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丝绸之路上的卫拉特人

丝绸之路上的卫拉特人

黑 龙

       摘  要：卫拉特人是蒙古族的一支，长期居住于丝绸之路沿线，往返奔波于丝绸之路，他们不仅密切了蒙古草原、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且在中原与中亚、西亚、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传播中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卫拉特人沿着丝绸之路，多次征战迁徙，深受突厥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对蒙古本土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卫拉特人  丝绸之路  贸易往来  文化传播

历史上卫拉特人居住于丝绸之路沿线，往返奔波于丝绸之路，通使、贸易、战争是他们给丝绸之路留下的最深刻的历史印记。全面梳理卫拉特人与丝绸之路的联系，不仅是卫拉特学、西域学和内陆亚欧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必然要求。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古丝绸之路带的民族、文化、历史，才能深刻阐释“一带一路”战略的丰富内涵，从而为之实施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爬梳史料，考其始末，初步厘清了卫拉特蒙古历史与丝绸之路的渊源关系，并就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探讨范围较广，涉及问题较多，把握起来颇感困难，故疏漏和谬误在所难免，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历史比卫拉特人的历史久远得多。通常学界认为，丝绸之路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开辟的，“丝绸之路”一词的提出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季霍芬也是这么认为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是长安，向西经过河西走廊进入西域后沿着天山南路西进，越过葱岭进入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通过地中海连接欧洲。虽然从西安开始分为南北中三道，但都是经过天山南路西行到西亚和欧洲。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突厥汗国兴起，不仅统辖漠北、西伯利亚南部，而且控制了天山南北和中亚地区，于是由突厥人开辟了天山北路的丝绸之路，此路东越阿尔泰山，连接蒙古草原，西连中亚通向欧洲。笔者认为这是真正的“草原丝绸之路”，因为它真正连接了中原——蒙古高原——西域——中亚——欧洲。后来，突厥汗国被唐朝灭亡，原突厥汗国的疆域被唐朝统一，随着修通连接中原与漠北草原的“参天可汗道”，由唐朝主导的丝绸之路更加开阔和畅通。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时间众说纷纭，有人甚至提出草原丝绸之路比传统丝绸之路还要久远的观点，这点笔者不敢苟同。其实，“丝绸之路”的最基本含义是连接中原、中亚（西亚）、欧洲的一条商路，即使中原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商路再怎么发达，但是如果这些商路没有跟中亚（西亚）和欧洲连接起来的话，那么很难说它们是严格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因此“草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应该是在传统丝绸之路之后，大致时间为隋唐时期，蒙元时期达到了顶峰。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竭，吐蕃和回鹘趁机掌控西域和阿尔泰，唐朝失去对丝路的控制，中西交通遂告中断。然而，唐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悄然兴起，替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唐以后，中国社会进入长期的分裂期，宋与辽、西夏、金对峙，中原与西域、中亚的传统丝绸之路严重受阻，迫使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起来。然而，这一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依然保持畅通，可以分为南北两线，北道东起于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延伸，进入中亚，再经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南道东起辽海，沿燕山北麓、阴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亚、西亚和东欧。蒙古帝国建立后，由于在不断西征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建立四大汗国，直接统治了包括中国本土、中亚、西亚以及俄罗斯等广大地区。辽阔的疆域为传统丝绸之路重新连通奠定了基础，蒙元王朝还投入巨额力量，修筑从大都通往欧洲腹地的驿路，使原有草原丝绸之路更加完善和方便快捷，许多欧洲与西亚等国的使臣、商人、教士及旅行家相继前来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繁荣景象与汉唐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元代从大都通往世界的丝绸之路有三条主干线，一是纳怜道（汉语细小、快捷、机密之路），是元大都通往西北边疆的道路，到甘肃连接传统丝绸之路通往欧洲；二是贴里干道（车道），从大都出发，路过上都北行，经应昌折向西北到克鲁伦河上游，转西行到达哈拉和林，再从哈拉和林穿过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沿着天山北路西行进入阿力麻里，连接中亚、欧洲；三是木怜道（马道），从元大都出发，经兴和路，过大同路北经丰州，越过大青山进入漠北，北溯汪吉河谷，连接岭北驿道，直到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北行，至斡亦剌惕，至吉尔吉斯，转向西北方向，穿过南俄草原，到达钦察汗国首都撒莱，连接克里米亚与欧洲诸国。这里的“斡亦剌惕”，指的就是卫拉特人，可见卫拉特人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古老部族，当时他们已经从原住地贝加尔湖附近的巴儿忽真窟木地方移居到叶尼塞河上游地区。

卫拉特人是蒙古族的一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卫拉特人始见于《蒙古秘史》，当时被称为Oyirad。蒙元时期的汉籍称为斡亦剌惕，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为“Oi-yin irgen”，即文献中的“槐因亦儿坚”，汉义“林木中百姓”。另一为“Oira arad”，即“亲近者”、“邻近者”，引申为“联合者”、“同盟者”。就12世纪的实际情况而言，在色楞格河下游、贝加尔湖附近巴儿忽真窟木和叶尼塞河上游等森林地带，居住着斡亦剌惕、古儿列兀惕、兀良合惕、秃马惕、巴儿忽惕、不里牙惕、贴良古惕、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康合思等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被统称为“秃绵斡亦剌惕”或“槐因亦儿坚”，即汉译为“万斡亦剌惕”或“林木中百姓”。“斡亦剌惕”为“林木中百姓”的分支，是由若干个邻近森林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不是指某一个具体部落的名称。当时，“林木中百姓”中有很多部落和部落联盟，因此“林木中百姓”也被称为“万斡亦剌惕”。

其实，卫拉特人虽然有文字记载的可靠历史较晚，但是从间接史料看，他们至少隋唐时期已经居住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巴儿忽真窟木地方，并与巴儿忽惕、古儿列兀惕、兀良合惕、秃马惕、不里牙惕、贴良古惕等诸多部落相邻而居。其中，突厥《阙特勤碑文》上的巴儿忽惕，《旧唐书》和《新唐书》亦称“拔野古”，据此可以推定早在唐朝时期卫拉特人就已经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居民了，只是史料没有记载其历史活动罢了。后来的托忒文文献记载，巴儿忽惕本身也曾经是卫拉特联盟的一个成员。上述巴儿忽惕的早期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卫拉特早期的发展历史。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卫拉特历史始于12世纪末，当时他们仍然居住于贝加尔湖南端东西两侧广大的森林地区，据《蒙古秘史》记载，鸡年（1201），斡亦剌惕部首领忽都合别乞反抗铁木真，遭到铁木真和王罕联军的攻击，失败后向西迁徙到失黑失惕地方，即叶尼塞河上源之一的锡什锡德河。兔年（1207），成吉思汗遣拙赤征林木中百姓，忽都合别合先来降附，并协助拙赤征服了斡亦剌土绵，即林木中百姓。此时，斡亦剌惕仍住在失黑失惕地方。不久，忽都合别乞又领斡亦剌惕人，配合成吉思汗军队，征讨八河地区的秃马惕人，获胜后斡亦剌惕人进驻八河地区，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实际上从原住地又向西北方向迁移了一段距离。成吉思汗十分优待忽都合别乞，不仅与之结为姻亲，而且保留和扩展斡亦剌惕的领地和属民，封为四千户，以忽都合别乞为首领。当时卫拉特四千户的领地就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一节，包括卫拉特人在内的当地诸多部落都与丝绸之路必然发生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

二、经济需求与卫拉特人对丝绸之路的掌控

卫拉特人世代从事狩猎游牧生活，这种比较单一的生产方式，使卫拉特人与蒙古其他各部一样迫切需要同农耕文明相当发达的中原地区交往，以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各种必需品，包括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史称蒙古所需“锅釜针线之具，缯絮米蘖之用，咸仰给汉”。他们向外出售畜产品，换取各种必需品特别是粮食、绸布、茶叶、药物、陶瓷等。内地、中亚及西伯利亚地区是当时卫拉特人的商品采购市场。由于卫拉特人所需的大宗产品，诸如绸缎、茶叶、大黄、喇嘛教用品等都产自中原，因此中原是卫拉特人主要的贸易市场。

粮食，在蒙古人的生活中早已占有重要位置。虽然卫拉特人以肉食为主，但其食品结构中并不排斥粮食，尤其是在卫拉特上层贵族的食品中，米面仅次于肉酪，即所谓“大官贵人，夏日食酪浆、酸乳、麦饭，冬日食牛羊肉、谷饭”。虽然卫拉特人经营麦、黍、糜等农作物，但规模较小，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他们主要从西域绿洲农业区和内地索取粮食、瓜果等农副产品；丝织物分缎、绸、绢、绫、纱、布等多种，是中国传统名优产品，畅销世界。卫拉特人虽能自作服装，在某些工艺方面，还精于东蒙古，但原料多取自内地。他们非常喜欢内地琳琅满目的丝织品，直到清代卫拉特人还说：“我国独少此，此中国物也，诸夷咸艳慕之，徘徊不能去云，盖示以中国之美也”；茶叶，早已渗透于蒙古人的生活，到后来，饮茶已成为蒙古族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帕拉斯在伏尔加河土尔扈特蒙古地区进行的调查，土尔扈特人不愿喝生水和白水，他们饮用的都是酸牛马奶等奶制饮料和用砖茶熬制的奶茶。中国境内卫拉特人习惯应当与之相近。清人赵翼记载了蒙古人的饮茶习惯：“每清晨，男女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有的人宁可不吃饭，也不能不喝茶。因此，蒙古地区对茶叶的需求量是巨大的；大黄，准噶尔人生活中必不可少、具有广泛用途的药物。中国甘肃、青海一带山岳地出产丰富的野生大黄，其根块作为下泻剂和健胃剂，早已闻名于世。蒙古人多食肉和奶制品，容易便秘，因此常用大黄通便驱火。同时，还用大黄医治很多其它常见病。俄罗斯人则用中国的大黄治疗食鱼中毒。西宁是当时大黄的重要集散地，卫拉特商人不仅贩回大量大黄满足国内需求，而且做起了大黄国际中继贸易，从西宁购买大黄贩卖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各地，牟取利益。以上我们介绍的四大类产品，加上准噶尔自己的畜产品，相互连接形成吃、喝、穿、医比较完整的生活链条。而这一链条的正常衔接和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内地的互市贸易，而这些商品的交易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因此卫拉特人对丝绸之路的依赖程度业也很高，他们只有掌控丝绸之路，贸易活动才得以畅通无阻。

卫拉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经贸活动，可以追溯到蒙元时期，这时国家大统一，丝路四通八达，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成吉思汗时期，卫拉特人就已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草原丝绸之路一带的谦州，并与中原汉人有了交往，“汉匠千百人居之，织绫罗锦绮”。后来，元朝政府为了巩固其西北的统治，在谦州屯兵驻守，还从中原迁入很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者，充实当地较为单一的经济生活。元朝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力行军屯和民屯。军屯的衣裘、农具、渔具等均由元廷供给。对于民屯者还提供牛具，并遣去“南人”传授水利灌溉技术。从内地来的手工业者主要从事陶冶、冶铁，制造舟楫和渔具，从业人员数量相当可观。可以说，草原丝绸之路承载着人员、物资和技术的往来。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斡亦剌惕人和内地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很多斡亦剌惕人渐渐学会内地的农耕和手工业技术，丰富了自己的生产生活内容，一些汉族人也学会了当地人民的狩猎和游牧业生产知识，满足自己的需求。

与此同时，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西征，卫拉特人从叶尼塞河上游扩散到天山南北、中亚和西亚各地，分居于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逐渐联合和吸收了很多东蒙古及突厥系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在蒙古贵族统一全国的战争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都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他们也成为了传统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部族。后来，卫拉特人支持了阿里不哥和海都的反元斗争，斗争相继被忽必烈平息后，元朝采取严厉措施，削弱卫拉特人原有的显赫地位。1368年，元朝灭亡，故元势力退居塞北，斡亦剌惕乘机摆脱蒙古可汗的羁绊，崛起西北。明代汉文史籍称斡亦剌惕为瓦剌。瓦剌虽与蒙元时期的斡亦剌惕有继承关系，但又有发展和变化。随着兀良哈绰罗斯部、阿力不哥后裔辉特部、克列部后裔土尔扈特部和科尔沁部后裔和硕特部等先后加入卫拉特，领地的和属民的日渐扩大和增多，原来的四千户卫拉特，发展成为“四万户卫拉特”。他们还与东蒙古展开了一系列斗争，其目的不仅是争夺汗权，还与明朝争夺贸易权，其中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是冲突的一个焦点。明朝趁此机会，在他们之间制造矛盾，扶此抑彼，相互削弱，加以控制。起初，明朝为了打击东蒙古势力，着意扶持卫拉特，给卫拉特贵族封王加爵，支持其朝贡、贸易，丝绸之路各关口向卫拉特人开放，双方往来频繁，卫拉特人在经济上获得了利益。

卫拉特人与东蒙古的斗争中，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政治家，特别是马哈木、把秃孛罗、太平三位首领为卫拉特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脱欢、也先父子统治时期，卫拉特达到全盛。脱欢为马哈木之子，它完成其父未竟之业，励精图治，统一卫拉特，并使东西蒙古暂归统一。脱欢病逝后，其子也先袭位，经过10年奋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强大的游牧政权，自立为大元田盛（天圣）可汗，统辖范围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里亚，南临长城。1449年，也先挥戈南下，在“土木之役”大败明军，俘获明英宗。也先统治时期，卫拉特人完全控制了丝绸之路及其通商贸易权，传统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天山南北路、延伸的中亚路段和草原丝绸之路的各个路段完全被卫拉特人掌控，他们与中原、中亚以及俄罗斯的贸易活动十分繁荣。

由于也先的内外政策出现许多失误，导致蒙古统一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454年，阿剌知院发动政变，也先被害，“大元”汗国随即分裂，割据势力蜂拥而起，东西蒙古重新掀起战乱。也先次子斡失帖木儿临危不惧，平定漠西纷乱，逐鹿漠北，控制三卫，重建了以绰罗斯为主的游牧政权，设南北两大行政区域，南部为哈密地区，北部为漠北札布罕河流域，是绰罗斯部的主力，斡失帖木儿的牙帐就在于此。然而，好景不长，斡失帖木儿去世，汗国内部权力之争遂起，从外部东蒙古达延汗和吐鲁番王发起进攻，使卫拉特屡遭重创。16世纪到17世纪初，近一个多世纪是卫拉特人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他们远居西北，通往内地的道路大部分被东蒙古切断，到中亚的商路被吐鲁番等察哈台后裔诸王所堵塞，其贸易往来受到极大的限制。达延汗之孙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即俺达）步步逼近卫拉特驻地，迫使绰罗斯部主力从哈密北山地区，向额尔齐斯河流域及漠北西部地区迁徙。蒙古左翼喀尔喀部对卫拉特的攻击更为猛烈，迫使卫拉特人舍弃杭爱山阳、坤桂河、札布罕河流域，甚至不得不承认了蒙古左翼赉湖尔汗的宗主权。卫拉特人只能在漠西的狭小范围活动。然而，自17世纪上半期开始，卫拉特人重新崛起，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建立土尔扈特汗国，和硕特部南进青藏高原，建立和硕特汗国，而在卫拉特本土准噶尔部建立准噶尔汗国，卫拉特人的控制范围大大扩展，东起喀尔喀车臣汗部，西至卫拉特故地、中亚一部分，直到欧洲东南部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北起额尔齐斯河中下游托波尔河，南至青藏。卫拉特人发展的内外环境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而且他们牢牢掌握丝绸之路西域、中亚、欧洲段，并与内地的互市贸易极其频繁。后来，清朝统一西北后，卫拉特蒙古与中原的商贸往来仍在继续，但是由于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通向国外的丝绸之路被关闭。186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中俄通商，随后北京——张家口——呼和浩特——库伦——恰克图贸易繁盛起来，但这与卫拉特人的关系已经不是很大了。

三、卫拉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

我们从以上叙述中可知，国家统一时期，丝绸之路往往畅通无阻，而且各民族都能够很好地利用丝绸之路，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相反，国家割据时期，丝绸之路往往被各政治势力争夺，丝路上的贸易活动，完全取决于各政治势力的消长。作为一个西北地区的古老部族，卫拉特人在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依仗自己的强大势力和地缘优势，长期掌控丝绸之路，与中原、中亚及俄罗斯通商贸易，你来我往，互通有无，共同创造了丝路佳话。卫拉特人与中原的贸易联系极为密切，有时超过其它蒙古地区。首先我们看一看卫拉特与明朝的朝贡与贸易往来。

明初，卫拉特居住在蒙古高原以西，中有东蒙古势力横割丝绸之路，与明朝直接交往甚少，史书亦鲜有记载。从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时期开始，与明朝联系渐多，卫拉特各部派遣使臣向明朝通好，明朝也不断派官去卫拉特各部，颁布敕谕，进行赏赐。1408年，马哈木等遣官向明朝贡马，并“请印信封爵”。翌年五月，明朝正式册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并赐印诰，朝贡始行，卫拉特三王得到了明朝的大量给赐、回赐物品。1412年，马哈木死，其子脱欢继位，仍与太平、把秃孛罗一样，不断遣部属向明朝进贡名马、方物。明朝也遣官答赐之。1418年，明朝令脱欢承袭顺宁王爵，并遣官赐祭马哈木。此外，明朝还对于归附的卫拉特人，视情节封官授爵，予以安置。正统初年，居住北京的蒙古人就有万余。其中肯定有不少卫拉特人。1439年，脱欢去世，子也先称太师、淮王，不再请求袭爵，但其部属中受明朝封爵者为数不少。有人据《明实录》的记载统计，约有350余人次。1446年，也先因丢失明朝曾授予其祖父马哈木的的驼钮金印，请求补发，明朝仍补给之。有了上述政治关系，就能建立经济联系。明代包括卫拉特在内的蒙古各部朝贡贸易，都以称臣受封为前提，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体现了明朝政权与朝贡部落之间的松散的君臣关系。与东蒙古一样，卫拉特同中原地区的经济交往，主要还是以进贡和互市两种形式进行的。

进贡，是卫拉特与明朝之间政治关系和经济联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卫拉特诸部经常派遣使臣，带着马匹、骆驼、皮张、玉石、海青等供品，向明朝朝贡。明朝原则上对“凡各处夷人贡到方物，例不给价”，但以给赐、回赐作为酬答。凡进贡卫拉特诸王、一至四等头目以及使团的一至四等使臣，均有给赐。给赐物品有，彩缎、绢、纻、衣帽、靴靺等。还计算所贡方物，给予相应的彩缎、纻丝、绢以及折钞绢等物，称回赐。进贡领赏完毕，会同馆即开市。先由礼部出告示，除违禁物品不许贸易外，朝贡使团还可以将赏赐所得缎绢布匹以及明朝不需要的马匹、玉石等在街市上与官、军、民人等两平买卖，为期三至五日。此外，朝贡使团可以在进京沿途重镇，用贡外马匹等进行各种贸易，“非应禁军器，听与沿途居民交易”，范围相当广泛。使臣入贡，必须遵守贡期和贡道，即所谓“朝贡有常时，道路有定处”。卫拉特贡使大体是每年从故地出发，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行进，十月由大同入境，十一月到达北京，参加正旦朝贺。次年正月离京，踏上归途，二月出大同。明方则遣使赍敕书、赐物伴送卫拉特使臣一同前往，并随同下一个卫拉特使团还京。马哈木时期，卫拉特朝贡贸易规模不大。脱欢时期，朝贡人数及贡马数量明显增多。如，正统二年（1437），一次贡使多达267名。翌年贡马1.5万多匹，皮货2900多张。至也先时期，除1449年因与明朝发生战争没有通贡外，逐年派贡使，人数少则数百人，多则数千人，所带马驼成千上万。以景泰三年（1452）的进贡为例，当时也先遣使3000人，贡马驼4万匹。1436—1456年的20年里，卫拉特政权向明朝派出贡使团43次，其中13次的贡使人数为24114人，11次贡马驼68396匹，5次贡貂鼠、银鼠等各种皮货186332张。常常前使未归，后使踵至，出现了使臣“络绎乎道，驼马迭贡于廷”，“金帛器服络绎载道”的繁荣景象。虽然也先死后，卫拉特中衰，但他们与明朝的联系并没有由此完全中断，只是其规模和次数明显减少而已。在如此大规模的朝贡贸易中，明朝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明朝以“给赐”和“回赐”的方式给卫拉特大批绸缎等物。景泰三年（1452），明朝对也先遣使贡马驼4万余匹等的回赐是“通赏各色织金彩素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匹，本色及各色阔绢九万一百二十七匹，衣服三千八十八袭，靴靺毡帽等件全”。为帮助运送这批货物至怀来，明朝令沿途“五府各卫并顺天府共办车三千五百辆”。与此同时，除京师会同馆还为贡使们提供食宿外，沿途官驿也须按站接应，所需开支超出寻常。正统年间，仅大同每年往来解送及延住弥月，就要消耗“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花果诸物，莫计其数”，一年的供馈费用竟达30余万两银子。

互市，亦称马市，是在指定地点进行的一种朝贡贸易的形式。通常每年开市一、二次，每次为期3至15天。开市前，明朝专任官员负责筹划马价银，组织货源。开市期间，双方文武官员领兵管理、监督市场。明官吏和内地商民以绸缎、布绢、锅釜、犁铧、粮食等物品，换取蒙古方面的马匹、杂畜及皮货等。除兵器、硫磺、铜铁等违禁物品不得交易外，一般生产生活用品均在交换之例。从明永乐年间开始，明朝与卫拉特在甘州、凉州等地开设不定期马市。永乐六年（1408），明成祖敕甘肃总兵何福：“凡回回、鞑靼来鬻马者，若三五百匹，止令鬻甘州、凉州。如及千匹，则听于黄河迤西兰州、宁夏等处交易，勿令过河”。这里的鞑靼当包括卫拉特。首先明方决定“或全市，或市其半”，其余当与军民贸易。贡使所携贡外马匹，亦可于甘、凉等地鬻卖，其中良马，往往官府出面收购。正统二年（1437），脱欢贡使48人进甘州，明方只许正副使11人至京师，“其余留甘州，皆馆馈之”。翌年正月，明朝令卫拉特正使5人进京，其余留大同，听其与民交易。可见，明朝设马市的意图是要减少进京朝贡的人数。随着卫拉特势力的强大，遣来贡使的频繁，所索物品的巨增，使明方不堪负担，难以应付，于是便允许开设定期马市，以缓和供需矛盾。正统三年（1438）四月，明朝在大同正式开设马市，允许军民用公平的价格购买蒙古的马、驼、骡、羊和皮货等。并派李源等到大同做通译官，经理互市事宜。当时马市分官、民两市。在官市上，蒙古方面输出以马匹、高级皮裘为大宗，由明朝发给马价和皮价，每值金、银、绢、布等均有定额。官市结束后，才允许剩余物品在民间交易，称民市。在民市，双方交易的品种更为繁多，蒙古方面用马、驼、骡、牛、羊、皮、毛等交换汉民的缎、绢、绸、布、针、线、铁锅、犁铧、鱼网、红缨布、粮食等。大同马市的设立，扩大了明蒙贸易的规模，对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明末清初，随着中国政局的巨变，卫拉特与内地的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17世纪30年代，由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征服了漠南蒙古地区，1636年盛京大会上，漠南蒙古诸部接受了清朝统治，奉皇太极为自己的可汗。与明朝对峙长达数百年的北元政权，数年间迅速崩溃，整个蒙古失去了政治中心。处于割据状态的喀尔喀与卫拉特面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地近内地的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最先对局势做出反应，开始应付不利于自己的局面，于漠南蒙古投附清朝的第二年，即1637年，便主动派使者到盛京，向满族贵族表示问候，并与新兴清朝建立了联系。可知，在卫拉特四部中，和硕特部最先与清朝发生联系。此后，卫拉特各部首领纷纷遣使，与清朝当局取得联系。1638年，巴图尔珲台吉之弟墨尔根岱青使臣诺垒到清军营“贡马匹”。 1641年，“墨尔根岱青使臣诺垒送拜山至，赐诺垒及其从役银两有差”。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定都北京，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为顺治皇帝。1646年，以顾实汗为首的卫拉特各部首领22人联名致信并派出使节。其中有，和硕特部鄂齐尔图台吉、阿巴赖诺颜，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及其弟墨尔根戴青、楚琥尔乌巴什，土尔扈特部和鄂尔勒克子书库尔戴青、罗卜藏诺颜等。1647年，巴图尔珲台吉派出自己的使臣先到青海，由顾实汗使臣至京向清廷提请获准后，准噶尔使臣才起程来京。清廷设宴于礼部，款待使者，并赏给缎布等物，随即又遣官员宰桑古尔、侍卫乌尔达二人持敕书前往巴图尔珲台吉处回访问安。1652年，达赖喇嘛受顺治皇帝的邀请，从西藏起程进京，觐见顺治皇帝，并受到册封，和硕特顾实汗同时被清朝封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

良好的政治关系促进了清准经贸往来。清初，卫拉特各部虽然都与中原有互市联系，然而派遣规模较大的使团商队入京贸易，仍取决于各部的势力消长、与清朝的关系亲疏以及地理位置远近等因素。和硕特部势力强大，位居漠西东部、青海等地，把卫拉特其它各部隔绝于外，并凭借与清朝的亲密联系，起初几乎独占了卫拉特与中原的互市贸易。由于顾实汗的主帐设在青海，因而和硕特部与中原的互市自然以青海和硕特蒙古为中心。当时，通往北京的商道有南北二路：南路由西宁经兰州、西安东达北京；北路从青海横过甘肃走廊，经河套，入居庸关至北京。但由于当时南路“西宁以东无驿站、食物，使臣往来维艰”，所以和硕特商队多取北路入京。顺治三年（1646）八月二十五日，清廷受到顾实汗问候顺治皇帝的信及敬献的方物：金佛、天青石珠、琥珀珠及大琥珀三个、紫红氆氇两块、马两匹。持信的使者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其下有70人。顺治皇帝于武英殿设宴款待他们，并赏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下班智达喇嘛、冰图喇嘛各一等蟒缎一匹、倭缎一匹、大缎一匹、红青缎一匹、毛青布三十匹、海獭皮二张、三十两重银盆一个、茶筒一个。

17世纪后半期，卫拉特贵族噶尔丹统一天山南北，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并且主动遣使清朝建立友好关系。经过双方的努力，清准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呈现出持续、递增的态势。康熙十一年（1672），噶尔丹第一次派使团前往清朝互市，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甚至更晚，除康熙十四年（1675）没有记载外，每年都一到两次派团到北京访问、贸易。噶尔丹使团、商队东来的时间，多在每年春、秋二季，即正月至三月或八月至十月这两个期间。商队中有很多维吾儿人。这里还不包括准噶尔其他贵族派出的贸易使团。准噶尔使团、商团的人数“常至数百人”，多时“或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这是自也先后两百多年，蒙古与内地贸易第一次出现的繁荣景象，在清准贸易史上更是前所未有。遗憾的是，因史料严重缺载而无从获知这一时期清准互市贸易繁荣的具体情况，比如双方交换的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以及市场的组织、管理等等。在清代所有历史典籍中，凡涉及贸易往来之处，绝大多数都被“遣使进贡”、“入表贡”、“贡驼马”等官样文书所取代，而丰富多彩的交换活动却完全被隐没。

策妄阿拉布坦继承准噶尔的统治权以后，准噶尔与内地的贸易更为频繁。贸易商队大都经由哈密、嘉峪关、肃州一路到达北京。进京贸易人数也由噶尔丹时期的“不得过二百名”改为“以三百为限”。 商队携带货物除了部分带到北京外，多数都在途中售卖。随着贸易的发展，策妄阿拉布坦又提出新的贸易通道，即经由科布多——归绥城——北京一路行走，得到清朝的允诺。然而，康熙五十四年 (1715)，以贸易人在哈密受到阻截为借口，率兵2000人侵掠哈密。次年，他派军远征西藏，攻占拉萨，杀死拉藏汗，与清朝严重对立，准噶尔与内地的贸易联系随之中断10年之久。远征西藏失败后，清朝政府重新提出双方贸易问题，双方贸易活动才又逐渐频繁起来。噶尔丹策零执政后，仍然继承了策妄阿拉布坦对清朝的政策，立即遣使进京通好，要求和清朝保持正常的贸易联系。雍正七年(1729)起，清准进入战争期，贸易受到限制。战争结束后，双方于雍正十三年(1735)开始了划分准噶尔与喀尔喀游牧界的谈判，直到乾隆四年(1739)，游牧界才正式确定。雍正十三年 (1735)，清准战争结束后，贸易活动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乾隆四年 (1739)以后，清朝乾隆皇帝批准全面开放准噶尔与内地的贸易活动后，互市活动空前活跃，出现了“进藏熬茶”贸易、定期“互市”和“贡使”携货贸易三种形式并存的新局面。

进藏熬茶贸易在噶尔丹策零以前就已存在，噶尔丹策零时期进行过二次，地点设在东科尔。第一次在乾隆六年(1741)，由齐默特率300人，驱赶2080峰骆驼，1716匹马，495头牛，7393只羊，驮载大量毛皮、葡萄等物， 总银10万余两。 第二次于乾隆八年 (1743)，由吹纳木克和卫雅斯瑚朗率312人至东科尔，带着驼、马、羊及20多万张毛皮，贸易额达10余万两。以肃州和东科尔为中心展开的定期互市贸易，是噶尔丹策零时期发展起来的主要贸易形式。依照乾隆五年(1740)清准双方规定，于北京、肃州两地，定期开放互市。由于准噶尔人至京贸易路途遥远，北京贸易从乾隆八年 (1743)开始改在肃州进行，肃州市场改为两年开放一次。自乾隆五年(1740)以后的10多年间，几乎每年都有准噶尔商队驱赶着大量的牛、羊、马、骆驼，驮载着大量的土特产，源源不断地走向内地，与内地人民交换绸、缎、布匹、茶叶、大黄、陶瓷器等物品。另一种形式是通过“贡使”进行贸易。据不完全统计，从乾隆五年 (1740)至乾隆十五年 (1750)，准噶尔统治者先后派“贡使”携货，在肃州贸易8次，单独于哈密贸易2次，贸易额从数万两增加到20余万两。与此同时，准噶尔贡使进京贸易发展迅速。乾隆十一年 (1746)，准噶尔“贡使”就携带羊13700余只，牛690头，马913匹，骆驼217峰进京贸易。 据统计1740—1750年，准噶尔遣使进京贸易有11次。噶尔丹策零以后，历代准噶尔统治者都与清朝保持贸易往来，有时贸易额甚至超过前代。值得提出的是，双方贸易的顺利进行离不开清朝的有力支持。例如，进藏熬茶商队得到清政府“资以口粮，帮给驼马”的帮助，贡使携货至肃州，凡有倒毙马驼，也尽数予以补给，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而且增进了卫拉特和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四、卫拉特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既是中西方之间的贸易大通道，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大运河。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对欧洲各国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中亚、西亚及欧洲的文明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丝绸之路上诸多民族迁徙移动、纵横交错，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丰富多元、具有世界意义的丝路文化。相比之下，活跃于丝绸之路中段的各游牧民族不仅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中西方文化的传播中扮演了中介者的角色。这些游牧民族极具机动性和灵活性，不断迁徙于内陆亚欧广阔地域，西去东来，周而复始，绵延数千年，他们的社会状况不断发生着变化，文化形态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支古老部族，卫拉特人也不例外，他们在连续不断的迁移中，与其他民族碰撞与交融，为其他民族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还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并将其带回向母国传播。这种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不是均等的。相对而言，卫拉特人被中亚、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和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涵化较为明显。宗教作为精神文化的顶层，其传播力和传播速度都是惊人的，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其明确的教义和丰富的知识体系，往往跨越这些游牧民族的原始信仰萨满教，迅速传播于他们的上层人士当中。关于宗教在古代文明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彭树智先生给予积极的肯定，他认为“文明交往离不开宗教或近似宗教的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大约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即景教开始传播于中亚突厥人当中，后继续在西域和蒙古高原传播，到8世纪达到鼎盛，以致突厥王及所有国民几乎都成了基督教信奉者。突厥汗国衰落后，基督教仍然在突厥人、回纥人和蒙古人中广为流传。据史书记载，公元11世纪，基督教在卫拉特人克烈部中已经传播，这与克烈部的突厥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基督教首先是在我国突厥语族民族中传播的，继而突厥化明显的蒙古语族部落接受基督教。随着大蒙古国的兴起，基督教在蒙古贵族中开始传播。克烈部首领王罕祖父名马儿忽思，为基督教名，马儿忽思之子叫忽儿札忽思，也是基督教名。王罕之弟札阿绀孛有女名唆儿忽黑塔尼，是成吉思汗幼子托雷的正妻，生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布哥，罗马教皇派来的传教士卢布鲁克（1215-1270）在他的《东游记》中说蒙哥的母亲是一个基督教徒。史书还记载“尽管她是一个基督教徒，她仍然竭力促进穆罕默德教律的兴隆，向伊斯兰教伊玛目和洒黑们赐予大量施舍和慷慨馈赠”，看来当时蒙古贵族不仅不排斥其他宗教，而且扶持各种宗教。王罕次子畏忽有女脱古思哈敦，为托雷之妻，托雷死后为旭烈兀所娶，“妃，信奉基督教之怯烈部人也，常庇其同教之人。旭烈兀因之优待基督教徒。当时基督教徒在其国中建筑教堂不少，脱古思可敦斡耳朵门外常有教堂一所，时闻钟声”。与此同时，蒙元时期有不少克烈人充任高官，在蒙古统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太宗窝阔台时任必帖赤主管畏兀儿文书（汉人称为中书右丞相）的镇海是基督教徒，他的三个儿子要束木、孛古思、阔黑吉思都是基督教名。克烈人中还有许多在历次战争中立有战功的将帅，如哈撒纳、昔儿吉思、槊直盾鲁华等。这些克烈人身居要职，举足轻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对蒙元统治带来些许影响也是必然的。基督教无论是从中国内地还是从中亚传入蒙古地区，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进来的，这点毋庸置疑。史书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基督教传入蒙古地区的途径，但是从突厥化程度较高的蒙古部落首先接受基督教这个事实看，基督教应当是通过中亚、西域的突厥和畏兀儿等突厥语族民族传入蒙古族当中的。例如，乃蛮原本是突厥语族部落，后来深受蒙古语族的影响，被伯希和称为“蒙古化了的突厥族”。还有汪古也是突厥语族部落，虽然分布阴山以北，但他们的原驻地却是天山以北，唐末南迁到阴山以北的。这两个部落都信奉基督教，并波及周围的其他蒙古部落。蒙古兴起并发动西征后,大批被俘或裹胁的中亚、西亚、东欧的基督教徒随蒙古军队东来,充任官员、将士、工匠或驱奴,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大蒙古国的都城和林,后来随着蒙古军队南征,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 ，他们的宗教信仰对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精神生活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蒙元时期，卫拉特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西征，卫拉特人开始扩散到天山南北和中亚各地，逐渐联合和吸收了很多东蒙古及突厥系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在蒙古贵族统一全国的战争和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都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因而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着意笼络的重点，忽秃别乞家族也成了成吉思汗家族世相婚配的勋戚。然而，在元初卫拉特人卷入成吉思汗家族争权斗争，支持阿里布哥、海都一方，反对忽必烈，因而受到忽必烈的严厉打击，境况一落千丈。关于这一时期卫拉特人的社会和文化变迁，金峰教授和文化教授进行了深入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依据。 1207年，成吉思汗收服“森林部落”之时，卫拉特人居住在失黑失惕地方，其后向西北迁徙，进入秃马惕故地，活动于八河流域。成吉思汗将斡亦剌惕封为四个千户，以忽都合别乞为首领。与此同时，斡亦剌惕逐渐走出森林，经济生活逐渐从森林渔猎经济生活，过渡到草原游牧经济生活，这使斡亦剌惕更加贴近蒙古人的文化生活，而且促进了斡亦剌惕与周边诸族，如乞儿吉斯、畏兀儿等人的联系。另一方面，斡亦剌惕贵族与蒙元皇室之间的世袭联姻，使斡亦剌惕贵族成为蒙元统治集团的成员，提高了斡亦剌惕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益，加强了斡亦剌惕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感。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及其子贵由相继即位。贵由汗死后，在拙赤家族王公的支持下，汗位由托雷子蒙哥继承，窝阔台家族的王公随之遭到残酷的镇压，窝阔台汗国领土被合并到察合台汗国。与此同时，蒙古本土再次被分封，托雷妻唆儿忽黑塔尼自己所属阿尔泰山和兀良合惕、吉尔吉斯领地赠给其子阿里布哥，与阿里布哥关系密切的大批卫拉特人开始从叶尼塞河上游向南部草原地带发展，有的向坤桂、札布罕河流迁徙，有的越过阿尔泰山，游牧于哈喇额尔齐斯河一带。在这个时期，斡亦剌惕人军事型迁徙导致文化的涵化，呈现了斡亦剌惕人的伊斯兰化、突厥化的重大社会文化变迁。1253年，旭烈兀西征，部分斡亦剌惕人随旭烈兀远徙波斯一带。至合赞汗时，由于发生塔儿海叛乱事件，有些斡亦剌惕部众投奔叙利亚。后因这些人的宗教信仰与当地伊斯兰教相悖，首领被杀，部众驱赶至叙利亚沿海，死亡甚多，叙利亚人养其子，娶其女，战士被分配于诸军，后皆成为穆斯林。蒙哥汗死后，1260年，托雷子忽必烈夺取大汗位，阿里布哥在斡亦剌惕等部的支持下，在哈拉和林也被拥立为大汗，并与忽必烈发生争夺大汗之位的战争，结果阿里布哥败退，至察合台汗国境内伊犁河流域，随之支持阿里布哥的卫拉特各部又一次离开蒙古本土，迁徙到察合台汗国境内。1264年，阿里布哥走投无路，向忽必烈投降，但是窝阔台孙海都继续反抗忽必烈，占领察合台汗国境内七河流域及锡尔河东部地区，并联合察合台汗曾孙八剌，继续抗争元朝又三十余年。在阿里不哥和海都军队里有诸多斡亦剌惕人，他们组成了“斡亦剌惕军”，在战斗中3000斡亦剌惕军人遭到溃败，可见斡亦剌惕军队规模不小。随着阿里不哥和海都的节节败退，从军的斡亦剌惕部众，逐渐溃散到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及钦察汗国甚至后来的贴木儿汗国定居，并随着这些汗国的伊斯兰化大都变成了穆斯林。在元朝直接统治下的安西王阿难答和“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其中有不少斡亦剌惕人。由此，成吉思汗时正宗的斡亦剌惕人，大部分融合于异族而被突厥化或伊斯兰化，早期森林斡亦剌惕人在元朝末年已经所剩无几。有学者认为帖木儿汗国军队中有很多卫拉特人，他们与其他蒙古人一样，伊斯兰化程度很深，受教育与文明化程度很高，因而在贴木儿汗国的建立和统治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502年，卫拉特主力随吐鲁番王阿黑麻西征中亚，成为当地居民，经过一段时间，他们也都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

作为一个显赫的部族，卫拉特人虽然在沿着丝绸之路多次西迁中，深深地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但是他们对蒙古本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中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卫拉特人长期居住于蒙古高原西部和阿尔泰、天山山脉，他们是蒙古人当中较早接触突厥语族民族的群体，而且长期与突厥语族民族杂居，语言、文化和习俗与其他蒙古人有一定的区别，并且与蒙古本土文化的交流中，这种差异往往给后者带来不小的影响。例如，《蒙古秘史》中一些词语和语法现象和卫拉特方言一致，如射击一词在《蒙古秘史》中叫hahu，卫拉特方言也叫hahu，而一般蒙古语叫harbuhu；蒙古包下面的木架，《蒙古秘史》叫terem，卫拉特方言也叫terem，而一般蒙古语叫hana。又如卫拉特方言里以辅音“n”结尾的词作直接状语时，辅音“n”消失，在《蒙古秘史》里也是这样。可以肯定，卫拉特方言应是蒙古最早书面语言的基础之一，有人甚至提出《蒙古秘史》作者中很可能有卫拉特人，不管怎么说，卫拉特方言对大蒙古国的政治和文化构中建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元亡后，卫拉特人在西北再次崛起，到15世纪中叶，绰罗斯贵族也先统一全蒙古，建立了强大的汗国。随着卫拉特人在蒙古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他们也影响着整个蒙古的文化生活，特别是在语言上突厥化程度相当高的卫拉特方言给蒙古高原的蒙古语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突厥化以前蒙古语可能只有5个元音，后来有7个元音是适应突厥语音的产物。蒙古语进一步经过卫拉特化过程后，于15世纪后半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近代蒙古语阶段，蒙古语7个元音逐渐发展成与现代蒙古语基本一致，只有卫拉特影响不深的蒙古高原东段的科尔沁蒙古方言和兴安岭以南的山阳万户的兀良哈方言（清代以后的所谓喀喇沁方言）中还存在一些古代蒙古语元音发音特点，比如这些方言中第六元音不发达，[读]，等等。

卫拉特人的文字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1648年，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1599—1662）根据卫拉特方言特点，创制了托忒文，在卫拉特蒙古地区广泛使用，直至今日。卫拉特人用托忒文撰写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包括翻译大量的佛教文献，对文化传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7世纪上半叶，相继建立的卫拉特蒙古三大汗国，即和硕特汗国、土尔扈特汗国和准噶尔汗国，都以托忒文作为自己通用文字，三大汗国之间也是用托忒文进行书信往来，而且这三大汗国一般都以托忒文通文于清朝、俄罗斯等国，例如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写给大清康熙皇帝的多封托忒文书信的抄件保存完整；另一位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写给俄国彼得一世的三封托忒文书信的原件保存至今，这些珍贵资料已成为研究17至18世纪蒙古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远在欧洲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长期使用托忒文并且用托忒文通文于蒙古本土、青海、西藏以及清朝俄罗斯。由于准噶尔汗国统治范围十分辽阔，除了卫拉特本土以外还有哈萨克、布鲁特等中亚地区也是其统治范围，所以托忒文也使用于这些中亚地区。后来，清朝平定准噶尔汗国以后，清政府与哈萨克、布鲁特等国的书信往来仍然通用托忒文，而且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托忒学，专门培养托忒文翻译人才输送给有关部院。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卫拉特人的语言文字对内陆亚欧诸多国家的历史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而这一切文化之旅也都是沿着丝绸之路展开的（本文作者为大连民族大学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授）

文章原刊于《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五辑，注释从略，引用请核对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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