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大力，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特聘兼职教授。主要专业方向为蒙元史、中国边疆史地。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学位。1987至1991年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1993至1995年、2005年分别在哈佛-燕京学社与哈佛大学、庆应大学作访问学者。先后发表论文及学术评论数十篇，部分结集为《北方民族史十论》、《读史的智慧》出版。曾参与《元朝史》（韩儒林主编）、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元时期”（陈得芝主编）等断代史著作的编撰。
1379年（明洪武12年）秋冬之际，悄然隐居在江西进贤某乡村中的伯颜子中，忽然受到来自县衙门的传唤。找上门来的本县衙役身后，还紧随着一名受当日主政江西全省的南昌布政使沈立本派遣、专程前来找寻他的公差。临行前，沈立本曾叮嘱公差说：“倘若带不回伯颜子中，你也不要再来见我”。所以那人不敢怠慢，从县城一路跟到北山脚下的子中居所。
乍看起来，这还真像是一件大好事。原来太祖皇帝朱元璋新近君临天下，亟需能帮他治理国家的各色人才，所以下诏“搜求博学老成之士”。诏书递到江西，沈立本便决意把这个在元朝曾“四领乡荐”（即四次通过省级“乡试”、获得进京参加全国性“会试”的功名）的色目书生列入他的举荐名单。村里人围在伯颜子中三间简陋的竹屋外面交头接耳，都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这个“晨饘暮粥”、穷困孤独的老头，如今总算熬出了一个模样来！
但是，面对“上面来人”软言细语、却又斩钉截铁的邀约，伯颜子中的心里充满了懊伤。他懊悔自己选错了隐身埋名的地方。他本不是汉人，祖上来自西域，是作为由蒙古人调发到中原汉地的远征军而被集体迁徙到华北的。自从蒙古征服南宋疆土以来，他的祖父和父亲两代驻守江西，死后便落葬在“彭蠡（即今鄱阳湖）之滨”。我们不清楚，他的父祖辈究竟受到过多少汉文化的影响，至少伯颜子中的汉化程度是很高的。他曾从名儒专门研习《春秋》。尽管未能成为进士，但四次取得会试候选人的身份，可见他出入场闱颇似轻车熟路。他与不少江西名进士、地方名儒交游甚欢，并担任过本省建昌路的儒学教授，那职位大略相当于今日一个中小型地级市的教育局长。显然是出于儒家的“孝悌”观念，子中才会挑选位于鄱阳湖南端的进贤北山作为自己的隐居地；因为那里很接近他先祖先父的墓地，可以便于他按时祭拜。然而现在他却发现自己有一点失算。当日的进贤县境西面紧靠附廓南昌府的南昌县。而从北山去到省府，若按那时候志书上的说法，总共不过八十里路。它太接近一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因此有关自己的近日讯息，才会这等容易地被有心人所侦知。
这世上有过多少人，积虑苦心要摆出一副自甘淡泊的隐居派势，其实就盼着声名外传，好让朝廷来征召？伯颜子中和这些人不一样。那么，对于自己被“省部级”的“猎头”当作人才百般搜访，他为什么又如此不乐意呢？
大明一统两京十三省图
非蒙古族的“少数民族”为何在元代灭亡后自尽？
话还得从他在元朝末年的经历说起。看来他的父亲去世颇早，当他知人识事的年代，家道已经中落了。所以有关他的史料写道：“家贫，养母至孝”，兄弟们想选择读书做官的道路。可他又没有考取进士。幸而地方上了解他的学问人品均“非同时色目进士所敢望”，所以他还能从南昌东湖书院的院长做到一路的儒学教授。在当时这类职位是不折不扣的“冷官”，无权无势，也无望升迁，还经常领不到那份微薄的薪金。但无论如何，他好歹算是做了元朝的官。
他的官运略通，那是元末农民大造反之后的事了。南方诸省大乱，官员死伤流离，开小差的人也日见其多。人不敷用，他倒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伯颜子中从地方大员的幕府官做起，曾带兵抗击陈友谅，事败后逃到福建，在那里效力，从福建浮海进京，终于获得朝廷的授命。回到南方不久，他第二次赴京议事。这回又经过不止一次的迁调，他被委付了一个兵部侍郎（副首长）的官衔，与吏部长官一行到广西视事。这伙人才翻山越岭进入广西，两广和福建全境已都为朱元璋所有。子中于是诡姓遁逃，旅食江湖，大概伙同一群朋友做过一阵子生意。最后他才潜返江西，想守着父母的坟了却残生。这时他已垂垂老矣。
伯颜子中不曾与朱明的大军直接对抗过。他没有“违逆本朝”一类的前科需要逃避，怕的偏偏就是明朝找他去做官！所以据说他时时“怀鸩自随”。如果有人要强迫他加入明政府，在他看来那是逼迫他去做“非义”之事，他就只好以死作为回答。
所以现在真的到了他必须“以死答之”的时刻了！
我们不知道，那班恭顺而蛮横的差使是否曾允许伯颜子中单独在自己家里再逗留一两天、甚至更久一些。我们也不知道，伯颜是否还有机会最后去拜望一次祖上的坟茔，或者只能如同资料所述，仅在家里“具牲、酒，祭其祖、父、师、友及昔时共事者”。我们能确切知道的只是，他留下了一组遗诗，总共七首，题为《七哀》。尔后，他饮下随身携带将近十年的毒药，自杀身亡。
假如不算如同鸡肋骨的那个教授职位，伯颜子中只能说是在颠沛奔走的危难之中赶上了入前朝作官的末班车，一趟真正的末班车！他丝毫没有享受到什么荣华富贵，但他为此而毫无犹豫地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
伯颜是一个“色目人”。在元朝，这个词指的，是出自西夏唐兀（又称“党项”）族、畏兀儿（今译维吾尔）族及其以西中亚各突厥部落和伊朗、阿拉伯地区的各种人们。他们被蒙古人看作自己统治华北和南宋旧土的可靠帮手。“色目人”虽还不能算是当时的“国族”或“国人”，那是专属于蒙古人的一个分类范畴；但他们在元朝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里往往据有很高地位，足以傲视华北汉人，更凌驾于旧宋版图内的“南人”之上。这么说来，伯颜那么坚决地拒绝明朝征聘，有没有一点族裔意识的芥蒂在他心中隐然发生着某种作用呢？
可以很肯定地回答：一点没有。
怪异的中国“民族主义”：为何最底层的汉人也为蒙元自杀
其实在元末明初，像伯颜这样面朝故国而坚守着对于它的忠诚的人，形成了很可观的一个人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汉人，不仅包括元代仅用于指称北中国汉语人群的“汉人”，也包括南部中国说汉语的人们在内。在这个“元遗民”的群体中，至少与伯颜同等刚烈的人物并不难找。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或许应数郑玉。
郑玉是“南人”，属于通常被视为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元朝“四等人”制之中的最末一等。因为在儒士圈子里有一点名气，元朝曾“授以隆赐，命之显秩”，但他固辞不出，因此从没做过元朝的官。朱元璋的部下想强行录用他。郑玉自称已“荷国厚恩”，不能再辜负元朝，先是不食七日，最终自缢而死。另一个叫王翰的元朝唐兀族高官，元亡后在山中藏身十年之久，不幸还是被明太祖寻获，逼他出来供职。他只好把儿子托付相知，以自裁明志，死时才46岁。
也有一些人的命运比郑玉、王翰好。“元遗民”里最著名的三个人，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被明人合称为“国初三遗老”。其中名声最大的，自然是当日南国诗坛领袖、“文妖”杨维桢。他可以赴金陵帮建国不久的明政府修定礼法，但绝口不提作官的事。他曾写过一篇诗歌，题为《老客妇谣》，以一个客居异乡、“行将就木”的老妇不愿再嫁自况，曲折地表白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迹。忌恨他的人把这首诗拿给朱元璋看，想借刀杀人。朱元璋确实曾以“不为君用”的罪名杀过人。他对发家之初江南地主文人宁肯投靠张士诚，也不愿追随他，一向心存旧恨；所以得天下后便报复性地对江南科以重赋。但这回他却没有怎么恼怒，嘟哝了一句“老蛮子只欲成其名尔”，便将此事轻轻放过。剩下的那两人，一个参加过编写官修《元史》，一个当科举主考官，主持过五次省试、一次会试。他们都以高年寿终正寝，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朝的官职。
对“遗民”的道德约束意识，不仅存在于须切身面对此种约束的那一小群当事者中间；在元明之际，它甚至已泛化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预期。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受子孙犯罪牵连，被流放四川，客死途中。当时盛传的一则小道消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谨慎、却屡遭命运颠簸很是想不通。借宿在夔州一个寺庙里，他向寺内的老和尚提出这个问题。据说老和尚问他：在前朝作过官吗？宋濂回答：曾担任过翰林国史院编修一职。老和尚听完未发一言。宋濂觉悟过来，当夜便吊死在寺院客房之中。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虽然后来确曾有人（例如谈迁）断言宋濂曾作过元朝的翰林国史编修，但大多数人认为，真实情况应该是：元至正中“尝以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征之，固辞不起”；至于固辞的原因，是“亲老不敢远违”。宋濂自己也明确声言过：“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上述传言竟说他自己也承认作过元朝的官，更不会是事实。然而，传闻之辞的不实之处，从另一个角度来索解，反而更加显示出它的弥足珍贵。因为从中反映的，正是人们对于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一种广泛见解。在对降臣（尽管宋濂其实不是降臣）结局的大众想象里，我们很容易体察到明初人在对遗民行为预期方面的共识。
元亡明兴，结束异族统治，为何没有“民族大义”颂歌？
以上讨论或可表明，伯颜子中乃至王翰的以身殉义，全然出自当时流行的儒家“遗民”观念，而与其特定族裔立场无涉。在此种意义上，两人诚为“元西域人华化考”的绝好个例。不过，早已浸染了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的现代人，则又可能从元代遗民的事迹中读出别一种怪异的感觉。其实钱穆很早就从另一个角度接触到同样的问题。在他看来，元亡明兴，远非一般意义上改朝换代式的政权转换可比，而是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可是，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他非常失望地指出，当时人们多“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他因此责怪诗文作者们的精神未免委琐。那么，在元遗民的精神世界里，是否也缺少了那么一点类似的“民族大义”呢？
钱穆确实目光如炬。他已很真确地感受到古今人思想里的一个重大差别。可惜他多带了一点“以今讽古”的偏见，未能进而追究那差别中的所以然。事实上，为人之臣“不仕二朝”的原则，自宋代起逐渐演变为具有社会共识性格的道德教条与约束。元遗民的精神，可以说与宋遗民精神一脉相承。其中的确不包含任何族裔意义上“民族大义”的意识。现在，让我们再举两个在宋元鼎革之际想做遗民、因为做不成而变成烈士的著名人物，来说明这一点。这两个人，谢枋得和文天祥，既是同榜进士，又是在南宋最后阶段的抗元战争中曾并肩作过战的志士同仁。
谢枋得在宋亡后流落福建，屡次受元朝征召，坚决不肯出仕。他回答邀他出来做官的元朝大吏说：“大元治世，民物一新；宋室旧臣，只欠一死”。这个答复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身为前朝遗民所应当持守的基本立场：它不需要你时不时地挺直脖子向那个新王朝吐唾沫，骂它是“伪政权”，更不要求你投身于推翻现政府的地下活动；你满可以坦率地承认新朝的合法性，只要你不到这个新政府里去做官就行了；而且遗民的身份及身而止，无需世代相袭。谢枋得东躲西藏，就为做一个安稳的遗民。但元朝的福建地方当局强逼他进京。他被迫面对或仕或死的抉择，于是在京师的一个庙里绝食身死。这时离开宋朝灭亡，已有十多年之久。
尴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肯做官的活下去，不肯做官就得死”，这也是文天祥面临的考验。最后一次被元军俘获前，他匆忙吞下一直带在身边的毒药“脑子”（即冰片），又喝了一肚皮水，指望尽快让毒发全身。不料那水不干净，弄得他严重腹泻，竟把服下去的毒也一起排出来了。在被凯旋还师的元军从广东北解的陆路上，他开始绝食，计划着饿到江西正好饿死，可以落个“首丘”故乡的结局。可是他算错了时日，早已走过江西，居然还没有饿死。到达大都（今北京）后，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劝降，他没有改变过早先立定的志向。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刀锯在前”，“应含笑入地耳”！文天祥最终履行了自己的庄重承诺。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
他的行迹中，也还有一些细节尚未引起今人的足够思考。他的弟弟文璧曾为南宋守惠州，后降元，改仕新朝。文天祥没有责怪文璧。他在嘱咐幼弟以隐居安度一生的信里说：
这里也没有责备文璧的意思。诗的最后一联有“三仁生死各有意”之语。弟兄三人虽有不同选择，在他看来适足与殷末的微子、箕子和比干三位仁人相比肩。他的见解反映出儒家在忠与孝、忠与恕这样两对张力之间寻求平衡的挣扎。
与当下讨论更密切相关的是，文天祥虽已作好必死准备，但只要外部条件允许，他并不完全排除自己选择活下去的可能性。被囚大都将近四年，当时即有人对他“所以久不死者”发生疑惑。在答复王积翁的劝降时，文天祥十分明确地表示：
此话大意是：如果承蒙宽大将我释放，不要我做官，使我能以道家者流的身份回归故乡，今后要我作为方外之士给这个国家出出主意，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元政府最后提供的，仍然只是做官或死亡两种选择。他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我们丝毫没有想在文天祥脸上抹黑的意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道德英雄之一。他做到了那个时代所曾要求他做的一切。我们只是想对他以及宋、元遗民们所持守的遗民立场，作出最切合于其本人和那个时代其他人们所理解的界定。其中没有与新王朝势不两立的政治态度，更不含有从统治高层族裔成分与来源的角度去考量新王朝的那种“民族大义”。
不要幻想历史上的人或事可以直接为回答现实问题提供什么答案或“教训”。但多一点“原始察终”的历史眼光，终究会使我们对当下的认识变得聪明一点。元遗民的事迹提醒我们，为今日人们熟捻于心、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意念，不是历史上一向就存在的东西。再往深一点想，民族主义本身，自它从近代西欧产生之后，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如果说玛志尼以后，各民族独立建国逐渐成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口号，那么这只是民族主义在从其原生地向世界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的结果。21世纪全球人类所面对的严峻事实业已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它不但应当重新飚扬民族主义的原本形态对主权在民和疆界内全体人民政治平等的基本诉求，而且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政治民主化平台上的多民族国家观念。真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或能够一成不变地被人们固守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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