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文化的存在。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不同民族历史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在文化的现实横切面上,能细读出历史的年轮,甚至还能发现洪荒时期的孑遗。即使在今天一些崭新的文化领域追根寻源,也能在很远的年代找到它的历史源头。

  人类从洪荒时期至


今天,随着生产样式的变化,一共经历了原始采集和原始狩猎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农业文化、前工业文化、后工业文化这六种文化形态。凡是经历过这六种文化熏陶的民族,今天在精神层面上就达到很高层次,凡是只经历了六种文化中某几种的民族,在精神领域就会因某些欠缺而产生一些畸形现象。在世界学术领域,对其他几种文化形态的研究,真是硕果累累,而对草原文化则相当鄙薄,甚至以野蛮文化对之,殊不知了解草原文化是了解世界历史文明的一把重要钥匙。

 

  文化是人意识活动的外化。人的生理器官与猛禽凶兽相比较,攻击能力防卫能力几乎与驯鹿、绵羊的低水平相当;但他还是经受了物竞天择的严酷自然法则的考验,不仅把种保存了下来,而且成为万物之灵长。根本的一条是人得天独厚具有意识和由意识外化出来的文化。

  文化最初是为补充生理器官的不足而诞生的,是为了给生命助长威力,增加生命在维持自身存在和种的延续方面的优势,也就是提高人在动物世界的竞争力。人类第一次的竞争对象是动物,那时竞争的手段非常残酷,是血淋淋的,不是你死就是他亡。文化是竞争中制伏其他动物的强有力的武器

  生命本质表现为多种欲望,以及由这些欲望激发出来的各种冲动,不同的冲动表现为不同的力。生命最本质的欲望是占有。从而就有占有的冲动和表现占有冲动的力。占有的内容是十分繁复的。它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占有空间、占有时间、占有金钱、占有财物、占有人……在满足占有欲望的过程中,生命表现出许多属性:贪婪性、好斗性、进取性、破坏性、冒险性、守恒性、苟且性、残暴性、好逸恶劳性、排他性。这些性彼此之间并不总是统一的,许多时候表现为对立的两极。哪一极占主导,这就要看以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为转移。 

  当人的意识能使人感受到必须联合起来和动物在大自然的空间竞争时,文化的任务就不仅是弥补人的生理器官的不足,而且成了独立于人的一种力量,并反过来要调教人的生命。当人作为个体活动时,他的生命冲动属性并无善恶是非之分。这种区分只是在人结成群体进而成为社会组织的时候,按照群体利益而产生的伦理道德对人的行为进行分类编码的结果。从此,文化对生命就形成一种制约,对生命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

  生命冲动表现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从方向上区分,生命的力有箭头指向正前方的直线的力,有螺旋上升的力,有沿着弧线最后形成为一个起点与终点叠合成圆的力;从情态上区分,有动态的力:如进取力、创新力、搏斗力;有静态的力:如守恒力、耐力、循环力。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生命的力;否定了就等于宣告生命的死亡。但是不同的文化对于不同的力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因此,文化也就有动态文化和静态文化之分。草原文化和商业文化、工业文化都是动态文化,而农业文化则是静态文化。

  动物中凡是食肉的都是十分凶猛的,草原民族是食肉的,因此身上充满着活力。牧业民族虽然能饲养牲畜,维持生命有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天灾人祸时刻唤起他对强化自身力的警觉,不敢有所怠慢。畜群不停地随水草运动,牧民也得随畜群变换空间。生产、生活的动势就使人的心理活动无法固定有一个狭小的空间。牧民无日不在动态中求生存。大自然对牧民是十分严酷的,风霜雨雪,雷电水火,常常把牧民逼到生死边缘作殊死拼搏。部落与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畜群与草场,为了抢婚,也经常发生暴力冲突。草原民族一旦力量充足时,他们就要向富裕的农业区进攻,常常搞得血流成河。因此,征战、杀伐充满了他们的生活,这就决定了牧民对生命活力的追求与倾慕。草原文化也就带有如下这些根本特点:1.不主张禁欲,而是有条件地纵欲。欲望是力的源泉,生命的活力是与旺盛的欲望密切相连的。一种能保护正当欲望的文化机制才能使生命之火冒出熊熊火焰。2.使人的情感有宣泄的自由度。智力的喷射有赖深邃的理性;体力的炫耀则赖感性的激励。高扬生命活力就不能遏制人的情感的喷涌。马背民族可以无拘无束地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怨憎,而这都是生命的光华。文化所能为这种光华增彩添色,无疑将会强化生命的力度。3.尊重个人。在游牧民族的征战杀伐中,胜负决定于个体成员的素质,因此个人英雄主义就是草原文化机制所培养、鼓励的。崇力崇情崇个体,构成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色,这正顺应生命的真实和人性的本色。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中,生命不会萎蔫,人性也不会扭曲,人就能得到健康发展。商业文化比草原文化高了一个层次。

 

  商业就意味着商品流通。与商品流通同步的是人的流动。商业的利润是在流通中获得的,停止了流通就停止了商业,这就决定了商业文化的动态特征。商业的存在就是在追求无止境的利润,它激发着人对市场亦即新空间的占有,蹈艰履险,冒死犯难都在所不辞,这就需要不停地激发人的进取和冒险精神,因此商业文化的内核和草原文化一样是崇力崇情崇个体,高扬人的生命活力的文化。

  草原文化与商业文化相似还有着历史的沿革。商人和商业是由牧业民族创造出来的。因为牧业给人的生活资料是有限的,许多东西不得不仰仗农业区。牧业民族最初不懂得平等交换,他奉行的是“拿来主义”,主要方式是抢劫掠夺。在掠夺受阻的情况下,才创造出商人和商业。许多游牧民如腓尼基人、希伯莱人(即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像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都是喜于经商的民族,丝绸之路能出现在中亚、西亚,和游牧民族有着密切关系。

 草原游牧民族和商业航海民族在人类历史上对提高人认识自我价值,从而产生自尊自重自信,甚至培养英雄主义上都起过特殊的作用。当人固定在地面上时,很难产生出对其他动物的优越感,亦即人的优越感。没有这种优越感,就很难激发出创造的积极性。自从草原民族驯服了马,跨上了马背,航海民族发明了


船,航行在海面上时,人第一次脱离地面创造了相对于陆地动物和水生动物的高度,而且创造了远非人的生理器官所能达到的速度,从此,高山、大河、海洋、沙漠、戈壁,再也阻挡不住人类前进的脚步,人到这时真正成为无敌于天下的灵长。在15世纪发明火枪之前,草原民族在东起乌苏里江,西到黑海多瑙河西岸,纵横驰骋,锐不可当。当草原民族骑在马上,扬鞭风驰电掣地奔驰,当航海民族在万顷碧波中荡漾驶行,这时才感受到人的自豪,享受到了对人生的审美体验。正是两个海洋——蔚蓝色的海洋和绿色的海洋——开拓了人的胸襟,扩展了人的视野,树立了人对创造的自信,一句话,使人的价值大大增值。正是这两个海洋对人塑造才使人升华到一个很高的境地。尤其是马对人的塑造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里举出一个例外,就可看见马对塑造人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游牧民族中的希伯来族在别的游牧民族已经跨上马背的若干年代中,他们还是坐在毛驴背上。在《圣经》上几乎很少见有希伯来民族骑上马背的记载。去埃及避难的圣母玛利亚骑着毛驴。耶稣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时骑的是毛驴。当年,遍历欧洲鼓励人参加十字军的僧侣彼得也骑着毛驴。与别的骑上马背的游牧民族相比,希伯来人有他们自己的许多优点,可是缺乏那种勇敢善战的英雄气魄,在历史上备受别的民族的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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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只有在固定的土地上,人才能按部就班地从事操作程序,才能获得粮食。人只有附着在固定的空间,不得随意迁移,才能保障农业生产的进行。从宏观看农业人口都是分散的、孤立的、不流动的小家小户,因为是自给自足社会,联系极少,都固定在极其封闭的环境里,只有遇到大的天灾兵荒才能打破农村的定势和静态。农业生产总是代代承袭祖先的陈法,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年一次循环。因为周期长,革新不能立即获得试验效果,所以谁也不敢贸然创新,一年中一旦有什么力量使这种循环断裂,全年的劳动都将付之流水。因此,农业生产要求的是稳定守恒,最怕有什么新生的东西冒出尖来破坏这种平衡和稳定。于是农业文化不能不是静态文化和守恒文化。农业社会的静对发展人类文化起过巨大的作用。因为有了社会的稳定状态即静态,人类的精神财富才会以各种形式、各种符号积累起来,这种积累就意味着代代的承传和发展。古代所有辉煌的文明都在农业社会,道理就在此。尤其是中国创造了美轮美奂的农业文化体系,在工业文化这个参照没有出现前,它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也因农业文化机制着眼于维持生活的常规常态和社会的静态,而生命是尚动的,于是农业文化就不能不用一切方法遏制生命的动。从这个根本要求出发,农业文化就反映出如下的特点:1.崇德不崇力,用外部机制制作的抽象的德的框架去限制生命属于动态情状的力。2.农业生产的收入是低微的,在不能维持温饱的情况下,就必须主张清心寡欲直至禁欲。特别对有爆发力的性欲总是千方百计地诋毁、压制。3.人的情感波动性最大也最不稳定,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就特别强调理,用理筑起对情感的防波堤。4.强调人的个性就是鼓励人的多样性,多样性也容易激发出动态情状的力来,因此农业文化必须抹煞人的个性特征,讲求群体利益。农业文化从外部强加给生命种种规范,使生命屈从,因而与生命的真实不相顺应,它就表现为一种虚伪矫饰。长期受这种文化熏陶,生命就会退化,人性就会受到歪曲,甚至出现畸形。 

  历史上在欧亚大陆建立的强大帝国,无不与草原民族有关,一种是草原民族直接建立的,如亚述帝国、法兰克福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阿拉伯帝国、中亚帖木耳帝国、印度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一种是有浓厚的草原民族血液的民族建立的,如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还有一种是受了草原文化影响勃然兴起的,在公元前16世纪,游牧民族喜克索斯人攻入埃及,经血统文化大融合后,出现了埃及托特麦斯三世和阿米诺菲斯三世的强大帝国,埃及的疆域第一次推进到幼发拉底河。在中国南北朝汉民族和游牧民族融合了300年之后,出现了强大的隋唐帝国,首次把中国的版图推进到费尔干纳盆地。

  从欧亚大陆现在的民族形成史上看,几乎都是游牧民族和当地农业土著融合而成的。欧亚大陆上的雅利安游牧民族,闪米特、含米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是构成欧亚大陆各民族的重要成分。欧洲的希腊、拉丁、条顿、斯拉夫、立陶宛、克里特诸民族,亚洲的印度、波斯都是雅利安游牧民族和当地农业土著的混合种。亚洲西部的叙利亚、伊拉克、阿拉伯、希伯来、约旦诸民族是闪米特游牧民族的后裔;亚洲的朝鲜、日本、欧洲的芬兰、匈牙利(马扎尔人)则是乌拉尔—阿尔泰游牧民族的后裔。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自称是炎黄子孙,而黄帝炎帝都来自西部的游牧地带。中国古代神话是以昆仑山为中心的,根据中国著名学者 岑仲勉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论著,提出楚国的上层贵族中有雅利安和蒙古利亚混血种突厥渗入。我同意他的观点。楚国有大批游牧民族进入,楚文化中有强烈的草原文化色彩。老庄哲学中的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对草原民族宇宙观的最高总结。老庄的道法自然是对草原民族和自然界的和谐关系的哲学表述。庄子的《逍遥游》、《知北游》是马背民族生活情趣的理性升华。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当今欧亚大陆各民族无不与马背民族有密切关系。

  同样有草原民族渗入,但对草原文化的接受程度在西方东方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黄河流域;印度的恒河、印度河流域;非洲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中东的两河流域都有发展农业的极好条件。除了两河流域,常从几个方面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外,中国、印度、埃及这些农业大国都是自然封闭体,都只在北面和西北方面有游牧民族攻入的通道。波斯也是一个自然封闭体。因此他们都能保持较长久的稳定局面。创造自己的文化,从经济到政治,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尤其是中国创造了最完美的农业文化网络,当强大的游牧民族侵入后,能给中国农业民族进行精神输血,能使中原汉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出现活力,但最终还是被同化掉,依然保持农业文化的文弱性格。 

  欧洲的地形是开放的地形,没有大山大河沙漠阻挡,从东、南、北三个方面游牧民族都可以长驱直入。欧洲没有厚实的农业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化也是不完善的,即使在罗马有了相当水平的农业文化,也还经常受到草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冲击、补充、调剂。公元5世纪,大批游牧民族进入罗马帝国和欧洲纵深部分,匈奴人、东哥德人、西哥德人、汪达尔人、斯拉夫人、阿兰人、法兰克人、下日耳曼部落的朱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在欧洲到处有他们的铁蹄,并且彻底摧毁了古罗马帝国,这自然又一次带来了草原文化,在这以后的若干世纪中,游牧民族不断侵入欧洲,亚洲的柔然、蒙古、突厥都长驱直入过欧洲。至于游牧民族对欧洲的小规模渗入,一直延续到13世纪,因此欧洲人有着浓厚的马背民族性格和马背民族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是毫不为奇的。  观察今天的西方文化,只有掌握了草原文化这把钥匙,才能了解其中的奥秘。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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