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学家札奇斯钦：他的时代和著作

若观中国近代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以蒙古独立运动和自治运动最为强烈，实为从清末到整个民国最让中央政府感到棘手的问题，中国不仅丢失领土近两百万平方公里，俄日两大野蛮帝国主义更深深介入，差点将北方中国肢解。然而，对于近代蒙古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可谓做的十分不够，其过程和原因史家都是稀里糊涂，可谓欠了历史重重一笔债。这些仅有的研究中，札奇斯钦先生的记录和研究无疑是史料和文学价值俱高的佳品。

札奇斯钦（Jagchid Sechen），生于1915年，卒于2009年。札奇斯钦先生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离开大陆前，他是一个对本民族有强烈责任感的青年才俊，深度参与到蒙古自治运动中，为德王、松王、索王等蒙古领袖器重，在蒙古自治政府内被委任为重要职务。抗战胜利后的行宪国大，札奇斯钦又当选为蒙古地方代表。1949年，札奇斯钦随着国民党政权迁移到台湾后，潜心学术，先后在台大、政治大学、美国杨百翰大学等任教，成为海峡两岸首屈一指的蒙古学家。

正是由于札奇斯钦的特殊经历，世界知名的内亚和蒙古史专家冈田英弘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起就动员他撰写关于三四十年代内蒙古历史的回忆录，此书终于在1983-1984年先生在东京外国语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完成，名为《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并由东京外国语大学出版印行。此书一出，就为全世界研究近代蒙古史的学者们瞩目。2005年，我国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版，很快就销售一空，如今二手旧书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也被炒到二百多元以上。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关于蒙古自治运动的回忆录或专著，如德王和李守信的自述，但是这些资料绝大多数是当事人带着政治压力完成的，基本立场是批判自己、“向人民认罪”，甚至主动抹黑自己。而《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书45万字，不仅内容最翔实，又以札奇先生历史学家的深刻眼光，卓越的文笔，使得本书有极具阅读价值。

除此之外，札奇斯钦晚年在美国又口述完成了回忆录。虽然是90高龄所做的回忆，但是由于札奇先生思念故国、故乡之情浓烈，内容仍是他早年在中国大陆求学、参加为蒙人争取权利运动的经历。可谓对一书的很好补充。回忆录最终以《一个蒙古老人的回忆》为书名，于2015年在其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阐述札奇斯钦先生的两部著作主要观点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札奇先生的家世和故乡。札奇斯钦是热河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人，也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人。清代的喀喇沁部分为左中右三旗，分布对应的是今天辽宁省喀喇沁左旗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宁城县和喀喇沁旗。喀喇沁三旗是清代蒙古盟旗中极少数由非成吉思汗家族统辖的地方，旗王公自称是成吉思汗大将乌梁海的后人。虽然喀喇沁王公不是成吉思汗家族出身，但是由于旗的地理位置重要，备受清王朝重视。清朝康熙帝曾经将五女和硕端静公主嫁于喀喇沁旗郡王噶勒藏。

喀喇沁右旗是蒙古各部中接触汉文明最深，农耕化最早的地方。旗王府向南行30余公里，翻越茅荆坝就进入承德汉族地区，自从康熙年间，汉族移民就纷纷进入，到清末，喀喇沁右旗的牧场几乎全部变成农田，蒙古族也变成人口的少数。这些条件和变化，一方面使得喀喇沁蒙古人有机会接触汉族和国外的文明，他们是蒙古族中文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民族矛盾，尤其是1891年金丹道之乱屠杀了喀喇沁和附近几个旗的数万蒙古族人，因此，这里也是蒙古民族主义意识觉醒最早、最强烈的地方。近代政治舞台上很多有影响力的蒙古政治人物来自该旗，如蒙古近代化提倡者贡桑诺尔布亲王、外蒙古独立领导人海山、民国政府政要白吴鹤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创始人白云梯等，而札奇斯钦与这些人都有亲属或裙带关系。

札奇斯钦家族连续八代担任喀喇沁右旗的管旗章京，管旗章京是清朝正三品官，在旗内地位仅次于王爷和台吉。清末，札奇斯钦的伯父承袭了家族的管旗章京职位，而父亲罗布桑车珠尔去了王府附近的福荟寺（现在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做了喇嘛，一直做到总管喇嘛的职务，想必在内蒙古佛教界已经获得了较高的地位。由于伯父无嗣，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命令罗布桑车珠尔还俗，并在50岁那年得到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札奇斯钦。

札奇斯钦的父亲精通汉、蒙、藏、满四种语言，又善于社会交际。因此，被流亡内地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器重，并且在民国成立后，被委任为西藏驻京代表和中华民国西藏地方的国会议员。这也反映了清代和民国初年蒙藏一体的传统。此外，罗布桑车珠尔还被民国政府赐予“辅国公”的爵位。由于父亲长期在北京任职，所以札奇斯钦是在北京出生并且长大的。札奇斯钦的这种出身，使得他兼通蒙汉两种文化，并且在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师从大学者陶希圣、张奚若等人，他在当时蒙古族中已经是极为杰出的佼佼者。而他父亲在京结交极广，是蒙古王公贵族与中央政府沟通的重要桥梁之一，这也使得他政治上早慧，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陪同蒙古王公们拜会何应钦等人，担任他们的翻译。

札奇斯钦青年阶段恰好是蒙汉矛盾最尖锐和蒙古民族主义最高涨的阶段，蒙古运动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蒙古问题呢？这还要从清末边疆的放垦殖民说起。清政府为了移民实边，对抗沙俄侵略，也为了解决内地人口压力，在光绪年间一改边禁政策，开始在内蒙古放垦。清政府强制将蒙古最好的牧场变为官垦地，民国时期统治内蒙古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晋系军阀阎锡山等有过之而不为，20年代内蒙古的放垦速度大大加快，奉系军阀侵占的科尔沁左翼三旗土地就1000万亩以上，估计整个内蒙古这期间被放垦的土地至少数千万亩，结果内蒙古南部蒙旗多数牧场都变成了农田，蒙古牧民流离失所、穷困潦倒，而汉族军阀和部分蒙古王公大发横财。

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多，军阀又推动在内蒙古设立省—县体制，蒙旗境内的已经放垦的土地被析出变为行政县，如昭乌达盟设置了宁城、天山、乌丹、林东、鲁北、经棚等县，察哈尔八旗设置了宝昌、康保、尚义、崇礼、商都、沽源、兴和、多伦等县，在不少盟行政县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蒙旗数量。得寸进尺的军阀又提出改变数百年蒙旗归中央直辖的传统，将蒙旗也纳入省治，这样全部蒙古土地和人民都要被直接置于贪婪军阀统治之下，不啻陷于刀俎鱼肉的境地。

这种情况下，蒙古民族感受到深切的生存危机。在底层，爆发了以伊克昭盟独贵龙运动、哲里木盟嘎达梅林起义为代表的抗垦运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和蒙古王公则发起了蒙古自治运动，希望将未开垦的蒙地变为中央政府统治之下的自治区域，停止土地放垦，禁止省方干预蒙旗行政。作为蒙古官僚世家出身，并且与蒙古王公有密切联系的札奇斯钦当然加入了蒙古自治运动。札奇斯钦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当时的内蒙古》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从20年代到1949年蒙古自治运动的始末，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总结如下。

关于德王。德王的全名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他生于1902年，1908年袭札萨克多罗杜稜郡王爵职，1913年北洋政府授为札萨克和硕杜稜亲王。在20年代，军阀大肆进展蒙人利益时候，德王在蒙古王公之中最积极考虑民族前途，又获得蒙古革新派年轻精英的支持，使得他逐渐脱颖而出，成为蒙古人认可的领袖。若抛弃政治立场，以札奇斯钦近距离观察，德王仪表堂堂，为人诚恳，对民族有责任感，重公利而轻私利，沉稳刚毅，在政治人物中委实是一个难得的正人君子。然而无奈德王在利害攸关的抉择上，屡次犯错。先是寄希望于借助日本达到自治目的，继而在国民党溃败之机，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必然趋势，还幻想趁乱制造蒙古自治的既成局面，未来与国共谈判；最后在百日政权灭亡之际，不选择去人民政权输诚，反而逃亡外蒙古，最后被引渡回国。

关于九世班禅的作用。以往历史描写中，对第九世班禅在蒙古自治运动中的作用都忽略不提。九世班禅于1925年至1935年流亡于内蒙古地区，鉴于他崇高的宗教领袖，其实他是这十年蒙古草原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札奇斯钦透露，德王认为之所以外蒙独立运动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有一个统一的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因此班禅在内蒙，是全体蒙古人团结起来的好机会。班禅出于宗教情感和是非判断，对蒙古人的诉求是同情的，但是他又寄托于国民政府向达赖施压准许回藏，因此，他只能是暗中帮助。于是借在百灵庙举办金刚法会的机会，让蒙古王公脱离军阀监控，聚集到百灵庙来，才有了。此外，德王由于年纪太轻，起初不被内蒙古年长而又有影响力众多王公如索王、松王、云王等重视，也全赖班禅的抬举，德王特意在苏尼特右旗为其建立了，让其长期驻锡，这些都大大抬高了德王的地位，德王才日渐为蒙古贵族所接受。

关于中央政府态度。在札奇斯钦看来，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政要对蒙古的诉求都比较同情。1934年，国民政府公布的《蒙古地方自治法案》几乎全部满足了蒙古王公请愿所提出的要求。国民政府此外还给予蒙政会经费援助，胡汉民亦以个人身份送来一万银元作为赞助。起初的蒙古自治完全是中央政府与蒙古贵族良好互动的结果，是中央政府准许下的行动，而不是一些历史书上说的“民族分裂行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德王在抗战中投靠日本也既往不咎，并且每年支付十六万元的生活费，札奇斯钦夫妇仍可以当选为国大代表。相比之下，而地方军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蒙古自治运动一贯反对，因为，盟旗一旦自治，地方军阀就不能在肆意圈地，获取经济利益。蒙古自治运动后，主政绥远省的傅作义想尽办法破坏，拉拢部分王公成立了“绥境蒙政会”，意在分裂百灵庙的“蒙政会”。傅作义的做法彻底让蒙古王公寒心，又加上国民政府对抗日本侵略无策，让蒙古贵族看到中央政府无法保护蒙古人免受日本人侵略，这些因素把德王推向日本人。

关于日本人。札奇斯钦认为蒙古贵族们对日本人是很不信任的，他们只不过是希望借助日本人达到自治或独立目的而已。札奇斯钦记述道，在蒙古自治邦时期，倘若有蒙古人为日本人卖力做事，那么他就会受到全体蒙古人的孤立，而蒙古人对日本派来的顾问和特务也极为冷漠。日本由于军力不足，对西蒙古的控制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满洲国境内的东蒙古在日本的严密控制之下，因此，蒙古精英普遍对日本人不满，甚至在蒙古自治邦代表团问满洲国期间，发生满洲国的蒙古侍卫长暴骂日本大佐的情况。

关于外蒙古对内蒙古自治的态度。札奇斯钦对此虽然着墨不多，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描述看出外蒙古复杂微妙的态度。外蒙古对蒙古自治运动是很热心的，尤其是二战结束后。乔巴山不仅热情接待博彦满都的东蒙古代表团，还曾经亲自到内蒙古多伦视察这里的蒙军。然而，外蒙虽然对中国的蒙古族非常热情，但是关于内蒙古的事情态度很鲜明：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外蒙古的这种表态背后原因还是苏联的意思，苏联是内心不希望内外蒙合并的，把外蒙古分裂出去是其战略最佳点。反倒最终对自己同胞信任的德王，在1949年的自治运动失败后选择去了外蒙古，最后成为苏联、外蒙对华外交中的牺牲品，长子和三子亦因蒙古国的迫害而死亡。所以，札奇斯钦在书中充满了对外蒙古的怨言。

1949年中国政权鼎革之际，德王来到阿拉善定远营建立起“蒙古自治政府”，札奇斯钦亦曾经追随，从台湾来到遥远的大西北。不过，札奇斯钦最终看到德王的自治运动没有前途，就在溃败之前离开了定远营。此后，札奇先生在台湾远离政治，安心治学。1957年受聘为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系主任、政治大学边政学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1972年，他远赴美国，受聘于杨伯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杨百翰大学在内亚研究方面的地位很大程度归功于札奇斯钦，直到1982年退休。此外，他还曾担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总的来说，札奇斯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游牧文明研究，书著有《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国农业民族之间的和平、战争和商业等的关系》；第二，蒙古社会研究，书著有《蒙古文化与社会》、《蒙古史论丛》；第三，蒙藏关系和蒙古宗教研究，如《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第四，蒙古典籍的校译，有《

如何给札奇斯钦先生定位呢？他可以说是蒙古民族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蒙古学家（以前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蒙古的只有西方学者）；是第一位有国际影响力的蒙古族学者，也正因为此，1991年他担任了美国总统布什与蒙古总统奥其尔巴特白宫会晤的翻译；也是中国的蒙古学奠基人之一，对后来有影响力的元史和蒙古学知名学者萧启庆、乌云毕力格和齐木道尔吉等都产生了影响。札奇斯钦先生一生是精彩、曲折的，从北京到蒙古草原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他身上我们看出，少数民族精英在百年国家政治激荡大幕中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