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1235年—1280 年),西藏萨迦人。1260年,被忽必烈奉为国师。1264年统领元朝管理全国佛教的专门机构总制院,1269年制成蒙古新字,1270年被晋封为“帝师”“大宝法王”。
文 | 吕文利
转自《环球人物》杂志(微信ID:globalpeople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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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薛禅汗于世闻名,此圣者请来呼图克图八思巴喇嘛,使将一切经咒音译为畏兀儿文(指畏兀体蒙文)。广泛建立对佛的三信仰,尽使宗教弘传发展,使全世界普享太平之福,犹如昔日圣转轮王般名扬四方。”
这是17世纪初蒙古文史书《阿勒坦汗传》中的一段话,讲述了忽必烈请西藏喇嘛八思巴来蒙古传播佛教的故事。八思巴在西藏历史上举足轻重,他不仅是忽必烈的老师,更是将藏传佛教带出西藏,将汉、蒙古等文化带入西藏的重要人物。
幼年圣者
八思巴是西藏高僧,出身于著名的昆氏家族。昆氏家族发迹于8世纪初叶,1073年,家族中的昆·贡却杰布在本波山下创建萨迦寺,创立萨迦派。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萨迦派逐渐在西藏站稳脚跟,成为有名望的宗教派别。
1235年,八思巴出生于吐蕃萨迦(现西藏萨迦县),因是藏历木羊年,故小名叫“类吉”,即“小羊人儿”之意。八思巴是长子,出生时其父桑擦·索南坚赞已经52岁,父亲老年得子,因此倍加宠爱这个儿子。
关于八思巴的出生,还有一个传说。相传有一次,索南坚赞正在修行毗那夜迦法,见毗那夜迦神(藏传佛教中的象头财神,人形象面)前来,用象鼻将他高高托起,送到须弥山(佛教中一小世界中心)山顶,说:“你看!”索南坚赞惊魂未定,不敢看远,只是瞥见了卫(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康(川西、甘青等藏区)三处地面。毗那夜迦神说:“本来你看见的地方将归你统治,但是因为你没有快看,所以你就没有统治的缘分了,卫、藏、康三处将归你的子孙后裔统治。”可是那时索南坚赞已年过半百还未有子嗣,就向毗那夜迦神求愿得子。于是毗那夜迦神就到贡塘地方(现西藏吉隆县)的高僧萨顿日巴身前,说:“桑擦一再向我祈求,愿能统治卫、藏、康三处地面,他本人无此等缘分,只有他的儿子当是住世的菩萨,发愿教化南瞻部洲之大部,你应前往他家,转生为桑擦之子,治理卫、藏、康三处吐蕃地面之大部,请你按我的愿望转生!”
就这样,高僧萨顿日巴转世成为索南坚赞之子八思巴。因此,八思巴天赋异禀,读写五明(大五明包括声律学、正理学、医学、工艺学、佛学;小五明包括修辞学、词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不教即通,并说自己的前世是萨顿日巴。萨顿日巴的两位弟子听说后,前来验证,当时八思巴正与其他小孩在一起玩,见到他俩后,立刻认出了他们,问说:“你们来了吗?”两位弟子说:“认识我们吗?”八思巴直接就说出了两人的名字。两位弟子因此对八思巴心生敬仰。有一次,八思巴跟随伯父萨迦班智达,会见朗日巴地方来的僧众,八思巴对其中一位老僧说:“你是我的近侍扎西顿珠!”当这位老僧获知八思巴是自己的上师转生之时,老泪纵横。
八思巴他3岁就会口诵真言、心咒修法,大家都很奇异,纷纷称其为“八思巴”,即藏语“圣者”之意。
位于西藏萨迦县本波山下的萨迦寺,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也是八思巴修行之地。
成为帝师
在八思巴成长的过程中,整个中华大地发生着剧烈变化。蒙古崛起,西藏也笼罩于蒙古铁骑的尘埃之下。1239年,蒙古的兵锋直指西藏, 1240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派兵攻入西藏。蒙古人想找一位西藏高僧进行谈判,就选择了八思巴的伯父,萨迦派教主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
1244年,阔端给萨迦班智达写了一封邀请信,信中表面上是邀请萨迦班智达来凉州(现甘肃武威)商量西藏日后的安排,实际上却是恐吓他“如果不来就让西藏生灵涂炭”。已经63岁的萨迦班智达根据当时的形势,大胆做出决断:去!之所以去,一方面是他不愿见到西藏血流成河,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助蒙古人的力量加强自己在西藏的势力——当时西藏教派众多,竞争激烈,若要胜出,必须依靠强大的外部势力。
于是,萨迦班智达不顾体弱多病,带上了他的两个侄子,即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上路了。两年后,3人到达凉州,并在1247年正月见到了阔端,开始了改写蒙藏历史的会谈。这次会谈实际上是萨迦班智达和阔端商谈如何在保证西藏各种势力利益的前提下,使西藏归附蒙古。会谈结束后,萨迦班智达给西藏的民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促使西藏归附了蒙古。在此期间,因为萨迦班智达医术高超,治好了阔端的旧疾,于是藏传佛教深受阔端的信服。
萨迦班智达和两个侄儿在凉州住了下来,八思巴继续跟着萨迦班智达学习佛教知识,而恰那多吉则穿上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语言。后来,恰那多吉娶了阔端之女,蒙藏贵族之间形成了联姻关系,也符合萨迦昆氏家族以一子繁衍后代的传统。
1251年11月,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年仅17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教主。1253年夏天,忽必烈的军队到达六盘山、临洮一带,请八思巴到军营一叙,虽然有的史书记载之前八思巴就与忽必烈见过面,但这次是八思巴第一次以教主身份会见忽必烈。忽必烈先是询问了藏族历史和萨迦班智达的情况,随后话锋一转,表示要派人去西藏摊派兵差、收取珍宝。这下八思巴急了,连忙说:“吐蕃不过是边远小地方,地狭民困,请不要摊派兵差。”八思巴再三陈请,忽必烈充耳不闻,八思巴说:“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来此住坐,请放我们回家吧。”正当两人僵持不下时,忽必烈王妃察必的“枕边风”起了重要作用,她对忽必烈说,八思巴要比很多老僧在知识功德方面强许多倍,应该将他留下。
于是,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谈,问他:“你的祖先有何功业?”八思巴说:“我的先辈曾被汉地、西夏、吐蕃等地的帝王奉为上师,故威望甚高。”忽必烈不了解吐蕃的历史,就问:“吐蕃何时有王?这与佛书所说不合,必是虚妄之言。”八思巴就将吐蕃之王曾与汉地交战,吐蕃获胜,后又与汉地联姻,迎来公主与本尊神像的经过叙述一番,说佛书虽然不载,但有文书记载,查阅便知。
八思巴说的正是唐朝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故事,于是忽必烈翻看汉地史籍,发现这些在《唐书》里都有记载。此后八思巴又说了些典故,经验证都是真的,于是忽必烈对八思巴佩服有加,请求他传授喜金刚灌顶(藏传佛教重要仪轨之一)。但八思巴又提出一个条件:“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忽必烈哪里肯接受?察必又出来圆场:“人少的时候,上师可以坐上座。但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汗王坐上座。”就这样,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奠定了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基础。
用八思巴文书写的《百家姓》,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全国佛教领袖
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两人共同经历了与忽必烈弟弟阿里不哥的夺位大战以及建立元朝的过程。1260年12月,在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初步取得胜利后,忽必烈返回燕京(现北京),任命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让八思巴统领释教,八思巴由此有了全国佛教领袖的地位。
成为蒙古大汗后,忽必烈考虑到青藏高原交通不便,对政府管理、军队后勤供应以及商旅往来都造成严重影响,决定建设通往西藏的驿站。在八思巴的支持下,忽必烈主要建了一条从青海通往萨迦地区的驿站。八思巴则对西藏佛教界颁了法旨,要求全力配合建设。此后,从青海到萨迦,一共建了27个大驿站,保障了往来畅通。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现北京),改年号为至元,设置了管理全国佛教的专门机构——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由八思巴统领。封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为白兰王,命兄弟俩返回萨迦地区去完成建立西藏行政体制的任务。
1276年,在太子真金的护送下,八思巴回到萨迦,自任萨迦法王,任命本钦释迦尚波统领西藏13万户,为萨迦派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开端。在文化交流方面,他把西藏的艺术带到了内地,又把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传到了西藏。
八思巴还钻研创造蒙古新字。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前,蒙古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先后使用过畏兀儿蒙古字、波斯文、汉字、西夏文等。忽必烈深感统一的文字对统治的重要性,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八思巴。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多人的智慧,八思巴最终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即后来所称的八思巴字,并将它呈给忽必烈。1269年2月,忽必烈下诏颁行蒙古新字于全国。1270年,八思巴被晋封为“帝师”“大宝法王”,另赐玉印。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朝建立。
1280年11月22日八思巴圆寂,享年46岁。据说八思巴年幼时,曾梦见自己手拿一根有80节的藤杖,但到第四十六节处就弯曲了,第二天向萨迦班智达说起时,萨迦班智达对他说:“这预示着你的岁数,所以到46岁时要格外留心。”想不到一语成谶。
特殊的时代产生特殊的人物,正当乱世之际,藏传佛教走出来一个八思巴,用他的智慧,赢得了统治者的尊重,由此也奠定了藏传佛教的地位,大大促进了西藏与中原的连通、汉藏文化的交流,对西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他是西藏历史上继松赞干布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广阔视野的杰出人物。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吕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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