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穆楚克栋鲁普，是内蒙古自治运动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对他的一生给予什么样的结论，始终有过不同的看法，而且这一结论直接关系到内蒙古蒙古民族的荣誉和利益，因而更值得研讨。
一、【内蒙古当时的历史背景】
德穆楚克栋鲁普成长时期是中国和内外蒙古的政治局势处于剧烈变化、动荡不安的年代。十九世纪末,英、法、俄、日、葡等帝国主义国家先后以不平等条约，强夺在华利益，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中国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东部、华北、西藏等地作为势力范围不断开展侵略活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地区，1904年，俄、日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争夺在华利益的战争，俄国失败后东北地区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了'满洲国'。日、俄战争结束后，1912年7月第三次'日俄密约'签订时，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把内蒙古分为东、西两部，相互勾结承诺，'俄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和西蒙古地区的利益'。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苏联政府输出革命，支持、支援中国共产党，出现了与国民党政府时合作、时冲突的复杂局面。而国内，晚期的清朝政府对内蒙古实行放垦开荒，腐败的内蒙古王公们把蒙古民族的土地不断出卖开垦，抵制、反抗放垦斗争此起彼落；辛亥革命爆发、军阀混战、北洋军阀政府在内蒙古划设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继而1928年改为行省，到处设立垦务局、县制，汉民族大量涌入内蒙古，蒙古民族的生活遭受水深火热之苦。正是这种环境造就了德穆楚克栋鲁普这个历史人物。
评价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必然离不开对当时这种复杂的国内外历史环境的准确认识，不然其结论不会是公正的。
二、【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经历】
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年2月出生于锡林郭勒盟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那木吉勒旺楚克家。那王去世后，1908年清朝政府按蒙古王公世袭制度，封他为苏尼特右旗郡王。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加封他为苏尼特右旗扎萨克和硕都棱亲王。1924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升迁补任为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5年，德王以西盟代表的身份应邀赴京出席了善后会议，被选为段祺瑞操纵下的临时参议院参政。从这时期他涉足政治舞台，和贡桑诺尔布、凌升、白云梯、郭道甫、吴鹤龄、金永昌及西藏宗教领袖九世班禅等人相互交往，探讨内蒙古自治出路。这一年他还积极参与了北京的蒙古族各界人士和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举行的，内蒙古人民反对移民屯垦的大规模的游行请愿运动，取得较大影响和效果。同年，二十三岁的德王提出'改革旗政，出问蒙事'，加强和扩大蒙旗保安武装组织，兴办中、小学教育和卫生、工业组织，建立纺织厂。他以保护张家口至外蒙古境内的乌得之间的公路交通为名，向北京政府和各路军阀要钱要枪，挑选本旗精壮子弟组建起一支500多人的乌（得）滂（江）守备队。
1928年，国民党政府将热、察、绥改为行省之后，为装点门面，也任命个别蒙古王公上层为省政府委员。德王补选为省政府委员，虽然没有实权，其地位和影响又进升了。1929年春，班禅活佛应张学良的邀请前去沈阳，德王也随同前往。他为了借助班禅影响实现自己的宏愿，邀请班禅长期居留蒙地的建议，还联络王公和宗教上层，为班禅分别在苏尼特右旗和乌珠穆沁右旗各建了一座寺庙。
1930年，吴鹤龄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不满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以内蒙古各盟旗代表组成内蒙古代表团，前往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从而促成了1930年南京蒙古会议的召开并通过了《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对于这一运动，锡盟盟长索王和副盟长德王是赞同和支持，并派代表参加。但后因对《组织法》的内容及与吴鹤龄观点的分歧，于1931年秋，德王发动了一场以反对《组织法》为引线的'倒吴运动'，得到蒙古各界层及'左'、右两方面不少人士的支持和响应，形成了颇大声势。这次运动虽然没有给德王带来什么具体的成果，但使他结识了不少高层人物，给舆论留下了他是位有能力、有见解的蒙古王公的印象，赢得不少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的倾心和崇信。
德王了解到属地方自治性质的内蒙古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许可之列，便和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乌盟盟长云丹旺楚克、伊盟盟长沙格德尔扎布会商，于1933年8月24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发出通电宣布成立'蒙政会'，云王为委员长、索王、沙王为副委员长、德王任秘书长。实际上具体事宜都由德王一手操办。同年10月，各盟旗选派代表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为了安抚民心，稳定边疆局势，南京政府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它至少在形式上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蒙政会名义上虽属直隶中央的自治政府，但成立之时起就遭到傅作义及国民党特务的种种破坏。他们挑拨各盟旗之间的关系，拉拢和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强夺蒙旗关税，使得蒙政会处于内无资金实力，外受省方欺压和日本西进威胁的困境。其中典型的几个例子是，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
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时又遇到了新的选择。那就是华北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南京政府无力扭转、也不阻止这种局面，西蒙不是被伪满政府所辖就是日本另一傀儡政府所吞并。德王选择寻求日本翼下的'自治'或'独立'。
从1935年冬开始德王公开与日本来往，赴长春拜见'伪满'皇帝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头目建立了关系。这既是日本拉拢德王多年的'回报'，也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傅作义等地方军阀鱼肉蒙民，侵占开垦蒙地所造成的后果。 1936年初，德王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弃用中华民国年号，改用成吉思汗年号，改元易帜，走上蒙古'独立自主'的道路。 1936年，云继光等人率一千多人在百灵庙兵变。但德王在关东军的军械、经费支援下很快建立起两个军，九个师的建制军队，从而一头投靠了日本，并吹嘘：'回想起在国民党政府隶属之下，等于讨饭，今天要上几支枪，明天要上几门炮，仅欲编练一师人马而不可能。现在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定能复兴蒙古民族，跻于国际强盛民族的行列'。
1937年，德王在日本关东军直接参与下占领了归绥市，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把归绥市改为呼和浩特。后来在张家口扩改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2年又更名为'蒙古自治邦'。日本战败前夕，德王曾与东蒙代表密谈，寻求东、西蒙共同出路问题，将双方军队集中起来，组织建立一个蒙古自治国。但因苏联出兵突然，德王派代表联络未成，只好逃往北平，投靠蒋介石。在北平'闲居'三年，他经常与各界人士交往，找盟旗代表、国民党官员、美国记者等，广泛建立关系，为内蒙古自主自治开展活动。北平解放前夕，德王没接受'留在北平迎接解放军'的建议，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指使下，到阿拉善盟建立'蒙古自治政府'。不久形势所迫，他先打算路经青海、西藏，逃亡印度，建立流亡政府，后通过亲属关系和外蒙建立联系，1949年12月29日，像'贵宾'一样的被迎去外蒙，1950年9月18日，以重犯身份被送回国内。
三、【对德穆楚克栋鲁普一生评价的分歧】
德王从当时蒙古民族多次的起义、反抗中得到启示，运用自己的地位，站到蒙古民族斗争前列，面对重重困难和曲折坚持三十多年民族自治斗争，是代表了内蒙古蒙古民族群众的利益和历史发展潮流的。因而得到了蒙古人民和各阶层、各派别的支持。在当时的王公官僚中象他这样人是屈指可数的。如果没有象德王等蒙古民族的先驱者为内蒙古自主自治不断地寻找出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也不可能存在。德王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史上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但在近代史中德王始终背有'反面人物'的结论，被予不公正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
(一)、片面渲染德王与日本'勾结'的一面
我们联系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用历史的观点分析德王所处处境，可以公正的评价出他与日本'勾结'的经过、内容、范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近半个多世纪，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当局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允许日本在中国各地公开建立特务机关。1933年5月，国民党当局与日本侵略军签定'塘沽协定'以后，中国失去华北的实际控制权，绥东、察北、冀东已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当时德王请示蒋介石'日本特务进出西蒙地区如何对待'时，蒋介石的指示是：'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1935年1拢斡η找跃坎砍ど矸菰诠竦掣呒痘嵋樯献鞅ǜ妫冉现泄腿毡玖焦盗Γ贸龅慕崧凼?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大谈'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夹缝中，弱小民族为了寻求生存条件，被占领即将成事实的前提下走与日本'合作'的道路，是无奈而唯一的选择。日本入侵中国既不是德王招来的，也不是德王所能抗得住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既没有能力，又没做有效制止，怎能责怪德王'与日本人合作，对他们不忠诚'呢？弱小国家和民族，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中寻求生存获得成功的例子不乏其有。在世界二战期间利用荷兰和日本之间的冲突搞民族独立运动，创建出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苏加诺这位历史人物，不就是其中之一吗？
我们再看一看德王与日本'合作'的内容和范围
大半个中国逐渐被侵占的情况下蒙古民族怎样苟存延续，什么形式自存，是当时面临的重大现实。德王既不愿和国民党政府决裂，又因本身的认识局限不能与苏联、蒙古联合。德王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始终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内蒙古自治必须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他与傅作义之间的矛盾虽然水火不相容，但他认为这只是'中央管不住边吏'。所以，抗战八年间德王仍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藕断丝连关系，甚至一度实施了逃出的计划。
1933年成立的蒙政会在傅作义阻梗下处处掣肘，一事难行。当时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突破现在的难结时大家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可见当时德王的矛盾心理。索王是锡盟盟长，在蒙政会里虽挂名誉副委员长，但资历、威信都高于德王，也是对日持强硬态度的、左右德王的人物。索王是一个极讲信义的人，心里虽然对德王的有些作法不尽满意，可是对外闭口不言。他对日本西进很担心和心急，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后来蒋介石还想利用索王阻止德王的'联日'活动，但索王也看出此时此刻只剩一条路，别无他选。因为，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县了。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一条办法。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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