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艺术与非遗论苑 | 北疆音韵——内蒙古音乐文物略览

北疆艺术与非遗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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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考古学脱胎于金石学，音乐考古学打破了过去音乐史从“文献到文献”的传统研究方式，将考古发掘的材料与文献相互结合，使我们的古代音乐史变得鲜活和立体。内蒙古历史文化厚重，人文资源丰富，辽阔大地上多彩纷呈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内蒙古音乐考古文物的研究必将为今后内蒙古文化研究提供新的关注点和更多的思路。

内蒙古地区的大窑文化、“河套人”文化、扎赉诺尔人文化、红山文化等人类史前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与同时期的中原史前文化相互影响、交融。

内蒙古新石器时代的清水河县岔河口遗址和凉城县西白玉遗址均出土了陶铃，其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铃在形式、材质上十分相似，说明陶铃在这一时期流布区域已扩展到中国北方地区。

内蒙古东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多件陶埙、石磬和陶响豆。其中，赤峰喀喇沁旗博物馆保存的一件距今3500年左右的完整石磬，明显具有中原早商特磬的特点。喀喇沁大山前遗址灰坑中出土的磬坯股鼓意识清晰比例已接近西周磐制。这些实物发现侧面印证了，作为中国北方重要史前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

赤峰市宁城小黑石沟遗址出土了多件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鼓和铜鼓。鼓的形制为两端呈喇叭形，中部呈圆柱状，使用时应挎背皆可，其或为羯鼓雏形。宁城小黑石沟遗址陶鼓、铜鼓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陶鼓形制迥然不同。相较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同期的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陶鼓已边缘化，铜鼓、鼍鼓成为主要的鼓类礼器。显然为了适应狩猎、游牧等生产生活方式，宁城小黑石沟遗址的先民选择了易于携带的器型。宁城小黑石沟遗址陶鼓、铜鼓的出现，表示北方草原文化特色逐渐显露，亦是这一地区在西周时期从农业文化转变为农业和畜牧业混合文化的例证。

上述音乐文物的出现说明内蒙古地区在前秦时期与中原地区一样有着丰富的音乐文化。这些乐器的出土也为今后研究内蒙古地区前秦时期的乐器制造和发展、居民的音高观念、当地的音乐构成提供了坚实依据。

内蒙古地区留存有大量的音乐图像，分布于先秦、汉、魏晋、辽、元、明、清多个朝代。他们以岩画、壁画、装饰图案、泥塑等多种形式保留了下来。

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岩画，特别是阴山等地区岩画中关于音乐活动的图像占了很大的比例。绘画的手法虽然简单，但是历经千年仍能让我们领略到当时的乐舞风情。这些图像反映了当时先民们在狩猎、祭祀、节庆等多个场合的乐舞生活场面。可以看出，音乐舞蹈活动贯穿于当时内蒙古地区居民的军事、娱乐、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陈巴尔虎左旗出土了7件鸣镝。作为一种军事用具虽然音乐作用不是十分明显，但是作为匈奴人留给我们的唯一一件鸣响器还是具有很高的声学研究价值的。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葬石舞人，其造型与北京大葆台汉墓出土的石舞人非常相似。同墓地出土的金包玉配亦为中原地区自春秋以来流行的形制，学界普遍认为此批玉石器来自中原地区。匈奴与中原地区之间除了大量的政治和军事接触之外，经济往来也很频繁。匈奴墓葬和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铁器，以及来自中原地区的铜镜、五铢钱、漆器、丝织品、日常生活用具。陈巴尔虎左旗鸣镝、准格尔旗西沟畔匈奴墓葬石舞人正是汉早期该区域与中原地区交流、接纳的印记。

东汉和林格尔汉墓出土了约50组壁画和226项榜题，壁画内容之丰富、榜题文字数量之多属国内罕见。其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百戏乐舞图具有很强的写实主义风格，除了对乐舞百戏盛大场景的展现，亦有对建鼓、管、琴等乐器的精细绘制。其中壁画所反映的乐舞场景、音乐元素和建鼓图像是音乐学研究极其珍贵的素材。和林格尔汉墓的考古发掘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的墓葬结构特征和文物种类繁多，更在于其反映了东汉时期汉族与北方其它民族的交流情况，是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融合的历史画卷。

2019～2020年，位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乡发掘出土了1300平方米的北魏坝顶祭天遗址，该祭祀遗址可能是北魏阴山皇家祭天遗址，最早修筑于太武帝拓跋焘“阴山却霜”期间。以呼和浩特市为中心，出土了呼和浩特市北郊北魏墓乐俑、和林格尔鸡鸣驿北魏墓宴乐杂耍图等北魏音乐文物，立体的再现了当时鲜卑民族的乐舞形式、服饰文化等信息。

辽代历史研究文字资料相对薄弱，考古学的发展成为了重要的研究助力。都城、地方城市与陵墓的勘探发掘，为了解辽代契丹的城市建制、丧葬制度与习俗提供了最直接的原始材料。辽上京遗址从2011年至2020年连续发掘十年，为了解辽金时期该城的改建、沿用、废弃等情况提供了科学可信的考古资料。辽上京和西京铜钹、铜磬的发现标志着铜制乐器在北方草原的发展，同时也证实了辽代宫廷对于音乐的重视。

被评为1992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的耶律羽之墓，其板帐上绘有奏乐图案，此幅奏乐图是目前辽墓壁画中最早的一幅“伎乐图”,亦少有的展现了渤海乐舞形态。同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了鎏金铜铎、鎏金铜长铃、银角号，装饰有演奏鼓、笛、笙、排萧、琵琶等乐舞图案的鎏金铜牌饰，这在辽代墓葬中都极为少见。这些音乐文物对于研究辽早期的音乐文化史，以及辽上京的经济、文化面貌等方面均是十分重要的资料。

另还有，敖汉旗羊山墓、敖汉旗白塔子墓、敖汉旗北三家、墓库伦旗前勿力布格墓地、敖汉旗解放营子墓、敖汉水泉墓等均出土了大量的乐舞图像，极大地丰富了辽代乐器形制、演奏形式、组合模式、乐队建制、用乐制度研究。这些遗址、墓葬所见的音乐文物在立体重塑辽代音乐史的同时，与其他众多出土遗物共同构建了辽代墓葬的分期体系，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学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境内蒙元时期的城镇遗址达85座之多，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蒙元时期墓地80余座，墓葬数量达3000余座。但是，因蒙元时期特殊的丧葬习俗，内蒙古境内未出土蒙元时期的乐器实物，墓葬壁画仅有赤峰三眼井元代墓葬的元代贵族迎送吹打乐图，以及阿尔寨石窟30号窟的双人乐舞图。

众多的音乐文物遗迹勾勒出北疆文化构嵌于中华文化历史框架中的脉络，强韧着各历史时期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增加北疆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内蒙古地区地域广阔，草原、森林、沙漠、戈壁的不同地貌，带来瑰丽的自然景观的同时也孕育了多样态的音乐文化。在音乐文物遗存方面更是民族风格浓郁，地域特征明显，具有极大的丰富多样性。

在内蒙古地区生活过的北方民族，形成了与草原环境相得益彰的草原文化。潮尔最初作为说唱英雄史诗的伴奏乐器，后在元代发展为独奏乐器，在内蒙古博物院便收藏有著名民间艺人色拉西早年使用过的潮尔。与潮尔一样享誉盛名的另一种拉弦乐器马头琴，也有众多的清代乐器留存。“彩绘山水人物十二弦蒙古筝”是清蒙古王府的传世乐器，从这件蒙古筝可以想见王府雅乐当年是何等盛况。

在丘陵、山地和湖泊地域，以渔猎生存方式为核心特征的的渔猎文化，不仅保存了游牧民族生存的重要技能，也是游牧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库连是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十分具有特色的乐器，历史悠久。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鄂温克族木库连，簧片完好，至今仍能演奏，是北方民族山林生活的历史见证。这些品类多样的音乐考古遗存把我们借由细碎的文字、古老的传说建立起来的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史变得更为生动、具体、丰满。

长城两边、“几字湾”角搭建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联系，承载了“走西口”的记忆。在内蒙古境内有许多明清时期的古戏台戏楼，如清水河县口子乡的戏台始建于明末，多伦县的山西会馆戏楼建于清乾隆十年。但是，众多戏楼戏台缺乏保护损毁严重。古戏台戏楼不仅是历史建筑，也是一种历史文献。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戏剧舞台的活标本，亦是明清时期内蒙古地区戏曲文化繁盛的见证。这些明清时期的戏楼历经战乱得以保存下来，向我们诉说着当年各地名流客商、官家女眷汇集于此看戏娱乐的繁华场面。

由于地理、政治、战乱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有关内蒙古地区居民音乐文化生活的文献材料非常有限。现存的文献多零散细碎，其中不乏夸张不实、捕风捉影的内容。随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内蒙古自治区出土了大量的音乐文物，使我们可以对照文献，去伪存真，补充遗漏，逐渐形成对内蒙古地区特别是北方民族音乐史更准确的认识。通过音乐文物普查，我们重新认识了北方的阴山山脉，让世人特别是音乐研究者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广茂的蒙古草原，投向了这片各民族交往交流的土地。丰富的音乐文物为音乐史研究工作者打开一条寻找北疆文化文脉传承的路径。载歌载舞的阴山岩画，反映中原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陶埙和陶铃，代表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生活的陶鼓，象征长期游牧和征战生活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铜铃，极具蒙古族草原特色的乐器潮尔、马头琴、四胡、蒙古筝，描绘社会生活、歌舞升平的墓室壁画，承载西口文化元素的戏台，处处透露出内蒙古地区历史音乐生活的信息。

北疆文化是中华文明孕育和生生不息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内蒙古的音乐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充分发掘音乐文物所承载的文化历史信息。从不同方位、视角切入，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合理整合已有的文献及研究成果，着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北疆大地多民族大融合的鲜明历史特点，生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丰富人文资源。

内蒙古丰富的音乐文物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北疆地区多姿多彩的音乐生活画卷，让我们来认真翻阅、细细体味，通过那一幅幅画面、一件件乐器，回到那已经远逝的岁月，寻找我们走过的足迹。

作者简介：安其乐，女，内蒙古自治区艺术研究院  二级音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