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军征战图
你可知“蒙古”不是我真名？蒙古高原部落兴替之谜
文：朱郑勇
自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与汉朝先后在草原与汉地社会建立统一的政权开始，游牧与农耕两大文明的冲突、交流与互动贯穿了20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长串的显赫的名号：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这些游牧部族先后主宰了蒙古高原。
然而，很多粗知蒙古高原统治部族兴衰交替历史的人，可能都有一个相同的疑惑：自匈奴之后的那些游牧部族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在他们兴起前，史书上几乎没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的出现如同大变活人的魔术般，在之前的统治部族没落后突然就登上了历史舞台。其实，这里还牵涉到游牧人即游牧文明起源的问题，但这一问题过于专门且复杂，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因此我们只从匈奴以后说起。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先插一段题外话。根据现代人类学家的对游牧社会的研究，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游牧家庭的生活至少需要300-400头羊，而养一头羊需要20亩草地。也就是说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草地才能维持生计。而在中国农业的精华地带，不到一亩的土地即可养活一个五口之家。这意味着相同的土地面积，游牧经济所能承载的人口要大大少于农业经济。日本两位匈奴史权威学者内田吟风和江上波夫，对匈奴人口的估计分别为30万和150万。而同时期的汉朝仅仅北方与匈奴接壤诸郡的人口就将近300万。
回到最初的问题，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脆弱的游牧经济无法承载太多的人口。因此，在蒙古高原先后勃兴的那些部族，不太可能是从这一区域之外大量迁入的人口。那么，他们何以在成为草原主人之前名不见经传呢？
因为他们被有意无意地“隐名”了。
当一个部族强盛，成为蒙古草原的统治部族时，其他受其统治的部族或为生存而不得已，或为了攀附强族以壮声势往往会改变自己的认同和名号。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东汉时期北匈奴被彻底击溃后，一部分匈奴人西迁，而留在蒙古草原的匈奴“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
另一个例子就是被成吉思汗征服的蒙古高原上的如克烈、乃蛮等部落，要么是突厥化的蒙古部落，要么干脆就是突厥部落，但后来他们都自称是蒙古人。
而今天蒙古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卫拉特蒙古人（Oirat，元朝称斡亦剌惕、明朝称瓦剌），直到1640年还在他们制定的《都沁•都尔本蒙古大律令》中，将自己和蒙古人明确地区分开来，即所谓“四万卫拉特，四十万蒙古”。
这种根据现实情境的变迁，而调整自身认同的状况，其实到今天还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正如美国民族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康纳说的那样：“在分析各种社会政治状况时，最基本的问题未必是事实究竟如何，而是人们相信那事实是怎么样的。”
因此，在蒙古高原上先后兴起的那些游牧部族，并非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他们在此之前就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只是几乎不为外部世界所知而已。人们在确定自我边界时，往往只做“我者”和“他者”的简单划分，而不复区分他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
然而，当原先统治草原的部族瓦解，或其他部族足够强大时，被遮盖在原统治部族名号之下的其他部族，才有机会以其自身的名号出现在历史记录上。
乌桓和鲜卑原是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的东胡部落，他们被汉人所知就是在匈奴统治衰弱之际，但匈奴统治下的不同部族远不止此。
《晋书•北狄传》记录了十九个各有专名的匈奴部落，且每一个都缀以“种”字，如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等。此《传》纪事起于东汉建安年间，迄于晋惠帝元康中，所描绘的就是匈奴对草原的统治彻底崩溃后，所呈现出来的游牧部族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景象。
曾经臣服于拓拔鲜卑的柔然，也是在其成为漠北的强大势力，并威胁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边疆后，我们才在文献记录中得知它的存在。
在我们看来，那些“其兴也勃”的游牧部族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
隋唐时期曾盛极一时的突厥和回纥这两个游牧部族的名字早在《史记•匈奴传》中就有记载，只是他们那时被称作丁零和乌揭。此后丁零又以狄历、敕勒、高车、铁勒等不同的名称见于历代史书；乌揭即南北朝之袁纥、唐代之回纥的同音异译。而击溃了回纥帝国的黠嘎斯人也是《史记•匈奴传》所记载的坚昆，他们在今天的名字则是吉尔吉斯人。
同样，13世纪席卷欧亚的蒙古人，早在公元5世纪初即见于汉文文献的记载。他们在《魏书》中被称作“失韦”，在《隋书》和新、旧《唐书》中称作“室韦”。学术界则称这些蒙古人的祖先为“原蒙古部落”（proto-Mongol）。
846年，被黠嘎斯人击溃的回纥人四散逃逸，而黠嘎斯人又无意或没有能力建立取而代之的游牧帝国，蒙古高原出现权力真空。此后几个世纪里，原居于大小兴安岭一带的室韦部落遂一波一波地迁往蒙古高原。其中就有成吉思汗的祖先合不勒汗率领的蒙兀室韦部落。当年室韦人中那个小小的部落的名字——蒙兀，现在不但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名字，蒙古高原这片历代游牧人曾生息繁衍其间的土地也是以它来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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