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嘎达梅林身后八十年

嘎达梅林的反垦义举，至今已过去将近八十个年头。八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呱呱堕地到耄耋老者的漫长历程；可是对于历史来说，它只是短短的一瞬。历史上的短短一瞬，往往会发生惊天巨变，给人类留下永恒的记忆。嘎达梅林身后的这八十年，科左中旗——这片他为之喋血的土地，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变化。遥想当年，同一片蓝天下主张出荒和反对出荒的两伙人拼死抗争舍生忘死，情景何其惨烈！可是数月之后，另一片蓝天下的日本人却如狼似虎地闯进了进来，堂而皇之地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1945年，随着日伪政权的垮台，沉沦十四年的科左中旗光复了。应该说，科左中旗的各族人民是幸运的，中国共产党人较早地进入了这一地区，带领广大劳苦群众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47年5月科左中旗全境解放，这片古老的草原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毫无疑问，嘎达梅林起义是内蒙东部草原现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嘎达梅林的事迹，很久以来就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近几年内蒙古自治区出版的几部地区通史中均有记载，科左中旗和原哲里木盟的地方志里也都有记述，专家学者们以此为题写出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我本人近些年来涉足文史和地方志工作，曾创办和主编政协科左中旗文史期刊《达尔罕文史》，担任过《科尔沁左翼中旗志》总纂，借工作之便接触过大量关于嘎达梅林的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是公开出版物，有的是人们采访的所谓“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关于嘎达梅林的许多事情让人们给弄糊涂了。虽然事件的发生距离今天并不遥远，虽然嘎达梅林的同代人有的还健在，但是有些问题已经是以讹传讹了。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经过反复思考，现就一些问题提出我的看法，目的在于澄清事实。

一、关于嘎达梅林的籍贯、家世

嘎达梅林，蒙古科尔沁部人，姓莫勒特图，汉译姓孟，名那达木德，汉名孟业喜，又名孟庆山。1893年（癸巳，清光绪十九年）出生。嘎达梅林家族是科左中旗温都尔亲王的属民，祖籍是温都尔亲王的领地采哈新甸地方（今吉林省双辽市茂林镇东新甸），他的出生地就是那里。现在关于嘎达梅林的籍贯有许多说法，有说他是满达日哈（今科左中旗努日木镇满达日哈嘎查）人，有说他是塔本扎兰（今科左中旗舍伯吐镇塔本扎兰嘎查）人，有说他是今吉林省双辽市茂林人。我认为还是科左中旗原史志办编辑李景唐先生的调查资料可信，他的调查资料说，嘎达梅林家原住新甸，后因采哈新甸荒出放，蒙古人迁出，才搬到满达日哈屯的。如果把采哈新甸荒出放完毕的1909年作为嘎达梅林家迁移的时间算，那时他已经是十七岁的青年了。

嘎达梅林的父亲伊德阿斯楞，原为牧主，家道富有。他有五个子女，老大是女儿，下面四个都是男孩，嘎达梅林排行最小，按当地习俗称作“老嘎达”。据嘎达梅林他姐姐的孙子包乌力图先生（原呼伦贝尔《林海日报》离休干部）讲，嘎达梅林姐弟五人都读过书，姐姐和大哥文化都很高，嘎达梅林本人蒙文和满文都不错，只是不会汉文。由此看来，起码在嘎达梅林青少年时期，他的家庭就不是一般的平民家庭，所以有人说他出身“哈拉楚”（平民）是不准确的。嘎达梅林的父亲因吸食鸦片，曾一度使家道中落，但也没沦落到平民的地步。到1925年嘎达梅林当上军务梅林时，他的家业空前振兴，他本人已经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僚了。据乌力图先生讲，他小的时候，嘎达梅林的大哥德力黑加布因为妻子和孩子相继死去，就长期寄住在他家里，并成了他家的塾师。嘎达梅林也常去他家看望姐姐（乌力图的祖母）。在他的记忆中，嘎达梅林经常穿一件墨绿色袍子，黑大绒马褂，戴一顶狐狸皮的瓜皮帽，一米七零以上的身材，说话文质彬彬的，骑枣红马，挎盒子枪。嘎达梅林之所以能当上军务梅林，除了他本人的素质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达尔罕王爷的赏识。

这里顺便提一下，去年《通辽日报》和《内蒙古日报》曾先后登出在通辽“惊现嘎达梅林手迹”的报道，并附有两张旧损的手迹照片，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乌力图先生看到报纸后，当即就给两家报社打了电话，以嘎达梅林近亲属的身份证明，嘎达梅林不会汉文，是绝对不可能有什么汉文手迹的，因此，这两件所谓嘎达梅林手迹必定是假造的。我在看到那两张“手迹”照片后，也发现了一处重大破绽，落款的日期是“民国廿一年四月九日”，嘎达梅林是民国二十年四月九日罹难的，一年后他怎能写信呢？真是神了！

二、关于嘎达梅林的婚配、子女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嘎达梅林的后人，也有不少人宣称自己就是嘎达梅林的后人。寻找的人踏破铁鞋却终无所获，声称的人言之凿凿却苦无证据。据科左中旗原史志办的调查，嘎达梅林先后娶过三房女人，前两个都没生育，于是就将他二哥照日喇嘛的儿子阿木冷贵过继为养子。1924年，也就是嘎达梅林任军务梅林的前一年，他第三次结婚，妻子是本旗台吉依申格勒的女儿牡丹，这女人应该说也是大家闺秀。嘎达梅林与牡丹生没生孩子无从查考，但后来许多资料上都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至于这说法的依据是什么，只有天知道。这孩子的下落，有的文章上说嘎达梅林夫妇起义时把她寄放在一个亲戚家了，有的文章上说嘎达梅林夫妇怕孩子在战斗中坠脚，忍痛将她杀死了。还有的人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声称早年自己曾采访过知情人，说嘎达梅林和牡丹生了四个孩子。

现在看来，不论有也好，无也好，少也罢，多也罢，谁也不愿承认自己说得不对。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仔细研究过好多相关资料，发现嘎达梅林夫妇有一个女儿并在起义时亲手杀死了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李悦之的十场歌剧《嘎达梅林》中，再后来就是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两者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追求的是生动感人，有些细节和人物是允许虚构的。可悲的是人们往往把戏说的事情信以为真，并且不断传说下去，否则，辞典上也就不会有“三人成虎”这个成语了。

时至今日，嘎达梅林的直系后人根本没被发现，甚至有价值的文字记载都没有。旁系后人确实有，一个是上面提到的乌力图先生，另一个就是嘎达梅林二哥的女儿孟德莲，还有一个是孟德莲的异母弟孟宝祥，这姐弟俩现住扎鲁特旗嘎亥吐一带。

三、关于嘎达梅林起义的背景、动机

蒙古地区在清朝一直处于朝廷的封禁政策统治之下，将近三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整个蒙古民族被束缚了手脚。根据清政府的规定，蒙旗之外的满汉人等严禁进入蒙旗，各蒙古王旗之间也不许擅自越界，就是同一王旗内的各家蒙古王公也只能在自己的领地内活动，各家王公的属民，只能在领主的属地上放牧。这项划地为牢的政策，极严重地限制了蒙古民族的发展。在整个清代，蒙古各王旗社会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经济基础极为薄弱。事实上蒙古王公们早就对这种束缚感到不自在了，所以他们从乾隆年间就开始暗中接纳关内的流民入境垦荒。虽然清政府对流民越边和蒙古王公私自招垦处罚得十分严厉，但终究没能遏止蒙地开发的势头。无奈之下，满清统治者只好顺应历史潮流，承认蒙地出荒合法化。于是各蒙旗争先恐后开始设局招垦。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蒙地出荒是一种进步的举措，它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演变，加速了蒙古封建王公制度的解体进程。但这项进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造成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出荒时没有解决好蒙古牧民的生计问题。所以在清末民初许多蒙旗都发生了反对出荒的“独贵龙”运动或武装反垦活动。如前郭尔罗斯旗的陶格套起义，科右中旗的华连、华里雅孙领导的旗民起义，达拉特旗的阿尧尔色那梅林领导的“独贵龙”运动，科左前旗人民的“倒札萨克”运动，都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反抗活动。

科左中旗从1851年（清咸丰元年）出放郑家屯荒和白市荒起，到1928年大规模的出荒已进行六次，出放总面积达到14901平方公里。1929年初，奉天省政府又以“垦荒兴利，发展民生”为词，决定出放科左中旗的辽北荒（舍伯吐以北）和西夹荒（以架玛吐为中心的新开河两岸），并在舍伯吐设辽北县，在架玛吐设福源县。这两片荒地，当时是科左中旗仅有的两片土地，出放之后，就意味着科左中旗不复存在。对旗民来说，失去了这两片牧地，他们就没了安身立命之处。这是一件命运攸关的事情，引起旗民极大的恐慌。嘎达梅林十分同情广大贫苦牧民，他先是想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劝说王爷收回出荒成命，但没有达到目的。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达尔罕王爷也有自己的苦衷，出荒是国家政策，省政府的决定他是改变不了的。一边是自己的旗民，一边是惹不起的上司，他夹在中间实在是不好做人。恰在这时，旗札萨克府中嘎达梅林的同僚如韩舍旺、王祥林、刘昌林等人在王爷面前又进了一些谗言，于是嘎达梅林被免了职。我想，如果他不被免职，或许就不会参加请愿团，因而也就不会遭到逮捕继而又越狱造反。嘎达梅林造反，是在统治者逼迫下产生的一种无奈之举，更是同情百姓的一种义举，民生意识、民权意识是他的思想基础，他代表的是民众的利益。近两年出现一种非常滑稽的说法，认为嘎达梅林起义是基于一种环保思想，反对垦荒是为了使草原植被不被破坏。如果是这样，虽然在今天看来很时髦，但它的意义却要大打折扣了。

四、关于起义队伍的成分

嘎达梅林越狱之后，无家可归，无路可走，不造反是绝对不能生存的。应该说，这是一个毫无准备的行动。一开始，仅有参加劫狱的七个人，算上嘎达梅林本人才八个人，力量薄弱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有效地反抗官军镇压，阻止出荒，嘎达梅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充队伍。据调查材料记载，刚举事时平民百姓参加的并不多，原因是大多数人畏惧官府势力的强大，不敢贸然动作。情急之下，为了壮大队伍，嘎达梅林只好通过关系与土匪联系。第一个加入起义队伍的土匪绺子是白龙，据说白龙这股土匪，平时不抢劫民财，专和官府作对。从表面上看白龙的队伍与嘎达梅林的队伍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根本目的是不同的。

嘎达梅林的队伍是反对出荒，为老百姓谋利益；而白龙的队伍是为财，为泄某种私愤。与白龙的队伍汇合后，起义队伍力量壮大了，反对出荒的老百姓加入的也逐渐多起来，起义队伍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展到二百余人。接连几次对荒务局的测量队和军阀政府派来的屯垦军实施打击，从而起义军的声威大振。1930年初，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五百余人。旗扎萨克府派军务梅林刘昌林带领旗卫队多次围剿，都被起义军打败。这时军阀政府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就调集洮南、白城子，郑家屯、通辽、开鲁等地的驻军共数千人，对起义军进行大规模围剿。

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起义军的处境开始艰难起来。整天被官军追着跑，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为了抵御官军，嘎达梅林开始大量接纳土匪绺子，从1930年下半年起，先后汇合到起义军中的土匪绺子有洪顺、玉山、黑塔、高山、天龙等大大小小十几股，起义军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多。但是同官军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差得很远，兵员素质更是糟糕。这时的起义军其实就是个大杂烩，除了起义之初的少量骨干成员而外，后进来的绺子可以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怀着各自不同的动机汇合进起义军，多数人不愿奉行嘎达梅林的起义宗旨，土匪习气不改，时有危害百姓的事情发生，使起义军声望受到很大损失，战斗力大大下降。1931年初，起义军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队伍急剧分化，大多数土匪绺子或叛变或不辞而别，剩下来坚持斗争的都是起义初的骨干成员和贫苦牧民。嘎达梅林起义失败的原因固然可以找出很多种，但除了寡不敌众之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起义队伍成分不纯了。

五、关于嘎达梅林牺牲的地点

嘎达梅林牺牲的准确地点，早就已经是十分清楚的事情。那个地方在科左中旗花胡硕苏木洪格尔敖包嘎查东面的新开河故道上，当年是一个渡口，叫洪格尔敖包渡口。1931年4月9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嘎达梅林率领残部来到这里，当时正值开河，湍急的河水漂着浮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后边追兵迫近，嘎达梅林掩护部下泅渡，然后自己乘马渡河，不幸在激流中中弹身亡。追歼嘎达梅林的是热河军阀汤玉麟所部崔兴武旅的李守信团，据李守信在内蒙古政协出版的《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辑上发表的回忆录所述，是他亲手将嘎达梅林击毙在河中的。1990年，由科左中旗人民政府投资，在嘎达梅林的牺牲地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以作永久纪念。

嘎达梅林的牺牲地点，多年来在出版物上和人们的口头上一直被搞得乱七八糟，有的材料上说牺牲于辽河，有的材料上说牺牲于西拉木伦河，有的材料上说牺牲于新开河，有的材料上说牺牲于乌力吉木仁河，还有说是牺牲于老哈河的。我曾经仔细查阅过《哲里木盟水利志》，弄清了当年嘎达梅林牺牲的那条河的准确名称，叫新辽河。新辽河即新开河的原名，也叫北老河、清河。1894年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发生大洪水，在今开鲁县麦新镇苏家堡村南形成一股支流，这股支流被称为新辽河，1951年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将这条河正式命名为新开河。所以，现在要说嘎达梅林的牺牲地点，应该是新辽河洪格尔敖包渡口。

六、关于嘎达梅林夫人牡丹的改嫁

嘎达梅林的夫人牡丹，应该说是一位有胆有识、智勇双全的奇女子。嘎达梅林反对出荒身陷囹圄，是她经过秘密筹划将丈夫营救出来的，至今民间还广泛流传着牡丹劫狱的故事。嘎达梅林起义后，她一直与丈夫出生入死，转战南北。嘎达梅林牺牲后，她被官军抓住，李守信手下一个叫胡宝山的连长看中了她，在威逼之下她嫁给了胡宝山。

长期以来，对牡丹的改嫁，人们或多或少总觉得有些遗憾，甚至还有微词。我以为，在那个特定的情势下，一个落入官军手中完全失去自由的“匪首”的女人，摆在她面前的路子只有两条，一条是死，另一条就是就范。当时的胡连长既然是相中了她，恐怕就会把她控制得牢牢的，连死的机会都不会给她。为丈夫殉节不成，那么也就只能屈从了。对于牡丹，后世人不要苛求于她，更不能苛责于她。而是应该给予包容，景仰她的机智、果敢。

七、关于嘎达梅林英雄称号的定位

嘎达梅林是一位英雄，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到底把他称作什么英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定论。平时在人们口头上或有些领导讲话中，多把他作民族英雄，偶尔在报刊上的文章里也可见到这样的称呼。也有的文章中称他为反垦英雄，还有的文章称他为蒙古族英雄。

我以为，这些称号似乎都有些欠妥。民族英雄的概念是，在抵御外族入侵和反抗外族压迫的斗争中表现英勇顽强，做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个人或群体。嘎达梅林的时代，正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嘎达梅林起义的斗争对象不是外国入侵势力，而是封建军阀和封建王公，斗争双方的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民族矛盾，因此称嘎达梅林为民族英雄是不准确的。反垦英雄，太具体化了，内涵太狭窄了，不能充分体现英雄为民众谋利益的崇高境界。蒙古族英雄，这称号也不妥，它把嘎达梅林起义的意义仅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局部利益之中，因此显得太狭隘。虽然民歌中唱道“造反起义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但起义这一壮举本身的意义要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嘎达梅林起义，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抗的对象是封建势力，因此我认为，应该称其为人民英雄，这个称号是最恰如其分不过了。这样说，不是本人想标新立异，更无哗众取宠之意，只是想为英雄正名而已。

2009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