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后裔故事之山东鄄城苏氏蒙古族

    蒙古后裔故事之山东鄄城苏氏蒙古族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经朝代更迭、社会变迁之后，在今山东鄄城县居住着一支自称元裔的苏氏蒙古人（大约有二万人口）。    

    

    在鄄城县苏老家村，当地苏姓村民均自称为蒙古苏氏。这从他们供奉的祖宗龙牌上可以看出：“始祖苏氏元朝义王讳克明字进迪号钢锸公暨赵郑太君之神主”，显然，始祖苏克明系元朝义王和尚，即元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季子，属蒙古孛尔只斤氏。和尚是元季朝廷所封的唯一的义王。和尚处在元末明初的战乱年代。于1368年8月，元朝崩溃前夕，携家眷遁至山东，易名更姓，沿袭至今，这是一个传奇般的历史过程。

    义王和尚是元朝蒙古贵族，皇室成员，元世祖忽必烈的玄孙。和尚的曾祖父脱欢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九子，于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封为镇南王，世袭罔替，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 毙；和尚的祖父老章是脱欢的长子，1301年袭镇南王，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知枢密院事，至正十二年（1352）晋金紫光禄大夫，至正二十一年“诏加……太傅、和宁王”，镇南王由其长子脱不花承袭；和尚之父宽彻普化是老章次子，于元泰定三年（1326）封为威顺王。宽彻普化有六子：长子别帖木儿，次子答贴木尔，三子报恩奴，四子接待奴，五子佛家奴，和尚是他的六子。关于和尚，在《曹州府志》中说他官“至兵部侍郎”，应是正四品；在《元史》中说他在宫廷中任顺帝妥欢帖睦儿的侍从，常与顺帝共行，护其左右，至正二十四年（1364）中书右丞相孛罗帖木儿，总握国柄，欺君虐帝，和尚心忿而言于帝，受帝密旨“与儒士徐士本谋，交结勇士上都马、金那海、伯颜达儿、贴古思不花、火你忽都、洪宝宝、黄哈喇八秃、龙从云，阴谋刺孛罗帖木儿。” 至正二十五年（1365）七月“值秃坚帖木儿遣人来告上都之捷，孛罗帖木儿起入奏，行至延春阁李树下，伯颜达儿自从中奋出，斫孛罗帖木儿，中其脑，上都马及金那海等竞前斫死。”此事在《庚申外史》中也有记载：“帝欲杀孛罗，与之谋。与谋者六人……”其中主要参与者是和尚。和尚遂因功被封为义王。

    宽彻普化父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元季各地农民起义方兴未艾，元朝政权危在旦夕。宽彻普化被封为威顺王之后，拨付怯薛歹500名，招募亲军1000名，坐镇武昌，遏守湖广。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徐寿辉于湖广行省的蕲春起义（故址今湖北省蕲州），国号天完，建元治平。然后占领黄冈，攻克武昌，宽彻普化弃城而走，长子别帖木儿被徐寿辉部将倪文俊所执。至正十三年（1353）克复武昌，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复陷汚阳府。宽彻普化命其三子报恩奴、四子接待奴、五子佛家奴领兵水陆并进，攻打倪文俊，兵至汉川，水浅船不能前行，倪以火焚其船。四子、五子皆遇害，报恩奴自死，宽彻普化走陕西。至正十六年（1356）十二月，倪文俊陷兵州路（故址今湖南省岳阳）袭杀威顺王次子答帖木儿。至此，义王和尚的五个兄长皆死于战乱。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军开始北伐。义王和尚面对起义军风起云涌、元军节节退败的形式，不得不思之未来。七月，正当明军逼至大都之时，元帝脱欢帖木儿急诏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而以义王和尚佐之，庆童为中书左丞相，同守京城。七月二十八日，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开建德门北奔。当京城被破之时，和尚“即先遁，不知所之。”八月二日，明军攻入京城，淮王帖木儿不花与中书左丞相庆童出齐化门皆战死，国亡。在这紧急关头，和尚遁走不知所向，这不完全是他个人所为，留都监国的淮王帖木儿不花系义王和尚的叔父，当时淮王看到顺帝北奔，将帅反戈、子侄全都战死，唯和尚在自己身边辅佐，眼下明军攻势猛烈，朝廷危在旦夕，与其一起坐以待毙，不如令其侄子远走逃生，或许可以留下一支根苗。所以，淮王即命和尚去僻静之处，拥兵自卫，维持生计。和尚“先遁”在当时是个秘密行动，所以《元史》不可能详记，只记下了“京城将破，即先遁，不知所之”几个字。那么，和尚究竟遁到哪里，史无下文。但是，在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所撰《曹州府志》第二十二卷，载有这样的一段话：“濮州苏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后，至兵部侍郎。”古濮州，即今鄄城县。由此可见鄄城蒙古苏氏是元朝蒙古之裔，其祖为元廷官宦，级至四品。这是无可置疑的。那么，蒙古孛尔只斤氏的义王和尚，怎么会与苏氏之祖苏克明同为一人呢？这个问题在《郓城县志》中作了回答：“五界首乡苏楼苏氏，原系蒙古，元末明初，其祖四处奔逃，被明军围堵在药材地里，追其姓名，遂指苏子（一种药材），明军信其言，放行，自此姓苏。”志中所载五界者乡苏楼苏氏，是鄄城蒙古苏氏的长门长支。在《明朝轄下蒙古苏氏在鄄城的发展》以及《元世祖后裔、镇南王子孙》等文章中也都反映了这一史实。文章说：义王和尚来到濮州后，收集人马，拥兵自保，听到京都失陷，淮王殉难，和尚晕厥倒地，良久方苏。自此，改称苏姓，起汉名克明，意为死而复苏，克明复国。以上方志及文章所载内容，虽有一定传说性质，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客观的反映了元末明初战乱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想象，当义王和尚遁入这里时，并非单人独马，而是携家带眷，众人俱行。当时到处是农民起义军，兵荒马乱，免不了要遇到种种周折，在这种情况下将蒙古孛尔只斤氏改为苏氏，实际上这是在战乱中带有的避难色彩的隐姓埋名的一种历史遗迹。元末明初，当时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蒙古人、色目人改汉姓者颇多，并非一户两户，几乎成风。故引起朝廷关注。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诏曰：天生斯民族属姓氏，各有本源，古之圣王尤重之。所以别婚姻重本始以厚民俗也。朕起布衣定群雄，为天下主，已尝诏告天下，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比闻人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甚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城非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中书省其告谕之，如已更易者听其改正。”由此可知，当时蒙古人更易汉姓也是有多种原因的。蒙古苏氏改姓氏的传说，在其本族人中童叟皆知，可见这种传说的历史文化含蕴有多深。隐姓埋名这种与当朝相悖的思想行为，不可能载入正史或方志，只能在族中口碑传承而已，所以说蒙古苏氏是义王和尚后裔是可信的。

    义王和尚何时奔赴鄄城，根据史料，应在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七月丙寅以后（即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庚午以前（即农历八月初二），因为元顺帝是于七月丙寅开建德门北奔的，走前面诏淮王任监国，由义王辅佐，因此顺帝离京都前，义王尚在京城。然八月庚午时，明将徐达“陈兵齐化门，填濠登城，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左丞相庆童、平章迭木儿必失、朴赛音不花、右丞相张康伯、御史中丞满川等不降，斩之。”守京城的元朝中央朝政大员全部被斩，唯没有义王和尚。说明明军入京城时，他已遁走。所以和尚赴鄄城的时间应在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二这五天之中。和尚选择鄄城隐居一事，需要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而论。鄄城在元朝称濮州，轄鄄城、朝城、馆陶、临清、观城、苑县等六县，隶中书省，在大都南。从方位上看，京城以北以西都是顺帝所居之地，如果避之此地，一经发现，那将是违抗皇命，大逆不道。因此，只好南下中原才为安妥。濮州据京城较近，徒隐方便；从地貌上看，濮州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适宜生存。据明嘉靖六年（1527）所修《濮州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户仅一千七百三十四，口仅一万二千七十八。”，洪武初年濮州领范县、观城、朝城三县，平均一县只有4026口人。而且距元末已有二十三年的时间，可想二十三年前这里人烟更少；从社政上看，濮州曾是山东、河北蒙古军大都督府所在地，和尚作为兵部侍郎和顺帝的侍从，对这里的情况较为熟悉。再说，农民起义军大多数始于南方。陇蜀王明玉珍在重庆建夏，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建明，徐寿辉在蘄春（湖北蕲州）建天完，张士诚在隆平府（苏州）建周，陈友谅在龙兴路（南昌）建大汉，小明王韩林儿在毫州（安徽毫县）建宋，刘福通在颍州（安徽阜阳）起义。相对，北方的濮州较为安宁，没有受到各路起义军的直接冲击。义王和尚趁朱元璋以应天府为中心西征南进，合力北伐，使山东一带空虚的暂短间隙，在濮州隐姓埋名为苏克明，招募乡兵，实行屯垦，以此作掩护，安居自保，很快成为濮州一大士豪。
从史书和方志中我们得知元朝义王和尚来到濮州隐居，且招募乡兵，一方面维持地方秩序，一方面进行屯垦，以军力控制州县，以耕田立业扎根。正如《苏氏族谱》中所称：“高祖府君讳克明，生于元季，上世莫可考者，洪武初占籍于濮，人传闻骁雄勇健，时当草昧，带乘骏持槊以自随卒免于乱，娶郑继赵，生六子，兵戈之后芦苇满目，乃极力恳田，初不下千余亩。子孙至今衣食饶裕皆遗业云。”族谱中所谓六子，即长子苏和，仲子苏义，叔子苏礼，四子苏顺，五子苏德，季子早亡。苏克明在进行屯垦的同时，又招募了乡兵，并由其次子苏义率兵，在濮州戍城守土，治安平寇。《苏氏族谱》中称：“时成平垦田益广，尝为训科生，州缺署守视篆累月”，描述了苏义曾坐守州衙，临时接任了濮州知州职务数月的这段经历。这样，逐渐得到明朝朝廷的承认。他所领导的乡兵被编为朝廷的正规军。洪武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以苏氏乡军为基础“置平山卫于山东”，卫属于军画组织，当时平山卫内统于左军都督府，外统于山东都司。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而山东都司共八卫，其中就有平山卫、后增至十九卫。濮州之地，洪武二年以州治，治鄄城，邻县三。在行政上隶山东布政使司东昌府。苏克明次子苏义为平山卫第一任指挥使，当在洪武四年。按照明朝的即定政策，卫指挥使应是世袭罔替，但是由于史料匮乏，袭职情况没有明确记载。苏恩是苏义之孙，“苏恩长子苏天民之子苏淞，字子萃，乃是明嘉靖世袭平山卫指挥”苏恩三子苏天爵“其长支嫡孙苏燧，乃明万历间袭职平山卫指挥”。在《濮州志》中有“苏燧平山卫指挥、苏淞平山卫指挥”的记载。看来从苏义始苏氏家族袭平山卫指挥是有据可查，只是苏义之子、孙、曾孙这三代中是否有袭平山卫指挥使之人，不得而知。

     鄄城蒙古苏氏居地现存一宗祠，建于明初，座落在北王召。蒙古语称寺庙为“召”，顾名思义，北王召即北王庙，意为从北大都王室徙来的义王之庙。因该庙屡遭黄河水患，几经重建，仍保留了始建时期的建筑风格与特点。宗祠为砖木结构，三合古院，占地约二千平方米正殿三间，门前两侧各有一石狮。堂内画梁雕栋，金柱闪屏。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毕宝啟先生鉴定：“门前石狮一对系明初时物”，“苏氏家祠正堂三间木构梁架系清嘉庆道光时物”。此外，宗祠院内现存《祖庙碑》两通，落款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碑记中刻有：“原余苏氏始祖讳克明，字进通。公生于元季，明洪武兴，隐居于濮，相传为元室宗派，自来有遣像，瞻其衣冠绅笏，确有足征生平，常持槊自遂，因号钢锸公。”这与《曹州府志》所云，“濮州苏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后。……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铁槊重百斤。今尚存。”的记载完全吻合。以上史料均可证明苏氏系元室后裔。《曹州府志》修于清乾隆二十一年，这就是说，苏克明所用之槊乾隆年间尚存于祠堂中。苏氏宗祠初建时，门上还有一付楹联，为苏克明亲笔提书，上书“基开蒙古有元世”，下书“家传基业占濮阳”。后来苏克明过世后，将其画像供奉于祠堂中，其子孙为之又增书一付楹联：“昔实元朝君亲，今为苏氏始祖”。这些对联中，反映了苏氏是蒙古元裔之实。

    鄄城蒙古苏氏还珍藏一部族谱。这部《苏氏族谱》成书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后于民国十四年（1925）重修。族谱对族史、世系、公业等情况都作了详细的记载。苏氏乃是官宦之家，各代都有当朝之官或著名人士。始祖苏克明为元朝义王；二世苏义署濮州知州从五品、平山卫指挥使，正三品；三世苏亮赠尚书，“性和易，好施予，尤尊释氏之教，家颇厚产，积开元钱铸大土像，以常稔田二百亩瞻僧之需……人呼之为菩萨公。”；四世苏恩，赠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后加赠为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五世苏祐，是苏门参政最高人物，嘉靖五年进士，初广东道监察御史，巡抚保定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宣大总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都察院右都御史，最后官至兵部尚书，正二品；五世苏纯，以贡生做大程县县尉，升洧川知县，正七品；五世苏琦，以贡生做潞州判官，从七品；六世苏淞，平山卫指挥使，正三品；六世苏守毅，以举人出仕升易州知州，从五品；六世苏濂，鸿胪寺署丞，后升为光禄寺署正，从六品；六世苏潢，河南布政使都事，从七品；六世苏湖，以贡生做鸿胪寺署丞，正九品；六世苏池。以贡生做武刚州吏目，从九品；七世苏燧，平山卫指挥使，正三品；八世苏光泰，进士，通政大夫，河南布政使，从二品；九世苏述，陕西巡按，浙江道监察御史，正七品。明朝中后期，蒙古苏氏出仕做官者比比皆是，族谱记载颇多，不赘述。
苏老家村，现存各朝碑石九通于田野，其碑文均与蒙古苏氏历史有关。在宗祠院内正殿门两侧各有一通，左侧碑额篆刻前“祖庙碑”三字，碑铭主要记述苏氏始祖的由来、祖庙的规模以及兴修宗祠的经过。碑曰：“苏氏始祖讳克明，字进迪，公生于元季，明洪武兴，隐居于濮，相传为元室宗派。”同时还刻有“自咸丰五年被河水淤没，此后虽权修筑而规模宏。至同治元年障东堤成，越光绪十八年合族公议重修。”门右侧碑，主要刻记祖庙的历史。碑中云：“吾族祖庙建于北王召，由前明迄今三百余年，况数经兵燹又经河淤，构落阶荒，议修久矣。……今岁逢秋尝，少长感德，思勒诸石，以垂久远。”以上两通碑均刻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在临北王召村街道，有一通“蒙古苏氏历史纪念碑”，碑身高悬，碑冠雕有一匹腾空而起的骏马，碑文共16行899个字，对蒙古苏氏源流作了详尽的考证。北王召村还有一座“御史牌坊”，是为苏氏九世孙苏述所建。苏述于明泰昌元年（1620）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天启元年（1621）任陕西巡按，天启二年届满，回京后复命去云贵犒赏边军。朝廷为褒奖其功，耗巨资为他修了这座牌坊，并加封为资政大夫，在牌坊横梁的石板上，镂有“陕西巡抚浙江道监察御史进士苏述”十五个大字，横梁正中立书“圣旨”二字，极为气魄。1937年地震，全部落地，因保护不佳，现已埋于地下。在宗祠东侧还有一通“司马桥记”石碑。这是苏氏八世孙苏光耀及张宅、李盈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立，由苏光泰撰文，主要刻记着蒙古苏氏与汉族李氏、张氏和睦相处、兴办公益事业，为后人造福的事迹。铭曰：“桥圮力泄，士民罔利，四善作虔，思为永济，石梁甫构，沅有科第，居者获宁，行者弗滞，帝者遐昌，鸿功茂绩，司马名桥，因垂万祺。”32除上述五座碑铭外，尚有四通墓碑。苏氏始祖墓，座落于苏老家村西，鄄城县园艺一场二队苹果园内。碑正中楷书：“大明故始祖苏氏讳克明钢锸公府君之墓”十七字，于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清明日由五世孙苏祐所立。苏氏四世孙苏恩墓有一石雕群，座落于苏老家村东南一华里处。墓两侧有石人、石马、石羊，碑前有石供桌、石香炉。碑正中书：“明诰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苏公讳恩字君宠府君夫人周王太君之墓”，右上刻文“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左下书：“庠生西安府荻港驿丞男天民天泽天爵天禄、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进士立石，中华民国十一年春重修。”看来嘉靖三十二的碑石已残，这个碑是重新修复的。在此碑正前方，还有一座朝廷所赐的“诰命碑”。碑冠顶端有二龙吸珠石雕，珠下是篆书“奉而诰命”四个字。苏恩是明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苏祐之父，因苏祐之功勋，特嘉奖其父母。碑文曰：“对累赠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苏恩……兹特加赠资政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二品之秩。懋渥惟崇，式垂不朽。”碑石落款为嘉靖三十三年二月。但在《苏氏族谱》中载为“嘉靖三十二年是十二月十二日”，与此碑刻相左。在苏恩墓碑右侧有其长子苏天民墓碑一通。碑正中楷书：“明庠生乡正苏公讳天民字字先觉府君之墓”，左书“平山卫指挥男淞立石”，这与《濮州志》“苏淞为平山卫指挥使”的记载完全相符。上述诸碑铭，字里行间对蒙古苏氏的历史，成为确切的佐证，而且也是研究元末及明初中期蒙古史的重要资料。

注：以上部分资料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