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蒙古族当代文学翻译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主要以蒙古文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为研究对象，采取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的特点、成绩及其局限性加以分析，并同时,对当代蒙古文文学的“走出去”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新中国70年；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背景与历程；成绩与不足；建议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独具特色的形式。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活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可以让更多点的人，更深刻地了解少数民族，提升少数民族形象。在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活动，对展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人文风情，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以及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蒙古族当代文学翻译事业蓬勃发展，相关成果逐渐激增，令人惊喜。新国成立以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逐渐开展起来，促进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走出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文学界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汉译作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翻译与传播，采取一系列举措，推动其发展。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冰在《民族文学》上发文指出：“要特别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扶持力度。……推动各民族间的文学作品译介，推动文学作品的汉语文与少数民族文字互译工作，以促进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同时，国家机构和权威出版社等相关单位的扶持下，我国全面推动“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支持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积极向国内外读者推广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介绍给更多的人共享。新中国70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充分体现了文学翻译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以及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爱。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是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环境为背景，继承蒙古族历代翻译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活动，“走出去”的方式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具体发展状况如下：建国初期，蒙古族当代文学的翻译还未形成一支高质量、高水平的翻译家队伍，翻译作品的数量少，更没有连续性。选材方面一般以思想性为标准，具有偶然性和时代性。这时期翻译工作刚刚起步，可以认为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的萌芽时期。小说翻译为例，这时期汉译的小说有：葛尔乐朝克图的《井边上》，哈斯巴拉的《故事的乌塔》，莫•阿斯尔的《路上》等。在翻译作品的选材方面以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为主，还有一些反映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文革”期间蒙古族当代文学翻译活动进入萧条时期，停止了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总之，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活动客观上适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给国内外读者展现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翻译和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有规模，有组织的体系，同时积极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活动，侧重翻译一些新创作的文学作品。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活动从过去的封闭、僵化的状态中走出来，逐步形成了新的氛围。这时期蒙古族当代文学翻译在形式上体现出较多的“官方”意味，在官方的组织与支持下，当代蒙古文文学的译介进入了一个新的探索阶段，翻译作品的数量明显增多，译介摆脱历史的束缚，逐渐重视文学翻译活动的时代性。20世纪80、90年代，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虽然规模不大，但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并且翻译作品的体裁和题材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出现了长篇小说的翻译。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未及时调整翻译作品的支持力度，使当代蒙古文文学的翻译遇到了新的挑战，翻译作品的发表和出版的难度也加大，翻译陷入了困境。这时期正式出版的翻译作品并不多，主要是献礼性作品的出版弥补了翻译活动的空缺，而且死译、硬译等现象也非常明显，无法满足全国汉语文读者的需求。21世纪，蒙古族当代文学翻译活动出现新气象，翻译作品的数量迅速增多，翻译活动有“组织性”和“计划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活动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相关单位启动“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定期翻译和出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同时，相关部门定期举办研讨和培训班，来引导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作，积极推荐和筛选优秀作品，鼓励作家和翻译家，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活动的全面发展。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当代文蒙古文文学汉译的发展，蒙古族当代作家的作品通过汉语中介，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流传于世界文坛，引起海外读者的关注。21世纪当代蒙古文文学的翻译，与前两个时期相比，在语言风格、选材及文化因素的处理方面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和趋势，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70年来，蒙古族当代文学翻译活动取得了较大的成绩。20世纪50、60年代，阿•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等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汉语文发表在《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国家级刊物上，介绍给全国读者。20世纪80、90年代，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出现了一批蒙古文文学汉译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等。从翻译规模来看，小说和诗歌的数量较多，散文和报告文学的数量较少。21世纪，我国全面启动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工程，翻译事业得到各界的关注，出版了一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例如，2008年国家出版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共6卷），主要涵盖了近五年来的少数民族语言汉译作品。2010年出版了两套翻译作品集，同时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各省的民族语言文学创作、翻译、研究等工作。2011年启动的“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连续5年翻译出版了40部汉译作品。21世纪，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作品集和著作也不断问世，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蒙古族文学翻译家，如阿尤尔扎纳、海日寒、哈森等获得了“朵日纳”文学奖翻译奖。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当代蒙古文文学的海外翻译活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近几年来，蒙古族作家的对外传播意识逐渐觉醒，一些作品也译成外文，为世界人民了解蒙古族、并为对蒙古族文学的“走出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例如，力格登的《第三周宣言》的日译，满都麦的《碧野深处》的英译，《四耳狼与猎人》的英译和法译，都是以汉译本为中介进行翻译和出版。阿云嘎的《大漠歌》和《浴羊路上》在汉译本的基础上被译成英文和法文，介绍到国外，反响不错，其长篇小说《满巴扎仓》也得到了海外读者的关注。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当代蒙古文文学的翻译活动，得到中国文学界、翻译界、出版界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相关成果逐渐激增，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果。蒙古族当代文学翻译界涌现出了一批批具有独特审美价值、充满民族性和草原生活气息的蒙古文汉译作品，一些作品获得了少数民族文学奖翻译奖，一些优秀作品借助汉译中介翻译成外文得到了外国读者的喜爱而享誉世界。总体而言，当代蒙古文文学的翻译是成功的，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活动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对中国文学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处理的文化因素优势与薄弱环节，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发现与构建，对我国少数文学翻译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新中国成立至今，蒙古族当代文学翻译活动从起步、探索进入了发展的阶段，但还未进入成熟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活动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下：多语种人才的缺乏，经费的不足等导致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滞后,使很多优秀的蒙古族当代文学作品还未译成标准的外文，并难以公开出版。从蒙古族文学翻译活动的发展来看，“译入”的历史比较长，作品数量也较多，质量也较高；“译出”的时间比较短，数量也非常有限。因此，当代蒙古文文学的翻译处在落后的状态。当代蒙古文文学作品中不缺乏优秀之作，只是译介没有及时译出来，如果翻译好了，一些作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例如，嘎·希儒嘉措、乌·宝音乌力吉、莫·哈斯巴根、布林特古斯等，都是在本民族读者当中有着较大影响力的作家。但是他们作品翻译的少或还未得到译界的关注，因此，在当代文坛上，除本民族读者之外，几乎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当代蒙古文文学的海外翻译和出版处在边缘的边缘，虽然一些当代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在海外传播，但译作数量可谓是凤毛麟角。与当代蒙古文文学创作相比，翻译作品的数量非常有限，这种局面限制了蒙古族当代蒙古文文学在全国和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翻译文学是二度传播，是原作的转世再生，作者译者是它的生身父母。”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代蒙古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比较狭窄，传播效果也不乐观。新媒体时代，越来越多的读者选择网络阅读或影视欣赏的方式，但目前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作品的传播主要靠报纸、杂志、书刊等传统媒介。在众多传播媒介中，各类文学杂志是当代蒙古文汉译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例如，《民族文学》《作家》《人民文学》等，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刊物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只是散见于某些刊物上。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作品的目标读者群也不够明确，加上小说自身的口碑和传播力量的单薄，大众读者对蒙古族文学的认知缺乏，使对其阅读局限在学术研究领域内。目前，很多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作品还未进入广大中外读者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国内外著名评论家对少数民族文学总是不屑一顾，这些严重制约了蒙古族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同时，很多蒙古族作家忽视了自己作品的跨语境传播，更没有意识到通过推动文学翻译来拓展本民族文学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性。当代蒙古文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的对外翻译和传播意识的单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我封闭。蒙古族文学翻译界，精通两种语言的翻译人才非常紧缺，其中优秀翻译家更少，优秀翻译作品也少。翻译作品能否经典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翻译功底。一部优秀作品遇上优秀的译者才能充分体现出其价值，优秀的翻译才能体现出原作的艺术魅力，成为翻译文学经典。错误翻译导致出现“误译”或“硬译”现象，无法准确地传达出原文的艺术特色。翻译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时，译者除了具备扎实的翻译功底外，更需要掌握两种文化的差异，这样才能体现出原作的艺术价值。当代蒙古文文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对一些文化因素的处理不恰当，使翻译偏离原文，原文内容“曲解”，严重影响了译文的质量。21世纪，针对过去翻译活动的弊端，文学界和翻译界对翻译家提出了新要求，翻译家应该改变传统翻译观及翻译目标，注重翻译活动的质量。要让蒙古族当代文学“走出去”，我们要重视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困境。针对上述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存在的不足，笔者提出以下建议。文学翻译是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窗口。翻译当代蒙古文文学时，必须把其文化内容准确地翻译出来，这样才能体现蒙古族文学的独特价值，达到跨文化交流目的。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应该坚持“忠实”原文文化的原则，并主动采取异化策略，来充分展现蒙古族文学作品的独特品格，这样才能促进文化交流。当代蒙古文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具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人名、地名、称呼语以及反映蒙古族衣食住行、生产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的词语等。翻译这些词语的时候，运用音译、音译加注释、解释性翻译、意译等几种方法，努力保留蒙古族文化特色。还有作品中的熟语、典故、文化意象、风俗习惯的翻译，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例如：阿云嘎的《“浴羊”路上》（戴兰译）中，对蒙古族的“浴羊”风俗，其他民族的读者不太熟悉“浴羊”这个风俗，因此，译文中加了描写性解释，介绍“浴羊”的具体内涵，逼真地再现了原文的游牧文化特征。再如，力格登的《父、狗、人》（张宝锁译）中译者忠实地翻译了原文中的婚俗，“拜天地、吟祝词、品奶、奏祝酒词”等蒙古族婚礼特有的风俗，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中对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再现，便是“民族性”的强烈追寻，是民族精神的强烈抒发。在强势文化语境中，运用异化策略，叙述传统文化，无疑是在传统文化断裂和消解面前，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方式。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凭借译介建构了一种开放的、动态的文化交流机制，试图以此保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忠实”原文的翻译原则对保护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差异性有着重要意义。“作者—原作—译者—译作—读者”构成了翻译活动的整个环节，读者是链条的终端,是接受主体。文学作品的价值，只有被读者阅读才能实现。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接受过程是能动的审美阐释过程。读者的积极接受，构成了文学翻译的完整、动态和开放的交流模式。因此，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关照读者的期待视野，预测读者的接受能力，防止出现一些作品价值的贬值接受情况。当代蒙古文文学的译者考虑到译文读者的实际接受能力，适当地调整翻译策略，对原文的有些地方作形象化处理，接近读者，让读者感到亲切。翻译当代蒙古文文学时，在语言方面，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简练生动的语言来翻译原文内容；在文体方面，采用译文读者所熟悉的文体模式，让读者顺利接受文本。同时，为了避免审美负面影响的出现，译者应该采取增、减、改等翻译策略协调两种文化的矛盾。翻译文学，只有得到读者的认可，才能在读者的接受过程中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并逐渐成为翻译文学经典，对译入语文学产生影响。当代蒙古文文学若想要在全国和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其翻译需要兼顾民族性和可读性。怎样才能引起读者共鸣？怎样才能成为翻译文学经典？这些都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其他民族读者的认可和批评在蒙古族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读者的评论可以成就或毁掉一部译作，更决定译作在跨语境中的地位、价值和影响。实际上，有些评论可以代表读者的意见，他们的评论和研究，促进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学，甚至是在更高层次上接受它。蒙古族文学界应该定期举办一些宣传蒙古族文学翻译作品的活动，例如，蒙古族文学翻译论坛、蒙古族文学研讨会、作者和译者见面会、作者和读者见面会等，需要靠实际行动来提高蒙古族当代文学在全国读者当中的影响力，促进作家和读者之间的沟通。跨入21世纪，当代蒙古文文学的翻译与接受引起国内外文学相关研究者的关注，但还是远远不够，当代蒙古文文学的“走出去”必须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当代蒙古文文学的翻译汇集了国家、学术机构、民间知识精英、期刊社、出版界等多方面的力量，他们正从多角度、多层面促进了蒙古族当代文学翻译活动。蒙古族文学翻译界应该搜集我国主流媒体、学术界和文学评论界对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作品的评论及市场反馈，探讨其在跨语境中传播的现状、遇到的阻力、内在的原因及对文学译介策略的启示，发掘蒙古族文学翻译作品在我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价值。同时相关部门积极召开文学翻译研讨会引起学界与业界对蒙古族文学翻译的关注，总结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促进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的发展，推动蒙古族文化“走出去”。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活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抓住机遇，将蒙古族文学推向更广泛的区域，我们积极开展文学翻译相关的活动，并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紧迫性，鼓励更多的译者从事蒙古族文学翻译事业，从而实现蒙古族文学翻译的成熟与繁荣。同时蒙古族文学翻译活动应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翻译方法上进行创新，翻译作品的选择方面也应摆脱西方强势文化的操控和狭隘的传统思维的定势，重视翻译作品的多样性和时代性，多关注新生代作家的作品。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本文中对当代蒙古文文学翻译的许多现象未能提及，存在很多不足之处。【作者简介】 阿荣，女，蒙古族，文学博士，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图文来源：原文刊载于《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18卷第1期。封面图片与文内插图来源于网络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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