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郭尔罗斯历史 — 蒙古王公三百年

16世纪中叶科尔沁在奎蒙克塔斯哈喇、博第达喇统领下占据了嫩江、西喇木伦流域，这时新兴的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统率下也迅速崛起。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征讨海西女真、东海女真等通古斯语系女真各部，并直逼科尔沁。于是引发了"九部之战"。明万历二十一年 （1593年），扈伦四部 （叶赫、哈达、乌拉、辉发)、长白山二部 (朱舍里、讷殷)与科尔沁、锡伯、卦尔察等九部三万兵马，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但九部联军仍败。
   

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对蒙古采取分化瓦解政策。首先，对嫩科尔沁采取友好态度。战争中建州女真俘获许多蒙古军卒、马匹、甲杖。努尔哈赤命部下选部分被俘的蒙古人，给予马匹、锦衣放归。放归的人对努尔哈赤赞不绝口。而科尔沁、内喀尔喀各部为通商的便利，也情愿与努尔哈赤友好相处。科尔沁的首领奥巴派遣部下数百人携带战马百匹、骆驼十峰，献给努尔哈赤。
   

为了分化蒙古，把当时属于全蒙大汗  ——  察哈尔大汗统辖的嫩科尔沁分离出去，努尔哈赤不仅常以黄金、白银、黑貂、人参赠送，并互通婚媾。努尔哈赤聘了嫩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的女儿为妻，后又聘孔果尔之女为妻（史称孝康太妃)，其子皇太极也聘了嫩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女(即孝瑞文皇后)。娶亲时，努尔哈赤命皇太极亲自迎至辉发扈尔奇山城，表现了非常重视这门亲事。于是女真与嫩科尔沁关系极为密切。
   

在蒙古方面，1603年蒙古的布延薛禅汗(达赉逊汗之孙、图们萨克图汗之子）去世，次年由他的长孙林丹汗继承全蒙大汗位。林丹汗即位后，由于蒙古各部互相抗衡，林丹汗逐渐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1618年，林丹汗26岁时，西藏红教派人到蒙古地区，寻找支持者。林丹汗为红教派喇嘛折服，封其为国师，改奉红教。自16世纪50年代阿勒坦汗起多年信奉黄教的蒙古各部与林丹汗逐渐疏远。
   

1616年女真建州部统一了女真各部，努尔哈赤即汗位，国号为"金"，史称后金。

1619年农历七月，后金对明铁岭战役后，努尔哈赤频遣人至内喀尔喀、科尔沁部明誓修好，共同对付明朝。其目的更主要是离间内喀尔喀、科尔沁与林丹汗的关系。1625年皇太极再聘科尔沁贝勒宰桑女为庄妃（即孝庄女皇后)，又聘孝庄姊为敏惠恭和元妃。其间天命十一年（1626年）太宗抚从兄贝勒图伦女和硕公主下嫁科尔沁奥巴。天聪二年（1628年)太宗抚从兄克勒郡王岳伦女和硕公主下嫁科尔沁曼珠习礼。
   

天命十年(1625年)后金提出与科尔沁结盟，刑青牛白马，置白骨、血、土、酒、肉各一碗，焚香而誓，明誓违誓者“穹苍不佑，降以灾殃"，"骨暴，血出，土埋而死"。

其间，"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札赉特、克什克腾等部，先后归附了后金。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刚刚建立的郭尔罗斯前旗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权力更迭。当年，朝廷以“不缉贼罪”。削去了固穆孙莽赛的札萨克职务，只保留辅国公爵位。其同族桑噶尔济之孙（固穆之重孙）毕里衮鄂齐尔，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授一等台吉，康熙四十七年 （1708年)代领札萨克职务。
   

因其驻地在本旗昂格来之地，故俗称昂格来札萨克，以别于固穆创立的哈拉毛都札萨克。
   

这场权力更迭，前郭尔罗斯长时间疏于管理，又值连年荒旱，致使前郭尔罗斯赤地千里，民不聊生。雍正元年 （1723年)理藩院拟用邻近札萨克公巴图旗下仓粮拨给散赈。刚登基的世宗宪皇帝雍正念及科尔沁部系“皇曾祖妣孝庄文皇后、皇祖妣孝惠章皇后之母家，世为国戚，只给与米粮糊口，并无产业营生，亦非久远之计”。著即动用正项钱粮三万两往赈。再派大臣一员、司官一员，往郭尔罗斯旗下，将实在穷苦并无忾之人查明数目，按其户口，给予羔羊牛只。
   

但杯水车薪，终难救困。又兼管理不善，前郭尔罗斯仍日益贫困。
   

这段时间，昂格来历任札萨克是:

首任，毕里衮鄂齐尔，1696年授一等台吉，1708年授札萨克;

继任，察衮，1714年袭札萨克，一等台吉，1746年病罢;

三任，都噶尔扎布，1714年袭札萨克，一等台吉，1754年削;

四任，阿喇布坦，1755年袭札萨克，一等台吉。
  

从中可见，昂格来政权更迭较频。到阿喇布坦时期，由于执政不力，境内荒乱加重，更处困境。
   

这期间，哈拉毛都公爷府，固穆六世孙恭格喇布坦于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袭辅国公。

恭格喇布坦是一位胸怀远大，胆识过人，有谋有略的人，他袭辅国公后，处心积虑地思索复兴前郭尔罗斯的大计。从他袭爵起，年年加大通过理藩院向皇帝的进贡，赢得理藩院对他的赏识。

另一方面，他着力发展草原经济。
    

清军入关后，清廷为切断蒙古与中原的联系，严防蒙汉接触，也为限制山东、河北汉民进入满清统治者肇兴之地——长白山挖参狩猎，于是从山海关到吉林北，从凤城至开原修筑两条数千里长的柳条边墙。其间设置边门，置兵甲监守。大约在乾隆中期，开始有少数显贵靠吉林将军的庇护，在边墙外的伊通河、饮马河岸边的郭尔罗斯前旗领地内，开垦少量土地种植。恭格喇布坦藉军方向他求情，他也求军方通融，也悄悄放垦少量土地，以解救蒙地荒早灾害燃眉之需。靠着这种默契，恭格喇布坦自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起，开始私下放垦荒地。据光绪 《大清会典·事例卷》158载:到嘉庆四年 （1799年）巳垦熟地17643公顷，承垦农民2330户。得此荒款，恭格喇布坦更加大了进贡和发展农牧经济。

这之间，前郭尔罗斯民间流传一 “丢印”的传说。传说昂格来札萨克传到阿喇布坦，沉溺酒色，不埋政事。常与福晋在内府用札萨克印砸榛子食。食后，印也不收起。下人莫尔根毕力格发现，急匿印骑快马奔哈拉毛都公爷府。阿喇布坦发觉，下死令追赶。虽沿途不断换马急驰，但仍未追及。毕力格所乘黑马竟累死哈拉毛都西山。恭格喇布坦得印立刻以昂格来札萨克名义递奏折，言体弱多病，无力执政，愿将札萨克一职让给同族辅国公恭格喇布坦。因当时丢印要受惩罚，虽理藩院派人查询，阿喇布坦也不敢具实奏明。
   

此不过是民间传说。然而至今哈拉毛都西山仍矗立 "黑马敖包"，历代王公均祭此有功黑马。
   

此期间，有史可查的记载可见于 《蒙古游牧记》的文字:

“乾隆四十九年，理藩院议奏:阿喇布坦所袭札萨克，自同部辅国公固穆始。固穆孙莽塞获罪，阿喇布坦祖毕里根鄂齐尔，以台吉领札萨克，子孙袭之。固穆嗣抵袭公爵，不获预札萨克选，久必致忘源流。嗣札萨克缺出，应统令人觐候旨简袭。诏如议"。
   

恭格喇布坦终于乾隆六十年 （1795年)重领祖世袭之札萨克职。前郭尔罗斯亦由此逐步复兴。

祖父抚育  齐默特色木丕勒，固穆第十一世孙。清同治十三年 (1874年)出生。他父亲阿玛尔浩毕图染病，齐默特从幼年起，一直在时任辅国公札萨克的祖父图普乌勒济图抚育下成长。他八岁在府内入学，精通蒙古、满、汉三种文字。熟读经史，工于蒙文书法。光绪十四年 (1888年)，15岁，祖父值年班，他随祖父晋京，在紫禁城内养心殿瞻觐皇帝。光绪十五年(1889年)，16岁，正月，太后懿旨:"皇帝大婚成礼，普天同庆"，"所有年班来京之蒙古王公等，亦应一体施恩，以章庆典。齐格外受恩，随祖父紫禁城内骑马，受赏顶戴花翎。光绪二十年 (1894年)，太后六旬庆辰，齐著赏三等台吉。齐默特色木丕勒在青少年时代，在祖父关注下，受到良好教养。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齐默特色木丕勒祖父病故，父患病不能袭位。经理藩院奏请皇帝，齐袭辅国公札萨克。齐默特色木丕勒，年方24岁就袭爵继任，更使他踌躇满志，雄心勃勃。    
   

放垦蒙地  前文载，恭格喇布坦袭爵位前，曾私下放垦土地1.7万多公顷。到嘉庆初虽被清廷禁止。但关内荒早连年，灾民接踵逃荒关东，清廷不得不弛禁放垦。到嘉庆十五年，今农安一带人境贫民已达两万多户。到道光七年，经理藩院奏准，将长春西北部、农安西及西南部之夹荒，农安东北部之东夹荒，招民领种。到光绪十六年 （1890年），郭尔罗斯前旗放荒总数已达一百六十余万垧。

齐默特色木丕勒即位，正值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进北京战争之后，沉重的战争赔款，更使清廷进一步放垦蒙荒。据 《齐王史略》载，齐默特色木丕勒在放垦中率先响应，先后三次大规模放荒。第一次放荒在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放垦奈银吐 (德惠)荒12760的垧;第二次放荒在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放垦巴图晋 (长岭)荒126600垧;第三次在民国16年(1927年)放垦达布苏 (乾安）荒，到1932年，放出250815垧。
   

 晋职晋爵  大规模放垦，齐默特色木丕勒不仅从中获得了巨额收入，结交了封疆大吏，也用金银铺平了去理藩院的道路。《清季蒙古实录》直接记载，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二月理藩院奏:"哲里木盟郭尔罗斯札萨克辅国公齐莫特散帔勒，报效银两，请旨办理。得旨:"著咨行户部，归入股票办理。”由于齐勤于旗务，又不断 “报效”，由此也不断晋爵晋职:齐袭札萨克辅国公后，不到五年，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经理藩院奏请，任哲里木盟副盟长;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任哲里木盟盟长兼兵备;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晋镇国公衔辅国公;民国元年 （1912年)因拥护共和有功，齐先晋镇国公加贝子衔，后晋多罗贝勒;民国2年 （1913年)齐因在乌泰叛乱时，维护东蒙大局有功，晋封多罗郡王;民国3年(1914年)袁世凯加恩又晋和硕亲王。
    

维护松嫩沿江土地  齐王第二次出荒前，光绪三十年（1904年)吉林将军达桂与郭尔罗斯前旗咨商:塔虎城一带为奉吉江三省往来通衢，幅员广阔，盗贼出没，扰乱治安，应如数开放。该旗札萨克齐默特色木丕勒咨复:"此段荒地业经蒙众开垦成熟，勿须开放。可将农安县属，毗连达尔罕王旗（科左中旗)的长岭子一带 (东西宽30余公里，南北长50余公里，约计毛荒300000垧)荒地拟请开放，以抵补塔虎荒。"于是，吉林将军达桂奏准后，札派当时双城厅的理事通判张呈泰到该荒段设立 "行局"，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五月三日，蒙行局发出招垦广告。办理招垦事务。在抵制放垦塔虎荒方面，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九月二十三日陶克陶胡起义武力抗垦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齐默特色木丕勒在其间的咨复处理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塔虎荒、二龙索口荒是松嫩江沿岸的沃土，其得以没有放垦实是发展前郭尔罗斯民族经济，推动畜牧经济向农耕经济发展的大事。
    

分田于民  郭尔罗斯土地，在王公统治时期，自古以来一直实行封建王公所有制。旗民可以自由利用土地游牧。
    

但随着蒙地开放(放垦），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蒙古牧民牧放地大大减少，而且农耕也需要固定的土地。宣统元年(1909年)王爷府的随从和王府屯民要求王府把留界地 (即王府直接经营的土地)的一部分分给蒙民作为户地(也叫生计地)。齐同意自王府南马老窝堡到小榆树屯一带7500公顷分给250户屯民，每户30公顷;宜统三年(1911年)王府把与其邻界的西北地带（札萨克私有牧场)15350公顷，作为户地分给307户王府屯民(这些屯民多为王府卫队成员）每户50公顷。

民国6年 （1917年)各努图克 (相当于区的行政单位)的旗民代表去王府，请求"应把普通的本旗蒙民也当作王府的屯民，分给户地，以兹补助生计"。于是，王府把旗内未利用的土地 (即乾安未开放时的旗内今元字井、亨字井、附字井、利字井、贞字井)28.3万公顷，全部分给旗内蒙民壮丁 （18岁以上的男子)2830人，每人l00公顷。旗境内出卖劳动力的汉民及其他民族的人，只能作为佃户或长工在春耕时入境从事农耕，秋收后出境。王府规定，这部分人不享受土地分割、开垦和占有权。虽然，旗内奴隶、无壮丁蒙古人、外旗蒙古人以及非蒙古族的外族人未得到土地，但王府屯民、全旗壮丁数千人都分得户地，对一个农牧民来说确是一大福祉，也是推动旗内农耕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前郭铁路1931年"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东北后，为夺取经济命脉，先攫取路权，以进行经济掠夺。1931年12月28日，板垣与张景惠签订协定，规定:"齐克铁路延长到海伦，将洮昂、齐克合并为一，而其经营委任满铁办理;将洮索铁路延长到海拉尔及满洲里，将齐克铁路延长到大黑河;将呼海铁路接连将来建设之扶哈（扶余到哈尔滨)铁路。
    

但，后来在实际运作中，“满铁”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在新线的修筑上。这些新筑铁路都是根据关东军的要求，首先考虑军事上需要而修筑的。到1937年底，满铁修建通车的铁路包括锦承 (锦州一承德)、图佳 （图们一佳木斯)、虎林（林口一虎林)、滨北 (三棵树一北安）、北黑 （北安一黑河）、京白(长春一白城子)、白温 （白城子一温泉)等。
    

在修建京白(长白)铁路对经过前郭尔罗斯蒙古草原一事，满铁向时任蒙政部大臣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征求意见时，齐自然 "慨然应允"，并嘱建 “王府车站”和 “瓦房站”即“前郭旗站”。
    

京白（长白)线建成，并于扶余江南瓦房店建了“前郭旗站”，客观上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喇嘛寺庙  在清代，蒙古喇嘛教是满洲统治者及内蒙古封建政权的可靠支柱。满洲统治者征服蒙古后，深知蒙古人性情坚强，惟借宗教才可使其化勇敢尚武为懦弱驯服。故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时代，特别提倡喇嘛教。清朝皇帝为喇嘛设立种种奖励办法。凡当喇嘛者，除豁免一切赋役外，还享受各种特权。他们除了施主的布施外，寺庙也占有大量牛羊牲畜可孳生为利，并有大量土地由庙奴耕种，供寺庙吃用。

因而许多贫苦人家多愿把幼儿送入寺庙当喇嘛。有的地区甚至每家都有一人或数人当喇嘛。据有关材料统计:旧时外蒙古有寺院2565所，有喇嘛105577名，占外蒙古男子总数的44%。解放前，内蒙古东部蒙旗中喇嘛人数占人口总数30%以上者亦不在少数。由此，明显地造成了蒙古草原人口锐减。
    

在这一点上，郭尔罗斯前旗历代札萨克并未盲目效仿。至解放时，郭尔罗斯前旗仅建有喇嘛庙四座。

解放前，郭尔罗斯前旗蒙古族总人口为3万人，寺庙4座，喇嘛按最多时人数算不过710人。这在国内蒙旗中喇嘛人数可以说是最少的。
    

齐王的统辖东部蒙古梦  如前文说，齐王少年得志，雄心勃勃。15岁晋京瞻觐，24岁袭爵，经l8年，到41岁由辅国公晋和硕亲王。实可称得上一帆风顺。
但是，他的期望不止于此。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开始放开手脚侵略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们乘中国政权更迭，军阀混战，决定以"满蒙独立"为诱饵，离间满蒙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从东北入手，推进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在日本善邻学院毕业，在日本关东都督陆军参谋部任职的日本特务富田仁三郎以经商为名与齐王长春租子柜的日本留学生太平阿交上朋友，通过太平阿结识了王爷四大租子柜总管高汉春(蒙名额尔德尼)，又由此结交了齐王府主办外事的苏玉书和白玉珠。并经他们推荐，见到了齐王。

富田仁三郎来到王府后，顺应形势，从商业往来入手，处事谦躬有礼，时刻讨好齐王，极得齐王赏识。齐王留他在府内居住。因为富田仁三郎善于迎合齐王心理，办事得体，很快赢得齐王欢心。富田仁三郎又按中国礼节认齐王为义父。齐王命人在西花园为二郎修建精致的居室、书房、运动间。并在室外建花圃，养鹿鹤。
富田仁三郎经逐步试探，很快了解了齐王跃跃欲居诸旗之上的政治野心，便进一步鼓吹"满蒙独立"，并说明惟有满蒙独立，齐王方能统领东蒙。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随即策划在我国东北建一个伪满洲国。
    

1931年12月，齐王与其他蒙古王公业喜海顺、凌升、寿明阿等30余人，参加了日本关东军菊竹实藏主持的"郑家屯会议"，会议决定东部蒙古参加伪满洲国。
    

1932年2月17日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任委员长，熙洽、臧式毅、马占山、汤玉林、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等六人被指定为委员。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3月8日溥仪在一群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簇拥下到达长春，当上伪满洲国的"执政"，并举行了就职典礼。齐默特色木丕勒参加了典礼。
    

3月10日，根据关东军提名，由溥仪签字，任命一批卖国军阀和官吏充当伪满政府官吏。3月14日齐默特色木丕勒被任命为统管蒙务的伪满兴安局长。同年8月3日改为兴安总署总长，指挥和监督兴安各省(当时设有东、南、西、北四个分省)和蒙旗事务。
    

1934年3月1日，日本扶植溥仪在长春称帝，改国号为"满洲帝国"，年号为“康德”。同时任命了9个部的大臣。11月9日，伪国务院决定，对蒙旗行政进一步改革，将兴安总署改为蒙政部，同年11月28日任命齐默特色木丕勒为蒙政部大臣。12月1日正式就职。同时公布把兴安东、西、南、北四个分省改为东、西、南、北四个省。蒙政部辖有兴安各省内24旗，吉林、滨江省各l旗，龙江省2旗，热河省6旗及锦州省2旗，总计36旗。
    

1934年，齐默特色木丕勒刚上任不久，伪国务院就任命了"蒙政部次长"日本人依田次郎。这是个专横无理的军人出身的官员。一切决策均需他同意。齐默特色木丕勒这个"大臣"形同虚设。
    

1933年，曾为日军侵华大效其力，积极参与肃亲王善耆及其子女宪真，金璧玉、金璧辉（川岛芳子）策划伪满建立的兴安南省省长叶喜海顺,只因为酒宴中醉酒说了句:"如果我早知道你们日本人是这样,当初就不该为你们卖命"的话,竟被日本人寻机革了他兴安南省省长的职.
    

1936年3月,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被捕.同年4月,以"通苏"罪并判处死刑。曾任日伪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的正珠札布为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伪满史料丛书·殖民政权》撰文说：“‘九一八’事变以前，凌升是呼伦贝尔副都统。对满清皇朝的复辟抱着幻想”。“溥仪到了旅顺，凌升积极活动起来，跑到旅顺见了溥仪和关东军，参加策划伪满建国的阴谋活动”，“凌升被任命为兴安北分省长，凌升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同时又对日寇的专横、满系官员有职无权的状况很怀有抵触”。“在一次省长会议上，凌升公开发言，反对日寇对满蒙的一些政策”。“这个案子的处理是按着关东军的意旨行事的，既没有辩护律师，而裁判及裁判官又是日本人，只是扮演了一出傀儡戏罢了”。凌升因说了反日言论就被日寇强加“通苏罪”判了死刑。
    

1937年，齐默特色木丕勒这个对“满蒙独立”充满幻想的“蒙政部大臣”也由于“莫须有”的原因改任参议府参议，基本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1942年，齐默特色木丕勒病逝，年69岁。　

转自：部落可汗|文：《郭尔罗斯考略》王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