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在格鲁派重寺塔尔寺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1725年青海罗布藏丹津事件后，青藏地区都纳入清朝的直接管辖之下，由明朝中叶以后开始的蒙古诸部管辖藏族地区的局面结束了。在这以后，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宗教上和文化上的联系。藏传佛教的一些寺院，特别是邻近蒙古族地区的甘青藏族地区的大寺院，如青海的塔尔寺、佑宁寺，拉加寺；甘南的拉楞寺等，以及内蒙古的一些重要的寺院和北京、五台山、承德等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都是维系蒙藏民族交往的重要场所。今天我们重点就蒙古族在塔尔寺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述....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的省会西宁市西南25公里的湟中县鲁沙尔镇，全称为"衮本贤巴林" (藏文sku-vum-yams-pa-g1in9，按当地的安多方音读为衮本贤巴林，按拉萨读音为衮本强巴林)。

      该寺建寺的地方就是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1357-1419)的出生地。

      关于大师的身世，在学术界中颇有争议，一说他的父亲叫鲁本格，是当地藏族隆奔部落人，属于默氏家族，据说曾经担任过元朝的达鲁花赤的官职。又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10月25日)，生于宗喀地区一个佛教家庭，父亲是蒙古族，名叫达尔喀且鲁崩格(达鲁花赤daruqaci蒙古语"长官、长"之意，鲁崩格为名字 )，母亲是藏族，名叫馨萨阿却，两个人都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宗喀巴大师母亲故居（湟中苏尔吉村）

     宗喀巴3岁时由父亲带到今平安县境内的夏宗寺拜见当时到大都去朝见元顺帝而路过青海的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四世活佛乳必多吉，并受近事戒。

     1363年，宗喀巴又被家庭送到夏琼寺(在青海省化隆县境内)，拜从西藏学习归来的顿珠仁钦为师，受戒出家，学习佛法。16岁时(1372年)到西藏去学习佛教，他广拜各教派著名学者，学习显密教法，学成后讲经说法，著书立说，影响逐渐扩大，并有了一批追随他的弟子。1401年宗喀巴和他的一位老师仁达哇·宣努洛追(red-mdav-a-gzhon-nu-10-gros萨迦派的高僧)以及嘉乔贝桑(skyas-mch09-dpa1-zang也是萨迦派高僧)在热振寺召集数百僧人举行法会，提倡整顿僧人戒律，革新西藏佛教，宗喀巴也在这次法会后改变了此前一直与萨迦派、噶举派的高僧一起活动的做法，开始自立门户。从1403年到宗喀巴大师去世的1419年，有一批立志弘传佛法的有为青年聚集到他的身边，成为格鲁派的骨干力量。1409年，在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第悉、明朝所封的阐化王扎巴坚赞的大力支持下，在拉萨举办了首次大规模的传召法会(拉萨大昭寺正月祈愿大法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达孜县境内建立了格鲁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从此形成了藏传佛教中的一个新的教派--格鲁派。

格鲁派第一座寺院甘丹寺

     自格鲁派出现以后，该派僧人分布到前后藏和康区、安多各地，相继兴建了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寺院，其影响进一步扩大。一些其他教派的寺院，也相继归附于或改宗为格鲁派，使格鲁派寺院遍及藏区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寺惋集团势力。明朝永乐帝曾邀请宗喀巴进京，宗喀巴以身体有病和事务繁多推辞，派弟子释迦也失(sgvakya-ye-shes)前往，永乐帝封他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后来又被宣德帝封为大慈法王。

释迦也失

    当宗喀巴在西藏逐渐成名之时，在他的故乡也出现了一些有关他的神奇的传说。据说，他诞生后剪断脐带时有几滴血滴到地上，后来那里长出了一株白旃檀树(一说是从埋胞衣处长出)，树上十万片叶子，每一片上自然显现一尊佛像，所以称为"衮本"(意为十万佛像)。

白旃檀树

    后来人们为纪念宗喀巴大师，用绸缎把这株白旃檀树包起来作为胎藏，建立佛塔，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塔尔寺的宗喀巴大灵塔。

    直到1577年在这座佛塔的旁边建了一座弥勒佛殿，藏语称弥勒佛为强巴(安多方音念"贤巴")，所以这座寺庙被称为"衮本贤巴林"。又因为是先建塔后建寺，所以称为塔尔寺。这是塔尔寺的初建的阶段。

     塔尔寺的真正的扩大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1578年在青海湖边与俺答汗举行会见有关。

索南嘉措1578年在青海湖边与俺答汗

     俺答汗赠给他"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由此，格鲁派的这个活佛转世系统得到了"达赖喇嘛"这一特别的称号，成为得到蒙古各部首领信奉的活佛。索南嘉措还通过与蒙古的关系，与明朝建立了联系，得到明朝给他的"朵儿只唱（金刚持）"的封号。蒙古各部军事力量的支持，巩固和提高了格鲁派和达赖喇嘛的地位，尤其是达赖喇嘛在格鲁派中的领袖地位。这以后三世达赖喇嘛1583年去土默特的途中在青海活动时，敏锐地注意到塔尔寺地处西藏拉萨到土默特蒙古的中间，又是宗喀巴大师的出生地，对密切蒙藏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在塔尔寺停留了一段时间，主持了祈愿法会，兴建了一座被称为"森康贡玛"的寝殿，他还吩咐当地的几个藏族部落首领，要把塔尔寺扩建为一座格鲁派的正规的大寺院。1602年四世达赖喇嘛云旦嘉措进藏途中也来到塔尔寺，对塔尔寺的扩建作了安排。到1612年塔尔寺建成了一座汉地宫殿式的大经堂，设立了学经的参尼扎仓(显宗学院)，由俄色嘉措担任第一任法台，成为一座正规的大寺院。

四世达赖云旦嘉措进藏途中

     塔尔寺的发展与蒙藏两族的僧俗首领的支持密不可分，当地的西纳、隆奔、申中、祁家、米纳五个藏族部落为建寺出人出力，被称为塔尔寺五族(后来加上一个塔尔寺的属民部落西河坝族称为塔尔寺六族)，分布在青海湟中、平安、贵德、大通、湟源几个县。固始汗统治青海以后，蒙古族各部首领对塔尔寺也特别关注，1642年年底喀尔喀蒙古的额尔德尼洪台吉从西藏返回，出资扩建宗喀巴灵塔，并以白银包裹，镶嵌黄金珠宝。1651年卫拉特蒙古首领才旺丹增出资在塔尔寺兴建了一座汉式寝宫，供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路过塔尔寺时居住，这就是塔尔寺保留至今的著名的"大拉让"(大拉章)，后来七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十三世达赖喇嘛、九世班禅、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世班禅在塔尔寺时都住在那里，所以又称为"达赖班禅行宫"。

     1697年固始汗幼子达什巴图尔率领青海蒙古各部首领到北京朝见康熙帝并受封为亲王后，对塔尔寺加以扩建。1708年达什巴图尔和郡王额尔德尼托克托鼐等兴建一座殿堂将宗喀巴灵塔遮盖起来，1711年郡王额尔德尼托克托鼐又出资黄金1200两、白银22000多两将遮盖宗喀巴灵塔的殿堂增建，用镀金铜瓦铺设殿顶，从此，这个殿堂称为塔尔寺的大金瓦殿。除了上层王公的捐资外，蒙古族僧俗百姓对塔尔寺的捐赠也很多。塔尔寺保留至今的碑刻中，就有几通是记载蒙古族僧俗向塔尔寺捐献银两、购买土地为塔尔寺提供法会基金的。塔尔寺大经堂的几十根柱子都用精美的地毯包裹，上面织有蒙古文，应是蒙古族施主的贡献。可以说，正是由于蒙藏统治者不惜倾注巨资，加上各族人民的勤劳和技艺，才使得塔尔寺成为金光灿烂、蔚为壮观的宏伟建筑。

     由于塔尔寺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的便利条件，清代塔尔寺成为有志到西藏和青海学习藏传佛教的蒙古族僧人首选的寺院，也是青藏高原上聚集蒙古族僧人最多的寺院。一些人直接从蒙古各部来到塔尔寺学习，一些人本来是准备去拉萨、日喀则学习，由于财力不够，在途中就在塔尔寺停留下来，一些人到西藏朝佛后，返回到塔尔寺学习。历史上塔尔寺的僧人总数为2000人至3600人，到民国时期数量有所减少。据1954年的统计资料，当年塔尔寺共有僧人1759人，其中藏族980多人，土族380人，蒙古族358人。蒙古族僧人约占20．7％，与蒙古族语言接近的土族僧人约占22％。到1958年民主改革时，内蒙古自治区将内蒙古籍的僧人接回内蒙古，当时塔尔寺内蒙古籍的僧人还有300多人。在这一时期，出身于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郡王家族的当地的扎萨克召的十一世乌兰活佛嘎拉藏海日布丹必尼玛(格桑喜饶丹贝尼玛)从1952年到1954年出任塔尔寺的法台。

十一世乌兰活佛

   并在1955年作为塔尔寺的代表负责分别接待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途经塔尔寺返藏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大师。 由此可见，当时蒙古族僧人在塔尔寺具有重要影响。

北京嘉木扬·图布丹大师（左三）、乌兰活佛（左二）与参加庆典的高僧

    蒙古族僧人在塔尔寺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塔尔寺的一些重要的活佛转世系统中，出身于蒙古族的也有不少。如八大驻京呼图克图之一的色赤活佛(同时也是尖扎县拉穆德钦寺的活佛)中，第一世罗桑丹贝尼玛(1689-1762)、第二世嘉央丹增赤列嘉措(1763-1772)都出身于青海蒙古贵族家庭。罗桑丹贝尼玛1734年奉召进京，受封为禅师，成为掌管京城喇嘛事务的札萨克喇嘛，与三世章嘉活佛负责将藏文大藏经翻译为蒙古文和满文的工作，还负责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的事务，乾隆帝建仁寿寺赐给他作为在北京的住所，其后奉命管理雍和宫。乾隆帝定驻京喇嘛班次，章嘉若必多吉为左翼头班，他为右翼头班。

三世章嘉活佛（清代唐卡）

     塔尔寺历辈色多活佛中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世都出身于蒙古族。历辈嘉雅活佛中第五和第六世出身于蒙古族，第六世嘉雅活佛担任了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

   十世班禅大师和嘉雅活佛

     在这些蒙古族的活佛中，有的人还直接出身于王公家庭，如罗布藏丹津之乱时担任塔尔寺法台的堪布诺门汗罗桑顿珠，据年羹尧的奏报是亲王察罕丹津的亲侄子。又如第六世米纳活佛贝丹丹贝尼玛(1819-1901)，是固始汗第六子达赖巴图尔(多尔济)的后裔，他的父亲是青海和硕特蒙古西前旗的扎萨克多罗郡王车林端多布。六世米纳活佛曾经担任塔尔寺的法台，四次前往喀尔喀蒙古传教，又长期居住在他的故乡的蒙古寺院都兰寺，这对增进塔尔寺和蒙古地区的关系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个原因，虽然后来的米纳活佛是藏族，但是在青海蒙古族地区中有很大的影响。

部分图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