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1年，蒙古西征军的铁骑直入中欧波兰、匈牙利等国，饮马多瑙河与亚得里亚海，震惊了整个欧罗巴大陆。后蒙古军因大汗窝阔台去世而退兵，逃过一劫的西欧才松了一口气。1245年春，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1）召开宗教大会，其议题之一就是应对所谓“鞑靼问题”，会上决定派遣法兰西斯派修士、意大利人乔瓦尼·德·普拉诺·卡尔皮尼携带教皇书信出使立国于俄罗斯南方草原的蒙古金帐汗国。教皇在信中用温和的口气谴责蒙古人对欧洲基督教徒的屠杀迫害，劝其悔过，并希望与蒙古人签定某种和平性质的协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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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法国偏东南方罗讷-阿尔卑斯大区首府及罗讷省省会里昂市。
（2）有说教皇企图劝说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但为法国东方学大师保罗·佩利奥否认。
1245年4月16日，卡尔皮尼一行从里昂出发，沿途费时几乎一年，才于次年4月到达伏尔加河畔金帐汗的营地，卡尔皮尼向拔都-赛因汗表明来意，拔都以此事干系重大，自己不能做主，决定送他们前往蒙古本土，由大汗定夺，这是出乎修道士们的意料的。教皇使者们被半强制地送上路，于1246年7月22日行抵距蒙古帝国首都哈剌和林（1）半日程的昔剌-斡耳朵（2），在8月20日这天参加了贵由大汗的即位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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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今蒙古前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废墟。
（2）Xar-Ordo，蒙古语意为黄色的宫帐，此地为大汗的行宫。
在汗廷大必阇赤（1）镇海、合答（2）等人参与下，将教皇书信（拉丁文）译成蒙古文，进呈给大汗，贵由汗命令作书回复。因西方无人懂蒙古语，最后确定大汗回信用波斯语书写，因为波斯语是当时从中亚到中近东地区通用的语言（卡尔皮尼在他的出使报告《蒙古史》中把贵由汗回信中的文字称为萨拉森文，萨拉森Saracen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国、各民族的泛称，有时特指阿拉伯人，因此，在贵由汗复信的原件发现以前，学者们多以为该信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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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qigq，蒙语意为书写者、编写者、作者，其职可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汉文史料中把必阇赤称为中书令、中书丞相，并不准确。
（2）此二人皆为聂斯托利派基督徒。
11月13日，镇海等人在大汗书笺上加盖玉玺，交给卡尔皮尼，修士们即于同日起程回国。1247年底，卡尔皮尼安抵教廷，将大汗回信呈递英诺森四世，教皇因卡尔皮尼不辞艰险完成使命，日后对此老年修士十分优厚。
这份贵由汗回复教皇书信的原件，就此长期湮没无闻，人们只在卡尔皮尼的《蒙古史》中读到他用拉丁语译写的一篇二手文。直到1920年，梵蒂冈图书部主任蒂塞兰主教从教廷所藏档案中“发现若干惊人文件”，主教将文件（其中就有贵由汗的信）影印几份寄给几名学者解读，这些学者中就包括天才的法国语言学的奇才、历史学的泰斗、东方学的巨匠保罗·佩利奥教授（1）。1923~1931年，佩利奥经过多年探颐索隐，将他的包括贵由汗书信在内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蒙古与教廷》一书中，笔者在写作本文时，就特别参考了该书，在此对该书作者和译者（2）表示由衷的钦佩。佩利奥在书中彻底说明了贵由汗书信的文字是中古波斯语，而不是以往人们猜测的萨拉森-阿拉伯语，佩利奥凭借自己惊人的语言学修养，对这份波斯语信件的内容作了翻译和详解，对贵由汗回信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直接参阅该书，因为这既不是本文的主题，也不是笔者能力所及的，笔者仅仅对信件上钤压的贵由汗的印文作些小小的讨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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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里通常称他为伯希和（1878~1945年），他几乎精通世界上所有民族的语言，而且很多已经“死亡”的古代语言，佩利奥也能做到了如指掌，因此，仅就语言方面来说，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越佩利奥的才能。参见笔者的文章《伯希和——笼罩在超级学术大师光环上的盗经暗影》。
（2）翻译者为我国著名学者冯承钧先生（1887~1946年）。
（3）佩利奥书中亦有解说，但较为简略，而且该书的汉译本中竟没有附上贵由汗印章的图形，实在令人懊恼。
根据目击者的介绍，盖在贵由汗信件上的印玺有两处，印迹朱红色而印文相同，应为同一印玺的两次钤压；印章近正方形，每边长各约14.5厘米，印章里有文字六行，周围有极细的边缘线（在影印件里几乎看不见）。
现将经过笔者整理的贵由汗的蒙古语印文附图如下：
其中图A是印文的原影印件，图B是笔者清理以后的印文效果，图C是用现代规范蒙古语（印刷体）新写的印文。三图对比的用意，详见下文。
先将贵由汗印文内容（图A和图B）用拉丁字母转写，此转写用书面语形式并按印文格式排列。
mönghe tegri-iin
hüqü-tür yehe monggol
ulus-un dalAi-(i)in
han-u zarlig il bologa
irgen-tür hürbesü
büxiretügei ayutugai
词语详解：
mönghe: 口语作mönh，意为永远的、永久的、永恒的、长生的。
tegri: 口语作tenger，意为天、天空，特指有神性的天，与上一词组合即为长生天，蒙古原始崇拜中的最高天神。
iin：口语中有变化，蒙古语的属格，该形式用在元音结尾的词后，相当于的。
hüqü：口语中作hüq，意为力量、力气、能力。
tür：贵由汗印文中写如此（见B图a), 在现代规范蒙语中应使用dür，因为按照蒙文现代语法，在元音和辅音n、l、m、η结尾的词后应使用dür(dur)，dür或tür为蒙古语的给在格附加，相当于给、对于、在……里。现代蒙语中dür和tür已不常用，常用的是du(d)和tu(t)形式。
yehe：口语中作ih，意为大的、巨大的、尊贵的、很、非常。
monggol：即mongol，蒙古。
ulus：口语中作uls，意为国家、属地、部落、人民、人们。
un：口语中有变化，蒙古语的属格，该形式用在除n以外的辅音结尾的词后，相当于的。
dalai：意为大海、海洋。
(i)in：解释已见上，但贵由汗印文中的这个字（见B图c，并对比B图d）似乎少了一笔长牙，因为蒙古语属格的三种形式在印文中都已出现，应当不再有其它的形式。
han：即汗，蒙古等北方民族首领的称号，但必须注意，这个词（见B图e和C图f）仅仅是汗，而不是hagan（口语中作haan，其蒙古语原型参见附图D），后一词即汉语中的可汗、合罕或大汗。这里贵由在印文中仅自称为汗，而非大汗（合罕），佩利奥解释说，在大蒙古国时代（1206~1260年），合罕的称号是特别用于对窝阔台的尊称，汉文史料中即称他为合罕皇帝，所以其他蒙古君主仅称为汗，包括成吉思汗的汗也是han而非hagan。元朝建立后，做为蒙古共主的元朝皇帝才被称为hagan——大汗，西方的察合台、金帐、伊儿三汗国的君主仅称为han——汗。
在佩利奥生前，尚未有《释迦院碑记》（1）这一文物的发现，所以佩利奥有如此见解。在《释迦院碑记》的蒙文中，第四任蒙古大汗的名字已写为mönghe-hagan，即蒙哥合罕，这大概是因为蒙哥的大汗之位是从窝阔台的子孙处夺来的，因此对伯父独享合罕之号不再表示尊重，自己也只管取来美其名曰mönghe-haga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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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本文结尾处。
另外，这个汗字与上两个词组合即为dalai-iin han——海洋的汗，佩利奥曾力主成吉思qingis为突厥语滕格斯tenges（意为海洋，现代蒙语中保留有这个词）的颚音化读法，也就是说成吉思汗意为海洋汗，在发现贵由汗印文中出现海洋的汗一词后，佩利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主张。由于佩利奥在语言界和历史界的巨大影响力，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蒙古学家认同了这一说法，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成吉思汗一名的争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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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箸者的文章《生生不息，纵横驰骋的蒙古人（之二）》。
u：口语中有变化，蒙古语的属格，该形式用在辅音结尾的词后，相当于的。
zarlig：源于突厥语yarlig，意为圣旨、诏书、敕令、命令、法令、教谕、教导。
il：此为突厥语，意为归服、臣属，后来波斯汗国君主的称号伊儿汗，即此Il-han，该称号表明波斯汗在名义上是臣服于北京的大汗的。现代蒙语中没有il这个词。
bologa：口语作bolgoo，词根为bol-，意为成为、变成、是、当作为、发生、有……。bologa为bol-的形动词未完全过去时，表示还在成为、仍在变成之意。但该词形（见C图g）与印文中的词形（见B图h）不太相符，因此也可能是bol-的形动词的将来时形式bolohu（口语作bolh，其蒙古语原形见附图E），但仍（与B图h）不太相符，只好先存疑。无论如何，结合下文来看，这个词只能是bol-的形动词形式。
irgen: 意为人民、民族、公民。
tür：解释已见上。
hürbesü：词根为hür-，意为到、抵达、达到、遇到、产生、触及、满足，后缀-besü为假定副动词形式，表示如果抵达的话之意，该附加形式在古蒙语中很常见，但在现代蒙语已很少用这个附加，而多采用-bel(-vel)的后缀。
büxiretügei：词根为büxire-，现代蒙语已写为bix(i)re-（见C图i，并对照B图j），意为尊崇、敬仰、钦佩、崇拜、信赖、信服、确信、信仰、归依等。后缀-tügei（印文中实写为tügüi）为对第三人称的希望式，表示希望他们尊崇、敬仰之意。
ayutugai：词根为ayu-，意为恐惧、畏惧、惊慌、害怕等，后缀-tugai解释已见上（这里-tugai为阳性词形，见C图K，而上述的-tügei为阴性词形，见C图i），表示希望他们恐惧、畏惧之意。
综上所述，将汉语译词按印文格式排列为：
长生天 的
力气 里 大 蒙古
国家 的 大海 的
汗 的 圣旨 臣服 还在成为
人民 里 到达的话
希望尊崇 希望敬畏
此印文实际就四句话，按元代汉语习惯翻译为：长生天气力里，大朝海内皇帝诏曰：颁至臣服百姓里，敬之畏之。
可见，此蒙古汗印章更类似于诏旨，与汉地印玺常见的“……之宝”、“……之印”不相同。
在元代常见的圣旨类公文中，在“长生天气力里”的后面，通常还有一句“大福荫护助里”，即蒙文（口语形式）ih suu zaliin iveend ，然后才是皇帝（大汗）诏曰……，大概这里是印章，印文字数受限制，才没有了后句的“大福荫护助里”。
再按现代蒙文口语形式用拉丁字母将印文转写：
mönh tengeriin hüqd,
ih mongol ulsiin dalaigiin hanai zarlig:
il bolgoo irgend hürvül,
bixretügei ayutugai!
用现代汉语翻译为：
凭借长生天的力量，
大蒙古国大海汗的圣旨：
如果颁发到将要臣服的人民那里，
他们应当对旨意表示尊崇和敬畏!
最后，笔者再结合附图，略述几个问题。佩利奥曾提及，蒙古时代的公文凡写至长生天、可汗等词汇里，皆要抬头（即高出其它行），以示尊重，但贵由汗的印文因受印章本身的限制无法抬头，但长生天与汗两词也特写在第一行和第四行的开头，这不是偶然的。但此印文只出现汗一字，而未出现贵由的名字（波斯语信件正文前面的突厥语题头也是如此），这大概是大蒙古国时代的特征，在元朝时候，公文中皆出现大汗的名字或尊号。
佩利奥根据卡尔皮尼出使报告中的记载，推测此印玺为在蒙古汗廷中服务的一名俄罗斯工匠科斯马所雕刻，真相是否如此，无法确证。但仔细观看附图印文，有一些有趣的现象。先看A图和B图，蒙文字母字腹中都没有镂空，仅仅是沿着字腹的周围刻转了一圈，于是留下了当中的一个个“眼珠”（见A图），这是出于某种美观的考虑，还是篆刻者图省事所致，也不得而知。
但是蒙文属于竖体的拼音文字，书写起来长短不一，把这长短各异的18个词汇整合限定在印章面的范围之内，又要做到整体美观，确实要费一翻心思，由此也可见印章篆刻人的高明手艺。
再将A、B图与C图对照，能看到一些蒙文字母的演变，某些词或字母的变化笔者已在前面讲过，这里还可举出三点：1、这是刚从畏兀儿文字母拼写成功的蒙古文字，其书写形式与12~13世纪的畏兀儿文几乎完全一致；2、印文中辅音字母g（阳性）前面的双点没有写出，在现代蒙文中，除了及其特殊的情况，g（阳性）前面的双点是不能漏写的；3、字形变化最大的要数写在词中的d和t（1），其迥异之处，看C图i、k与B图j、l可一目了然，毫无疑问，这两个字母的变化，完全是为了书写起来更方便流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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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两个字母在词中写法基本一致，但也有例外，说起来比较麻烦，在此从略。
由于从大蒙古国时留存至今的蒙古文实物资料极其稀少——据笔者所知，仅有三件：一为1220~1225年间移相哥（成吉思汗之侄，即成吉思汗二弟拙赤－合撒儿的幼子）在额尔古纳河西岸（1）所立一尊刻有六行蒙文的石碑（2）；二为前文已提及的、1257年斡亦剌部驸马八立托（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之孙，从血统上讲他也是成吉思汗的外孙）在德勒格尔河北岸（3）所立的蒙汉合壁（蒙文只有简单的三行）石碑（4）；第三即本文所述的贵由汗的印文。前两尊石碑因为风雨剥蚀，字迹漫漶不清，释读起来很是困难，学者们虽有研究，但许多地方还各执一词。与之相比，贵由汗的印文倒显得清晰多了。正因为早期蒙语文物留存极少，使我们对一些蒙古语词汇和字母的最初形态还不是很肯定，一方面彰显出贵由汗印文发现的珍贵价值，另一方面希望能有更多早期蒙古语资料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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