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宫殿的内部装饰

        从人类的审美观来讲，有了居住建筑就有装饰行为

        元大都宫殿的内部装饰主要有龙和马、哈那纹(蒙古包支架图)、“贺乌戈拉吉”图案,还有一个特点是宫中普遍使用幕布。

        龙和马装饰在元大都宫殿的御座、楹柱、须弥座、鹿头、影壁、御道、门窗摆设物品等处,多有雕刻或绘画,最经典之处是广寒殿门楹柱是“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蟠龙是龙,矫蹇是马,龙和马浮雕于宫柱上。而大汗的宝座:大明殿的“七宝云龙御榻”、广寒殿的“金嵌玉龙御榻”、隆福宫的“缕金云龙樟木御榻”,都有龙的装饰。

         元大都马的雕塑装饰遗物有两个:一个是“山大玉海”,正面有横空飞腾的双翅骏马;另一个是传说忽必烈下令制作的铁影壁,雕刻麒麟的壁座四周都有驰骋的骏马浮雕,极其传神。

        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共同图腾,蒙古族古老神话、史诗中,龙是正义、救世的象征,神秘而威严,而马则是蒙古民族发展壮大的原动力之一。

        蒙古民族和马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马是座上的好帮手,战场上的好战友。在战场上主人受伤落马,马却不离开,硬是把主人驮回来,故事使人动容催泪。脍炙人口的《马头琴的故事》传遍了世界各地,创造了极其丰富的马文化。所以经典蒙古马学百科》的作者孛儿只斤·旺其格提出:“要研究蒙古人的历史文化,必须涉猎蒙古马文化领域。”

        根据朱启铃先生《元大都宫苑图考》、萧洵《故宫遗录》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元大都诸宫殿龙和马装饰大如下: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广寒殿在山顶,七间,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秋地,四面琐窗,板密其裹,编缀金红云。而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内设金嵌玉龙御榻,左右列从臣坐床。

        这里说的“蟠龙矫蹇于丹楹之上”是指广寒殿十二廊柱上的龙和马的浮雕。龙和马是蒙古族崇拜之物,一般是八匹马和九条金龙相配,缠绕着雕刻在宫殿柱子上。八匹银合马的来历是《蒙古秘史》卷二中所记载的成吉思汗年轻时,八匹银合马被盜,在追赶盗马贼途中遇到斡儿出相助,夺回八匹银合马的故事。后来斡儿出跟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出生人死,成了成吉思汗的“八骏”之一,是蒙古帝国开国元勋。以后八匹银合马的故事家喻户晓,成了蒙古族结交挚友的典范。民间有八匹银合马的图案和工艺品,广为流传。

       《故宫遗录》载:“大明殿殿槛四向皆方柱,大可五六尺,饰以起花金龙云槛,下皆白石龙云花顶,高可四尺,槛上分间,仰为鹿顶斗拱攒顶,中留黄金双龙,四面皆缘金红琐窗,间贴金铺。中设山字玲珑红屏台,台上置金龙床。”这里描述的“饰以起花金龙云槛”“白石龙云花顶”“中留黄金双龙”“上置金龙床”等描述都是突出龙的装饰.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据经世大典工典所列,故有总例曰(此书已佚失——笔者注)凡诸宫殿皆丹楹然于大明寝殿及广寒殿,特出丹楹蟠龙,以其华侈,与他宫殿不同也。

      《元氏掖庭记》载:“漾碧池,池用纹石为质,以宝石镂成,奇花繁叶,杂砌其间,上张紫云九龙华盖。”这里描述的“特出丹楹蟠龙”“上张紫云九龙华盖”都是和龙有关的装饰。

      《元大都宫苑图考》中对元大都诸宫殿的龙装饰的描述是:“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大明殿)、“矫蹇于丹楹之上”(广寒殿)、“壁皆张素画飞龙舞凤”(延春阁)、“七宝云龙御榻”(大明殿)、“缕金云龙樟木御榻”(隆福宫)、金嵌玉龙御榻”(小玉殿)等。

      《故宫遗录》中对龙装饰的描是:“广寒殿,皆线金珠琐窗,缀以金铺,内外有一十二楹,皆绕刻龙云,涂以黄金,左右后三面,则用香木,凿金为祥云数千万片,拥结于顶,仍盤金龙。”又载:“桥名周桥,皆琢龙凤祥云,明莹如玉,桥下有四白石龙,擎戴水中甚壮。”“盘龙左底叩首而吐吞一丸于上,注以温泉,九空交涌,香雾从龙口中出。”“玉德殿,殿楹棋皆贴白玉龙云花片,中设白玉金花山字屏台。”“兴圣宫白石龙风阑楯上,每柱皆饰翡翠而置黄金。”等等

        《南村辍耕录》对诸宫殿龙装饰的描述是:“直崇天门,有白玉石桥三虹,镌百花蟠龙。”“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仰出。”“上藉重茵,丹楹金饰,龙绕其上。”“有小石笋二,内出石龙首,以噗所引金水”等。从以上诸多描述可以看到,大都诸宫殿简直是变成了龙的世界。

         而蒙古族宫帐和建筑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有“哈那”,或称之为“哈那牛得”。按照蒙古族的古老建筑习惯,把住室的围墙用幕布遮挡起来,一是为了美观好看,二是冬季有保暖作用;宫帐和蒙古包的围墙则是用可以折叠起来的木料制作的,形成许多菱形的窗眼,蒙古语称之为“哈那”或“哈那牛得”。据茫·牧林教授回忆,在他12岁时曾看过元大都宫殿的断壁残垣,画有菱形图案,当时不知道画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哈那牛得”的装饰。蒙古国学者鲁·巴图楚伦在其《蒙古族毡绣工艺》一书中展示了13世纪宫殿的围墙外部装饰图形,是毛毡缝制的“希日德格”,有菱形、三角形图案。可惜书中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看来这是最古老、最传统的毛毡围墙图案。

        在《元氏掖庭记》中对元大都宫殿建筑的描述是:“殿上设水精帘,阶琢龟文……太阳东升,殿中灿烂,阶更飞辉。”蒙古族崇尚草原文化,离龟文化接触相远矣,这里所说的“阶琢龟文”就是在宫殿底座、墙壁上所雕刻的“哈那牛得”

        按照蒙古族宫殿设置惯例,宫殿外部墙壁不用幕布遮盖,内部墙壁则要用幕布遮挡起来。陈高华先生讲到元大都宫殿内部陈设时说:“殿内布置往往带有明显的蒙古族特色,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凡属木结构的显露部分一般都用织造物遮盖起来。”

        鲁布鲁克对13世纪贵由大汗的斡耳朵内部陈设情况描述道:“幕帐的天幕和内壁上也蒙上了一层华盖布。”

        壁衣和墙帐是蒙古族建筑的传统装饰之一。元大都诸宫殿一般夏天用“纳失失”凉帐(当时波斯产的一种名贵丝绸),冬天用貂皮、银鼠皮、黄鼠皮和狐狸皮暖帐。《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记载:“至冬月,大殿则黄貓皮壁帐,黑貂褥,香阁则银鼠皮壁帐,黑貂帐。”

        这个时期,元大都宫殿建筑装饰文化发展的特点是:元廷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已的统治,重视学习中原文化,学习历代玊朝治国安邦策略,重用各族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尤其中原地区雄厚的物质基础,积淀的宫廷文化因素,对元大都宫殿建筑装饰的发展,从物质技术方面提供了有力保证,从而使元宫殿装饰艺术达到了造型独特、端庄华丽、雕刻细腻的艺术效果,体现了蒙古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新阶段。

        建筑是文明的载体,代表了主人的意志和审美观点,建筑物本身和建筑物内外环境、建筑形式、装饰共同组成了个完整的建筑空也体现了营建元大都诸宫殿的蒙古统治者的政治抱负、文化修养、思想行为和个人喜好等。总而言之,这是蒙古族劳动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代表。

藏族“七宝八祥”和

蒙古族“四瑞”装饰图案的发展

       元大都宫殿的建筑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保持着蒙古民族自身的建筑特点的同时,重点吸收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如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的建筑艺术,甚至于吸收了印度、波斯、欧洲的建筑风格,独创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统一和谐的蒙古族宫殿建筑风格。

       元朝将佛教定为国教,尊西藏佛教领袖大学者八思巴为国师,元廷规定皇帝和皇后首先进行佛教洗礼,方可登基封册。所以在元大都营建了很多著名的寺庙,如大天寿万宁寺、卧佛寺、大圣寿万安寺(今妙应寺,俗称白塔寺)等,还有皇帝、皇后私建的庙宇也很多(有人统计在大都地区总共有300多座寺庙)。皇宫中虽然不建庙宇,但在延春阁三楼建有玛哈戈拉塑像,玛哈戈拉原是印度佛教的一个救世主,

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深受蒙古帝王、善男信女的敬仰,因此一直影响着元大都建筑装饰,使其具有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藏传佛教装饰中的“七宝八祥”装饰图和“和谐四瑞”装饰图,而且在长期流传中增加了蒙古族的新内容,更加充实接近于实际生活。

        “七宝八祥”蒙古语称作“道伦·额尔德尼,奈曼·代赫勒”( doloγan erdeni nAiman daqil）。“七宝”——“道伦·额尔德尼( dolo γan erdeni)”的内容是:

         ①金宝瓶——蒙古语称为“阿拉坦宝玛巴”( alatan—bumba),是来自印度宗教扎戈瓦帝汗( zaγawardi haγan)的传统说教,扎戈瓦帝汗手持盛满甘露的金宝瓶,游弋在万里晴空,向所有的善男信女洒去圣洁的甘露,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福祉。

         ②皇后宝贝——蒙古语称作“哈敦·额尔德尼”( qatun—erdeni)。皇后出身高贵,时时散发着檀香、菊花香,她生活的地方没有疾病和穷困,永远富裕安康。

         ③忠臣宝贝——蒙古语称作“图希穆勒·额尔德尼”( tušimel erdeni)。忠诚的大臣是国家的栋梁,精通治国安民之道,光明正大、清廉奉公。

         ④大象宝贝——蒙古语称作“扎安·额尔德尼”（Jaγan—erdeni)。大象是百兽之王,处事公正公平,善辨是非曲直,慈祥和平。

         ⑤骏马宝贝——蒙古语称作“毛林·额尔德尼”( morin—erdeni),是身怀绝技的银白骏马,每日三巡詹布洲(佛教所说的万物生存的大地),消除所有灾难,给百姓带来平安幸福。

         ⑥一家之主宝贝——蒙古语称作“格林·额金·额尔德尼”( geryin ejin erdeni),作为一家之主贤惠勤劳,任劳任怨,家业兴旺,人畜两旺。

         ⑦玛尼宝贝—“玛尼”(mani)是藏语经文的意思,萦古语也叫作玛尼,是佛教徒们每天必念的一种经文,佛教说教中玛尼经的威力无穷,宝光四射百余泊里之远[泊里是蒙古族古代里制(ber),一泊里等于15公里],扫荡一切瘴气污水,带来温暖安详,保障清洁安康。

        “八祥”—“奈曼·代赫勒”(naiman daqil)的内容是:

         ①宝伞—蒙古语称作“西呼尔”( s、šikur),原意为日常生活中避雨遮阳的伞,在藏传佛教传承中成了避邪、消除疾病、清除邪恶势力、维护善良人们的保护伞。

         ②金鱼——蒙古语称作“阿拉坦·扎格苏”( alatan jiγsü),鱼在佛教中代表幸福和自由,鱼在水中自由游弋,无拘无束,而且产卵众多,繁殖迅速,是多子多孙之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鱼变成人畜两旺的象征,原来信教徒般不吃鱼的。

        ③宝瓶——蒙古语称作“额尔德尼·奔巴”( erdeni—bumba）内装取之不尽的奇珍异宝,给善男信女们带来用之不尽的财富和安乐。

        ④莲花—一蒙古语称作“巴德玛·其其格”( badma čičig)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代表纯洁公正、洁白无瑕、神圣高贵。

        ⑤海螺——蒙古语称作“东”(dung),原是印度古战场上的号角,以后渗透到佛教里,代表权威和力量。吹响海螺可以驱除邪恶,避开各种灾难,震慑魔鬼。

       ⑥吉祥结——蒙古语称作“乌勒吉·章戈”( ülji jinγiya),是蒙古族艺术图案,是从“贺乌戈拉吉”衍生出来的,代表无限、永恒、永不折断,所以图案主要是以连绵不断的长线为主,是蒙古族民间图案的主要形式之一,在蒙古族建筑上广泛运用。

       ⑦幢——蒙古语称作“间青·列布尔”(jangčing labiri),是战斗旗帜的意思。古代印度还把它作为恐怖的标志,悬挂敌方头颅,血淋淋,使人看到生畏,而且常常用凶猛动物的皮来做装饰,如豺狼、老虎、大蟒蛇等

       ⑧金轮——蒙古语称作“阿拉坦·好日劳”( alatan—qorolo),代表太阳,象征统一的宗教,又叫作法轮,轮有轮毂,蒙占语称作“塔日哈”( tariqi);轮辐,蒙古语称作“合格苏”( qegesu);轮圈,蒙古语称作“墨尔”( mogor),三个部分组成。轮毂在中心代表佛教核心伦理规范,轮辐代表智慧,战胜愚恶,轮圈代表冥思禅定。金轮转动的时候,向四方发扬佛法,普救众生。

         蒙古族建筑上普通使用的另一种装饰画是“和谐四瑞图”,蒙古语叫作“尕日奔·额亦腾”( dorben eyeten),“和谐四瑞图”原是扎格尔(印度)佛教哲学的故事,通过藏传佛教进入元朝。忽必烈薜禅汗将佛教定为国教,封藏传佛教大师八思巴为国师,统领天下各派宗教,藏传佛教逐步代替了蒙古族固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统治地位。“和谐四瑞图的主题是通过大象、猴子、小白兔、鸽子的团结友爱的生活体现的,宣扬统治阶级内部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思想。另方面给古代蒙古族的精神文化带来了新的内容,从思想意识上完全适合了蒙古族的艺术审美观,和蒙古族的“雄猛四强图”以及古代传说“诃额伦夫人五箭训子图”相媲美。

元大都宫殿的内部摆设

      蒙古族家具和建筑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元大都宫殿建筑综合集中了历代蒙古汗王宫殿的建筑风格和装饰风格,又结合了中原建筑文化的精华。所以,元大都建筑风格体现了中华多民族建筑文化的大融合(主要是汉、回、藏、维吾尔民族建筑),同时也融入了波斯、欧洲地区的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的元大都是国际性大都会的特点。

      蒙古帝国窝阔台大汗时期开始重视土木建筑,原因是经过成吉思汗20余年的征战,蒙古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秩序,国家有了稳定的税收,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新的发展。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发展形势,必须要营造固定的土木建筑的都城才能满足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筹建第一个国都哈剌和林时明确提出蒙古国建筑和建国的伟大方针政策:“奠定世界强国之根基,建筑繁荣昌盛之基础。”到了忽必烈时期,城市和宫殿建筑及宫阙内部陈设达到了蒙古族建筑的巅峰。建城郭,修宫殿,有了高大明亮的宫殿,内部陈设自然高贵、豪华。

      先将元大都宫殿中较为典型的几种摆设略作如下介绍,仅供参考。

      (1)七宝灯漏

    《元史》卷四十八《天文一》记载大明殿灯漏道:“灯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为之。其曲梁之上,中设云珠,左日右月。云珠之下,复悬一珠。梁之两端,饰以龙首,张吻转目,可以审平水之缓急。”

      又记:“上列十二神,各执时牌,至其时,四门通报。又一人当门内,常以手指其刻数。下四隅,钟鼓钲铙各人,一刻鸣钟,二刻鼓,三钲,四铙,初正皆如是。其机发隐于柜中,以水激之。”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还记有大明殿灯漏置放的情景:“(七宝云龙御榻)前置灯漏贮水运机小偶人,当时刻捧牌而出。”此物乃指,在机械时钟发明以前元宫中设置的一种比原始漏斗计时器复杂先进、以水为动力、转动各项机械运转的一种计时器。制造人便是元代著名天文水利专家郭守敬,当时属于高科技人性化的产物,被誉为“七宝灯漏”。《元文类》记载:“郭公守敬于世祖朝进七宝灯漏今大明殿”,说明元宫殿中衣、食、住、行方面享尽世间富贵荣华,在物质文明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境地。

      被誉为“鲁班皇帝”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也设计制造过架宫漏,精巧无比,《元史》卷四十三载:“约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隐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

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自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元亡之后,有好事者献给朱元璋,朱元璋观赏

片刻以后,认为一国之主,每日迷恋于此,对安邦治国毫无益处,遂命人砸毁。

      (2)大酒瓮

      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有名的豪饮民族,蒙古族离不开酒,更离不开歌舞,蒙古族古老谚语说:“没有酒宴便没有歌舞,没有歌舞便没有欢乐。”民间节日、婚姻嫁娶、草原那达慕,日日酒乡,尤其每次征战归来,举国上下狂庆豪饮数十天。

     蒙古人好酒,达到了误己误国的地步。成吉思汗“箴言”中多次指出酒的危害,大讲节制酒宴的必要性。可是他老人家看中的第一个接班人窝阔台汗本人就是一个大酒徒。最后窝阔台本人不听大臣劝告也因饮酒过量而英年早逝。《元史卷一百四十六记载:“帝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楚材屡谏,

不听,乃持酒糟铁口进曰:‘曲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帝悟。’”然而,说是说做归做,不实践便罢了。

     蒙古人好酒,豪饮无度,但对酒局和敬酒的礼节是十分讲究的。这是萦古族文化的滥觞。蒙古族最初的酒是马奶酒——用马奶酿造的,味道醇香,营养丰富,把它装在由整个牛皮筒制成的皮囊之中。皮囊有多种,有山羊皮的,牛犊皮的,野兽皮的,用途不同,马奶酒蒙古族称其为“其格”(čige),一般盛在牛皮囊中,大约可容三四百斤。后来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强盛,逐步发展成了用金银或木质裹银漆瓮。

      在忽必烈富丽堂皇的宫殿中,按照蒙古族传统备有大型酒具—秃速儿格( tüsürege),它是举行盛大的“质孙”宴席必不可少的酒具之一。忽必烈在元大都宫中设置有各种各样的大酒瓮,而最有名的是“渎山大玉海”,《元史》卷六记载:“已丑,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玉海高二尺

半,直径四尺五寸,重七千余斤,可盛酒三千余斤,此玉瓮是十余个能工巧匠用了4年多时间雕成,可谓世界第一大玉瓮,现保存于北京北海公园团城玉瓮亭。

     宫中除了这种玉瓮外,还有纯金、纯银和银裹漆瓮《日下旧闻考》卷三十载:“木质银裹漆瓮,高一丈七尺,贮酒可五十余石。”这容量是相当惊人的,大约一万五千斤左右。《元史》卷十三记载:“壬寅,造大樽于殿,樽以木为质,银内金外,镂为云龙,高一丈七寸。”大约指的是同一物。

      大酒瓮,蒙古语叫作“秃速儿格”或叫作“古鲁额”( kuruge),在《蒙古秘史》130节、187节、213节、232节245节、278节等都有使用“秃速儿格”的记载。《蒙古秘史》中将“秃速儿格”汉译为“大酒瓮”“酒局”“瓮”等。

        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和《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也有关于蒙古宫廷使用秃速儿格的情景。马可·波罗记道:“大汗所座殿内,有一处置一精金大瓮,内足容酒一桶。大瓮之四角,各列一小瓮,满盛精黄之香料。注大瓮之酒于小瓮,然后用精金大勺取酒。”这里记的金大瓮就是指秃速儿格。《桕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的第九章《鞑靼人的省份以及我们所经过那些省份的形势,在那里会见我们的证人,鞑靼皇帝及诸王的宫廷》一章中记道:“在幕帐内靠近大门的地方,摆放一张桌子,桌子上陈列有金器皿,内盛料。拔都从来不喝酒,鞑靼诸王亦然,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更为如此。”《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十九章《拔都的斡耳朵及他的接见》一章中记道:“帐殿入门处,放着一条板

凳,摆着忽迷思和饰有宝石的金银酒杯。”

      以上三位旅行家所描述的都是蒙古宫廷中摆设酒局秃速儿格的情景。韩儒林教授在大作《穹庐集》中评论道:“卡尔宾尼(即柏朗嘉宾的另一版译音—笔者注)及鲁布鲁克在蒙古将官或君主帐中所见之帐口酒案,与《蒙古秘史》之酒局当为一物。”这是很中肯的结论了。

      蒙古人豪饮的礼俗也是很有讲究的:蒙古宫廷中设置大型酒局——秃速儿格,和宫中特有的“质孙”宴形成只有蒙古族才有的独特风格,那宏伟场面使人惊叹不已。“秃速儿格”酒宴礼仪制度何时形成难以考证,但可以追溯到蒙古族从狩猎进化到饲养家畜、生产奶酒的时代。历史文献资料佐证成吉思汗时代就已经有了正规的“秃速儿格”酒宴制度。

      元朝宫廷举行盛大酒宴时,在酒瓮周围有众多侍女忙于斟酒,并由镇殿将军右手持“古录达”( guruda)(突厥语,权杖的意思)扛在右肩上,左手持腰刀把柄主持喝盏仪式代元史》卷八十《舆服志》载:“酒人凡六十人:主酒[汉语曰答剌赤( darasuci)]二十人,主湩[汉语曰郃剌赤( qarči)二十人,主膳[汉语曰博儿赤( boγurači)]二十人。冠唐帽服同司香。酒海置漏南,涌人北面立于酒海南。”

      看来这种盛大的酒宴仪式,是从成吉思汗宫廷宴饮所留下来的规矩之一。大宴入席不是举盏就饮,等候由大宴的司酒发出“斡脱”,蒙古语uγutuγal,即请举杯喝酒之意,方可饮酒,又要演奏一阵音乐,由舞女伴舞。司酒又发出“打弼”,蒙古语 talibai,即请放下酒杯之意,方可放下酒杯。每次大宴数次喝盏以后,有些宾客不免要醉酒失态,便由镇殿将军出面纠察一番。

     “秃速儿格”酒宴的古老礼俗传承到宫廷之后又变成了等级森严的食酒制度。《蒙古秘史》载有成吉思汗战胜蔑儿乞部以后,其他各部落纷纷前来投诚,于是成吉思汗大宴于斡难河边,因宝儿赤(厨师)未先给两位大可敦(汗后)豁里真和忽兀儿臣敬献秃速儿格酒,而被鞭打的故事。还有“长子西征”时因拔都以主帅身份,在“秃速儿格”大宴喝盏之前畅饮数杯,差点遭到堂弟蒙哥用弓线抽打。

      蒙古人好酒,自然对酒具也十分考究,从金银玉制品到后来元朝的青花瓷产品,都是脍炙人口的绝世之品。现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博物馆的青花双龙纹四系扁酒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伎乐纹双人耳玉杯,价值连城。

       蒙古族原来喝的是马湩,马奶发酵之后,便有几分酒精度,这就是所谓原汁原味的“马奶酒”,蒙古语称“其格”,后来西征时引进了葡萄酒,因为都是低度酒,必须用大杯来享用,原来酒具是皮囊和大容量的“满忽儿”( manaqur)(一种木质饮酒大碗),实际上“满忽儿”是蒙古语“乌忽儿”( uqugur)的音变,词根“乌忽”(uqu)是凿、挖的意思,加上变名词时附加词尾(r)以后,才变成名词“乌忽儿”,直译的话是“凿出的木碗”。古代游牧生活多用木质盘盆碗勺,为一般常识。《史集》中也有成吉思汗及其他王汗使用“满忽儿”和用“满忽儿”做礼品互相馈赠的记录。有人考察,高脚杯就是萦古人的发明,皇帝向列队出征的将士敬献“出征酒”时,平底酒杯不便举杯,便有了高脚杯。

      从以上记录中可以看出12、13世纪蒙古族游牧地区泛使用木质餐具。现在我国新疆地区的蒙古族喝马奶酒-“其格”时即不用金属餐具,怕起腐蚀作用。而且在盛夏“马奶节”( čigen nair)中有“打喉祭”(蒙古语为 qoγolailaqu)的风俗,单腿跪着把盛满“其格”的“乌忽儿”放在膝盖上双手扶着,不是一口一口地喝,而是慢慢注入喉咙中,看谁注得快,注得多。

      蒙古族讲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小宴有“乌忽儿”,大宴有“秃速儿格”,酒具的发展由小到大,由大变得更精致。巧妙的大型机械“秃速儿格”的产生是空前绝后的。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第三十章《蒙哥在哈剌和林的宫殿》一章中写道:“大宫殿的门口,因为运进盛奶和其他饮料的皮囊,很不雅观,所以巴黎的匠人威廉就为它制作了一株巨大银树,在它的根部是四只银狮,又通有管道,喷出白色马奶,树内有四根管子,一根管子流出酒,另一根管子流出哈剌忽迷思,即澄清的马奶,另一根流出布勒,一种用蜜做成的饮料,还有一根流出米酒,叫作特拉辛纳。”威廉制作这个精美的银树“秃速儿格”肯定听从了蒙哥汗的旨意,按照蒙古族风俗习惯研制的,银树是巨型酒瓮的延伸和发展,是机械操纵的“秃速儿格”,这是为了满足盛大酒宴供应的需求而产生的。

     上文提到《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大瓮之四角,各列小瓮”的记录,巛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有株巨大银树,在它的根部是四只银狮”,还有在《巴音松颂词》礼仪中在九印铁锅“四角抹上酥油”,这种习俗来自蒙古族对宇宙的古老认识。认为宇宙是由五个大洲所形成的,即中央的须弥山和四周的四个詹布洲( zan bu tib),其余的为苍茫无际的大海—“松达赖”。

      随着蒙古帝国的衰落,这种古老的“秃速儿丿格”酒宴礼仪制度几乎失传,只在我国新疆、青海卫拉特部和萦古国部分地区悄然传承下来了。

      青海卫拉特人他们有专门盛酒的大型器具—铁锅,但不叫“秃速儿格”,而叫作“也速塔木克泰陶高”( yisuntama'γtaitoγo)意思为“九印铁锅”。“九”是蒙古民族的吉祥数字,〈蒙古秘史》卷八载:“至是虎儿年,于斡难河源头,建九脚白旄纛做皇帝。”“九脚白纛”是蒙古族敬仰的圣神之物速勒迭,是全体蒙古民族的精神支柱。

      蒙古族馈赠礼物是九或九的九倍的习俗,成吉思汗祭祀供品也是九的九倍。“九印铁锅”并非有九个大印,而是代表最大无限的意思。

    举行酒饷仪式时,“愚若勒赤”( yirogelči)即颂词者站在四角抹了酥油、盛满酒的“九印铁锅”(铁锅)前,手持缠了哈达的勺子,一边给众人斟酒,一边扬酒,一边高声朗

诵《巴音松颂词》。颂词内容主要是歌颂成吉思汗丰功伟绩祝福人们幸福安康,人畜两旺,年年富余,年年长寿。颂词分两种:一种叫作“大成吉思”,是在非常隆重的重大民族喜庆场合中朗诵;另一种叫作“小成吉思”,一般在家庭三大节日中朗诵,如儿童剃发仪式、青年婚嫁日、老人寿宴等。佔巴音松颂词》的“巴音”( bayan)是富余之意,

 “松”(sung)是蒙古族古代盛酒的大型器具。《蒙古秘史》179节记有 koku chung,汉字标音为“阔阔松”,旁译为青钟,指的是成吉思汗放马奶酒的器具。这里“松”字之意十分明确,就是盛酒的器具,“阔阔松”就是青色的盛酒器具,不是指酒杯。

      “松”(sung)是蒙古语词还是借词值得考究,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先生解释为蒙古语,认为:“‘松’为盛酒器具,古代蒙古皇帝、王公贵族盛大酒宴备有的大型酒具。或皮囊、陶器、瓷器乃至木桶,或金银玉器,它的名称因年代、地区不同而各异。克烈部称‘松’或‘古热格’( kuroge),蒙古部称‘秃速儿格’或‘古厚儿’( kukur)。元朝自忽必烈始用木质大樽或玉瓮,明朝时使用“松’(sung）是樽的音译。”这种诠释是比较中肯的,因为有了大型酒具“松”才产生了举行酒宴中朗诵《巴音松颂词》的礼俗,从而也产生了专门朗诵者“颂赤”( sungči),同时古代“充”( chung)字音变为“松”(sung)更接近于蒙古语的口语化音变规律

      (3)兴隆笙

      兴隆笙是元朝宫殿中诸多乐器中的一种大型乐器,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皇宫中的乐器之王,传说此笙由元世祖忽必烈大帝亲自设计制作,供大型庆典之用。

      兴隆笙高5尺,宽3尺,共有90管,分6组,每组15管。装在风箱之内,高5尺。演奏时一人司风箱,一人奏笙,众乐随奏,声音优美无比

    《南村辍耕录》卷五记载:“兴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众管于柔韦,以象大匏士鼓,二韦橐,按其管则簧鸣。笙首为二孔雀,笙鸣机动,则应而舞。凡宴会之日,此笙

鸣,众乐皆作,笙止,乐也止。:

    《元史》卷七一一《礼乐五》中对兴隆笙有更详尽的描述,现抄录如下,供参考之用:“兴隆笙,制以楠木,形如夹屏,上锐而面平,缕金雕镂枇杷、宝相、孔雀、竹木、云气,两旁侧立花板,居背三之一,中为虚柜,如笙之匏。上竖紫竹管九十,管端实以木莲苞。柜外出小橛十五,上竖小管,管端实以铜杏叶。下有座,狮象绕之,座上柜前立花板雕镂如背,板间出二皮风口,用则设朱漆小架于座前系风囊于风口,囊面如琵琶,朱漆杂花,有柄,一人按管,一人鼓风囊,则簧随调而鸣。以竹为簧,有声而无律。玉宸乐院判官郑秀乃考音律,分定清浊,增改如今制。其在殿上者,盾头两旁立刻木孔雀二,饰以真孔雀羽,中设机。每奏,工三人,一人鼓囊,一人按律,一人运动其机,则孔雀飞舞应节。”

     从此描述中我们知道兴隆笙极其复杂、巧妙、精确,是暗藏机关的巨型乐器。实物可惜未能保存下来,万分遗憾。

《元史》载“中统间,回回国所进”,元代回回国指西域甚至包括波斯等遥远的地区,可见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频繁与繁荣。

      元宫廷中除兴隆笙、玉编钟等大型乐器以外,蒙古族乐器还有火不思(胡拨思)、抄兀儿(马头琴)、雅托噶或牙土罕(筝)、胡不儿(三弦)、胡切等。中央地区乐器有筝、笛、箫、筝秦、响板、锣、钹、笙、玉笙、玉箜篌等。西域乐器有琵琶、喇叭、胡琴、提琴等。

      元朝是各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其特点是以草原民族坦荡的胸怀,博采众长,丰富和发展了成吉思汗以来的宫廷文化艺术,形成了独特的元朝宫廷音乐体系。

      (4)皇帝御座

      大明殿,《元史》中称之为“迦坚茶寒殿”,它是元朝廷政治枢纽,所有重大国事活动都在此举行。这个宫殿的级别是元大都宫殿中最高的,装饰最豪华的,是“巴图恰合

特”式(工字形)宫殿,是从成吉思汗的“朝木楚格”斡耳朵发展起来的。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录大明殿所设皇帝宝座情景时写道:“青石花础,白玉石圆礁,文石甃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饰,龙绕其上。四面朱琐窗,藻井间金绘,饰燕石,重

陛朱阑,涂金铜飞雕冒。中设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

      大明殿中的“七宝云龙御榻”是忽必烈薜禅汗和皇后察必同时上朝的宝座,在各个封建社会中唯有蒙古族皇帝和皇后同时上朝,讨论国计民生,指点江山,体现了蒙古民族尊重妇女的优良传统。皇帝的宝座还有隆福宫的“缕金云龙樟木御榻”和广寒殿的“金嵌玉龙御榻”等。广寒殿的“金嵌玉龙御榻”是放在专门的小玉殿之中的。《元史》卷六记载:“九月壬辰,做玉殿于广寒殿中。”此外还有白玉、楠木、紫檀、樟木制成的各种御床。

     （5）大明殿老虎

      大明殿是元皇宫主殿,在忽必烈的御榻前面设有两只老虎模型,举行朝会时,老虎身内机关活动,两只老虎顿时龇牙咧嘴,跟真老虎一模一样。

      萧洵《故宫遗录》记载:“中设山字玲珑舍红屏后,台上置金龙状,两旁有二毛皮伏虎,机动如生。”

       (6)雕像酒桌和案桌

     《日下旧闻考》卷三记载大明殿内部有:“雕像酒桌长八尺,阔七尺二寸。”雕像酒桌或称作螺甸酒桌,桌子既然和酒字有联系,那“高架金酒海”的专用案桌类似于现代酒柜之类的吧。但是宫中办公,日常生活不能没有桌椅板凳之类。

    《元史》卷七十九《舆服二》记载宫中日常家具设有:“宝舆方案、香镫朱漆案、香案朱漆案、诏案、册案、宝案、

表案、礼物案、交椅、杌子”等。宝舆方案、香镫朱漆案香案朱漆案都绣有金丝龙云图案的红色罩衣,上设有金香炉等物品,一看就是举行隆重仪式所用的高贵案桌,说不定是金丝楠木、紫檀木或檀香木所制造。

      诏案是放置皇帝诏书的专用桌。册案是放置封皇太子太后、皇太后金册的专用桌。宝案是放置进贡宝物的专用桌。表案是放置大臣奏章(意见书)的专用桌。礼物案是放置赠送国内外宾客和奖励文武大臣礼品的专用桌。至于交椅、杌子(小凳子)之类是宫廷中常用的普通物品。

      蒙古帝国成吉思汗时代一般都讲究使用随季节移动的大型宫帐式宫殿,那时宫中大型家具设备并不是没有,但一般不设大型家具摆设,基本上席地而坐,桌子和坐榻也是低矮轻巧、容易移动的组合家具。人们都习惯盘腿坐在“朵儿别真”( dorbeljin)上,“朵儿别真”是蒙古语,意为四方,即“四方形坐垫”。“朵儿别真”是蒙古族游牧生活传承之物,并非元代才有。“朵儿别真”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里面添有厚毛毡,外面用锦缎裹缝;另一种则是完全用厚毛毡制成。民间“朵儿别真”则是一块毛毡或一块兽皮。

      蒙古汗国从窝阔台大汗时期重视土木建筑,高举“奠定世界强国之根基,建筑繁荣昌盛之基础”的建筑和建国方针,建城郭,修宫殿,有了富丽堂皇的宫殿,内部陈设自然

又不失奢华,还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到了忽必烈时期,城市、宫殿、宫阙内部陈设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忽必烈薛禅汗的大玉瓮

       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薛禅汗在燕京近郊美丽的琼华岛(即今北京北海公园)上开始修建宏伟的广寒殿和其他宫殿、宫阙,为筹建雄伟的大都城开始做准备,并按照蒙古可汗在宫殿中设置大酒瓮和马头琴的传统礼俗,从四川岷山运来大墨玉,精心雕刻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大玉瓮,因产地是古称为汝山的地方,就叫作“渎山大玉海”,萦古语叫作“哈斯·秃速儿格”。《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年(1265年)十二月渎山大玉海成,敕置广寒殿。”玉海高二尺半,直径四尺五寸,重七千余斤,可盛酒三千余斤。为了完成此玉雕,前前后后大约用了4年的时间。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中记载:“中有小玉殿,内设金嵌玉龙御榻,左右列从臣坐床。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可贮酒三十余石。”蒙古学泰斗韩儒林先生在《元代漠北酒局与大都酒海》一文中称:“酒局乃幄殿门口盛酒及放置杯皿之器。虽因时代关

系,形制不同,而其物要为漠北幄殿中之陈设,非汉地所固有也。及蒙古入主中土,奠都燕京,遂于登极、正旦、天寿节会朝之正衙大明殿内,亦设置酒局。”从上述学者论证中可见元朝廷大宴之盛况。

     “秃速儿格”是蒙古族传统盛酒或盛马奶的有敞口的器具,原来是用整个牛皮囊制作的,后来用金银、檀香木、玉石制作了。这是元宫廷中的无上权力的象征,往往旁边还要放一个马头琴。

      意大利大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蒙元朝廷做官17年,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是忽必烈薛禅汗身边的大红人,可随意进出元大都等级森严的各处宫殿,回国以后写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轰动一世。在他的著作里详尽描述了忽必烈皇宫大明殿、延春阁中设置银饰大檀香木酒瓮的情形,但没有“渎山大玉海”的记载。《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章节中也详细描述了到达蒙古大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察钦汗国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宫殿时,用金银宝石雕饰的“秃速儿格”盛“库米斯”(马奶酒)的情景。

      本人多次到现北京北海公园团城放置“渎山大玉海”的玉瓮亭欣赏、考察并绘图、摄影。玉瓮四面共雕有17种动物,从现放置的方向记录如下:

      南面雕像排列(从左向右,下同)是:蜗牛、蟾蜍龙、海螺、月兔5种动物。其中蜗牛、蟾蜍、龙各持一枚夜明珠。

      西面雕像排列是:牛鲸、飞骏马(带有双翅的马)、海驴、蛤蜊鲁4种动物。

      北面雕像排列是:海鲫鱼、蛟龙、海猪3种动物。

      东面雕像排列是:海豚、海螺、海犀鹿(带有龙身)海驴、月兔5种。

      所有雕像各自又突出了一个动物,即龙、飞骏马、蛟龙、鹿四种巨兽。雕刻惟妙惟肖、独具匠心。此外自然景观

有太阳、月亮、云彩、海涛、水漩涡等。整个画面威严,厚重古朴,气势磅礴。

       在蒙元帝国时代,雕刻在玉瓮上的图案是不准臣庶百姓用的,否则会遭斩首之刑

       过去,有的学者研究玉瓮,忽略了玉瓮图案的本质所在,没有把它和蒙古族起源、象征兴旺发达的骏马、鹿雕联系起来,只是说鸟头龙尾或羊头龙身等,关于鸟头龙尾解说不多。羊头龙身是汉族的吉祥图案,比如三羊开泰等,据说甲骨文吉祥是羊头形符号,现在汉字所用的吉祥的“祥”字是“示”字旁加“羊”字而合成的。羊的性情温和,容易饲养,羊肉、羊奶供人食用,羊毛、羊皮更是生活必需品。羊是自古以来蒙古族饲养的五畜之一,数量很大,

经济价值很高,但和蒙古族源、图腾崇拜毫无关系。

       萦古族古老图腾崇拜中有“苍狼白鹿”的传说。《蒙古秘史》开篇即说:“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从玉瓮的东面的雕图观察,中间巨兽是鹿头龙尾动物,鹿不但有两支犄角,嘴里还叼着灵芝草,无疑是鹿头了。如果说是鸟头,现实生活中鸟一般是没有犄角的,尤其蒙古族神话传说中的鸟更是没有犄角。和蒙古族传统习俗联系起来的话,应该把雕有飞飞骏马的图案安置在正南方向。因为骏马代表着蒙古民族,代表着蒙古民族兴旺发达的前程。从图面上观察,飞骏马飞腾在海涛波浪中,上有日月照耀,彩云环绕,下有四海珍奇鱼类捧持夜明珠,欢欣高唱,寓意深奥,大概是歌颂、祝福蒙元帝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繁荣昌盛。

       代表蒙古族起源的图腾图案的鹿头龙尾和飞骏马对称,鹿头龙尾图案置于南面,飞骏马置于北面,这样持夜明珠的巨大的龙和蛟龙雕像自然就在东西两面位置了。

      玉瓮四面的雕像群体代表着宇宙空间的巨大生命力,声色、形象一应俱全,把蒙古民族的伟大理想,如同一望无际草原般辽阔的内心世界,敬天为父亲、敬地为母亲的传统习俗,把太祖成吉思汗在“长生天之力”的保佑下所负的历史使命的业绩,完完全全衬托出来了。忽必烈薛禅汗为“渎

山大玉海”的总设计师,玉瓮上雕刻什么样的图案,自然会反映出他的哲学观和审美观点。《元史》称忽必烈“雄才大略,度量弘广”,他不但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文化修养也很高。他精通畏吾儿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戎马倥偬之际能用汉文赋诗填词,他用汉文写的古体诗

《陟玩春山纪兴》流传至今。

      蒙古民族是大自然的骄子,是热爱骏马的民族,马和蒙古人是不可分开的,蒙古人事业的成功,除成吉思汗的智慧以外,全靠骏马之力。可以肯定地论定:没有骏马就没有萦古民族。蒙古民族是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界的。蒙古民族的审美观,首先是歌唱颂扬骏马,骏马是蒙古人的第二生命,骏马是蒙古人的战神,因此象征萦古可汗无上权力的酒瓮上必然要雕刻蒙古马,并加雕两支翅膀,大有横空出世、翻江

倒海、征服一切之势。这完全是当时蒙元帝国的雄心勃勃和光辉历程的写照。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图腾崇拜,有崇拜狼、鹿、牛、马,也有崇拜鹰、蛇、熊、狮等动物的。这是人们在和大自然搏斗中必须度过的原始愚昧思维的共同性的存在。在汉族的神魔小说《封神榜》中,风神、雨神不是“鸟头鹿身就是“羊头蛇尾”的怪兽。外国神话中也有类似传说。比如:希腊神话中有人头马身,匈牙利神话中有美人鱼(女人头鱼尾身)的传说。作为蒙古民族的鹿头龙尾的图案,700余年前首次在“渎山大玉海”上出现了。然而,1971年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挖掘出红山文化的马头龙尾玉雕,专家们认定这是5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到了清朝高宗乾隆皇帝时代,他爱弄文泼墨,又酷爱古董,听说元代雕刻了举世闻名的“渎山大玉海”,想一饱眼福,于是下令寻找此物。下臣们]踏破铁鞋,终于在北京西华门外真武庙里找到了。原来元朝寿终正寝以后,玉瓮流落在了民间,后来被道士们用作“腌菜缸”,乾隆十年(1745年)“敕以千金易之”,于承光殿前设一精美小亭放置(承光殿是目前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元朝皇宫中的宫殿——仪天殿,最初时蒙古包式圆形建筑物称“圆殿”,历代王朝曾多加修缮),并命内廷翰林各赋一首咏玉瓮诗,他自己也写了一首,现抄录如下：

几年萧墙伴寒齑,

仍置承光焕彩霓，

梦觉金源成故迹,

声腾玉柱艳新题，

若为巧合近津畔,

竟得天全露章西，

松杪照来千载月,

夜凉依旧景凄凄。

      往事过千年,面对经过700多年人间沧桑的元朝珍品,我们想象当年正是盛年的忽必烈薛禅汗高坐在广寒殿的九龙御榻上,面对一色“质孙”服2围绕“渎山大玉海”酣饮的文武功臣,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情况。我们又重温一下德高望重的蒙古学老前辈韩儒林的评语:“元代在中国历史

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有元一代的历史,对于促进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对于祖国辽阔疆域的奠定,对于中国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和进步,对于中外物质、精神文明的交流和进步,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蒙古帝国从成吉思汗起到元朝灭亡,延续了160余年。这短暂而政绩非凡的年代,给世界和中国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