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文化 | 元代八思巴文圣旨长牌赏析

笔者已撰写两篇文章分别对蒙元时期金虎符、虎头金牌、虎头驿牌和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今天专文就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进行再一次全方位分析，以求廓清目前对这种符牌还存在的尚未捋明白的观点，重新认识这种符牌的真正面目，还其在元代符牌中应有的地位。由于笔者掌握的资料可能不够全面，文章中也许会出现挂一漏万的纰漏，观点也仅是一家之言，对错与否敬请各位方家指正之。

一、存世的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

1、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的特征。

这种长条状板形，金银合金、金铜合金，银铜合金材质，个别有铜质，手工锻造的，首部有一可以轻松转动的，上面刻有分类编号的圆孔式环形纽（个别无编号），牌两面刻八思巴文“依靠长生天的力量，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致死。”的长牌，应是元代最尊贵的、真正的“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

它和元代职官牌：金虎符、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以及用于驿传的虎头驿牌，应不是一种性质的符牌。金虎符、虎头金牌，是以特殊的形制与不同标志，表明官员等级品类的；而平金牌、平银牌职官，应是象大蒙古国晚期“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刻八思巴文‘防务千户，准行君帐’”平金牌一样，面上写明皇帝圣旨，背上明确写明具体职位和权限的。

蒙元符牌进入元朝，已发展成一套分类细致，职能明确，等级严明的系列符牌系统。从目前存世的元代符牌看，职官牌就有从一品至九品官的不同形状、不同材质、不同文字的系列符牌；乘驿牌也统一成圆形铁质金银字虎头圆牌；新出现的令牌、夜巡牌、省府巡牌、夜行牌更是与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牌风马不相及的符牌。以往论述考证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银牌的学者，往往把皇帝圣旨金银牌和“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牌与职官牌、乘驿牌混为一谈，结果至今关于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的性质、职能始终没有捋清，以至使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牌的研究钻进了牛角尖，无法继续扩大成果。

其实，区别是否是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的界限很清楚，第一、只要材质不是金银质（金银合金、金铜合金，银铜合金）；形制不是长条状板形，手工锻造的，首部有一可以轻松转动的，上面刻有分类编号的圆孔式环形纽的；牌两面刻的八思巴文（正面三行，背面二行）不是“依靠长生天的力量，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致死。”的符牌，就绝对不是“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

2、存世的非元朝非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

目前有的研究者往往把国外发现的蒙元时期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的非八思巴文符牌也当成元代符牌来研究，其实这是个误区。四大汗国虽然都源出“黄金家族”，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初期承认大蒙古国和元朝的宗主国的地位，但为时不久，一个个都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的符牌，1271年建立“大元国”以前的，非八思巴文符牌，如回鹘式蒙古文符牌、波斯文符牌等等，都可放在大蒙古国符牌中进行归类研究与考证。而“大元国”建立以后的非八思巴文符牌，如回鹘式蒙古文符牌、波斯文符牌等等，就应该放到四大汗国符牌研究之中，这样可以避免元代符牌研究的混乱。

象目前在前苏联地区发现的四枚回鹘式蒙古文符牌，都是金帐汗国各汗圣旨符牌：

⑴1848年在俄罗斯第聂伯河附近格鲁谢夫卡村，发现一枚回鹘式蒙古文银长牌（见图1、）。牌子为长条板形，四角抹圆，上端中央有虎头纹饰，左右为飞乌纹。下有一可以转动的圆孔式环状纽。牌子中间有鎏金回鹘式蒙古文，面背各两行，大意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Abd Ullah汗圣旨。违者论罪处。”从牌上蒙文判断，这枚长牌属于金帐汗国Abd Ullah汗（阿卜杜拉，1362-1370年在位）时期。此牌现藏艾来尔塔什博物馆。这是目前有虎头纹饰的唯一一面回鹘式蒙古文银长牌。

⑵19世纪90年代，在伏尔加河左岸鞑靼营，发现一枚回鹘式蒙古文银质长牌，附近的银匠切走了银牌的下半部分。这面残牌后转卖给俄人简可夫。迟至1909年时，银牌仍在他手中，以后就不知下落了。牌的上端有供穿系用的可以转动的圆孔式环状纽。纽上是阴刻装饰性图案，正背面不同。正面居中的的是被圆圈包围的一朵八瓣花，圆外是六朵祥云。背面为五朵祥云，中间一朵较大，其余则两两相对。从圆圈图案延伸出一个箭头图形，直达顶部的云朵。牌上面背各刻书回鹘式蒙古文二行，文意大致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Toghtogha汗圣旨。违者论罪处。” Toghtogha（脱脱）汗是金帐汗国执政时间较长的汗，1290至1312在位。

⑶19世纪末俄国文物收藏家什楚金，在格鲁吉亚的年市上购得一枚回鹘式蒙古文银质长牌（见图2、）。图案、形制均与上述鞑靼营银长牌相同，牌上面背也各刻书回鹘式蒙古文二行，大意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Oz Bog汗圣旨。违者论罪处。”据此，此牌当属金帐汗国 Oz Bog）汗（月即别1312-1340）时期铸行。

⑷1967年莫斯科俄罗斯历史博物馆，在乌克兰的辛非罗波尔发掘到一枚回鹘式蒙古文银质长牌（见图3、），此牌为长方形，长29.7厘米，宽8.8厘米。在牌子上部有一用来穿系的的直径2.4厘米的可转动的圆孔式环状纽。纽上是阴刻装饰性图案，正背面不同。正面为花朵祥云，顶部环形图案中刻有一朵六瓣花，环形外侧有左右对称的祥云四朵。背面为祥云，弯月图案，弯月周围有云四朵。牌上面背各刻书回鹘式蒙古文二行，文意大致为“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Keldi Beg汗圣旨。违者论罪处。”据此，知此牌属金帐汗国Keldi Beg汗（克尔迪伯1360-1362在位）时期符牌。

以上四种金帐汗国回鹘式蒙古文皇帝圣旨银质长牌，是在忽必烈建立了大元国，确定了八思巴字为“国字”后铸造，说明金帐汗国此时已完全独立，已不服从宗主国管辖。所以这样的回鹘式蒙古文皇帝圣旨银质长牌，不应再放到元代符牌研究，而应放到大蒙古汗国或四大汗国符牌系列中进行研究。否则，就会给元代符牌研究添乱。

3、存世的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牌。

目前，全世界共发现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牌七枚，其中金牌两枚，银牌四枚，铜牌一枚。七枚中有两枚银牌在俄罗斯。它们分别是：

⑴1846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的米奴辛斯克，发现八思巴式蒙古文银质金字长牌一面，被称为米奴辛斯克牌子（见图4、）。牌子长方形，四角抹圆，长30.5厘米，宽9厘米，穿孔直径1.7厘米，上端嵌有用以系带的可以转动圆孔环状纽，纽上刻有汉字编号“宿字四十二号”。牌上无纹饰，有双钩体鎏金八思巴字五行，正面三行，背面两行。文意为“依靠长生天的力量，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致死。”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艾尔密塔什博物馆。

⑵1853年，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色楞格河下游的纽其村发现一枚银质金字长牌，称作纽克斯克牌子。该牌与米奴辛斯克牌子，形制完全相同，只是其中一个八思巴字与米奴辛斯克牌子的不同，但读音与所表示的意义相同。该牌长29，5厘米，宽8.8厘米，穿孔直径1.7厘米，纽环上编号为“荣？”字卅四号。现藏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艾尔密塔什博物馆。

⑶1950年末,由原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邓子琴先生，在四川阿坝藏族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期间，征集的一枚长方形八思巴文黄铜质牌子（见图5、）,长25厘米，宽8.2厘米,顶部有一圆孔式环形纽，不知是否可以转动？纽上无编号？牌子上半部为梯型，从上端穿眼处往里收缩，下半部为长方形，与迄今发现的元代八思巴文金银牌符的长方形形制有所不同。正反两面以点状双钩体刻有八思巴字5行，正面3行，背面2行。所刻八思巴字属蒙古语，与所有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牌所刻文字完全相同。该牌现被西南师范学院博物馆收藏。该馆认为该牌是元朝颁赐给阿坝塘错尔基寺的忽必烈蒙古文铜腰牌。

⑷1998年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征集到一枚八思巴字蒙古文银质金字长牌（见图6、）。牌长29厘米，宽8厘米，上端有一可转动圆孔式环形纽，纽上刻有汉字牌号“丁字八十号”。牌子面背上有刻有双钩体鎏金八思巴文字五行，面三行，背两行，意思是:“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处死”。该牌现收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唯一一枚鎏金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银质长牌。

⑸2004年4月，内蒙古大学包祥教授购得一农民、发现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镇的，一枚八思巴字蒙古文金质长牌（见图7、）。牌为长条板形，四角抹圆，长25.7厘米，宽8.1厘米，重348克。材质为金银合金（含金量58.44％）。牌上部嵌有应可转动的铁环，环外径5厘米，内径2厘米，可惜的是正面纽环已损坏丢失，背面纽环上錾刻牌号“张字九十六号”。牌面无装饰图案，只有双钩体八思巴字五行，正面三行，背面两行。文字内容与上述所有银牌相同。

⑹2006年8月8日，收藏家裴元博从一泉友手中，转购得一枚发现于河北省围场县西龙头乡东城子村北的，一枚八思巴字蒙古文银质长牌（见图8、）。牌为长条板形，四角抹圆，牌长19.5厘米，宽7.2厘米，厚0.192厘米，重248.8克。上端有一可转动圆孔式环形纽，纽环外径3.77厘米，纽内径1.2厘米，纽环宽1.26厘米，纽上刻有汉字牌号“丁字七十八号”。牌子面背上有刻有双钩体八思巴文字五行，面三行，背两行，意思是:“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处死”。该牌现被收藏家裴元博私人收藏，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唯一一枚不鎏金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银质长牌。

⑺2008年6月4日，收藏家裴元博在家中，从一名藏友手中，转购得两枚据说同时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约20公里、闪电河北岸元上都遗址地区的蒙元金符牌。其中一枚“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刻双钩体八思巴字‘防务千户，准行君帐’”含金量60％以上；一枚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质长牌（见图9、），含金量约40％左右。“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笔者已在《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一文中做了初步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质长牌，牌为长条板形，四角抹圆，牌长21.1厘米，宽6.7厘米，厚0.197厘米，重261.8克。上端有一可转动圆孔式环形纽，纽环外径3.38厘米，纽内径1.15厘米，纽环宽1.26厘米，纽面背上刻有汉字牌号“乙字九號”。牌子面背上有刻有双钩体八思巴文字五行，面三行，背两行，意思是:“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处死”。该牌现被收藏家裴元博私人收藏，这是中国境内继索伦金牌发现后发现的第二枚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质长牌。而且是忽必烈最早铸造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牌的初制样牌。

上述七枚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银铜长牌，大小不一：最长者30.5厘米，最短者19.5厘米；宽窄不同：最宽者9厘米，最窄者6.7厘米；编号各异（按本节顺序）：⑴“宿字四十二号”，⑵“荣？”字卅四号，⑶没编号，⑷“丁字八十号”，⑸“张字九十六号”，⑹“丁字七十八号”，⑺“乙字九號”；材质多种：金、银、铜；发现地域不同：⑴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的米奴辛斯克，⑵发现于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色楞格河下游的纽其村，⑶发现于四川阿坝藏族地区，⑷发现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清水河县，⑸发现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镇，⑹发现于河北省围场县西龙头乡东城子村北，⑺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约20公里、闪电河北岸元上都遗址地区。均非考古出土。

此种种不同，说明这七枚符牌，绝不会是一个时期，为某个用途而铸造。

二、存世的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的制作时期的推测

七枚存世的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环纽编号与发现地的不同，为推测它们制作的大体时间提供了可能。这是因为圣旨长牌环纽编号，是按制作时间顺序，逐一采用“‘天干地支’字头编号法”，“《百家姓》字头编号法”编号的。每个字头编号因为都是以百号为限。（因为太祖分天下为97千户，每千户下仅有十个百户，每百户下仅十个十人长。从万户至十人长，个体等级讲都没有超过百数的，所以以百做基数是完全够用。）所以，只要查出编号字头在“天干地支”和《百家姓》中的位置数，即可知道这个符牌制作的批数，根据当时档案制作登记，就可立即查清何时，何人（皇帝，监官，工匠）制作，用途，数量，颁发给何人使用。

如今，我们虽没有元代档案制作登记材料，但参考发现地位置，并结合其它资料，还是可以推测出符牌大体制作时间的。如编号“乙字九號”的本文第⑺枚，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质长牌，编号字头“乙”，为天干第二位，查与此牌同时发现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刻双钩体八思巴字‘防务千户，准行君帐’”金符牌，牌纽环上刻的汉字编号为“甲字拾九号”。

通过考证已知“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刻双钩体八思巴字‘防务千户，准行君帐’”金符牌，是忽必烈任大蒙古国薛禅汗时铸的最后一批“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金质长牌，也是第一批以八思巴字任命职官的职官牌，是大元朝与大蒙古国体制交替时的见证牌，之所以用第一天干“甲”作为字头，为忽必烈八思巴字职官第一牌编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甲”是天干的第一位，也是顺序第一的代称，是表示居于首位的，超过所有其它的地位。而能担此“天下第一牌”重誉的，在蒙古“黄金家族”中，仅太祖“成吉思皇帝”一人耳。故此忽必烈把自己任皇帝后的职官第一牌，冠以“甲”（第一批）字编号，以示对祖先的敬畏。

然后，忽必烈把代表自己的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质长牌，编号为“乙”字头，定为天干第二位。这说明最早的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质长牌，与“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刻双钩体八思巴字‘防务千户，准行君帐’”金符牌，制作时间基本相同。而两牌同出土于元上都附近，这就更加深了它是元朝初期符脾改制时的呈样符牌的可信性。加上两牌本身的贮藏的信息，如，“当年”工匠刻字时所画的规矩线，说明它们制出后并未投入使用；而两牌的形制数据与“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契丹文‘走马’”符牌基本一致等制作工艺传承有续的信息，都可以圆满符牌早期制作的可信度。

再比如两枚“丁”字头编号的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银质长牌，编号字头为天干第四位，编“丁xx”号告诉我们，它们是同一批产品，是大元朝制作的第四批符牌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银质长牌，自然也是元代早期符牌。事实证明，天干编号金银符牌是大元国制造最早期的皇帝圣旨牌。如果推测无误的话，地支编号金银符牌应是大元国中早期的皇帝圣旨符牌。而以《百家姓》编号的金银符牌就应是大元国中晚期的皇帝圣旨符牌了。

从面世的几枚以《百家姓》作为编号字头的符牌看，此时的形制变得越来越大，突破了早期规范的标准，出现了各行其是，随意乱造的情况。如索伦金牌，编号“张字九十六号”（《百家姓》第24位）；纽克斯克银牌，编号“‘荣？’字卅四号” （《百家姓》第199位）米努辛斯克银牌，编号“宿字四十二号”（《百家姓》第266位）。字头在《百家姓》中的先后顺序，应准确地反映了大元国皇帝圣旨金银牌制作的先后顺序。至于无编号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铜质长牌，则应是大元朝庭为藏区寺庙特铸的地方使用的符牌，之所以不予编号，一是无法厘定等级，纳入国家符牌系列；二是少量特铸，匆需编号。

三、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的用途和使用方法。

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长牌的用途，是史学界始终没有捋清的问题。职官牌说，是最主要的说法。他们最喜欢引用的是《元史》卷98《兵志》曰：“考之国初，典兵之官，视兵数多寡，为爵秩崇卑，长万夫者为万户，千夫者为千户，百夫者为百户。世祖时，颇修官制，内立五卫，以总宿卫诸军，卫设亲军都指挥使；外则万户之下置总管，千户之下置总把，百户之下置弹压，立枢密院以总之。遇方面有警，则置行枢密院，事已则废，而移都镇抚司属行省。万户、千户、百户分上中下。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元史》卷91《百官志》记载：元代诸路万户府和千户所官员配置虎符和金牌、银牌的等级规定是很严格的。《新元史》卷96则集中归纳，指出“虎符”和金银牌的配置和官员的等级一一对应。“军官牌面：正一品，三珠虎符。从一品，二珠虎符。正、从二品，一珠虎符。正、从三品，虎符。正、从四品，正、从五品，俱金牌。正、从六品,正、从七品，俱银牌”。

这里，学者们仅见到两面均是八思巴字圣旨的金银牌，没见到真正的职官金银牌的样子，误以为职官牌也只有圣旨无需标明官职部门。其实，这是个天大的误区，任何一个朝代和国家的官员（现在称公务员）没有任命书和任职凭证，都是无法工作的。而古代的职官牌，就是朝廷授予官员的任命书或任职凭证。任命书或任职凭证是必须要写明所任职务，任职部门，职责或权力的。而两面均是八思巴字圣旨的金银牌没赋予这些内容，所以，它们不是职官牌。笔者在拙文《蒙古汗国成吉思皇帝圣旨符牌考》里展示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刻双钩体八思巴字‘防务千户，准行君帐’”金质长牌，才是真正的职官牌，也即是《蒙鞑备录•官制》、《元史·兵志》、《新元史》等所说的千户金符、素（平）金牌。

还有的学者把八思巴字圣旨金银牌与乘驿牌相混淆，他们没有着到两者间天地悬殊的等级差别，一金银质，一铁质；一政用牌，一标军用牌，虽然都写有皇帝圣旨，但金银长牌是“违者处死”，乘驿圆牌是“如违，要罪过者”。足见八思巴字圣旨金银牌与乘驿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元代符牌。

八思巴字圣旨金银牌既然不是职官牌，也不是乘驿牌，那它到到是种什么性质的符牌呢？笔者认为八思巴字圣旨金银牌，是蒙元承辽金符牌制度，保留发展的代行皇帝职权和使命的，使者专用符牌。符牌作为权力的象征,作用等同圣旨，是作为皇帝特别授权的标志，故它由皇帝派出的使节佩带，专门代表皇帝随机处置一些军政大事。这种符牌多是金银牌，故被人称作“圣旨金（银）牌”。使者的官职等级与持的圣旨金银牌无对应关系。如元人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就记载了成吉思汗宣召丘处机的情形:“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录悬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刘仲录仅是个医官，却被赐悬虎头金牌。再如，《元史》卷81记“世祖中统二年，遣副使王安仁，授以金牌，往诸路设立医学”。王安仁不是千户级别，但他仍被授以金牌。这种持金银牌的使者，就是所谓的“圣旨金（银）牌天使”。规定是认牌不认人，见牌如同见着皇帝。持牌人可以“便宜行事”，指挥军队调动和军事活动，处理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罢免和处置官员，甚至决断生死。

由此可知在元代，八思巴字圣旨金银牌对皇帝和中央政府的统治来说，是多么重要，可以说事关元代社会活动，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能否健康运行，都时时刻刻与八思巴字圣旨金银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八思巴字皇帝圣旨金银牌，不是职官牌中被认为是中级官员佩戴的素（平）金牌，素（平）银牌。它应是元代符牌中等级最高的，由皇帝亲自授予亲信官员，代表皇帝和朝廷，随机处置某些军政大事的，特殊使节和外交使节佩持的，国家与皇帝象征的符牌。其权力之大无以伦比，持牌使者可以在皇帝授权范围内“如朕亲行,便宜行事”。过去的研究者往往把八思巴字皇帝圣旨金银牌，与职官牌、乘驿牌混为一谈，无意贬低了圣旨金银牌的价值和等级，这是需要我们认真纠正的。史籍中很少有八思巴字皇帝圣旨金银牌的单独记载，多数是和职官牌的金牌、银牌混在一起记述，分辨异常困难，加之铸造数量不多，存世如凤毛麟角，使这种八思巴字皇帝圣旨使者用金银牌的研究，弯路多多，误配频频。如今笔者这篇抛砖引玉的陋文，如能使一些朋友换个角度观察、研究八思巴字皇帝圣旨金银牌，吾愿足矣！不敢奢望给八思巴字皇帝圣旨金银牌重新评价，还其本来面目，那恐怕要寄望我们的子孙了，但愿有这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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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1848年第聂伯回鹘式蒙古文银长牌；2、19世纪末什楚金回鹘式蒙古文银长牌；3、1967年辛菲罗波尔回鹘式蒙古文银长牌；4、1846年米努辛斯克八思巴字皇帝圣旨银长牌；5-1、西南大学八思巴文铜长牌面；5-2、西南大学八思巴文铜长牌背；6、1998下河湾八思巴文银长牌；7、内蒙古大学藏索伦金牌；8-1、元圣旨银牌面；8-2、元圣旨银牌背；9-1、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牌面；9-2、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牌面文字放大；9-3、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牌面编号放大；9-4、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牌背；9-5、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牌背文字放大；9-6、元代八思巴文皇帝圣旨金牌背编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