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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一个由蒙古人建立起来的朝代，自成吉思汗铁木真统一草原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终于统一了全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之间的文化碰撞和交流，使得蒙古人等少数民族逐渐汉化。

而与此同时，也有汉族人民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影响转而蒙古化去迎合元朝的达官贵族。那么元朝的汉人都受到了那些蒙古人的影响？采取了哪些手段蒙古化来迎合蒙元的统治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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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多元的民族文化处于一个互相碰撞交流的过程中，而非是单一的，单向的“汉化”，在蒙古人，色目人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蒙化”。

我们都知道文明之间交流最基础的东西必然是文字，因此元朝时期不少的汉人都开始学习蒙古文字和蒙古语音，这是蒙古文化影响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当时的蒙古风俗对于汉人的影响大到什么地步呢？《明实录》记载：“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俗。衣服则为祷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这里面提到了服饰，姓名，语言，风俗等方面，那么我们就从语言开始，了解一下这个汉人“蒙古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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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元朝征服中国各地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多年，各地受到蒙古风俗影响的时间和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别，我们可以根据占据中国的先后顺序将阶段分为前四汗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到元成宗铁穆耳时期，以及元武宗海山到元顺帝时期。

蒙古前期，即前四汗时期，蒙古军队经常掳掠工匠，妇孺当做是贵族的私人奴仆，因此前四汗时期最早学习蒙古语言和文字的就是那些被掳掠到蒙古大草原的汉族幼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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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元好问全集》中的《大丞相刘氏先塋神道碑》中记载十二岁的汉族幼童刘敏被掳掠来成为某个贵族的奴仆，后来主动请求改属于成吉思汗铁木真的斡耳朵，于是“不三四年， 诸部译语，无不娴习，稍得供奉于上前..进退应对，无不曲中圣意”，甚至还能担任翻译和用蒙古语进行御前奏对，得到了成吉思汗的赞赏。

“九岁而孤”的王德真，在成吉思汗南征金朝的时候被俘于野狐岭，成吉思汗觉得这小孩脑袋长得异于常人，于是让人把他抱回家养着，“喜其头颅不凡，命宫掖抚养之”，王德真耳濡目染之下，仅仅三年就通晓了蒙古语言，“三年通蒙古语言，译说辩利”，于是被铁木真喜爱，走到哪儿都带着他，“出入提携之”。后来王德真就当上了蒙古皇室的亲卫，充怯薛“奉御”，王德真还兼掌二皇后宫政,忽兰皇后“抚之如子”，称为“怯怜口”。

还有郝和尚拔都9岁被蒙古军掳掠走，“隶乞忒郡王帐下”，也是随侍左右“令给事左右，朝夕未尝离。稍长，精通译语”。除此之外，还有十四岁留充窝阔台宿卫的石天麟，十岁被掳“遂徙朔方”的张雄飞，十四岁“被俘至杭海”，入侍忽必烈藩邸的张惠;十一岁始“给事”察必皇后的梁德珪等。他们的家世籍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都有幼年被掳掠到漠北草原并随侍蒙古贵族军将的共同经历，这使得他们很快的掌握了蒙古语言文字，学习了蒙古文化，成为了最早蒙古化的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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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便是蒙古南下灭亡金朝占领了整个北中国，这时有一大批北方的汉族士绅和地主豪强，出于和蒙古统治者以及蒙古贵族政治交往和日常沟通的需要，他们中很多人纷纷学会了蒙古语言。

比如金北京路留守何道忠子何实“通诸国译语”，“骁勇善骑射”，投降了铁木真的重臣木华黎国王，充麾下前锋，官至左监军、便宜行元帅府事。

金大理评事刘仲泽子刘好礼“知读书，通国言”，历任廉访府参议和永兴府达鲁花赤。

还有继承的父职“交城令”的谭澄,因为学习蒙古语而出人头地，发家致富，他看到当时的州府县守说话只说蒙古语，“州县守令上皆置监，动惟国言”，觉得自己这个县令还要找翻译，万一翻译乱说坑我我做官还要倒大霉，于是就自己刻苦学习蒙古语“受成说译人，虑其见欺，乃私与善国言者游，日薰而月聒之,满岁而悉能精晓。他日郡议，不资用译，应务无滞。人悉异其不学而至。”谭澄能用“国语”和“大府”、燕京行台蒙古长官应对辩论，所以受到了忽必烈赏识，命留藩府，潭澄从一个县令一跃成为了皇帝亲信的高级官员，“遣迩臣出使，必以公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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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汗为了掌握忽必烈手下究竟多少财力物力，有多大的政治资本，于是派出自己的心腹重臣阿兰答儿对忽必烈统治的汉地财赋进行审计，史称阿兰答儿钩考。

潭澄因为熟悉蒙古语言，被派往京兆，侦查阿兰答儿的情况，“弥缝其间，时通动息藩府”。后来潭澄官至四川佥省和宣慰司副都元帅。

这便是前四汗时期汉人学习蒙古语言的人员，可以看到大多是从小被掳掠到蒙古人之中服侍蒙古人长大的幼童，以及想和蒙古人合作的士绅，而忽必烈到成宗时期，随着全国逐渐平定，南方汉人学习蒙古语言的士子也多了起来，不少人踏入仕途而学习蒙古语言者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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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种蒙古化的形式就是名字，纵观元朝使用蒙古姓名的汉人不计其数，主要是蒙古统治者赏赐汉人蒙古姓名以示褒奖，借此来笼络汉人，达到开疆拓土的目的。

张荣降蒙，被元朝授予元帅左都监的官职，赐名兀速赤，郑温随蒙哥汗征川蜀有功，赐名也可拔都；贾塔刺浑应募授四路总押，又添塔刺浑之蒙古名；贾抄儿赤袭都元帅，又有抄儿赤之蒙古名。

郑鼎归降任千户，赐名也可拔都；探马赤军将石高山父的蒙古名为忽鲁虎；刘斌子刘思敬袭征行千户,赐名哈八儿都;刘敏子刘世亨袭燕京行断事官,赐名塔塔儿台等等，这些都是投降蒙元的汉人被赐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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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类似于张拔都留备宿卫而赐名拔都，其子张忙古歹亦有蒙名忙古歹；石天麟留宿卫，又赐名蒙古台；贾昔刺“典司御膳”，赐名昔刺；常某袭父职掌蒙哥汗御膳内宰，得蒙古名兀迩笃。许国祯子许良侍世祖藩邸，赐名忽鲁火孙；刘敏子刘世济充怯薛必阁赤，赐名散祝台，这些人就是充任贵族宿卫者改用蒙古名字。

刘敏幼为蒙古军掳掠，赐名玉出干(意为幼小)，张惠幼年,“被俘至杭海”，赐名兀鲁忽讷特；郝和尚九岁被乞忒郡王掠，得名拔都，其第四子亦用蒙古名扎刺不花，这些人就属于是被掳掠的汉人幼童改的蒙古名字。这些人主要是被蒙古统治者赐名的，这也是蒙古统治者在客观上促使了一些汉人的蒙古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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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有另一种改蒙古名的现象，就是一些身份地位较为低下的汉人冒充蒙古人，混入蒙古统治者的政府麾下，得到一些官职，因为蒙古人相较于汉人是比较容易得官的。

而由于高层汉人地主豪绅以使用蒙古名字为荣，也使得这一风俗向下层普通汉民推广，普通汉民为追求时髦，也以取蒙古名字为荣。在蒙古文化的影响下，汉人大多起双名，一为汉名一为蒙古名，而这一时期，汉人学习的蒙古语言文化和取蒙古名字，和所得官职大小是成正比的，所以许多在仕途上有所造诣的汉人，同时也是学习蒙古文化的佼佼者，这也就导致了许多汉人士绅和汉民蒙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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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取名上没有单一取蒙古名而是同时取汉名和蒙古名，也说明了汉人在对蒙古文化中不仅兼收并蓄，同时也对吸收蒙古文化有一定保留。

蒙古文化对于元朝汉人来说除了是文明交流影响，也作为元朝汉人晋升官职的阶梯，所以蒙古语言文字很受中上层汉人士绅推崇，同时这也作为一种风尚传播到了下层社会，成为了一个全民都或多或少有所“蒙古化”的社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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