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文明的摧毁者还是全球化的开拓者？

着眼于全球史的角度，一些外国学者正重新探究蒙古帝国的世界性意义。梅天穆所著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描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蒙古各汗国陆续崩解后，一个新的欧亚世界的产生过程。书中的诸多新颖观点或许会让我们反思对蒙古帝国的既有结论，并重新审视蒙古文明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梅天穆，美国北佐治亚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古帝国史及军事史。1996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获得硕士学位，2004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蒙古战争艺术》《蒙古的文化与习俗》等。

“新清史”“内亚史”可谓近年来历史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除其学术价值之外，对中国边缘地区的讨论和观察视角变化所带来的史观颠覆也极具吸引力。国内读者对元朝的兴趣远超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而国外学者则因其立场的“局外性”，着眼点往往跳出中华中心史学的传统，回归“现在的边缘，过去的中心”——蒙古高原，提出了很多新颖、值得讨论的观点。

美国学者梅天穆所著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正是把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置于全球史的视野下。它与近些年国内引进的日本蒙元史学者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战》《游牧民的世界史》，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等，从不同的侧面为我们展示了蒙古帝国的世界性。

《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作者：(美)梅天穆

蒙古一开始就打算征服世界？

我们和蒙古帝国最直接的联系便是写在中国正史当中的“元朝”，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也往往把其定性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建立的统一性王朝。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立国未久，朱元璋即下诏纂修《元史》，他对朝臣说：“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元史两次修纂的时间加起来仅331 天，匆匆被纳入中国正史的序列中，所以我们天然地会把“元”看做蒙古帝国的代表，这样的视角无疑是有偏差的，因为蒙古帝国不仅仅只是南下入侵“中国”。

梅天穆在书中写到，“成吉思汗是否想要‘征服世界’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蒙古帝国研究学者傅礼初（Joseph Fletcher）教授曾指出：由于生态环境的制约，草原上并无“超部族政体”（supra-tribal polity）存在的必要，超部族政体的存在与掠夺农耕社会的欲望相互倚存。因此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族后想要维持他在“也可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ol Ulus，即大蒙古国）的统治权威，就必须对外扩张，但这种扩张并不意味着征服世界的必然性，在初期尤为明显。

向西入侵中亚强国花剌子模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公元1218 年，位于中亚锡尔河畔的讹答剌城的长官，以间谍罪屠杀了一支由蒙古赞助的商队，蒙古此时已经是花剌子模的邻国。成吉思汗要求进行外交惩罚，但花剌子模的统治者摩诃末却拒绝平等对待蒙古统治者，甚至处死了其中一名使者，并烧掉其随从的胡须。摩诃末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并低估了蒙古战力的强大，成吉思汗立即暂缓对金朝的进攻，聚集蒙古高原绝大部分军队西征花剌子模。他们所向披靡，迅速击溃花剌子模帝国，并继续西行，由速不台统领的前锋最远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上，击败阿兰人和钦察突厥人，兵锋直指欧洲，然后回师蒙古。“事实上，速不台经过的许多国家对蒙古人都深感困惑，因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就这样出现、毁灭然后绝迹于草原”。

这一次的西征可以说是有着相当的偶然性的，而当时的世界局势给了蒙古人所向披靡的外部条件，萧启庆在《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分裂》中写道：“中亚以西，时值十字军东征方告结束，基督教与回教经过二百年之血战，仇深似海，无法共御强敌。回教世界中，以花剌子模最为强大，但其国之突厥种统治阶层与波斯种百姓隔阂颇深，缺乏凝聚力……总之，东西文明世界正是四分五裂，对蒙古入侵，未能形成有效的共同防御策略，蒙古人善于运用其间矛盾，一一击破。”

第一次西征的成功为日后蒙古长达数十年的对外征伐立下了标杆，在掠夺、征服欲望和宗教信仰“长生天”的刺激下，蒙古铁骑发动一次次的征服浪潮，在短短几十年间便建立起世界历史上征服疆域最大的帝国。

“成吉思汗大交换”引发的转变

梅天穆化用了“哥伦布大交换”中的“大交换”概念，提出了“成吉思大交换”，试图从贸易、宗教、瘟疫、人口、文化等方面的交换，阐述除去征服战争外，蒙古究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改变。

以宗教为例。蒙古帝国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宗教政策极其宽容的帝国，“宗教宽容在内亚的诸帝国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可能是因为这里常常成为多种宗教体系交汇的十字路口。”蒙古人自身信奉的传统宗教是萨满教，关注直接影响天命和与疾病、灾难等现实生活相关的灵物。他们认为个人灵魂的救赎是不存在的，所以对任何形式的宗教行为和仪式都很开放。于是在征服过程中，他们十分重视与当地宗教领袖的合作，以减少被征服者的敌意和反叛的威胁。蒙古上层中相当一部分人皈依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四大汗国之一的伊利汗国在合赞汗的领导下皈依了伊斯兰教；在元朝，藏传佛教领袖喇嘛八思巴成为忽必烈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当然这些在蒙古帝国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出现。在初期蒙古征服过程中，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宗教宣称其神力凌驾于全世界之上，因为这与他们宣称的对世界的主宰——“长生天”相抵触。最有趣的例子就是西欧基督世界和蒙古军团的对话。教皇英诺森三世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便派出教士带着书信向蒙古进发，宣称如果蒙古人不停止对基督徒的攻击，就会面对上帝的惩罚。蒙军领袖贵由则回复到：“天命令我们消灭他们……如果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不听从我们的忠告，我们将确认你们意图开战。其后果我们不知道，只有天知道。”这完全是两个世界无法理解对方诉求的沟通。

现代世界中蒙古帝国的印记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史学界的共识基本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带来新航路开辟，全世界在西方强势的推力下开始全球性的经济、人口、文化等的交流。但是梅天穆在书中却提出：1350 年的世界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主要指的就是欧亚大陆。

梅天穆试图论述，1350 年的蒙古帝国基本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虽然主体国家元朝仍然存在，但衰颓的趋势不可阻挡。在蒙古帝国的废墟下，一个个和蒙古帝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纷纷崛起。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称成吉思汗后裔的中亚贵族“跛子帖木儿”建立的帖木儿帝国，以及因蒙古征服而迁徙至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亚难民，逐渐整合并崛起建立的奥斯曼帝国。这些遍布欧亚的国家深受蒙古的影响，陷入分裂的欧亚大陆诸国在蒙古因素的串联下实现了前现代世界的欧亚大陆“全球化”，经济往来、物产流动、军事冲突、人口迁徙、文化传播等加速了旧世界的交流频次，为新世代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开了先河。当然我们不能对历史过度解读，因为这并不是1162 年刚出生在蒙古高原上一个叫铁木真的男孩所能预见的。虽然它已经解体了数百年之久，但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早已被他们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