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风丨蒙古族织金锦：以黄金为衣，折射怎样的价值观？

文物描述

中国民族博物馆收藏了两件元代织金锦服饰。一件是云肩织金锦辫线袍（上图），被专家认为是迄今为止，蒙古高原发现的最为精致的元代蒙古贵族织金锦男服之一。从其面料织造技术分析，应为元代大都或周边官营纺织局织造。

另一件元代织金锦大袖袍（下图），亦是存世的织金锦精品。胸围极为肥大，应是当时所称的大袖衣。《蒙鞑备录笺证》记载妇女服饰时称：“又有大袖衣，如中国鹤氅，宽长曳地，行则两女奴拽之。”这件大袖袍应是当时蒙古贵族妇女所穿着的最为高贵的服装。

蒙古族人对于黄金的珍爱源远流长。当年成吉思汗在阿勒泰山上，发誓要把妻妾媳女“从头到脚用织金衣服打扮起来”。元代时，把织有黄金的衣裳穿在身上的，岂止后妃公主们！

13世纪的波兰修士本尼迪克特叙述他在中国看到的情景：1246年，在推选贵由继任新合汗的质孙宴（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时举办的招待宗亲、大臣们所专设的宴席）上，大约有五千位王公和贵族全都穿着织有黄金的衣服。10年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发现用织金制作的军队营帐，竟然明晃晃地在他眼前绵延了数里路。

在元代，如果说有一种织物“成为一部分人最高美的对象”（沈从文语），那必定是纳石失了。纳石失，语源阿拉伯，元朝人释为“金锦”，今世则解为“织金锦”。总之，它是一种用金钱织出花纹的丝绸。

织金锦技术，沈从文先生相信至少在东汉时中原汉人便已有之，但元代的织金锦技术却来自西域。当年蒙古人西进，见到了坐在织机前的中亚阿拉伯织工，把一根根金丝在梭间细密往复，一片片金光交织成辉，把黄金穿在身上不再是梦想,这简直令他们欣喜若狂。此后，中亚织工被成千上万地引进元大都，这一国家行为在一个世纪间连绵不休。

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提：蒙古人为何没有在中原发现他们钟爱的织金锦？或者说，中原的织金锦技术为何没有发达到与中亚纳石失同等程度？

蒙古人南下，见到的是江南文人士大夫苦心经营出的一片片水木萧瑟的园林，白粉墙上画着的是浅淡水墨和寒山瘦水的渔村雪景，那个被女真人掳往北方的徽宗赵佶，喜欢整天泡在宫里画些清隽简淡的雪江图之类——这样崇尚萧寒清远的艺术氛围，如何容得下在丝织物里加入明灿灿的黄金呢？所以，织金锦注定不会在中原汉人手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扬。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价值观的问题。

说到文化价值观，我们在织金锦之上又看到另一个隐藏的问题：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除蒙古族之外还有匈奴、突厥以及柔然等民族，他们为何对黄金怀着矢志不渝的千年之爱呢？曾有学者把这种挚爱解释为游牧者的一种财富观。但这也许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答案。

事实上，北方游牧者的黄金之爱，难道不可跟南方士大夫的玉石之爱同等齐观吗？前者在黄金之上所得的灵感，跟后者在玉石之上所得的灵感难道不是同样强烈？玉的温润、蕴藉、莹洁，是儒家所比之德，是君子所求之格；金的坚固、耀目、硬韧，则是游牧者的性情投射，是骑行者崇尚的品性。

这样看来，我们似乎不能把13世纪的蒙古人对于织金锦的追爱简单地同世俗的财富观相连，就像我们不能说古代的君子爱玉是因为他爱财一样——其所爱者，不仅是物，更是物性。

所以，织金锦并非在中原遇到了技术瓶颈或资源紧缺，根源在于文化价值观的导向使然。比如唐朝是个繁华绮丽的盛世，但在唐玄宗的皇家府库里，却只有两领织金锦浴袍，一领天子自用，一领给了贵妃杨玉环。此外，对于中原文化来说，黄金衣裳除了难以得到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合理身份外，还有来自经济伦理的挑战，比如宋仁宗曾经“重申旧禁”，严令不准以捻金等装饰衣物，大概就有出于滥用黄金可能搅乱国内经济市场的考虑。

在元朝一百余年间，纳石失也就是织金锦的织造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实现本土化生产，元朝中央政府从西域全面引进人才。元代到底有多少织工来到中原呢？这个数字难以推断。据记载，在窝阔台时代，仅弘州纳石失局和荨麻林纳石失局这两家纳石失生产机构，就至少拥有一万两千多人。即便在今天，拥有上万职工的企业，怎么也算得上是庞然大物。

专业从事纳石失生产的机构直属于中央，所以它们全都是名副其实的央企。而这样的纳石失央企，在元代至少有5个，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个“别失八里局”。

虽然波兰修士和马可·波罗都看到了一连片明晃晃的织金锦，但在元代能够拥有纳石失的人实际上并不多，帝后宗亲才是纳石失的主要占有者。民间不许私织，百姓亦禁止穿用。王公贵族们若能够把织金锦穿在自己身上，那便是天子所赐的质孙服。史载，元朝皇帝向百官颁赐的质孙服一共有23种，其中7种是用纳石失制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