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蒙古族将军：廷懋少将-草原元素---蒙古元素 Mongolia Elements

他的事迹令人信服地说明，其有着优良品质，有着良好家风，直接影响到子女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作为高级干部，他的五个子女至今却无一例外都是普通百姓，有人对此不理解，他却坦然地说：“将军的儿子可以当将军，也可以当老百姓，这有什么不正常吗？”他，就是开国少将——廷懋。

廷懋，1913年10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蒙古族。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参加八路军。

（一）

1935年，廷懋在青岛山东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出席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会议，为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开除学籍。

廷懋后经组织派遣，进入北平东北大学学习，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并代表学校参加了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执委会。

1936年8月，廷懋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二）

抗日战争开始后，廷懋加入平津流亡同学会，多次组织领导了学生进步活动。

1937年参加八路军后，廷懋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政训处（政治部）民运干事、修械所指导员、留守处分总支书记、教导营主任教员、旅供给部军事工业科科长、129师新1旅政治部供给部科长、688团3营副教导员、1团1营教导员、政治部宣教科科长、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科长、军分区32团政委。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以后的三次反“扫荡”及陵川、太岳等战役战斗。

（三）

抗战胜利后，廷懋奔赴东北工作，历任东北军区军政学校宣教科科长、东北民主联军总直属队政治处组织科科长、合江军区政工训练队指导员、合江军区独立7团政委、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积极参加了东北军政学校的创立和争取伪满军、清算恶霸地主的斗争。

1948年9月，廷懋调到内蒙古军区工作，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

当时，内蒙古军区的几个骑兵师组建的时间不长，情况比较复杂，除少数由八路军老部队派来的干部外，亟需发展党的组织，充实政治工作干部，就连军区机关也都是不健全。当时，廷懋等领导除积极争取老部队支援外，选派素质好有培育前途的基层干部送院校培养，使一批批由东北军大、内蒙古军大、自治学院以及各解放区军政干校毕业的青年充实到了政工干部队伍，有的还担任了团、营领导职务。这些年轻干部能否称职？一些人心存疑虑，廷懋提出“宁弱勿缺、宁缺勿滥”的方针，使这些年轻干部在战斗岗位上得到了锻炼。

廷懋用过的军用挎包、皮鞋、袜子、军服

（四）

新中国成立后，廷懋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部部长。

1952年，内蒙古自治区与绥远省合并，廷懋任蒙绥军区政治部主任。内蒙古党政军机关由张家口迁至归绥（今呼和浩特），从两省区合署办公逐步过渡到撤销绥远省建制。从军队的方面来讲，如何处理好两个军区机关合并的人事安排关系到部队建设、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大事。当时的情况是，绥远军区机关科以上干部大部分是抗战时期参军的汉族老干部，内蒙古军区则大部分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且大多是东部蒙古人。面对蒙汉、新老、东西部的特点，廷懋提出，在德才具备的前提下蒙汉兼配、新老搭配、东西兼顾的原则。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的处科室的正职大部分安排了原绥远军区的汉族同志，副职则多为内蒙古军区的同志，也有西部区的蒙汉族干部，对部队和军分区的干部也做了适当的交流。从而较好地解决了两军区的干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共事，逐渐融合的问题。

1956年，廷懋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后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

1958年春夏之交，内蒙古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军分区、各团的军政主官都出席了会议。在总结了年度工作之后，采取大鸣大放出大字报的办法开展批评。在当时大跃进的氛围下“左”的思潮极盛之时，有的大字报远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比较典型的一篇以《诊断书》为题的大字报，在会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在军区党委讨论对大字报定性时，廷懋坚持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激烈辩论的过程中，他不怕孤立，不怕围攻，顶住会内外的压力，始终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错误的，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批评教育为好。后经总政工作组的同志表态赞同廷懋的意见，才算统一了认识。

“文革”开始后，廷懋和乌兰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吴涛（军区第一副政委）、孔飞（军区副司令员）被揪斗，廷懋被定为“孔（孔飞）、廷（廷懋）、塔（塔拉）、鲍（鲍荫扎布）反党集团”成员。不久，军区新任司令员滕海清在内蒙古揭挖“新内人党”，廷懋被诬陷为“新内人党”党魁，遭受迫害，被监禁在鄂尔多斯沙漠。

1968年，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到内蒙古调查，说过一句“廷懋是重要人物，不能打死”，保护了廷懋。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廷懋被解除监禁。

1979年2月，经总政治部批准，北京军区党委为廷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随后，廷懋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内蒙古军区第二政委。

1979年秋，廷懋和军区几位领导来到前身为骑兵5师的北京军区守备2师。这个师在“文革”中是重灾户，一大批师团领导与各级干部被打成所谓的“内人党”惨遭批斗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不少连排干部被做复员处理回家。为落实政策，一个时期以来，师里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很不彻底，受迫害的同志，死者遗属对立情绪很大。正在工作很难进展的时候，廷懋亲自来到这里，分别接见大家，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要求遭受迫害的同志把愤怒的矛头指向林彪、“四人帮”，要求在“文革”中犯有错误的同志吸取教训。号召大家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向前看。同时，对解决遗留问题，如平反昭雪、遗属生活安排、被错误处理复员的干部改转业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在此基础上，顺利召开了全师的平反昭雪大会，使这个师的落实政策工作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大家的气顺了，团结搞好了，各项工作重新走上了正轨。

1981年，廷懋致信黄克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提出应对滕海清追究法律责任。黄克诚当时是中纪委第二书记，是廷懋过去在344旅的老领导。他给廷懋回信，说滕海清对“新内人党”案负有直接领导责任，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但念其在长期战争中，出生入死，为人民流血奋斗，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所以从宽处理，不拟再追究刑事责任。黄克诚还告诉廷懋，中央以决定对原拟追究刑事责任在押未判的周赤萍、程世清等26人，也要解除关押。廷懋不能接受，当面向黄克诚申说利害，和79岁的黄克诚辩论了三个小时。黄克诚未能说服廷懋，无奈地说：“你找胡耀邦吧。”中央最终未同意廷懋这一要求。

1998年7月，廷懋离职休养，享受正兵团职待遇。

廷懋从1948年9月来内蒙古到1998年离职休养，整整半个世纪，一直是内蒙古军区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除“文革”中被迫害的年月）。

廷懋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准军级、原华北军区），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4年12月8日20时15分，廷懋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子，廷·巴特尔，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萨如拉图亚嘎查党支部书记。

将军的家风

将军之子廷·巴特尔19岁插队草原，从此在草原扎下根，并成为牧民致富的带头人，被誉为“新时代的草原英雄”。

他的事迹令人信服地说明，在我们党80多年奋斗历程中，有许许多多品德高尚的老一辈革命家，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的革命理想和革命传统都没有变，不仅发扬光大，而且代代相传。廷·巴特尔的确可以选择另一条生活道路。他的父亲廷懋将军曾任内蒙古军区政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凭这，廷·巴特尔不难率先返城，找一份好工作。但廷·巴特尔从没有向父亲提过返城的事，还把一次次返城机会让给了别人，自己选择了草原。如果说，草原的博大、牧民的宽厚，让廷·巴特尔体会到了人间最纯真的情感，让他最终选择留在草原的话；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和良好的家风，与廷·巴特尔的人生选择密不可分。

俗话说，怜子如何不丈夫。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怜子”之道。作为高级干部，廷懋将军在城里为儿子安排个好工作并不难，但他没有这么做。他经常教育孩子：“依赖父母没有出息，路要自己走，事业要自己干。”“人民是衣食父母。一个人要想一辈子站得稳，就要永远和老百姓息息相通。”他要求每个家庭成员都要热爱劳动，平时家里修修补补、敲敲打打的活儿，都得自己干。

廷懋将军还常给孩子们讲这么三条：一、路要自己走，事业要自己干；二、做人要有一点“傻气”，不要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不要自私自利；三、要注意强壮身体。

作为父亲，廷懋将军时常惦记着远在草原深处的儿子，多次前往草原去看望，但每次都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从不惊动当地的领导。廷懋觉得，这才是对孩子的爱护。在廷懋将军的言传身教和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廷·巴特尔从小就培养成了热爱百姓的感情和淡泊名利的意识，养成了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不单是廷·巴特尔，廷懋将军的五个子女至今无一例外都是普通百姓。有人对此不理解，他却坦然地说：“将军的儿子可以当将军，也可以当老百姓，这有什么不正常吗？”

廷·巴特尔的事迹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家风连着党风。对领导干部来说，家风正与不正不仅影响到子女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还影响到党风和社会风气，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有很多像廷懋将军一样不居功自傲、不向党和国家伸手、不搞特殊化的领导干部，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不是这样。纪检监察部门揭露出来的一些案件，不少都与纵容子女和亲属有关，都与不好的家风有关。在喜迎十八大的日子里，人们回顾党的奋斗历史，更深切地感到，我们有责任把老一辈的光荣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党的事业需要廷懋将军这样的好前辈，需要千千万万廷·巴特尔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