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蒙古骑兵赵那斯图革命经历-草原元素---蒙古元素 Mongolia Elements

回忆爸爸赵那斯图革命经历（原创包金诞）

(赵那斯图1924一2010)

　爸爸赵那斯图回忆革命经历 1945年8月8日深夜，苏联飞机飞到王爷庙学校上空撒传单，拾到传单的同学，看到传单纸上用汉字写着：希望反对侵略和压迫的人们，要同我们合作，加速日军的灭亡！ 1945年8月10日，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轮到我们伪满洲国陆军官学校少年科四连100多学生退却，部队走了半夜，过一条河时，见到黑压压一片人群，有搭棚立灶的，有运东西的，小孩哭大人喊，都是躲避战乱的百姓。乱哄哄的景象预示，战争就在附近。　一条小河过了好几次，蒙古教官向老百姓问路，就说迷路了，实际上就是欺骗日本人，故意拖延时间，半夜一两点的时候到一个村子住下了。　

　参加抗日起义第二天一大早4点左右（8月11日），等部队走到葛根庙北山，蒙古教官巴音图先用蒙语喊：“注意鬼子”，接着用日本话喊：“苏军飞机来了，散开卧倒！”，“第二区队向前！”。话音未落，事先布置好的枪手纷纷向日本鬼子开枪。乌力吉向日本鬼子“澳古道”瞄准开枪，没打着。“澳古道”告诉乌力吉：“打飞机要找好提前量，向上开枪。”话没说完，随着枪声就倒下了。不一会儿，蒙古教官巴音图又喊：“飞机来了！”，我发现南边约有一里地的距离，有个日本军需官“嘎达谷饶”和几个病号学生坐在马车上，在喊：“白明儒！”。王连长告诉白明儒，“你去干掉他!”。白明儒说：”他会柔道，我干不过他“。白明儒：”哈衣,哈衣“应付着日本人，没动脚步。白明儒用日语大声说道：”快去教官那里，问问有啥指示？“，小声告诉独孤日杂部和阿古达木两位蒙族学生前去杀敌：“不要开枪，防止误伤马车上的同学”。两位军校学生去到日本军需官那里，日本教官嘎达谷饶厉声问道：“日本教官怎么不见了？” 学生骗他说道：“在山那边开会呢。”鬼子又问 :“为啥他的马还在这边？” 一个学生在前搭话，一个学生走到他的后面，举起枪托狠狠向他脑袋砸去，说时迟，那时快，另一个学生用刺刀刺死了嘎达谷饶日本军需官。这个军需官是领少年科学生先走的一帮头领，他听到这边枪声，过来看看，撞到枪口啦。这都是我亲眼所见所闻，经历抗日起义的往事。日本鬼子杀死后，我和战友们掩埋了鬼子尸体。王海山连长向大家郑重宣布，我们已经抗日起义，要找苏军，要参加革命队伍了。他的话简短有力，向起义师生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目标　

　当民警战士 1945年8月20日到28日，我们起义师生在洮南镇德兴宏商店二楼住了八天，苏军叫我们修桥补路干零活，印象最深的是修复被日军炸毁的洮南铁路大桥。日本败退时，为了防止苏军追击，炸毁了郑白线（郑家屯到白城子）上的洮儿河大铁桥，加之连日下雨，山洪暴发，冲毁了好多桥梁和涵洞，大批苏军的军用车辆都拥挤在大桥北端，寸步难行。　当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但实际上并未放下武器，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我和同学们在苏军工程兵指挥下，同洮南民工一起日夜抢修洮儿河铁桥，抬铁路钢轨、抬枕木，抬大小石头，挑土垫路，我们青年学生肩膀都压肿了，换肩继续干，直到应急桥梁通行无阻，大军南下为止，受到苏军好评。　洮儿河桥下有芦苇有水，这么多人去桥下大小便，我们渴了还要喝桥下的脏水，那时顾不上讲究干净和卫生了。　当时苏军组织的维持会，给我们干活的每人每天发一元慰劳金，我们用这钱买染料，把军校黄衣服染成黑衣服，把帽帘撕掉，防止人们误会我们是日本鬼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伪满洲国无数劳工南来北往回家乡，我们有两个同学穿上便服，混入劳工群，我记得叫阿里巴秋（本科生）和喇嘛，去王爷庙联系革命工作，拜见了特木尔巴根和哈丰阿。他俩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请示王爷庙苏军城防司令员巴拉巴斯中校的同意，派军校五期生“嘎里布僧哥”（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秘书处长）和一名俄语翻译布利亚特到洮南县苏军城防司令部联系办手续，1945年8月29日，苏军专派一列火车把我们送回王爷庙，特木尔巴根和哈丰阿安排我们一百来人在王爷庙贾家店集体食宿。这里有很多同学，大家都见面了。欢天喜地谈论着各自的遭遇。虽说这里比较艰苦，但坚决要革命的这些年轻人都能克服困难，大家表示，不回家，不解散，一心干革命。并表示谁要回家谁就是孬种。那时以进入十月份，天气凉了，个人除了身上的单衣啥也没有，家近的回家等候指示，家远的我们，就在哪里克服困难等着，那时革命热情真高，等的心急；那时常来和我们打交道的东蒙领导人特木尔巴根对我说过：“别忙，会有重要的工作要你们去做”。　当时的王爷庙，我们共产党政府没有成立，各个行政机关都没有。特木尔巴根、哈丰阿等进步人士，重建内蒙古革命人民党，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许多热血青年闻讯从各地汇集于王爷庙。另一方面日本败退时摧毁了好多公共设施，交通瘫痪，土匪风起，社会秩序混乱，居民生活十分艰难。当时首要任务是消灭鼠疫，为民除害、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哈丰阿、特木尔巴根以此为由，向王爷庙苏军城防司令递交一份要求成立一支民警中队，协助苏军执行上述任务的申请书。苏军当局也因工作需要，立即批准了这个要求，于是1945年9月2日，在贾家店正式成立了民警中队，任命那达那为队长，（他因病在家休养未出任）巴音图被任命为副队长，苏军发给了一批武器弹药和袖标。我得到的是一支九九式步枪，还有十六发子弹，防毒面具和苏军发的执勤红地黄字MHYC民警袖标。

　　防治鼠疫　由于我曾当过卫生兵，王海山让我领着战友们进行一系列的防止鼠疫扩散劳动。 1945年8月21日，苏联红军发现鼠疫发生后，用飞机运来一批防疫队员，在王爷庙街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我父亲和民警中队的战友们将腿脚用绷带包好，戴口罩，冒着生命危险，日日夜夜协助苏联防疫队挖出，掩埋市里的鼠疫尸体，抬到野外消毒深埋。，我们深入市区向老乡们宣传得鼠疫的症状：腋下、腹股沟、脖子淋巴结肿疼、发烧、咳嗽、胸疼、唾液含血。在王爷庙街，张贴奖惩告示：发现鼠疫，汇报疫情者奖励200元，知情不报鼠疫者罚款500元，在王爷庙街内掩埋尸体者罚款500元。组织群众预防鼠疫扩散，在疫区内喷洒生石灰水和烟熏火燎发生鼠疫的房屋，重新抹房子，堵塞老鼠洞。在隔离所内用石炭酸、来苏尔消毒。市区内外发动群众打死老鼠跳蚤烧掉深度掩埋。管制交通，隔离疫区，控制人和车辆进出疫区。王爷庙城外深埋鼠疫尸体和打扫好室内外卫生，防鼠防跳蚤。疫区内军民鼠疫疫苗的预防注射。王爷庙军民先后死亡人数达三千多人。老百姓不知是鼠疫，管它叫百斯笃瘟疫。纷纷逃离到其他地方。后来鼠疫传播到通辽地区，通辽地区因鼠疫感染，死亡两万多人。骑兵二师政委赵石患鼠疫疾病，由于发现的早，及时口服磺胺药注射了鼠疫疫苗，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当骑兵 1945年10月2日，经苏军城防司令部批准，成立了以都固尔扎布为大队长的兴安中部地区民警大队，部队350多人。分为四个中队，我所在的第一中队长是领导抗日起义的王海山。在1946年11月30日，经黄文飞和孙殿忠介绍，我加入共产党。 1945年10月18日，阴历九月初二，王海山率领我们中队，清一色都是参加8.11起义的学生，雄赳赳气昂昂列队南下，队部设在四品镇，又派我、阿古达木、乌力吉,宝音巴图等12人到索根营子镇西火车站驻防。 1945年12月初，我们第一中队与第四中队合编为一个大队。王海山任大队长。后来我和富金山连长一同剿匪，还收缴民间的武器弹药和招收青年来当兵扩大队伍。到年底时，警备大队扩军为一个团。 1945年10月，距离王爷庙60华里，新立屯村庄的土匪，残害人民，抢夺百姓财产，还曾杀害了3名苏军官兵。我们一中队配合苏军一个排步兵和三辆坦克将其全部消灭。这次战斗中，喇嘛同学英勇牺牲了。 10月21日富金山排长指挥我们消灭了驻扎在瓦房村的一股土匪，此次战斗中，刚入伍一天的周仓同志牺牲了。他年龄还不到20岁。洮南平顶庙战斗后，我们第一民警大队回葛根庙途中，在洮南县毛盖图遇上以“红枪会”为骨干的地方武装300多人。当时，新参军的战士大部分都是贫苦农牧民，因受社会上影响，对“红枪会”敌人有很大的迷信，认为他们刀枪不入，死不了。不敢开枪射击，我也愣住了；敌人扬起大片刀，喊着：“刀枪不入!刀枪不入！”越冲越近，有几个新兵掉头要跑，危急关头，王海山大队长对战士们喊话说：“这不是红枪会，是土匪，不要怕！开枪！”当场打死三人，活捉70多人。余者惊恐溃散。王海山将匪首6人带回瓦房镇枪决，其他人教育后释放了。

经过参加大小数次战斗的锻炼使我逐渐习惯了战斗生活，积累了经验，增强了敢打仗的信心。 1946年3月，部队接受共产党领导，来了共产党员胡秉权和黄文飞，3月份部队选送我们23人到共产党创办的洮南民主建设学院学习，学院后来改名齐齐哈尔军政大学；战况紧急，我们曾转移到齐齐哈尔、克山、拜泉等地学习，1946年6月在拜泉学习期间，洮南民主建设学院任命我为见习排长，派我给拜泉八路军第三营、第三连训练新兵2个月。1946年8月，我回部队时，部队编制已有师、团，我当时被分到机炮连。任机炮连青年团书记。 1946年11月30日，根据我在部队的出色表现和工作能力，黄文飞和孙殿忠政委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骑兵一师一团二连指导员。 1946年12月，骑兵第一师第一次南下，和骑兵二师一起解放哲里木盟，收复通辽、科左后旗等失地。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王爷庙召开，我们骑兵一师一团担任一级战备警戒任务。提前将王爷庙周围的土匪消灭，收缴保安团，民团的武器，不愿当兵打仗的人员发路费遣散。匪首在押看守和管制。会场外制高点，架上机枪，严密把守。严防敌人偷袭。我组织本连队的官兵昼夜值班，坚守警戒岗位，确保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绝对安全。 1947年6月5日，师政委都固尔扎布、副师长双宝、参谋长额博尔乐图等首长率领我们骑兵一团、二团炮兵团第二次南下，参加东北解放战争。6月下旬到舍伯吐、通辽、康平县、法库、彰武、新民一带执行战斗任务。当骑兵这几年，我和战友们参加多次杀敌战斗。　通信员吴丹，为掩护我而牺牲。　敌我双方都是骑兵，我穿戴整齐，戴近视眼镜，文质彬彬；既像指挥官又像文弱书生，两军对垒，引人注目；敌人派魁梧的彪形大汉向我冲杀过来，通讯员吴丹怕我吃亏，手拿战刀挡在前；敌人砍伤通讯员的同时，我拿战刀砍断了敌人脖子上的血管，将敌人砍下马。通信员吴丹为了掩护我，挡住了土匪的屠刀，光荣牺牲了。　我曾兼任师团民运干事，负责和地方政府联系给养，没有地方政府就抽调几名战士去村屯找地主、富农、富裕人家，收集部队给养，粮草、医药、马匹等，战士有时有急躁情绪和老乡发脾气，我就劝说双方，我的收给养等各项活动又快又好。

　由于我会蒙文、汉文、和日文，能写能画还会唱歌，我曾任一团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学文化。学文化的战士，后来都参加工作，当了部队干部和政府干部。　连指导员还要管理连队吃喝拉撒睡和部队纪律。有一次，一名战士对连长有意见，打骂升级并掏枪，我关了他禁闭，而后做思想工作，俩人握手言和。　由于我学过兽医，当过卫生兵，人头疼脑热、战马得急症病都要给看看；战马挂马掌等活动也管。　骑兵由东蒙自治军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时，我还征兵，给部队战士们讲课，提高战士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认识，搞好蒙汉民族团结，共同杀敌立功。 1946年8月到11月，我和孙殿忠政委在部队驻地，西科前旗四品镇塔本季区帮助地方政府建立过土改工作团。他兼任土改团长，我兼任土改副团长，搞地主阶级减租减息和清算斗争。这时孙殿忠（蒙古名字拉喜）、黄文飞培养我入党。　我领三连30名战士、两位军官，参加骑兵一师庆功会11天，我被评为经常一大功。庆功会要求写小名，喜报要寄到家乡，我的小名赵那斯塔。《骑兵一师》一书中333页下数第五行头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我荣获部队颁发的东北解放纪念章。　我在部队曾多次骑马南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最后在康平县西扎尔奇庙患了抽风病，回后方后又患夜盲症，加上近视眼，不能到前线作战。部队将我调到师部，边工作边养病。1948年6月29日，病重的我，申请退伍了。　

　工作经历　回到家乡科左后旗，由于我有文化、有群众工作经验和革命觉悟，参加哲里木盟科左后旗筹建小学的活动，1949年4月和13名老师一同去通辽一中师范班学习6个月后回阿都沁学校当教导主任。当时我引导学校搞启发教育，自制拼音图片和圆规三角板等教学用具。学校扩建，我又当木匠又当瓦匠，还张罗钱。成立剧团和鼓号队，到周边村屯宣传新婚姻法、三反五反等时事政治。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51年的内蒙古日报曾报道过我的教师事迹。获得教学模范奖章一枚。　我曾任科左后旗文化馆长，骑骆驼去各乡村组织成立群众剧团，用著名说书艺人唱歌、跳舞、演话剧等多种文艺形式宣传时事政治，达到家喻户晓。利于政府开展各项工作。1955年被评为内蒙古特等模范文化馆长，名字被写进内蒙古第一次文代会书本里，并与乌兰夫、哈丰阿等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们合影留念了。　同时因检举揭发杀人犯被评为治安模范，还被评为中苏友好模范。家有奖章。 1956年调到内蒙古文化局，任博物馆考古研究所负责干部,经常到内蒙古各地带领当地老乡挖掘历史文物辽代大明塔和历史革命文物，搞实物展览。工作成绩突出，1957年曾一度被借调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工作； 1958年，向党组织汇报战争年代脱党原因，第二次入党。内蒙古文化局党委书记布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我的入党志愿书上盖章签字并留言鼓励。 1962年，为了完成国家机关的下放指标任务，主动要求到通辽农村工作。我曾任通辽县茂林公社社长，曾任通辽知识青年安置办主任，曾任唐家公社党委副书记，曾任丰田高中校长书记，曾任余粮堡医院院长书记直至1984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