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城的蒙古靴匠

“做鞋”，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人们穿得鞋和衣服，不管是大人、小孩的单鞋、棉鞋、单衣、棉衣多半是做母亲的职责，而我的母亲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吃大食堂出身，这方面的技能自然没法和家庭妇女相提并论，实在是不敢恭维。再说自从顶上“四类份子”这顶贵冠，不仅失去了奉禄，同时也失去人身自由，这对于孩童时期的我们影响是致命的——太过可怕，因而时常羡慕人家们出身好的孩子们，连起的名字都那么响亮，什么：建国、建华、东风、春雷、胜利、敬东、卫东、庆生之类，虽然人们肚子饿些，启码能穿得整齐一些，而我就不行。那年月讲究“全国大地一片红”，都已经熬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了，局然还遇了一位混蛋领导要什么：“‘满堂红’——就是全机关都要党员，非党员者调出。”找籍口把我这个“白丁”清除了出去，真他妈的恶心。从此便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回想过去的经历：象我这样的“黑孩子”本身就向往“红色”，从此更加的向往，以至于在2010年装修房子时，力主将厨房的厨柜做成了红色，理由是这辈子“太黑了”老也老了让咱也“红上一些”吧！这是什么逻辑，可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书归正传，还是扯咱的老故事吧：

精细的蒙古靴匠 奉孙膑为祖师爷

话说蒙古靴匠，现今的人们往往和工艺美术联系起来，“呼和浩特市民族用品厂”这个五十岁以上的人们记忆中十分熟悉的名称，现如今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含有了几分的“神密”，在更年青的人看来，则近乎“纯艺术”的范畴，这是因为走在大街上充满了现代化气息而琳琅满目的众多店铺间，偶尔还能看到诸如“民族用品”之类的字样招牌，然而高昂的价格往往让人却步，橱窗内饰物也多半又是珠光宝气、飒是艳丽，眼花缭乱之余除了欣赏之外很难把它和“实用性”联系起来。其实，这些个东西在现今的人们看来：只有在节日中，或者某种特定的礼仪场合某些特定人群才穿戴的东西，而在不远的半个多世纪之前还是蒙古民族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当年，在归化城（呼和浩特）生产制造这些产品的作坊、字号也还比比皆是，制造民族用品的作坊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靠出卖技艺的劳动者自己生产或者招收几名徒弟组成家庭小作坊，资金少，规模也小，生产工具简单落后，因而在供产销方面每受“通词行、皮毛店”的盘剥，生产发展十分缓慢；

另一类则既有财东、掌柜，又有领作和师傅，还有学徒的“小小”，加上既有作坊又有门面，既销售自家的产品，也出售别人的商品；有的还在外蒙（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着分号，自己雇骆驼队送货、进料。

不管是哪一类作坊，为了把作坊经营好，实现发家致富的愿望，一般不论掌柜还是业主都把艰苦创业、笼络徒工、保密技艺当作各自的法宝。生产上，除掌柜不直接参加劳动外，一般业主与工人、徒弟同样劳动，并且兼管买料、设计、销售、财务等等经营活动；有的更在经营管理上苦思冥想，亲自检查成品半成品的质量状况，以保证和提高经营信誉。就拿蒙古靴业来讲：当年就有布靴和皮靴之分，都是蒙古民族日常的穿着款式。布靴靴帮是用两层布面，中间夹层棉花或毡绒，再细细地纳上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缝制成的，穿起来暖和轻便；皮靴，早年则用从红皮坊买进的牛皮或马皮裁剪成靴筒的皮料，再由工匠在上面砸捣出各色图案、花纹，然后刷上煤烟黑后再抹上发酵过的羊油、牛油、植物油的混合物，在火上反复搓烤，直至油均匀渗入、皮板变得揉软。经这样处理过的靴筒花纹、色泽经久不褪，但是制作过程十分繁杂，一个劳动力一天处理不了几张皮板，因此价格高。后来几经革新，到民国二年（1913年）有了木制铜辊的压纹机，这才改用栲胶水鞣制香牛皮的工艺，工匠的劳动强度大幅度下降；靴底，起初是用整张的牛皮缝纳制成，后来改用从熏皮坊购进的边角料，在三伏天用桐油浸泡透后，拼整均匀后纳制而成，这样做出来的靴底不仅成本低，而且经久耐用，甚至于靴帮已经换了几回而靴底还是光滑耐实。蒙古地区冬天寒冷，因而蒙古靴一般靴身宽大，易于里面套裹腿的毛毡、毡袜等保暖材料；底平直，且左右脚不分，便于穿脱；靴脸短是为骑马时不易套镫，这样一来能避免危险，二来又显得精致乖巧，与蒙古式马镫和骑马姿式相吻合，因此间很受牧民们的喜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装束用品。现今人们除了节日庆典，平时都不穿了，而且如今人工费价格高昻，做一双正宗的蒙古靴怕是大几百上千元也是拿不下来的，因此即使蒙古人家也鲜见到这种靴子了。

蒙古靴的式样按地区各有不同，叫法也不同：四子王旗一带男靴称点勒半，女靴叫五步元，童靴则称八宝；达尔罕旗、茂明安旗，男靴称将军式，女靴叫皂靴，童靴为一码三尖式；锡盟苏尼特旗一带男靴亦称将军式，女靴子和童靴均称三报靴，又叫小搬尖；召河一带通称鸡蛋头式；乌珠穆沁旗通称邬郡靴；鄂托克旗则称作大官（靴尖部位较为肥大）、二官（靴尖部位较瘦，且靴筒短）；额济纳、阿拉善一带的蒙古靴则通称为纳木尔靴，又叫大搬尖；外蒙古库伦一带的蒙古靴子，肥而且大，也称将军式，又叫哈拉罕靴。蒙古靴的品种尽管多种多样，但大致的样式不外两种：有的靴尖与后跟呈一平线，如点勒半、大官、二官等；有的则靴尖上翘，将军式的翘度更大。尽管各地的蒙古靴式样大同小异，但是不准互相穿着：四子王旗和达茂旗虽然二旗相邻，可销往四子王旗的蒙古靴如果拿到达茂旗则一双也卖不了。

在归化城常年挂牌生产经营蒙古靴的作坊共有七家，分别是座落在太平街路东的“永德魁、义生泰、长义永、兴盛永”，小东街路西的“元升永”，东顺城街路北的“泰和德”与东马道巷的“元和德”，都是前店后厂（即前面是门脸——店铺，后面为工匠们的作坊），号称“蒙靴七大号”；也有常年生产经营而不开门市，主要靠雇用骆驼队成批向外发运被人们称作“暗房子买卖”的也不在少。归化城的蒙古靴业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已有蒙古作坊十几家，从业人员多则每家40来人，少则5、6名不等，共约300来人。“永德魁”年代最久，系康熙年间开业；“元升永”则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为山西祈县吴姓创办，民国十五年（1926）是“元升永”最兴旺时期，股东吴少烈同时在北京开设着“聚宝一茶庄”、在张家口养着汽车，那年头足见“元升永”家底的厚实；“元升永作坊”顶六厘生意以上的掌柜就有十来名之多，而山西清源县（今清徐县）的李继孔又入了一股为一分二厘，成为股份最多的一股；此外清源县的李守成，交城的陈刚龄，忻州的马永祥、郝登成、陈源、张庆祥等都入有股份，从业人员有50多名，年产蒙古靴5000双。“元升永”的门市外、柜台上各放着一只石头狮子，在蒙古靴筒内除盖有“元升永”戳记外，还盖着一只狮子标记，由于产品质量好，牧民们争相购买或以物相换。

早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社，蒙古靴及布鞋行业的行社称作“义和社”，也叫“靴匠社”，社址在旧城通顺街西头路北的“义顺斋茶馆”内，供奉着孙膑为祖师爷。“义和社”纯系工人行社，社内有从各靴铺工人当中选出管事的正副会首（俗称当家的）和大、二先生（会计），还有跑腿搞联络的称作散散，每年一选举。“义和社”在农历每月初二、十六日两次向工人收款（徒工免收），称作上布施。民国年间通行银元（每枚七钱二分银子）和铜子，每人一次交5枚铜子，交够1000枚为止，共需要交八年零四个月。也有例外：从张家口、宣化一带来归化城耍手艺的师傅虽然也是每次交5枚铜子，但是没有总数目，年复一年地交，因而称作常年布施；从库伦（乌兰巴托）来的师傅（也是从大同、代州、张家口、宣化等地过去的）则只上一年半布施就算完事。“义和社”不仅仅是向会员收钱，还需履行自己的义务，例如：无依无靠的工人死后由“义和社”出钱买口棺材，埋藏在攸攸板申东北的“义和社坟地”；每到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全行业歇工，在西茶坊老爷庙“红火”三天，称作“过社”。会员们三天集中起伙，并且请戏班子来唱戏。每逢唱社戏时还要邀请在城北公主府和大召前“协成泉山货铺（出售硬山货、杈耙扫帚等的店铺）”的人前来观看，这是因为“义和社”所收布施都存在“协成泉”，有时社内花销不够，由“协成泉”给垫上，平时“协成泉”也可以动用布施款作为自己的流动资金，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过去商界的行会很多，不仅不同行业的人员有自己的行会，就是同一行业的人员有时候也分属不同的行会，如：蒙古靴、布鞋、毡坊的掌柜以及学习做买卖的“小小”就有另外的行社，社址在大召前的财神庙内，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过社。

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寇侵入绥远后实行经济统治政策，使归化城的蒙古靴作坊纷纷倒闭，未关门的也都缩小规模、减裁人员，全城三、五人的小作坊统共不到十家，总人数也不到50人，不及民初“元升永”一家的店员多。解放后，工人们处理了“义和社”（蒙古靴业行会）的物品，成立了“制靴社”，在北沙梁开业，有工人20余人，专门生产蒙古靴；同年又在喇嘛庙巷成立了“制鞋社，”有工人50来人，生产布鞋、皮鞋、马靴等；1957年，上述两家制鞋厂合并后迁往五塔寺东街，共有职工100多名，继续生产蒙古靴、马靴、皮鞋、布鞋，这就是开头所说“呼和浩特市民族用品厂”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