙古政府，则是巨大的压力。

    压力之下，蒙古国政府终于在2010年授予九世哲布尊丹巴蒙古国国籍，并在2011年承认其为蒙古国佛教领袖。

    哲布尊丹巴系统回乡之路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仍历经坎坷，而章嘉系统面临的问题要更为繁琐、复杂，要回归其法座，恐怕是难以期冀的，至于重新获得“国师”的称号，则更显得虚无缥缈，如天方夜谭一般了。

                                      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31期周刊总第5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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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章嘉呼图克图

 

       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之最大转世活佛。四大呼图克图之一。原为青海互助佑宁寺活佛之系统。章嘉，为西藏名之音译，又作张家、章佳，原系西藏地名；呼图克图，为蒙古语 Xutuqtu 之音译，又作胡土胡图、胡土克图等，圣者之义。章嘉呼图克图，为章嘉地方的圣者之意。通称为章嘉格根（Lcan-skya gegen）或格根（gegen，为蒙古语‘光明者’之义）。被视为文殊化身，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并称蒙古二大喇嘛。

       至清初之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1642～1715 ）方确立章嘉呼图克图为内蒙古喇嘛黄教统辖者之地位，故其应为此职位之实际鼻祖；相传在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之前有十三世转世传承，故师通常被称为第十四世章嘉呼图克图。关于十三世之世代，历来有多种说法。据妙舟之蒙藏佛教史第五篇之说，前十三世之转生传承如下（其中前三世之传说色彩极浓）：(一)森泰葛根（藏Cunda-gegen ）。(二)奈逊奈（藏Nasuna ），转生于印度，精通群经，归依者极多。(三)达巴保阿阇梨，亦转生于印度，常持经咒，住世长达一千二百年之久，为传说中之人物。(四)革那巴拉森（藏Ska-ba dpal-brtsegs ），为吃栗双提赞王时代之著名译经家。(五)骚坡苦巴（藏Sgro-phug-pa），为喇嘛旧教宁玛派之喇嘛。(六)司寒龙瓦。(七)朗足通瓦。(八)发思巴（藏hphags-pa ），为元代初期之国师。(九)罗布桑（藏Blo-bzan），以持律精严与讲说弘法著称。 (十)甲卿曲吉（藏Byams-chen chos-rje ），即西藏佛教之大改革者宗喀巴之弟子释迦也失。(十一)求基迦勒萨（藏chos-kyi rgyal-mtshan ），晚年驻锡于蒙古。(十二)舻突巴粒迦托尔珠，转生于西藏东北之唐克托（Tangut），晚年迁居拉萨，礼谒达赖喇嘛五世。(十三)禅克巴朗塞粒，转生于唐克托之格伦札巴里寺之傍，后即长居于该寺研读自藏州传来之密典，世称章嘉呼图克图罗伯卿（藏Slob-chen ，意指大学者）。

       至十四世开始，即进入清代之治世。大抵而言，清代对掌握内蒙黄教首领地位之章嘉呼图克图甚为礼遇，不仅授与管理宗教事务之权，并令参与内蒙行政大事，于京师更居上位，支给月廪，夏秋二季避暑于五台山或多伦诺尔（藏Dolon-nor ），于高宗时所设之大活佛抽签金瓶亦委其保管，故其权势渐增，清朝中期以后，势力更扩及热河、辽宁、陕西、甘肃、青海等处。

       第十四世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转生于宗喀巴之生地宗喀，九岁，住入格伦札巴里寺，后至卫州研习般若。二十三岁，从达赖喇嘛五世受具足戒，并居留藏州、卫州广习诸学，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始归返宗喀。康熙三十二年，奉敕驻锡北京法源寺。三十六年，达赖喇嘛六世立，师奉命入藏送敕印。四十五年，受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之号。五十二年，圣祖巡幸多伦诺尔，授予掌管西藏以东之教权（黄教）。五十四年，示寂于多伦诺尔，圣祖亲送其龛座至西宁。

      第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为罗赖毕多尔吉（意译游戏金刚， 1717～1786），又称耶喜忒皮嚼钠曼伯拉森波（意译智慧教灯），转生于甘肃凉州。四岁住入格伦札巴里寺。八岁，奉召赴北京，先后住于旃檀寺、崇祝寺（旧称法源寺）。雍正九年（1731），世宗于多伦诺尔汇宗寺之西营建善因寺，召师驻之。十二年，受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之号。同年入藏，从达赖喇嘛七世研习梵典，复从班禅五世受具足戒。乾隆元年（ 1736），高宗颁赐‘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札萨克达喇嘛’之印。十六年，受封‘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号。乾隆五十八年示寂。师精通藏、满、蒙、汉等文，著作丰富。曾与硕庄亲王共同纂修‘钦定同文韵统’八卷，并以此书为底本，编纂‘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八十八卷。其他另有首楞严经之编校、蒙古译甘珠尔之校正、蒙古译丹珠尔之翻译、造像度量经之厘订、喇嘛神像集之编纂、满文藏经之整理等，多被奉为蒙藏佛典之圭臬。

      第十六世伊希丹毕札拉参（意译智慧教幢，1787～1846），转生于青海宗江之北方。八岁入京朝觐。十四岁时受仁宗之谕旨，入藏求学，二十岁受具足戒后又归返北京。嘉庆二十四年（1819），任‘管理京都喇嘛班第札萨克达喇嘛常印喇嘛’。道光十四年（1834），受赐大国师之金印。于六十岁诞辰之际受恩旨管理汇宗、善因二寺，及自康熙五十三年至雍正九年间所营建之诸寺，然于同年即示寂。　　

      第十七世为治熙但璧呢玛（意译智慧教日，1849～1875），亦转生于青海宗江之北方。八岁入宫。咸丰八年（1858）谒见文宗。后赴内外蒙古之王公贵族等之迎请而至多伦诺尔，又转往甘肃。后值文宗崩逝，遂归北京。同治元年（1862）入藏修学，穷极显密之旨。二十岁受具足戒。翌年回北京，受封大国师号。同治十年，受赐管辖汇宗、善因二寺之印信。光绪元年（1875），自五台山归返北京时，示寂于城外之天宁寺。　

      第十八世为罗藏丹森讲索（意译善慧智教海，1878～1888），转生于西宁。光绪十二年，谒见德宗。十四年经五台山至多伦诺尔，然于同年即示寂。　　

      第十九世为雳迎叶锡道尔济（1891～1957），又称桑结札布、罗桑班殿丹毕蓉梅（意译善慧吉祥教灯），光绪十七年转生于唐克托地方（一说光绪十五年转生于青海大通县之拉路塘）。光绪二十二年，行坐床典礼。二十五年入京谒见德宗，翌年受‘札萨克达喇嘛’号，驻锡北京。三十年，奉旨管理北京之嵩祝、法渊、知珠、法海等四寺，五台山之镇海、普乐等诸寺，多伦诺尔之汇宗、善因二寺，及西宁之廓隆、广济等二寺，并受赐‘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之印。民国肇立，章嘉受政府尊崇如故，为民国四大喇嘛、黄教四大呼图克图之一。先后受封宏济光明、昭因阐化、护国净觉辅教等大师德号。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蒙旗宣化使、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总统府资政。内战失败，随国民党政府逃台。四十一年代表参加在日本召开之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向日本政府交涉，请回玄奘大师之顶骨，而于南投日月潭建塔供奉之。四十六年示寂于台北，世寿六十八。

 

       关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藏语：Rje Btsun Dam Pa；蒙古语：Javzandamba Hutagt；英语：Jebtsundamba Khutughtu），简称为哲布尊丹巴（一作折卜尊丹巴），蒙古语亦称温都尔格根（高位光明者）、帕克托格根（圣光明者）或博格达格根，是外蒙古藏传佛教最大的活佛世系，属格鲁派，于17世纪初形成，与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并称为蒙古两大活佛。是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章嘉呼图克图齐名的藏传佛教的四大活佛之一。

    传说，哲布尊丹呼图克图最早降生的印度，是释迦牟尼佛的五百比丘之一，后转世在西藏，传世十五世至多罗那他（1575年—1634年），是西藏觉囊派高僧。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多罗那他应蒙古喀尔喀部的阿巴岱汗邀请前往库伦一带传经约20年，深得喀尔喀部诸领袖人物的信奉和支持，逐渐成为当地宗教领袖。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胜”。崇祯七年（1634年），多罗那他圆寂，次年，喀尔喀诸汗王认定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诞生于喀尔喀部的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其转世，法号罗桑丹贝坚赞，立其为法王。顺治六年（1649年），罗桑丹贝坚赞赴西藏学法。七年（1650年），罗桑丹贝坚赞从四世班禅喇嘛罗桑却吉坚赞受戒，并觐见了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两人均要求其改宗，作为正式承认其活佛地位的条件。在固始汗的扶植下，八年（1651年），罗桑丹贝坚赞为了藏传佛教思想性统一便由觉囊派改宗格鲁派，达赖承认其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格鲁派已在西藏拥有了政教一体的统治地位。

    顺治十四年（1657年），罗桑丹贝坚赞回蒙古传法，驻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之额尔德尼召（光显寺），逐渐成为外蒙古各部的政教领袖。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喀尔喀部受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攻击，罗桑丹贝坚赞率喀尔喀三汗所属部众臣服于清朝。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册封其为呼图克图大喇嘛，统管外蒙古喀尔喀部宗教事务。此后，按惯例该活佛系统的传承需受到清朝皇帝的册封和西藏达赖喇嘛的认可才具有生效力。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在库伦修建庆宁寺，此后，哲布尊丹巴转驻于此。乾隆帝在位期间，哲布尊丹巴每年必须向清朝政府进贡八匹白马和一头白骆驼，称为“九白之贡”以彰显友谊象征。乾隆还进一步规定，哲布尊丹巴的转世必须在拉萨大昭寺金瓶挚签决定。蒙古人也认为他是成吉思汗后代的转世，因此承认他是君主。满清一方面为了分散蒙古统治的权力，一方面也为弘法事宜，置库伦办事大臣与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管理他的徒众（沙毕纳尔），堪布诺门罕管经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