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发现的根河上央格气古人类遗址

2013年秋发现的吉尔布干河“古灶台”遗址

一、根河山川是蒙兀室韦西遁的第一落脚点
     蒙古族的族源来源于汉代的东胡族系,名称起源于内蒙古地区东北部的一个室韦部落——蒙兀室韦,这一点已经为地区史学界所认同。“蒙兀”是蒙古一词的最早的汉文译写,此外关于蒙古一词的不同译写还有很多,如“萌古”、“朦骨”、“萌骨”,等等。写作“蒙古”,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炀王江上录》。在古代蒙古语中,“蒙古”这个词的初始含义是“质朴、孱弱”的意思。蒙兀室韦在隋唐时期只是大兴安岭北部室韦诸部中的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后来才成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共同称谓。
    由于记载大兴安岭北部古代民族的历史文献十分稀少,使后来的文史学者在探索该地区先民古代文明起源方面困难重重。就现有的历史典籍看,记录蒙古民族早期历史的主要文献依据,首先是作为中华权威正史《二十五史》之一的《旧唐书在《旧唐书--室韦传》中,记载室韦诸部中有蒙兀室韦。“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东经蒙兀室韦之北”。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蒙古秘史》称“额尔古涅河”,《元史》中称为“也里古纳河”,《明史》中称“也里古纳么涟”,清代始称“额尔古纳河”。唐代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即今呼伦湖。“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说明蒙兀室韦居住在望建河以南。但是望建河流域甚广,其以南地区的地理跨度更是宽泛。蒙兀室韦最早生活的具体地点究竟在何处,仍然令古文史学者难以确指。
    在《北史》中,我们发现了较为具体的记载:“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鄂温克史学家乌云达赉先生根据上述史料推定,《北史》中的“吐纥山”就是大兴安岭北端的伊勒呼里山。蒙兀室韦原来属于“绕吐纥山而居”的北室韦九部之一。专题研究室韦——鞑靼的内蒙古大学历史学博士、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院长张久和先生,也认为北室韦九部落的地理位置应在伊勒呼里山一带:“把蒙兀部活动区域限定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南、黑龙江上游以南地区较为合适------蒙兀部的大致范围是:北界黑龙江上游,东抵额木尔山,西邻大室韦,南至大兴安岭山脉北端。”(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现在额尔古纳市和根河市区的辖地,正在蒙兀室韦活动区域范围之内。
    公元6世纪,就在北方突厥强盛、中原大地隋朝统一全国前后,生活在伊勒呼里山一带的北室韦受到北邻突厥汗国属部的攻击,北室韦诸部四散奔逃。蒙古室韦部落只剩涅古思和乞颜两男两女西遁到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额尔古涅——昆。乌云达赉先生认为,进入额尔古涅——昆的,应该理解为两个氏族,他们可能从伊勒呼里山西端某地,通过嫩江与牛耳河河源之间的天然通道,翻越大兴安岭主峰进入额尔古涅——昆。
从地图上看我们知道,与伊勒呼里山的西端接壤的,正是现在根河市所辖之区。按照人类逐水草而居、傍河谷而行的特点,从伊勒呼里山西行最先遇到的几处河谷,便是作为额尔古纳河主要支流激流河上源的孟库伊河(流经满归镇)、乌鲁吉气河(流经阿龙山镇)、塔里亚河(流经牛耳河镇)和根河上游。这些疲惫不堪的逃难者从伊勒呼里山仓皇西逃,翻越杳无人迹的大兴安岭茫茫林海进入今根河辖地,一直走到一个叫“额尔古涅——昆”的地方才停下脚步。这个地方,极有可能就掩藏在今根河市的某一条山谷之中。 
二、蒙古先民在根河地区繁衍生息成长壮大
    据拉施特的《史集》记载,蒙古部落被突厥部落打败后,遭到残酷的屠杀,只活下来涅古思、乞颜两对男女(两个氏族?)。他们逃到“额尔古湼—昆”,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一带居住下来,他们在这片森林中停留了300多年之久,逐渐繁衍兴盛。拉施特把繁衍壮大后的蒙古氏族部落分成两大类,一类称为尼鲁温蒙古(《蒙古秘史》作“尼伦蒙古”),一类称为迭列列斤蒙古(即《蒙古秘史》中的“迭儿勒勤”蒙古),这一传说在蒙古人中间广为流传。阿阑--豁阿之子孛端察儿的子孙繁衍为日益众多的氏族和部落,组成孛儿只斤部。后来,孛儿只斤诸部落中的乞颜部和泰赤乌部逐渐发展成为两个强大的部落。属于尼鲁温蒙古还有合答斤、散只兀、札答阑、八邻、忙兀、主儿乞等许多部落。
    据《史集》解释,迭列列斤蒙古指一般蒙古人,他们不属于阿阑--豁阿的后裔。迭列列斤蒙古民族成份复杂,他们同突厥铁勒人、契丹人、女真人、汉人接触,从这些民族中吸收人口。包括捏古思、弘吉刺、兀良合、亦乞列思、逊都思等许多部落,其中有的后来被尼伦蒙古征服,如阿鲁刺、斡罗纳尔、雪你惕。在迭列列斤蒙古中,有的氏族部落繁衍很快,如弘吉剌惕(弘吉剌、广吉剌、王吉剌)部。《史集》说:“这个部落出自曾经遁入额尔古涅——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这个弘吉剌惕部落,未经商议,就先于他人突然走出〔峡谷〕,以致踏坏了其他部落的炉灶------其他蒙古部落都愤恨弘吉剌惕人,因为他们最先走出并成为他们的反对者”。从弘吉刺部中分出了亦乞列思、斡勒忽讷惕、火罗刺思、燕只斤等许多部落,世居额尔古纳河和呼伦湖一带。到十二世纪,弘吉剌已发展成为一个十分强大的部落,并与铁木真家族长期保持着姻亲关系。
   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合在一起称为合木黑蒙古(全体蒙古人)。金代,蒙古各部共同推戴一个汗,建立了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成吉思汗的三世祖合不勒汗曾统治合木黑蒙古,之后是他的堂兄弟俺巴孩,再后又由合不勒汗的儿子忽图刺当了合木黑蒙古的汗。尼鲁温蒙古和迭列列斤蒙古出自不同的祖先,因而可以互通婚姻。当年蒙古先民在荒僻苦寒的大兴安岭高山密林间是怎样生活的,历史典籍中记载可谓凤毛麟角,我们只能从文献对古代室韦人生活状况的共性描述中,得到一些粗浅印象。
    1990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大兴安岭西麓奇乾附近,发现了三处古代聚落遗址,即位置在奇乾东北约一公里小孤山南坡的“奇乾遗址”、位置在奇乾南17公里激流河南岸的“ 岭后遗址”和在奇乾东北9公里额尔古纳河东岸的“十八里遗址” 。三处遗址基本都处在在河谷旁边的山间台地,周边多是松桦次生林。经过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文物管理站和额尔古纳右旗文管所联合考古发掘,遗址的半地穴式坑穴,多数呈半圆形,直径从2米左右到最大10-~18米,深度在0.5~0.8米之间。聚落遗址均处于河口或沿河的山坡,地面遗迹基本呈东西排列,分布密集而且排列有序,大小形状相近,坑穴数量分别为53、56和58个。据考古工作者分析,有可能是同一个部族的三个人数相近的小部落聚居地。从出土的陶片看,除泥质灰陶外,多为手制夹砂陶,其他还有许多木炭、骨器、兽骨,等。据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对出土的木炭进行碳十四测定,其年代距今约九百年左右(呼伦贝尔文物管理站:《呼伦贝尔文物》,1992)。这一时期,正是北方的辽国与南方的宋朝南北对峙、北疆室韦诸部在大兴安岭山区相对活跃的时期。
    大兴安岭北部山区,像奇乾遗址这样的古代聚落遗迹陆续被发现。不久前,在根河市范围内,又陆续发现了上央格气遗址和得耳布尔遗址。 
    上央格气遗址位于东经121.36'01.858",北纬51.05'58.540"处,海拨868米。根河市东北约35公里、上央格气林场西北5.4公里处。遗址西侧是根河上源的伊里提河,遗址西北面距黄火地遗址约100公里。这里森林密布,属大兴安岭北缘腹地,地表是松桦次生林。石堆多呈环状排列,中间凹陷成坑,人为痕迹明显。石块多呈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布局分散且高低大小不一。所有石堆外围有杂草和覆盖物。
    据《隋书--室韦传》说北室韦:“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 饶獐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同书还记载深末怛室韦“冬月穴居,以避太阴之气”。当年靠渔猎为生的室韦人,冬季多采用“穴居”形式,即在临水向阳的山间坡地上,构筑半地穴式居所,地穴根据人口多少可大可小。穴顶支以木架,复以桦皮或兽皮,留出入口,其形制大约与鄂伦春族的“斜仁柱”相似。上央格气遗址位于近水向阳的台地上,呈环状摆放的垒石坑穴痕迹共有30多处,穴点集中,排列有序。从该遗址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布局特点看,应当说与奇乾地区三处古聚落遗址更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奇乾遗址没有垒石。只是规模比奇乾遗址略小。这是否与草原多土少石、高山多石取用方便不无关系?
    该遗址是2006年林业工人作业时发现的。因与野外垒石撑锅的灶台布局相似,他们习惯称之为“古灶台”。2008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列入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7月19日,呼伦贝尔市民族博物院院长白劲松研究员来到根河市,对这里进行考察,初步确定此处遗址为早期森林游猎民族祭祀场所。
三、关于蒙古族西迁与“熔铁出山”位置的探索
    在中原大唐王朝由盛转衰、胡人安禄山把中原大地搅得沸沸扬扬的八世纪后期,栖居于额尔古涅——昆的蒙古先民,由于人口不断增长,为了寻找更为广阔的生存环境,开始了从大兴安岭深山密林往外迁徒之路。《蒙古秘史》中说,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带领蒙古部落从额尔古纳河东南的密林起步西迁,度过腾汲思湖(今呼伦湖),来到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下驻牧。在蒙古语中,“孛儿帖--赤那”的意思是“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的意思是“惨白色的鹿”。
     蒙古民族源自苍狼白鹿的传说,反映了成吉思汗远祖对森林狩猎时代鹿祖图腾观念的承袭以及后来进入草原游牧时代对狼祖图腾观念的承袭,说明当时蒙古社会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
    从孛儿帖--赤那到朶奔蔑儿干共十二代,他们自称乞牙惕氏(乞颜的复数),出了70个分支。孛儿帖--赤那的十二世孙朵奔蔑儿干死后,他的寡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儿子,他们是不忽--合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蒙合黑,传说这三个儿子是感光而生的“天子”。此后,凡是出自这三个氏族的后裔都被称为“尼伦蒙古”(意为出自阿阑--豁阿贞洁的腰,即出身纯洁的蒙古人),以此区别于迭儿勒勤蒙古。以孛瑞察儿为始祖的孛儿只斤就是成吉思汗的祖先。
    作为蒙古室韦部落从伊勒呼里山西遁落脚之地和后来西迁的出发地,史家写成“额尔古涅——昆”,说明这个名称在他们迁来之前早已经存在。“额尔古涅——昆”的大致地理方位在额尔古纳河东南地区,这一点已经为多数学者所认同。额尔古涅与额尔古纳名称如此相近,说明此地离额尔古纳河相距不会太远。从拉施特的《史集》对该地环境描写“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路,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情况看,距离岸边很少高山密林的额尔古纳河应该不会太近。
    专门考证研究“蒙古族源”的孟松林先生,从2007年开始,多次赴额尔古纳河流域,穿越森林,漂流激流河,勘察岩画,查证奇乾半地穴遗址,探访敖鲁古雅驯鹿部落寻求通古斯语言方面的支持。他在《呼伦贝尔是蒙古民族发源地初探》一文中写道:“从语言学角度,笔者走访了当地的鄂温克、鄂伦春和达斡尔老人并做了录音,当地人仍叫激流河为蒙古河,他们的解释‘蒙古河(monggo bir)’即意为‘在像独木舟一样的河谷中湍急流淌的河’。满归镇的地名来源,当地人解释为‘看见蒙古人洗澡的地方’,‘蒙古’一词在通古斯语、鄂温克和鄂伦春语中为‘独木舟’,在达斡尔语(古蒙古语)中仍保留着‘蒙古’这个词意为‘独木舟、木槽子’。在漂流考查的过程中发现,激流河两岸都是高大的山体和悬崖峭壁,河流湍急,落差很大,很远就能听到流水的轰鸣声。”
    通过多方实地考察和查阅史料后,孟松林认为:蒙古人和蒙古民族的族名“蒙古”,来源于一条河流和一座山脉,即“蒙古河”和“ 蒙古山”。蒙古河就是额尔古纳河最大的支流激流河(俄罗斯语称为“贝尔茨河”,即“激流”之意),当地百姓至今把激流河两岸的山脉称之为“蒙古山”(孟松林:《呼伦贝尔是蒙古民族发源地初探》,呼伦贝尔日报网2012年2月8日发布)。
    《史集》记载:捏古斯和乞颜和他们的后裔在“额尔古涅——昆”(“昆”意为“山坡”,“额尔古涅”意为“险峻”)生息繁衍。当他们所占的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他们就互相商量,有什么好办法和不难做到的办法,可使他们走出这个严寒的峡谷和狭窄的山道。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溶铁的铁矿产地。他们全体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整堆整堆地准备了许多木柴和煤,宰杀了七十头牛马,从它们身上剥下整张的皮,用那些皮做成了风箱。然后在那山坡脚下堆起了木柴和煤,安置就绪,使这七十个风箱一起煽起木柴和煤下面的火焰,直到山壁熔化。从那里获得了无数的铁,通道也被开辟出来了。他们全体一起迁徙,从那个山隘里走出到原野上------(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
    对于蒙古先民“熔铁出山”,孟松林先生在《呼伦贝尔是蒙古民族发源地初探》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距激流河南岸11公里的于力亚(蒙古语:狼嚎之意)铁矿为表浅的矿带,含铁品位高达62%,这种高品位的铁矿,用木炭燃烧其热量可高达1200度,足以将高品位铁矿融化为铁。所以,于力亚铁矿可能为蒙古先祖乞颜部、捏古思部、弘吉剌部‘化铁融山’之地。笔者认为‘化铁融山’的传说已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史实。”
    2009年11月,来自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的专家,深入位于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镇的一处名为黄火地的森林中,对林区工人在作业时发现的石堆、石墙及于里亚铁矿附近修路时发现的一处山坡上被烧焦的矿石痕迹的遗址进行了考证。遗址地表还分布着长达几十米的石墙和很多石砌的圆包,垒砌的石堆较为齐整,有一定高度,排列有一定规律,共有83座。石块的表面长有很多苔藓。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史集》中记载的蒙古先祖“熔铁出山”传说。
    乌热尔图先生对于蒙古先民西迁和“熔铁出山”的传说,做出了自己的推测:蒙古部落沿着弘吉剌部落西撤的踪迹,翻过一道分水岭,进入得耳布尔河谷。大概就在这一段路程中,他们烧山开路,发现了铁矿,炼铁与开路两者兼而有之。因此留给后人一段“烧山化铁”的传奇故事。传说中的铁矿确实存在,那是一座铅锌矿,它在森林中沉睡,近期刚刚被开采。这一铅锌矿的位置在今得耳布尔镇以西17公里处,据激流河汇入额尔古纳河的河口地带大约有一百多公里。由此看来,蒙古部落告别额尔古纳河中段东岸地区,是沿着得耳布尔河谷,一直向西走出森林的。(乌热尔图:《蒙古祖地》,青岛出版社,2006)。
    巧合的是,2013年秋,在根河市得耳布尔铅锌矿西侧约六公里处,又发现数处与上央格气遗址相似的“古灶台”垒石遗迹。此处遗迹在得耳布尔河上源吉尔布干河岸边,同样是临水向阳的二级台地,松桦次生林参差期间。与上央格气石堆不同的是,这里的环状垒石结构明显高出地表,砌筑规整,人为痕迹明显。个体形状确与灶台相似。因尚未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这些遗址的使用年代还无法确定。在有关大兴安岭北段古文献缺少的情况下,古代遗迹的发现和考古成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蒙古“熔铁出山”的传说,虽然不能视为信史,却反映出早期蒙古部落从额尔古纳河畔深山密林中西迁到呼伦贝尔草原的历史真相。
    激流河、牛耳河、得耳布尔河和根河,都是大兴安岭北段的主要河流。它们的各个支系,几乎覆盖了整个根河市地区。它们清澈婉转的波光,肯定亲眼目睹过一千四百多年前,涅古思和乞颜两个氏族侥幸逃脱突厥人刀箭的杀戮,从东方伊勒呼里山仓皇而下,在他们身边扶老携幼饥餐渴饮的情景;屹立于根河市阿龙山镇东北郊的“岭北第一山”奥克里堆山,(奥克里堆山,位于根河市阿龙山镇东北约10公里林海深处处,海拔1520公尺,是大兴安岭北段最高山峰。遗憾的是国家和区域正规出版图籍至今均没有标注)。也定然看见过当年那些蒙古先民,在它目光所及的某一处密林峡谷中“熔铁出山”的缕缕浓烟。
    根河地区是早期蒙古部落逃离苦难的第一栖息地,是伟大的蒙古民族从孱弱走向强大的肇兴之区。正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在考察黄火地之后所说:“已经发现的蒙古先人的居住地、墓葬、祭祀遗址,有力地说明了呼伦贝尔是蒙古族起源最核心地区------这些实物有力地说明了呼伦贝尔是蒙古人走向亚欧草原之前生存和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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