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包括今四川省、重庆市和滇东北、贵州遵义市和毕节地区部分地方。本文主要指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四川蒙古族在明代时的情况怎样,尚未见到全面论述。笔者为此撰文略论。
一、蒙古人进驻四川简况
1231年(宋绍定四年),拖雷率蒙古军入川,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市,以下夹注四川地名均略去“四川”二字)、阆州(今阆中市)、果州(今南充市)、西水县(今南部县西)。1236年,皇子阔端率总帅汪古部人汪世显入成都,破府州数十,汪古部人按竺迩招徕川西北吐蕃酋长勘拖孟迦等十族。1238至1242年,元帅塔海攻降重庆、夔门(今重庆奉节永安镇东)、成都、遂宁、泸州、叙州(今宜宾市)、资州(今资中县)等处。1244年,蒙古军经今四川甘孜州至大理九和镇。1246年,蒙古军四路入蜀,被宋四川安抚制置使余击退。1247、1248年,蒙古军取青羌(在今九龙和泸定县),宋军在岩州(今泸定岚安乡)击退蒙古军。1251年,都元帅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和里台统土蕃等处蒙古、汉军攻四川,汪德臣攻嘉定(今乐山市)被击退。1252、1253年,都总帅汪田哥(即汪德臣)在利州筑城、屯田,建攻蜀基地。
1253年,忽必烈征大理,他率中道兵和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道兵穿过今四川阿坝州、凉山州,大将兀良合人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穿越今阿坝州、甘孜州。
1254年,蒙古帅带答儿率蒙古军攻碉门(今天全县)、黎(今汉源)、雅(今雅安市雨城区)等城,次年11月入重庆。1255年,蒙古帅铁哥火鲁赤经利、蓬(今仪陇县)等州,于11月抵合州(今重庆合川市)。同年底,兀良合台率军由乌蒙(今云南昭通)抵合州,与铁哥火鲁赤、带答儿会师。次年正月,各军由原路退回。
1257年,珊竹带人纽 将万人自利州抵夔门,次年,成都、彭(今彭州市)、汉(今广汉市)、怀(今金堂县淮口镇)、绵(今绵阳市)等州悉平,威(今理县薛城)茂(今茂县凤仪镇)诸番来附。都元帅纽 命蒙古扎剌台氏人拜延八都鲁以五千人守成都,自将一万五千人趋重庆。1258年底,蒙哥汗和诸王莫哥都、曳剌秃鲁雄由利州抵合州。1259年,蒙哥攻合州钓鱼城,7月,蒙哥死于钓鱼山,蒙古军北撤。此时,蒙古军据有川西、川北大部分地方。
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置东川都元帅府,驻青居山(今南充市南),以都元帅钦察和总帅汪惟正镇守。设成都经略司,以纽 、百家奴镇守。1263年,设四川行枢密院,以阿脱、商挺统领。1266年,改为行中书省,以赛典赤(回回人)、也速带儿等佥行中书省事。
至元四年(1268),怯绵征建都(今凉山州西昌市),鱼通(今康定县姑咱镇至麦崩乡)、岩州等处达鲁花赤李福招谕西番诸族酋长以其民入附。五年,契丹人忙古带率兵六千征西番、建都。九年,设东、西川行枢密院,以合剌行东川枢密院,汪良臣行西川枢密院。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尔、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等同征建都。十年,西蜀都元帅也速答儿与皇子奥鲁赤攻降建都蛮。
至元十一年正月,以忙古带等新旧军一万一千五百人戍建都。三月,“移碉门兵戍合答城(今道孚县协德)。”十月,“遣建都都元帅火你赤(契丹人)征长河西(今康定县)。”东川元帅杨文安与青居山蒙古万户怯烈乃、也只里等会兵达州(今达州市),拔云安军(今重庆云阳县)等城堡。十二年三月“敕安西王忙兀剌、诸王只必帖木儿、驸马长吉、分遣所部蒙古军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九月,“赐东西川屯戍蒙古军粮钞。”十三年正月,“以瓮吉剌带、丑汉所部军五百戍哈答城(即合答城),不吉带所部军六百移戍建都,其兀儿秃、唐忽军前在建都者,并遣还翼。”闰月,东川行枢密院总帅汪惟正略地涪州(今重庆涪陵区),九月,“以吐蕃合答城为宁远府。”十四年,立建都罗罗斯四路(今凉山州、攀枝花市)。
至元十五年正月,蒙古万户秃满答儿、郝札剌不花克泸州。三月,西川行枢密院招降西蜀、重庆等处。四月,命不花留镇西川。六月,“改西番李唐城为李唐州(今理塘县)。”七月,赐亲王爱牙赤所部建都戍军贫乏者钞。八月,“川蜀悉平,……以兵镇守。”[4]四川纳入元朝统治。
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灭亡。六月,“发新附军五百人、蒙古军百人、汉军四百人戍碉门、鱼通、黎、雅。”十七年正月,“诏以他命不罕守建都,布吉台守长河西之地,无令迁易。”二月,“敕东西两川发蒙古、汉军戍鱼通、黎、雅。”“讨罗氏鬼国(今贵州贵阳),命以蒙古军六千、哈剌章军一万,西川药剌海、万家奴军万人,阿里海牙军万人,三道并进。”
至元十九年,改罗罗斯宣慰司隶云南省,移成都宣慰司于碉门。二十年,药剌海戍守亦奚不薛(今黔西北),都元帅也速答儿驻军成都。右丞也速带儿招抚川南筠连州(今筠连县)等处蛮。割黎、雅、碉门、鱼通、长河西属陕西行中书省吐蕃招讨司。二十六年,四川蒙古都万户也速带选所部军万人西征。三十年,总帅汪惟和所部军三千征土番,又发陕西、四川兵万人,以行枢密官明安答儿统率征西番,明安答儿招抚茂州寨官归附。
大德二年(1298)并土蕃碉门安抚司、运司,改为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军民宣抚司。七年,拨碉门四川军一千人镇罗罗斯。至大二年(1309),以八儿思的斤为茂州宣抚司达鲁花赤。
至治三年(1233)八月,御史大夫铁失、蒙古钦察氏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诸王月鲁铁木儿等弑英宗。十二月,“流诸王月鲁铁木儿于云南。”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安置也先铁木儿于碉门。
至顺元年(1330)六月,四川孛罗以蒙古渐丁军五千往云南建昌,败撒加伯于芦古驿(今冕宁泸沽)。十一月,四川省臣塔出、脱帖木儿等在乌撒(今贵州威宁、赫章)败禄余等兵万余。二年正月,彻里铁木儿、孛罗败乌撒蛮兵。三年三月,赐钞四万锭给征乌撒、乌蒙所调陕西、四川蒙古军及渐丁万人。
入川蒙古人有大汗、皇子及各级将领、官员、士兵,他们有的后来回北方或调往他省,有的留驻四川,如:纽麟之子八剌、孙拜延、南加台、曾孙答失八都鲁均在四川任蒙古军万户或行省平章政事等职。汪世显子孙汪德臣、汪良臣、汪清臣、汪惟正、汪惟简,蒙古弘吉剌氏按主奴及其子车里、帖木儿、孙步鲁合答,答答里带人帖赤及其子帖木儿不花、帖木脱斡,汪古部人按竺迩子黑梓、孙赵世延、曾孙伯忽等均在四川任职。
元初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又规定:“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按这些规定,四川各地军政要员多是蒙古人。在东川、西川、果州青居山、重庆、夔门、成都、利州、嘉定、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合答城、建都等处、川西吐蕃地方,都驻有蒙古军,总人数达数万人。“蒙古军即营以家”。因此,元代四川蒙古军政人员及家属至少有十多万人。元末明代时又有少数蒙古人入川。这些蒙古人在明代时的发展有多种情况。
二、四川内地蒙古族的变化
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左丞哈林秃募兵重庆,重庆兵寡弱,湖北红巾军徐寿辉部下明玉珍乘机进军重庆,完者都率部下走果州,哈林秃出战被虏,明玉珍据重庆。十八年二月,完者都从果州率兵至嘉定,谋复重庆。明玉珍破嘉定城,完者都据守大佛寨达半年,明玉珍克成都后,攻下大佛寨,擒完者都及参政赵资,杀于重庆。明玉珍尽有川蜀之地。二十二年,明玉珍称帝,国号大夏。这年冬,明玉珍派司马万胜领兵攻剌踏坎,普颜达失平章败走,获其人马一万。二十五年冬,元世祖孙威顺王宽彻普化、普颜达失平章率兵由云南经蜀到陕西。二十六年,明玉珍卒,明升继位。明玉珍时期,四川蒙古军主力被摧毁,一部分回北方,其余的归顺明玉珍,他们及家属都留在四川。
洪武四年明朝伐明升,十月,平定四川。在此前后,在川蒙古人归附明朝。如:洪武二十四年,安州(今安县北永安镇)知州也先帖木儿子达失不花来朝贡马及方物。有的归附后又想回北方,洪武二十二年正月,松藩军民指挥使徐凯领兵追击叛亡鞑军跋迷旦等至连云栈,悉斩之。
洪武元年二月,针对汉民习胡俗的情况,明太祖“诏复衣冠如唐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洪武三年四月,又诏:“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9]这反映了明初内地蒙古人为避祸害而改为汉姓和改变服饰、语言、习俗的情况,四川蒙古人当同样如此,加之他们“皆错居民间”,这就使他们的多数人较快地融入汉族。但他们内部却一直传承着原为蒙古族人的说法和族谱。
西昌礼州《余氏族谱》载,元世祖孙铁木见,祖籍江西,原系大元朝武国城第七渡生长人氏,元世祖封地湖广省,铁木见妻洪氏生四子,名秀一、秀二、秀三、秀四,张氏生五子,名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一女名金莲,又名寿英,女婿姓金名根十。此十人俱中进士,职任四太守、五尚书、一侍郎。元至顺帝时,“我铁氏子孙,又被红巾贼乱,兼之奸臣谤诽,洪武听信谗言,凛凛有诛九族之意。十人畏惧祸成流家,窃负而逃西川,改铁为金,金有相似,又改为余。余家万代不改。行至泸州衣锦乡凤锦桥,人多影大,难以一路,乃联诗合对,西散四方,永古为记。诗曰: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赶散入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边折柳丫。……余字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秀一公,讳清,住江南徽州休宁县,子思贤。秀二公,讳真,住洪雅、峨嵋、乐山。秀三公,讳醇,住华阳(今双流县华阳镇)、成都。秀四公,讳和,住成都、江油。根五公,讳藩,住宜宾。根六公,讳垣,住泸州、荣昌(今属重庆)、隆昌、长宁。根七公,讳屏,住仁寿、井研、犍为。根八公,讳翰,住叙宁(按当为遂宁,四川话“叙”“遂”同音)、犍为,子思臣、思宗。根九公,讳方,住荣县、犍为。根十公,讳伯,系木见抚婿,住中州(今重庆忠县)、长寿县(今属重庆)。”“吾祖秀四公,……留住内江,历有年所。大学公由内江迁贵州遵义府忠庄里五甲住居,……世泽公由遵义遭乱,复迁四川隆安府江由张家丫东南二里。癸未(1643,崇祯十六年)贼乱,代金公又迁嘉定府荣、威二县。乙酉(1645,顺治二年)干旱,更移家于西昌礼属之南。”四川各地余氏族谱也与此相似。
《余氏族谱》记载了部分蒙古人由江西、湖北等地入川的情况。但十进士俱任要职,当各在一处,不可能同在一起入川,这个问题应如何解释?我们认为,合理的解释是:元皇室后裔的一支入川,改姓为余,原在川蒙古人,也纷纷改姓为余,其后互相联宗,表现出共同的民族认同心理和凝聚力,成为同一祖先后裔。据礼州《余氏族谱》、犍为《蒙族源流》等载,明代时,蒙古族余氏族人在川居住地除上述地方外,还有青神、威远、纳溪、自流井(今自贡市)、富顺、马湖府(今屏山县)、江津(今重庆江津市)等处。
《明太祖实录》卷68载,洪武四年,“都督何文辉师次雅州(今雅安市),遣千户王祯招降伪宣慰余思聪等。”置雅州守御千户所,“调千户余真领兵镇守。”元至元年间,蒙古兵即驻于碉门(今雅安天全县)。至元十九年,移成都宣慰司于碉门。余思聪当是驻于碉门的成都宣慰司宣慰。《明史·四川土司一》载:“明初,宣慰余思聪、王德贵归附,始降司为州,设雅州千户所。”雅州千户所即原成都宣慰司。《余氏族谱》载秀二公是余真,九子后第一代是“思”字辈,余思聪是思字辈人,可知余真、余思聪是蒙古族人。
嘉庆《四川通志》卷97载:“沈边(今泸定县兴隆乡沈村)长官司余尚均,原籍江西吉水县人,其先余锡伯于前明从征来川,授土千户,世袭土职。……住牧沈边。其地……西至蒙古冈一百二十里。”沈边土司原籍与《余氏族谱》“祖籍江西”一致。沈边境内有蒙古冈。李元安《泸定土司概况》载:“沈村余应安者,笔者至友也。为土司之后,曾言彼确为蒙族。”乾隆五十九年沈边土司家谱载,余氏祖原为元朝蒙古将领铁木见之后,“后投明被授为千户、清为长官司,受封后方改‘铁’为‘余’姓。”证实了沈边土司是蒙古族。沈边属雅州,沈边土司是土千户,不应从征来川,应为元代驻雅州的蒙古人后裔。
1993年青神县余化柏撰《余氏族谱》录有原木刻本《肃敏祖谱叙》,肃敏即余子俊;2002年筠连县余氏《奇渥温铁改余秘史》录有旧谱的明兵部尚书余子俊亲撰族谱,为四川余氏族谱的始源。《明孝宗实录》卷23载,余子俊是青神县人,景泰二年进士,曾知西安府。成化年间,任陕西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在延绥筑砦、屯田,立榆林卫,维护了西北边安宁。历转右都御史,移镇陕西,拜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出镇大同,维护北边安宁。弘治二年卒。在明代蒙古族地位低、受歧视的情况下,余子俊作族谱仍称其祖先为蒙古族,可见他是蒙古族人。明代时,余氏蒙古族人的多数已悄然融入汉族。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概况》载,彭水蒙古族1983年有1657人,聚居在鹿鸣乡向家坝村和太原乡前锋村,传说系明清之际迁入。他们的祠堂内有祖先张攀桂的灵牌,祭祖时,由族长领读八句诗:“本是元朝帝王家,红巾赶散入西涯。绿杨岸上分离手,风柳桥头插柳桠。咬破指头写血字,擦干眼泪淹黄沙。后人记得诗八句,五百年前是一家。”他们的池塘、用具及纹饰呈八角形,以纪念失散的八弟兄,即他们有九弟兄。这些与《余氏族谱》类似,反映了同族间的内在联系。
三、川西南蒙古族的发展和分化
至正二十三年(1363)冬,明玉珍遣司马万胜等攻云南,胜由界首,司徒邹兴由建昌地区(今凉山州、攀枝花市),芝麻李由八番。次年三月,万胜攻入昆明,而邹兴兵未至。邹兴的军队当受到仍属元云南行省的建昌蒙古军阻击而未能到达。
明初,建昌仍不属明王朝,但建昌蒙古族已与明王朝建立联系,洪武七年七月,云南建昌故元左丞阿里遣夹失伯里等来纳款。十四年(1381),明太祖派傅有德、蓝玉、沐英征云南。十五年正月,云南平。三月,明朝把建昌地区设为建昌府(今西昌市)、德昌府(今德昌县)、会川府(今会理县)、柏兴府(今盐源县)。十月,把这几个府划属四川。建昌地区蒙古族在没有战争和外迁的情况下纳入了明朝的统治。
《明太祖实录》卷149载,洪武十五年十月,“故元平章月鲁帖木儿等自云南建昌来朝贡马一百八十匹,并上故元所授符印。”《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引康熙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有居建昌者是为月鲁帖木儿之后。”说月鲁帖木儿是回族赛典赤后裔。但《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所记赛典赤后裔并无月鲁帖木儿,赛典赤及后裔生前都未封王,赛典赤死后18年,被赠咸阳王。其后裔仅长子纳速剌丁死后赠延安王、孙子伯颜察儿死后赠奉元王,王号未世袭。至治三年十二月,元王朝流诸王月鲁铁木儿于云南。《蜀九种夷记》载:“鞑靼者,蒙古种也。胡元时徙居?郡(建昌地区),据其类称,系顺帝(按:应为泰定帝)时窜诸王月鲁帖木耳于滇扈从。”证实故元平章月鲁帖木儿即诸王月鲁帖木儿。月鲁帖木儿生前是诸王,是皇子皇孙、蒙古族。由于他反明被杀,其后裔的一支可能因避害融入回族,附会成赛典赤之后。
开初,建昌蒙古族和明王朝关系融洽,明王朝给以优厚待遇。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以“月鲁帖木儿为建昌卫指挥使,赐衣绮衣金带,月给三品俸赡其家,土官例无俸,此特恩也。”[13]同月,故元建昌行省参政力德威石等五十七人并其家属二百七十人来朝献马三十匹,赐袭衣靴袜绵布,月给薪米以赡之,并赐正旦节钱。十六年正月,建昌酋长赛因不花等二十人来朝,赐钞有差。八月,月鲁帖木儿等献马,诏赐绮帛钞锭有差。故元建昌宣慰使阿尔思兰贡马,赐以袭衣、文绮、钞锭。十七年八月,赐月鲁帖木儿家属布绢百匹。十八年正月,月鲁帖木儿来朝贡方物及马,“赐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文绮百匹、钞五百锭。时月鲁帖木儿举家入朝,请遣子入学,愿留其家于京师。上不许,厚赐遣还。”二十年十二月,月鲁帖木儿等贡马二十七匹,赐绮帛钞锭。二十四年正月,“以四川都指挥佥事月鲁帖木儿治建昌驿道。”
明太祖提出“建昌亦在必守。”因此,明朝设建昌卫、苏州卫(今冕宁县城厢镇)、会川卫和一些千户所,派军驻守和屯田、修城。虽然卫所军包括土军,但官军起主宰作用。建昌府所属白、黑二盐井,由官方开采。又增置建昌府九驿。“建昌卫故城周回仅七里,戍兵不过二千”,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开拓至十六里,……又所拓地多侵民田。”这些都极大地削弱或损害了月鲁帖木儿等旧势力的原有政治、经济权益,导致月鲁帖木儿反明。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癸丑,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绎忽乐等叛,合建昌、德昌、会川、迷易、柏兴、邛部(今越西县)并西番土军杀官军男女二百余口,掠屯牛,烧营屋,劫军粮,率众万余攻城。建昌卫指挥使彝族安的率兵击败月鲁帖木儿等,月鲁帖木儿退屯阿宜河(今安宁河)。转攻苏州,被指挥佥事鲁毅击退。明太祖命凉国公蓝玉总兵讨伐,以都督聂纬、徐司马、四川都指挥使瞿能为副,率所部及陕西步骑、云贵川三都司军马征讨。五月庚戌,瞿能等将兵至柏兴州(今盐源县),月鲁帖木儿派人诈降,瞿能收兵等待,月鲁帖木儿乘机逃遁。六月,明太祖谕将士:“月鲁帖木儿多子,往往以之出质,若有来者,收抚之。”七月,瞿能率各卫兵至双狼寨,擒伪千户段太平(白族)等,其众大溃,瞿能攻拔托落寨,至打冲河(今雅砻江)三里所,大败月鲁帖木儿。官军入德昌,瞿能调指挥同知徐凯入普济州(今米易普威镇)搜捕。又在打冲河架桥,遣指挥李华追托落寨残余,进至水西,斩月鲁帖木儿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蛮长沙纳的中矢死。瞿能攻克天星、卧漂诸寨,月鲁帖木尔遁入柏兴州。十一月,蓝玉率兵至柏兴州,遣百户毛海以计诱至月鲁贴木儿并其子胖伯,遂降其众,送月鲁帖木儿京师,伏诛。二十九年,威龙州土知州月鲁帖木儿妻兄普习(彝族)叛,官军捕之,普习中流矢死。三十一年,明军在柏兴州卜木瓦寨擒获随月鲁帖木儿反的麽些族首领贾哈喇,战事结束。
月鲁帖木儿反明,其谋事者是杨把事和达达千户(按:当为绎忽乐)。洪武二十五年六月,各族民众如僰人(白族)、百夷(傣族)、罗罗(彝族)、摩些(纳西族)、西番(藏族)诸部都背弃月鲁帖木儿,散还乡里。继续战斗的主要是蒙古族人、部分白族人和部分纳西族人。蒙古族人在战斗中被杀或溺死千多人,其余的被俘或归降明军,仍留居原地。他们当变兵为民,同摩些等部一样,耕牧以供赋税。由于安的平定反乱有功,安氏世袭指挥使,统辖罗罗、麽些、鞑靼(蒙古族)等九种民族。建昌蒙古族人纳入到彝族安氏的统治下。
建昌蒙古族又称咱哩、青海。“青海”见于明万历时曹学?《蜀中广记》卷34,指建南(今凉山州)的蒙古族。咱哩见于万历时范守己《九夷考》。《九夷考》载:“咱哩,其人男女与僰人同,语音各别。居板屋,耕种贸易,本类自相婚姻,聘礼用牛马银布,宴会酒食烧肉,咂酒颇同西番,多黄、白二酒。疾病自采草药疗之。死葬用棺敛,或烧或瘗,葬后以柏枝插瓶内,挂屋西壁为祖宗,每岁清明拜祭。”清代魏祝亭《蜀九种夷记》载:“鞑靼者,蒙古种也。……斯人貌陋心狡,辩发冠带微有今世风,女服襞积,裙皆华夏妆,惟足不裹。居板屋,知耕,且贸迁。本类自相嫁娶,燕多仪,炮肉为上。酒以高粱酿,饮时亦用竹管咂。有病则往丛林采不列方书草药,疗之则克瘳。葬用花木棺,无椁。窆后取柏枝一插瓦瓶间,悬诸屋壁西偏,逢生与忌日必祭,届清明节扫其墓。”咱哩习俗与鞑靼一致,咱哩“挂屋西壁为祖宗”习俗,是蒙古人“以西为大”习俗的表现,蒙古人的佛龛、祖像都供在毡包或房屋西北角。这证实咱哩是蒙古族。咱哩、青海是蒙古族的考证详见拙文《元以后有关四川蒙古族部份资料浅析》。会理县也有咱哩,《川康边政资料·会理概况资料辑要》载:“咱哩等族,分属于县境内各土司,人数不多,混编于各夷中,无从查考。”
会理、木里的“阿咱拉”:《会理州乡土志》载:“阿咱喇者,兄弟共娶一妇,轮次寝处。”同治抄《盐源县志》载:“阿咱拉者,兄弟共娶一妇,长幼轮次各同寝处一载。”“阿咱拉密迩西藏,汉人谓之罗汉。遍体黑毛长寸许,绕颊茸茸然。仅露目睛。须拂至脐。妇女面差光洁,男子衣长褐无裳,妇着衣如半臂,长可覆足,两臂皆袒。”清盐源县密迩西藏的地方为今木里县,与云南中甸相邻。清代张泓《滇南新语》载,中甸有罗汉,“罗汉在青海极西。”明清时青海是蒙古族聚居地。云南蒙古族传说有《阿扎拉》故事,供奉的神像有阿扎拉,阿扎拉是个聪明能干的的青年。在阿富汗哈咱拉贾特山区有哈扎拉人,是成吉思汗、蒙哥派驻此地的蒙古军人的后裔。[20]《清仁宗实录》卷40载:“将台吉阿咱拉戕害伊伯卓哩克图一案,复行审明具奏一折。……而阿咱拉所画供系蒙古语冤枉字样。”《清高宗实录》卷1231载:“阿咱拉喇嘛,乃大天竺游募之僧。”因此,我们认为:阿咱拉、阿扎拉、哈咱拉是同音异记,都指蒙古人,阿咱拉是蒙古族,他们明代时就居于会理、木里。但遍体黑毛的特点,表明他们可能是南亚人融入蒙古族中的。
建昌地区蒙古族及月鲁帖木儿多个儿子的后代,后来分化融入当地多个民族:有的融入回族,即上文赛典赤后裔“有居建昌者是为月鲁帖木儿之后”。
有的融入纳西族,月鲁帖木儿与纳西族土酋贾哈剌关系密切、又兵败于柏兴州,随他进入柏兴州的蒙古族当留居,同治抄《盐源县志》载:“柏林太子,相传即帖木儿,自号月鲁,其父麽,居凹底村,匹龙女而生,作乱为蓝玉所馘。”明正统八年(1443)十二月,盐井卫(今盐源)通事余撒贡马,余撒当是纳西族中的蒙古人。《川康边政资料·盐源概况资料辑要》载:“麽娑,此族又称鞑子,当系鞑靼族,蒙古人也。”麽娑是对纳西族的称呼,这反映了蒙古族与纳西族的融合。融入纳西族的蒙古人,现回归到蒙古族中,并把纳西族人(纳日支系)也带入蒙古族。
有的融入西番(藏族),《明太宗实录》卷120载,永乐九年冬十月丙辰,“西番土官月鲁铁木儿孙剌马拍及其姪孛里贡马。”
有的融入彝族。西昌礼州彝族“水田”支系有余、池两姓,“德昌‘水田’余家,传说祖上是土千户。”“《余、池族谱》:溯吾宗祖原姓两字,元明姓铁、余两字,清姓池、余两字。在昔始祖,居住江西吉安府太和县千秋乡之间,科甲大展,九子十进士,一女搭金桥。女婿亦登进士,声名洋溢中国。迨元末明初,居湖北松滋等处,……及明中叶,族多造任官僚,分发四川,……祖叔余腾蛟登武进士,选任建昌都司职,尝与建昌宣慰司安配往来,其子孙亦多在宣慰司署任文牍等之职,留业斯土,后世子孙并与斯土人民相处相联,竟为彝汉通婚,变为彝族。后人有名池宜俄史者,有子六人,分居西(西昌)、冕(冕宁)。俄史有一子名鲁彬,传子阿实,有子二人,一人名余兹。至清雍正六年,举行升科报粮,照池名报姓为池,照余名报姓为余,从此分为池、余两姓矣。”《余、池族谱》与《余氏族谱》祖源相同,所说祖上是土千户,与明初达达千户相符,与月鲁帖木儿同反的绎忽乐,“绎”“余”音近,“绎”当转为余姓。这些说明彝族余、池两姓在明代时是蒙古族。谱中说“与建昌宣慰司安配往来”,安配是洪武时人,可知余、池二家祖先并非明中叶迁来,而是明初即在建昌,他们是元代即居此的蒙古族。彝族中还有其他姓的人原是蒙古族,如西昌市月华乡红旗二队吴姓彝族也说他们本来是蒙古族,原姓铁。《川康边政资料辑要·西昌概况资料辑要》载:“三家村夷支,杂理,汉音姓李。”杂理应是咱哩融入彝族的。
嘉庆《四川通志》卷97载,河东长官司安氏所辖“长村土百户余定邦,其先余车,于康熙四十九年投诚授职。”“利扼土目,其先余他哟撒,于康熙四十九年以安抚司投诚授职,后改土目。”长村、利扼均在今西昌市境,根据《余、池族谱》,彝族中余姓是蒙古族,可知这两个土司原来也是蒙古族,而成为彝族安土司下的小土司。
四、川西蒙古族各部及演变
川西的甘孜州,宋末已为蒙古人统治,元代属吐蕃宣慰司。1251年,和里台统土蕃等处蒙古、汉军,表明吐蕃地方已驻有蒙古军。甘孜州道孚、康定等地在元代时都驻有蒙古军。元代设李唐州(今理塘县),其地当也驻有蒙古军。
《明武宗实录》卷132载:“自四川雅州出境,守长河西,迄西至乌思藏(今西藏),约有数月程,皆黄毛野达子之地。”雅州往西是今甘孜州,黄毛野达子指蒙古族。即明代时此地有蒙古人。
《明太祖实录》卷146载,洪武十五年七月,“故元四川分省右丞剌瓦蒙遣理问高惟善等自西番打煎炉、长河西(均在今康定县)来朝,上故元所授银印。”十六年三月,剌瓦蒙复遣理问高惟善及其?万户若剌来朝。十七年四月,长河西军民安抚使剌瓦蒙等来朝贡方物。
长河西土官剌瓦蒙是何族?至元十七年正月,蒙古军布吉台守长河西之地,并且没有迁徙。洪武二十五年,“建昌酋月鲁帖木儿叛,长河西诸酋阴附之。”“打煎炉长河西土酋外附月鲁帖木儿、贾哈剌,不臣中国。”表明了同族的联系,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在清代为明正宣慰使司(驻康定),藏族传说明正土司源出于蒙古族。这些情况说明,剌瓦蒙是蒙古族人。
鉴于长河西诸酋阴附月鲁帖木儿,洪武三十年,明太祖遣礼部臣“文驰谕之。其酋惧,即遣使入贡谢罪。天子赦之,为置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以其酋为宣慰使,自是修贡不绝。初,鱼通及宁远、长河西,本各为部,至是始合为一。”[22]洪武三十一年至万历二十年,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及其所属土官、僧人与明朝保持了融洽的贡赐关系。
长河西之地也有咱里。光绪《打箭厅志》卷下载:“咱里土千户一员古天锡,始祖阿友系鱼通人(今康定县姑咱镇至麦崩乡),明洪武二年投诚授此职衔。老病身故,呷吗弯张承袭,因藏番距占西炉,势弱隐匿为民。国朝康熙四十年抚平西炉,土千户古六七力首先投诚,仍授土千户职。”咱里土千户在今泸定县城泸定桥以南至磨西面的大渡河西,原为长河西土千户,始祖阿友是鱼通人,元代时,鱼通、长河西都驻有蒙古军,咱里又是对蒙古族的称呼,可知咱里土千户是蒙古族人,在鱼通,明代时仍当有蒙古族人。
甘孜州地还有蒙古族瓦述部、霍尔(耳)部和“梭坡”,他们是元代、明代即居此,清代及其后才见于记载。
民国《雅江县志略》载:“瓦述者,系为族名,据传为蒙古族人,由元世游牧至此。”瓦述来自青海,民国《理化县志稿》载:“瓦述崇喜长官司,其先与毛丫同为青海部落,原分三部:曰纳仲窝拖、今德格属;曰勤劫窝拖,今西藏属;曰里塘窝拖。”嘉庆《四川通志》卷97载,瓦述土司有:霍耳竹窝安抚司辖瓦述写达土千户、瓦述更平东撒土百户,霍耳章谷安抚司辖瓦述更平东撒土百户、瓦述更平土百户(以上在今炉霍县)、瓦述墨科土百户,瓦述色他长官司(以上在今新龙县)、瓦述更平长官司、瓦述余科安抚司(今道孚县)。里塘宣抚司辖瓦述毛丫长官司、瓦述曲登长官司、瓦述茂丫长官司(以上在今理塘县)、瓦述崇喜长官司(今雅江县)、瓦述口国陇长官司(今白玉县)、瓦述麻里土百户(今新龙县),嘉庆《里塘志略》载有瓦述长坦长官司。
藏文原称回纥为“霍尔”。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兴起后,藏文又称蒙古为“霍尔”,甘孜州的藏族霍尔部自称原是蒙古族。清代霍尔部,嘉庆《四川通志》卷97载有革什咱安抚司(今丹巴县,霍尔七部之后)、霍耳竹窝安抚司、霍尔章谷安抚司(以上在今炉霍县)、霍耳孔撒安抚司、霍耳甘孜麻书安抚司(以上在今道孚县)、霍耳白利长官司、霍耳咱安抚司、霍耳东科长官司(以上在今甘孜县)。《清高宗实录》卷144载有霍耳图根满碟土百户。
梭坡,是藏族对蒙古人的专称。今康定县六巴乡上木居有梭坡寺,其地原名梭坡。传说明洪武时期有一支从南方九龙方向来的蒙古人,人称梭坡甲波(蒙古王)或托托甲波(托托王)。另一传说托托甲波来自西方,是生在阿里的蒙古人,后入寺庙学习成大喇嘛,来到木雅(今康定塔公至沙德、六巴乡),人们修梭坡寺(蒙古寺)纪念他。在木雅,广泛流传着蒙古甲嘎王战胜了木雅王,统治了这一地区的传说。在丹巴县有梭坡乡,传说古时有大批蒙古人在这一带放牧。即明代时,今康定、丹巴有不少蒙古人。
今阿坝州地,明代也有蒙古人及霍耳部人,他们在清代时见于记载,《清高宗实录》卷943载,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征金川(今阿坝州金川县),乾隆帝谕:“务将僧格桑、及七图安都尔、蒙古阿什咱、并莎罗奔、冈达克、及其头人丹巴沃咱尔,一并擒获。”《清高宗实录》卷987载,乾隆四十年七月,明亮奏:“金川头人阿布僧格太携奋来投,随营打仗,实属至诚,其所属之霍尔甲、阿咱拉,俱经赏给蓝翎。”蒙古阿什咱、霍尔甲、阿咱拉,均应是蒙古人。
霍耳部人善于经商,民国《玉树调查记》卷下载:“茶产四川古雅州府六属,俗名穷八站地方,销售西藏及海南各番族,贩茶者多系川番夥尔族人。”
由于宋末和元代蒙古人百多年的统治,明朝军队也未进入这片地区,所以明清时霍尔、瓦述、梭坡蒙古部落仍为藏区统治者。蒙古族与藏族共同信仰喇嘛教和都以游牧为主,有利于他们的交往和融合,清代时,霍耳、瓦述、“梭坡”诸部蒙古人逐渐融入到藏族中。
明万历初,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据有青海,其火落赤部由青海入居洮河(今甘肃临潭一带)。《明神宗实录》卷27载,万历三年(1575)四月,俺答子宾免“役属作儿革(今若儿盖县)、白利(在今甘孜县)等诸番。”《明史》卷311载,万历八年,雪山国司喇嘛等四十八寨,与火落赤部联合,围漳腊(今松潘县川主寺镇境内),被守备张良贤击破,“火落赤之侄小王子死焉。”《明神宗实录》卷307、309载,万历二十五年,火落赤率三千余骑入松潘境,“自北界作儿革,迤西至杀鹿塘,毛儿革(今松潘县西毛儿盖)地方,其间番族为虏所挟者十有八、九。”青海蒙古势力达今甘孜州北部和阿坝州北部。
明末崇祯十年(1637)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袭据青海,十五年,固始汗据有前藏与康、青全境。“于康设打箭炉、里塘、巴塘等处营官。”青海蒙古族进入并统治了今甘孜州全部和阿坝州北部。王先谦《十朝东华录·雍正四》载,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自明以来失其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交纳租税,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清康熙三十九年,营官喋巴昌侧集烈为乱,戕明正、长河西土司蛇蜡喳巴。四川总督锡良移化林营参将李麟督兵捕治,斩喋巴昌侧集烈,遂复打箭炉。(结束了青海和硕特部蒙古人在康区的统治。此后,这部分蒙古人也逐渐融入藏族。
由于明代四川蒙古族的记载少而零散,本文仅能论其概略,遗漏谬误之处,敬请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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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宗放,男,1950年12月生,汉族,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西南民族史,研究方向四川民族史。
发表学术论文15篇,代表论文《凉山昭觉博什瓦黑石刻的族属为白族考》、《明代四川蒙古族历史和演变略论》、《彝族吸收采用汉族姓名文化述论》、《“和夷”诸解与我见》、《对“阿泥河”、“哈尼桥”及类似名称的辨析》,参加撰写合作出版著作2部、参加合作整理著作1部。
参加完成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民族学院在我国民族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1996年5月获西南民族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在研项目2项,代表性在研项目《四川古代民族史》、《中国彝族通史》。
图文来源:李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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