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通史——清初至1840年前的蒙古经济文化-草原元素---蒙古元素 Mongolia Elements

蒙古族通史——清初至1840年前的蒙古经济文化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蒙古之畜牧业与农业概况
一、畜牧业
清朝统治者比较注意牧民的休养生息。对归顺它的蒙古各部采取安排牧地、赐予牲畜、拨给钱粮等赈济措施，使他们安居乐业。同时在一定的限度内采取"轻役减税"政策，限制蒙古王公贵族对阿勒巴图过重的征敛。康熙三十年曾旨令蒙古各札萨克"嗣后具择好水草处游牧，轻役减税，务求永远营生之道"(《清会典》卷 222)。雍正初年又告诫各旗札萨克王公等"若仍厚敛重徭，纳之于阽危之域，使之于散亡，孰为尔等纳赋，孰为尔等供徭"（《清世宗实录》雍正元年八月丙子条）。乾隆皇帝又明谕喀尔喀四部王公札萨克等"务须体恤属下蒙古，除照例收纳所属之外，断不可恣意苦累及越旗侵扰"（《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933）。
清朝"轻役减税"的政策，减轻了牧民的负担，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阿勒巴图、沙毕纳尔一般都有几匹马、十几头牛、几十只羊，这是他们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是札萨克主要的赋税来源。1690年，噶尔丹撤出乌兰布通时，顺路赶走了克什克腾旗三个佐领的2万余只羊和 1,000余头牛（《平定朔漠方略》卷8）。可见，札萨克属下苏木箭丁所拥有的牲畜，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大量的牲畜仍集中在皇室牧场、上层喇嘛和王公贵族手里，其数量之多，足以反映清代蒙古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情况。
清廷为了军事和皇室消费的需要，在内蒙古建立了若干个官牧场。顺治至康熙年间，在独石口、张家口边外察哈尔丘陵地带建立了御马场(商都牧场，在独石口东北70千米处的博罗城)、礼部牧场(在张家口西北100余千米处的查喜尔图插汉池)、太仆寺左翼牧场(在张家口东北一百四十里喀喇尼墩井)、太仆寺右翼牧场(在张家口西北150千米的齐齐尔汉河)，以及镶黄旗、镶蓝旗、正黄旗、正白旗等八旗牧场。占地面积为"八万四千六百二十五平方华里"（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6）。察哈尔八旗牧场官牧丁仅就有1,600多人。后来又陆续建立了盛京边外的养息牧牧场(在锦州府广宁县北彰武台边门外)，杀虎口边外的右卫八旗马场和大青山后的绥远八旗牧场。此外，乾隆年间在张家口、独石口边外开设的满族王公大人的私牧场也有15处之多，其驼马牛羊不计其数。布尔尼之变后，将察哈尔移至边外，始设察哈尔两翼牧场。牧场有骒马40群、骟马8群（《清朝文献通考》卷193）。乾隆十九年议准将养息牧牧场骟马2群，迁牧大凌河骟马群内，骒马6群改为4群，亦移大凌河牧放（《大清一统志•牧厂》）。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三部被噶尔丹所迫，投奔清朝，康熙帝以牲畜10万赈济（《古丰识略》卷33）。漠南畜牧业的兴旺可见一斑。[附图：蒙古马鞍]

1696年九月，康熙帝出巡呼和浩特和鄂尔多斯，路经察哈尔牧场时，见牲畜弥满山谷、整齐肥壮、毛色甚佳。仅就镶黄旗牧场牛有1.6万头；右翼达布孙诺尔马群有2万匹马；正黄旗俄罗特布拉克，也有牛1.6万，羊7万只(《平定朔漠方略》卷31)。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口外牧场孳生马10万、牛6万，羊20余万(《清文献通考》卷193)。康熙帝一次谒陵，需马2.3万余匹，东西陵需马 4,300余匹，悉取察哈尔牧场马应之(《清史稿》卷141)。那时，察哈尔八旗牧场马驼牛羊大约有300余万(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卷6)。御马场(商都)所属达布孙诺尔和达里刚爱两牧地的畜牧发展也十分惊人。两处牧场有"马驼二十万八千有奇，牛三万零九百有奇，羊三十四万九千八百有奇"（《清高宗实录》卷458）。至1740年(乾隆五年)，仅察哈尔两翼马场骒马增至160群，骟马30群。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设伊犁察哈尔八旗牧场时，从达里刚爱牧场拨给了相当数量的牲畜。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渥巴锡汗由额济勒归回故土，乾隆皇帝赈济土尔扈特部牛羊20余万头(只)。其中10 万头只(牛4万，羊6万)都是从达布孙诺尔和达里刚爱两处牧场调拨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此外，清朝每次征伐准噶尔汗国时，都从内蒙古征购数以万计的马驼和数十万只的羊，但内蒙古地区的畜牧业仍保持兴而不衰。
喀尔喀四部畜牧业的发展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据1836年喀尔喀车臣汗部盟务处呈报库伦办事大臣的统计称："车臣汗部全部牲畜有四十三万余，土谢图汗部有二十余万，赛因诺颜部有十七万余，札萨克图汗部有八万余"（《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第二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个数字并不确切，许多地区的牲畜头数并没有包括进去。在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及所属沙毕纳尔的牲畜头数是相当可观的，据1764年的统计，全部牲畜达到433,866头 (只)，其中马102,013匹，驼11,117峰、牛203,201头，羊117,535只(同上)。

自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起，在伊犁察哈尔八旗、厄鲁特上三旗和下五旗也开设了官牧场，陆续从阿克苏、乌鲁木齐、张家口边外达里刚爱等处赶来孳生马14,033匹；1761年又从乌里雅苏台和巴里坤运来驼1,500余峰，羊87,000余只；1762年又从乌里雅苏台、热河陆续赶来孳生牛 5,561头牧放在察哈尔八旗和厄鲁特八旗(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9《牧厂》)。
二、农业
清初，清廷虽禁止内地汉民出边耕种和蒙古王公私自招民垦地，但大量汉族农民仍纷纷涌入蒙古地区，定居垦种。其农业经济很快影响了蒙古旗民的游牧生活，促进了内蒙古地区半农业牧化的进程。于是内蒙古南部各旗内逐渐出现了大面积的农业生产区。此外，喀尔喀、科布多以及新疆天山以北蒙古地方，也存在着大小不同的垦种之区。
流入内蒙古沿边各旗开垦土地的汉族农民当中，有的是清廷拨给官庄和蒙古王公的庄丁；有的是蒙古王公贵族在协助清朝进兵内地时掳掠来的人；有满族公主的随嫁人；还有的是在内地不堪忍受地主封建剥削和压迫而逃出关外谋生的人；或蒙古王公招募来的佃户。这些人大部分来自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河南、陕西、甘肃等省。仅在1712年一年之内，"山东民人往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壬寅条)。其中许多人来到内蒙古。对于涌向口外的破产农民，康熙曾说："若不容留，令伊等何往"。雍正时也采取了在内蒙古"借地养民"的措施。1806年(嘉庆十一年)，科左后旗昌图额勒克地方流民已达4 万余人，清廷面对现实，曾指令已佃者不得逐，未垦者不得招(《清史稿》卷519)。
内地汉民出边垦荒种地，推广了农耕技术，促进了内蒙古南部地区半农半牧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当时的卓索图盟、呼和浩特土默特的大青山以南地区、察哈尔旗南部以及伊克昭盟的南端，已出现了半农半牧经济。此外，在科尔沁左翼旗、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敖汉、奈曼、乌喇特等旗的局部地方也被开垦而趋向半农半牧。有的盟旗出现了大面积的农田。如卓索图盟土默特旗、喀喇沁三旗，到1749年有耕地2,556顷(《大清会典事例》卷978《理藩院•耕牧》)；察哈尔右翼四旗，到1724年有耕地29,709顷，定居汉民有万余人(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地舆》)；科左中旗，到1809年有耕地125,000余垧 (《大清会典事例》卷976《耕牧》)；科左前旗，到1823年有耕地1,546垧，科左后旗，到1839年有南荒、夹荒两处耕地几万垧，郭尔罗斯前旗，到1800年有耕地265,640亩，郭尔罗斯后旗，到1824年有耕地26万亩。
过去，蒙古地方所招募的内地汉人，春来冬去，后来，他们在蒙古地方逐渐定居下来，出现了星罗棋布的农村。1755年，察哈尔左翼四旗有513村，平均一村有十七八户人家。1695年在呼和浩特地区设粮庄(官庄)13处。卓索图盟、察哈尔旗南部、呼和浩特土默特的蒙古人，大多半农半牧，他们不但学会了汉人的筑房定居的习俗，而且掌握了选地、翻地、养地、选种子、换荐子、引水灌田、按气候规律播种等农耕技术和方法。1698年，康熙皇帝曾特意遣官至敖汉部，向他们传授了耕作技术和引水灌田的方法(《清史稿》卷519)。半农半牧地区的蒙古人种植粟、黍、荞麦、糜子、莜麦、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大豆、麻等作物，并喂养家禽，种植蔬菜。张鹏翮在其《奉使俄罗斯日记》中，记述了呼和浩特的情形："有城廓、土屋、屯垦之业，鸡、豚、麻、黍、豆、面、葱、韭之物"。1725年(雍正三年)，胤祯在上谕中指出："归化城土默特地方，年来五谷丰登，米价甚贱……应自归化城购买米后，从黄甫川界黄河运至内地"（《清世宗实录》卷34）。至清朝中叶，内蒙古南部地区的农业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自给有余，还能转销内地。就连"大都京城之米，自口外来者甚多"（同上，卷 240）。
清代，喀尔喀和科布多地区，仍以牧为主。康熙年间开始，局部地区也出现了小块农耕之地。1715年，为了防御准噶尔策旺阿喇布坦汗，祁里德率大军进入喀尔喀，为了解决军粮，在苏呼图、喀喇乌苏、明爱、察罕格尔、库尔奇呼、札布干、察罕瘦尔、布拉干、乌兰固木、额尔德尼召等10处，开荒耕种。1716年傅尔丹从土默特带领1,000人，前往乌兰固木等处屯田；在阿尔滚故哲、西巴里鄂希、那马尔济虎、勒克查汉郭尔等处开渠引水，种植小麦、大麦、青稞等作物。乾隆以后，清朝从科布多和喀尔喀撤出屯垦军，除科布多的乌兰固木等部分地区保留耕地外，其余耕地均被废弃。18世纪初，随着大批清军驻屯科布多，部分商人和流民也到喀尔喀的伊邦、布日古勒岱、斡儿浑、色楞格、拜巴里克等处开垦种地。据史料记载，1775年乾隆皇帝曾准许300名内地汉民到喀尔喀从事农业。
西北准噶尔汗国在策旺阿喇布坦汗和噶尔丹策零汗统治时期"且耕且牧"（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1）。在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和今乌鲁木齐周围以及乌兰呼济尔、毛塔拉、色音塔拉、哈喇沙尔等地出现了大片耕地，生产大麦、小麦、青稞、黍、糜、高粱、小豆，而且也能生产稻米、瓜果、蔬菜等（傅恒《西域图志》卷43《土产》）。
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后，清朝在天山以北地区实行旗屯和民屯。1777-1785年(乾隆四十二年至五十年)，在乌鲁木齐、奇台、济木萨、昌吉、玛纳斯落户认垦者有1,997户。乾隆末年，北疆民屯已垦出土地351,000亩，嘉庆中达到100万余亩。1802年(嘉庆七年)，伊犁将军松筠在伊犁河一带开垦12万亩，由满洲八旗和绿营官兵耕种。又从甘肃省有计划地移民至新疆，落户认垦（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蒙古之工商业与交通概况

一、城镇工商业
从17世纪末叶起，汉族手工业者进入内蒙古和喀尔喀地区。一部分是驻防八旗兵带来的"匠役"，主要是制作和修理兵器的铁匠和箭匠；一部分是跟随"下嫁"的满族公主来的各种工匠；还有一部分是雇来兴修召庙和王公府邸的各种工匠，建筑竣工后，有的便留居蒙古地方。这三部分工匠的人数并不很多，更多的手工业者是从河北、山西、山东等省自行进入内蒙古和喀尔喀地区的。　　最初是春天前来、秋冬归去，后来逐渐定居下来。他们影响和推动了蒙古地区的城镇和农村牧区的原有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蒙古族工匠。呼和浩特、多伦诺尔、察哈尔、大库伦及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都有蒙古手工艺匠。他们能够熟练地从事铁、木、泥、石、碾米、磨面、榨油、酿酒、鞣制皮革、擀毡、制鞍、造佛像、制作银器等手工业生产。蒙古人擀制的毛毡，以察哈尔最为著名，比内地工匠生产的美观耐用，不仅蒙古牧民喜欢，甚至王公贵族和清廷满族统治者装饰宫殿、府邸亦喜用此物。铜器制造业中以多伦诺尔蒙汉工匠制造的铜佛、器皿最为著名。尤以首饰、法器等，做工精致细微，深受蒙民和寺庙僧侣的欢迎。喀尔喀大库伦的蒙古族工匠制作的马鞍、木车、木碗、蒙古刀、帽、靴等深受当地人的欢迎。其中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赛因诺颜部的工匠们的手艺较为著名。
18世纪中叶以后，盐碱业、林木采伐业和采矿业开始有较大的发展。锡林郭勒盟出产盐碱，蒙古族采捞者直接用畜车驮载到张家口出卖。伊克昭盟的盐碱，也是"向原蒙古人自行铲驮，运至神木变卖"，"后来神木贫苦小民"也"采揽驮运"（督察院折，嘉庆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克什克腾旗、大青山等地有伐木业，卓索图盟各旗、察哈尔镶蓝旗、呼和浩特土默特等地有开采煤、铅、金等矿业者。卓索图盟喀喇沁旗杨树沟有铅矿，自康熙五十四年开始由本旗蒙古人开采（张穆《蒙古游牧记》卷2）。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蒙汉各族人民之间的商品贸易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在京贸易、军前贸易、民间贸易、边口贸易等形式，基本上由城镇贸易所代替。呼和浩特、张家口、多伦诺尔、大库伦、乌里雅苏台、恰克图是当时较大的贸易市场。此外，还有海拉尔、小库伦、经棚、八沟、丰镇、河口镇、巴颜浩特等规模不大的经贸市场。1694年，呼和浩特已经"商贾丛集"，到18世纪初，这里已形成了十二行，专设有牛桥、驼桥、马桥、羊桥等牲畜贸易处，每年贸易总额 (不包括皮张等税)合白银将近140万两。康熙年间，在张家口有对蒙商店十几个，"雍正时增至九十余个，乾隆六十年(1795年)增至一百九十余个，至嘉庆二十五年猛增到二百三十余个"（《内蒙古发展概述》第187页）。每年贸易总额达白银1000万两（刘景平等著《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概论》第556 页）。
多伦诺尔是17世纪末兴建汇宗寺以后，在召庙集市的基础上繁荣起来的城镇，到18世纪初，已经是"居民鳞比，屋庐望楼，俨然一大都会"（《圣祖仁皇帝御制汇宗寺碑文》，见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到18世纪50年代，多伦诺尔已有16条市街，成为"外藩四通之区，马驼丛集之所"（《方恪敏公奏议》卷 6）。喀尔喀乌里雅苏台也成为集市贸易的重点地方，清中叶后，该地铺房千余间，无眷口(不常驻)的商民有2000余人（《乌里雅苏台事略》）。大库伦也有不少汉民店铺。除城镇外，许多召庙所在地都有集市，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巴林旗的东大庙和西大庙、阿巴哈纳尔旗的贝子庙、茂明安旗的百灵庙、乌审旗的乌审召等。在这些集镇上所进行的贸易种类有牲畜、皮、毛、骨、角、布、粮、茶、酒、烟、斧、刀、鞍、碗、铁、锅等物品。
清代乾隆前期，准噶尔汗国的手工业很发达，甚至超过了东蒙古。
策旺阿喇布坦汗和噶尔丹策零汗统治时期，准噶尔的手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此期间，先后建立了呢绒、纺纱织布、皮革、造纸、印刷、兵器制造、矿冶等手工业作坊。在这些作坊里从事操作的都是蒙古人。准噶尔的乌鲁特鄂托克是策旺阿喇布坦汗设置的专门从事采矿、冶铁、铝、铜，提炼硝石、硫磺和铸造兵器的鄂托克。阿尔塔沁鄂托克是噶尔丹策零汗设置的专门从事绘塑佛像，雕刻，制作金银器具、首饰等项工艺的鄂托克。
准噶尔汗国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盛产铜、铁、锡、铅和硫磺。准噶尔人自己提炼铜铁和硝磺，制造了很多枪支、火药和子弹（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他们铸造的炮"以铁为腔，中施硝磺铝弹之属。或高二三尺，圆径三寸，驾于驼背施放；或高二三尺，圆径五六寸，木架上施放；或长四五尺，制如内地鸟枪，手中施放"（傅恒《西域图志》卷41）。共制造过十五门四磅炮，五门小口径炮，二十门十磅炮（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一卷）。1762年清军在特穆尔里克掘得准噶尔大铜炮四门、冲天炮筒八个、大小炮弹万余发（《清高宗实录》卷663）。除炮以外，还制造刀、矛、盔甲等武器，这类工匠有近千人。
准噶尔蒙古人从瑞典军官列纳特等人那里学会了制呢绒的工艺，出现了不少本族制呢匠。又从维吾尔族人民那里学来了纺纱织布的技术，自己能够生产大量布匹。制革也是他们的重要手工业，用特殊方法加工的红香牛皮，是制皮靴、皮帽的佳品，远销各地。准噶尔的造纸作坊也比较有名。他们将一种名叫"察逊"的草捣烂制压而成纸，供书写用（傅恒《西域图志》卷41）。此外，他们所造的大车、马具、毡毯、坐褥等日用品的工艺精细，深受远近地区的欢迎。
准噶尔汗国与内地的贸易，基本上未间断过。仅以肃州一地为例，1738年准噶尔销售的牲畜和其他货物值银3,250余两，1739年值银13,700 两（《清圣祖实录》卷158）。到1746年，向肃州销售的牲畜货物总值达95,920余两。仅1750年一年向内地销售的总值为18万余两（黄廷桂奏折《准噶尔夷人贸易案》）。
二、驿站交通
清代，蒙古地区的交通，主要是清朝所设诸路台站(也称驿站)。台站在清朝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战时军饷、钱粮、兵器的输送，军机的传报以及平时诏旨的下达、地方官吏公文的上奏等，都靠台站转运传送。
蒙古地区的交通驿站，有官办台站和苏木台站之别，也就是中央交通和地方交通之分。内蒙古的五路站道，外蒙古的北路驿站和新疆西路军台都是属于官办台站，均由清廷直接拨款安设，并且台站的人员、设备、财政等，都由国家统一负责管理。苏木台站属地方交通，是各盟和札萨克根据其政务需要而安设，其财政和设备，由各盟旗自行负责。这类台站规模较小，人员不多，旗内各佐领轮流派人驻班。苏木台站多与官办台站相衔接，是官办台站的补充和支系。
官办台站，是蒙古交通的大动脉。内蒙古地区共建五路站道。喜峰口一路，经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奈曼、扎鲁特、科尔沁、郭尔罗斯、扎赉特、杜尔伯特等 20个旗，共有16站；古北口一路，经翁牛特、札鲁特、巴林、阿鲁科尔沁、乌珠穆沁等9个旗，共有16站；独石口一路，经察哈尔、克什克腾、阿巴噶、阿巴哈纳尔、浩齐特等7个旗，共有6站；张家口一路，经四子部落、苏尼特、喀尔喀右翼、茂明安等5个旗，共有9站；杀虎口一路，经呼和浩特至鄂尔多斯7个旗，共有11站。[附图：蒙古地区往来频繁的商旅]

外蒙古北路驿站，自出内札萨克四子部落境，由第19站奇拉伊木呼尔至赛尔乌苏凡6站，由赛尔乌苏至哈拉尼敦凡21站，由哈拉尼敦至乌里雅苏台凡20 站，由乌里雅苏台至科布多凡14站，此段为阿尔泰军台。由赛尔乌苏至库伦凡14站，由库伦至恰克图凡12站。
新疆西路蒙古地区的军台是：伊犁至库尔喀喇乌苏有12军台。由库尔喀喇乌苏经玛纳斯至乌鲁木齐有7军台。库尔喀喇乌苏至塔尔巴哈台有12军台。
内蒙古喜峰口等五路，各路设管驿蒙古员外郎1人、笔帖式2人，驻关(口)负责该路驿丁及驿役。喜峰口一路，置驿丁共600名；古北口一路，置驿丁共 300名；独石口一路，置驿丁450名；张家口一路，置驿丁550名；杀虎口一路，置驿丁750名。每驿置驿马50匹。管驿蒙古员外郎、笔帖式及驿丁，八年更换一次。外蒙古驿站人员的配备，由喀尔喀四部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沙毕纳尔轮流驻驿，三年更换一次。
传递皇帝的诏旨、部院公文及特旨奉差者，押送军饷、火药、钱、粮、器械、兵屯农具者，主持会盟的钦差、负责祭蒙古王公、册封王公福晋郡主，巡察卡伦等要务的官员和驿役，均可凭兵牌、火票、乌拉票乘驿往返，由驿站提供食宿。奉送诏旨和特旨奉差者均持有信牌，属特级差使，各驿站不得有半点怠慢。一般差使乘驿，有部院公文即可。若无部院公文或乌拉票，或私事行走者不得乘驿。呈送蒙古王公的公文者及王公年班来京、朝贡等均可乘驿往返。除此以外，不得擅用驿骑（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蒙古之科教与语言学

一、科学技术
清代蒙古族在医学、数学、天文、冶炼、纺织等领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医学。清代蒙古地区的许多著名的寺院，如瑞应寺、多伦诺尔庙、贝子庙、大库伦、玛拉沁庙(科尔沁)、延福寺、塔尔寺、固尔扎、海努等庙宇里设有各类学部，类似宗教高等学府，培养人材。其中医学部最为有名，培养出很多著名的喇嘛医生。绰尔济墨尔根、伊什班觉、伊希丹津旺吉拉、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苏、察哈尔罗卜藏楚勒图木、罗布桑全普乐、占布拉、占布拉多尔济以及阿克旺罗布桑丹必扎拉申等人是典型代表。据资料记载，在清代先后出现了上百名医。[附图1：17世纪蒙古医师占布拉所著《方海》]

藏族著名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所著《四部医典》传入蒙古地区后，对蒙古族的医学起了巨大的作用。卫拉特的咱雅班第达将其译成托忒蒙文，推广于本土。18世纪著名的蒙医青海伊什班觉大师著有《四部甘露》、《甘露点滴》等医学著作。他在《四部甘露》一书中，对箭伤的治疗、骨伤的治疗、腹位复原、蒙古整脑原理进行了详尽的解释。《甘露点滴》一书中曾以"蒙古整脑术"为题整理了蒙医传统整脑术（包金山《论中国蒙医正骨技术的发展》，载《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锡林郭勒盟贝子庙(崇善寺)二世活佛阿克旺罗布桑丹必扎拉申是著名的医生。1813年他所著《普济方集》一书中，专写了骨外伤治疗方剂。19世纪奈曼旗的占布拉多尔济著有《蒙药正典》。19世纪中叶阿拉善的高世格梅林是通晓蒙、汉、藏、满四种文字的蒙医。他所著《普济杂方》一书，在医学界颇有影响。道格龙是康熙年间的阿拉善名医，幼年深造于阿拉善延福寺医学部，学成行医。他的子孙后代都是名医。奈曼旗人锡昌在研究《本草纲目》的基础上，写出《本草摘要》一书。察哈尔格布希罗卜藏楚勒图木也是著名的医生，为著名的《养生滴》作了注疏。绰尔济墨尔根是正骨专家，在《奉天都全记》里称他为"精通医学"、"起死回生无数"的神医。18世纪的娜仁•阿柏是科尔沁著名的正骨专家。龙日格丹达尔的《五矿泉》和云登编辑的《诸疾医方大全》也是较为著名的医学专著。
天文、历法、数学、测绘。清代蒙古地区大型寺院里设有时轮学部，研究和传授天文、历法等高等知识。瑞应寺的时轮学部培养了不少精通天文、历法的人材。青海著名学者伊什班觉大师曾拜师于阿克旺扎木苏喇嘛，学习了数学、占卜、历法等知识。他是蒙古族第16个六十年黄历的编制者。他著有《汉历概要》 (1755年用藏文写成)、《算学明鉴、随月计算新法》(藏文)。呼和浩特五塔寺(金刚宝座舍利宝塔)内壁有直径1.5米的"天文图"，图上用蒙文标明十二宫天干、二十四节气、三百六十度方位和二十八宿名称。这是蒙古族天文历法学者所制。康熙年间，有很多蒙古族学者参加了《康熙御制汉历大全》的编制工作。
清代卓越的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1685-1770年)曾任过钦天监的监正。他以著有《割圆密律捷法》(四卷本)、《数理详解》(五十三卷本)、《定律大全》(一百卷本)等数学著作而驰名中外。还有一位蒙古族数学家都伦著有《贻笑大方算草》。[附图2：蒙古杰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明安图　雕塑/文浩]

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后，乾隆皇帝曾在1756年、1759年二次派人测绘新疆地图。当时，数学家明安图虽是70多岁的老人，但参加了测绘工作，并起了重要作用。
在冶炼、纺织、造纸等类科学技术方面，准噶尔汗国处于领先地位。策旺阿喇布坦汗和噶尔丹策零汗时期，在准噶尔办过银、铜、铅、铁、硫磺等矿业，经冶炼后，制造过炮、火枪、子弹、刀矛、盔甲及其他器械。
二、教育
清代，从中央到地方，曾有过官学(京师官学、地方官学)、私塾、寺庙就学等多种教育体制和形式。应招和自愿入学的蒙古八旗和王公贵族子弟、平民、喇嘛，学习蒙文、满文、汉文、算学、天文、历法、建筑、绘画、雕塑和儒学、佛教教义等知识，学成后经选拔分别在清朝部、院和地方衙署供职，成为各级官吏、笔帖式、翻译及宗教人员。
京师官学。清初，在北京设置了国子监、八旗官学、算学馆等不同类型的学校，招收八旗子弟入学。国子监开创于 1644年(顺治元年)，招收愿意学习国书、汉书的八旗官员子弟入学。1671年(康熙十年)设满、蒙廪生、增生各20名，雍正年间定额，满蒙学员各60 名、汉军30名（特格舍《清朝蒙古族教育史梗概》）。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设算学馆于畅春园，选拔八旗子弟学习算法。凡满洲、蒙古、汉军算学生，都从八旗学生中考取。1739年(乾隆四年)，算学馆隶国子监，称"钦天监算学"。八旗官学也始设于1644年。当时，蒙古八旗和满洲八旗各建学舍，每佐领名下取官学生一名。1645年，蒙古八旗和满洲八旗合为一学，称八旗官学，后隶国子监。1723年(雍正元年)，从八旗蒙古护军、领催、骁骑校内，选拔熟习满语、蒙古语的16人，补充蒙古教习。蒙古教习五年期满，实心训课者，录用为护军校、骁骑校。乾隆初，定官学生毕业年限为七年。国子监培养出了很多蒙古族人材。据不完全统计，雍正年间考中进士的蒙古八旗子弟有23人，乾隆年间考中进士者17人，嘉庆年间考中进士者69人。其中梦麟、和瑛、法式善、松俊、倭仁、伊升阿、额尔卿格、达赖、富俊、松筠等人最为著名。此外，唐古特学也为京师官学。1657年(顺治十四年)题准，每旗(蒙古和满洲八旗)各选人学习唐古特字义，给教习人六品俸。1740年(乾隆五年)议准，八旗满洲蒙古各学舍，都配备了固定数额的助教，教授藏语。
地方官学。蒙古地方最早的官学是1724年(雍正二年)正月建立的呼和浩特文庙官学。1743年(乾隆八年)，又在土默特二旗建立绥远蒙古官学，招收八旗满、蒙贵族子弟学习蒙文及儒家思想。1746年，在呼和浩特又增设一所满、汉翻译官学，招收各旗蒙古子弟，培养满、汉语翻译人。1828年(道光八年)议准，在热河驻防八旗准设蒙古官学。
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及喀尔喀四部各地也陆续办起了官学。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在科布多城建立了一所官学，招选厄鲁特、明噶特蒙古各旗子弟入学，教授蒙文和满文（噶尔丹《宝贝念珠》，乌兰巴托，1960年）。同年，在乌里雅苏台又成立了一所官学，委派一等台吉策旺巴勒珠尔主持教务，招选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赛音诺颜部新袭爵年幼者学习满文、蒙古文，五年为期，陆续更换入学（《乌里雅苏台志略》）。此外，1776年至1790年，土谢图汗部的许多札萨克旗印务处，均设立过官学，招选一定数额的王公子弟，教授满文和蒙古文字，期限为三至六月。1811年，在库伦办事大臣所在地，也办过非常设的官学。
在蒙古各地，私塾和寺庙教育更为普及。无条件办官学的蒙古王公贵族，自行请先生在王公府邸附近设立私塾，为其子弟教习蒙古文、满文。寺庙教育在蒙古地区也很普遍。很多无条件入官学或就读私塾的平民阿勒巴图子弟，从喇嘛那里学习蒙、藏文字。较大的寺院，是蒙古地区宗教文化教育的中心。多伦诺尔汇宗寺、喀尔喀大库伦、东土默特瑞应寺、科左中旗玛拉沁庙等有名的寺院里，均设有经院学部(喇藏)，招收部分喇嘛攻读时轮、医学、密学等高等课程，培养了很多高层次人才。
三、语言文字
清朝很重视蒙古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不但中央到地方兴办蒙古官学及学堂教授蒙古语文，而且学会和掌握蒙古语文，成了当时理藩院及其下属官吏升官晋级的主要条件之一。就连乾隆皇帝也学习和精通蒙文、蒙语。在清廷的督促和鼓励下，从中央到地方(指蒙古地区及有关机构)，学习和使用蒙古语言、文字比较普及。
蒙古语言、文字的普及和广泛使用，要求进一步实现蒙语书面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于是出现了一大批精通蒙、满、藏、汉文的语言学者。他们所著的语法书及辞典，为蒙古语文的学习和使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康熙年间，乾清门二等侍卫喇喜、丹津、阿尔毕达虎等十几名语言学者们，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1708-1717年)编著了《二十一卷本辞典》，该辞典中共收录天文、地理、人伦、五行、四时、禽兽、饮食、器具、声乐、军法、朝纲等各类词汇共二百八十条，以满蒙对照的方式解词，首次于1717年木刻印刷。为了使用时方便起见，将书中解词，用蒙文字母的顺序排列后，于1743年第二次木刻印刷。当时陆续问世的语法书籍和辞典还有拉布扎木巴贡噶扎木苏所编的蒙藏辞典《清心之阳光》(1718年)，著名学者、唐古特官学总督、一等台吉、额驸衮布扎布与北京净住寺达赖喇嘛毕力衮达赖(乌拉特顾实)合编的(蒙藏对照)《藏语便学书》(1737年)，茂勒木拉布扎木巴喇嘛丹津达克巴的《启明乾珠》 (1740-1750年)，伊什班觉(号扎纳克堪布，青海巴图特人)的《辨字明鉴》、《辨字明鉴注释》(1737年后)，敬斋(卓特氏)的《三合便览》 (满、蒙、汉，1780年)，富俊(敬斋子，道光年间理藩院尚书、大学士)的《蒙文指要》等，对蒙古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规范化，起了积极作用。其后出现的噶喇桑所著《蒙古语法详解》(1828年)，喇哈冉巴阿克旺丹德尔的《清义月光》(1838年)，塔木却喇布吉的《蒙文一百个首字》(1789年)等语法书籍，对蒙古语文的进一步规范化和普及，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清廷所修官书如：《五体清文鉴》(满、蒙、汉、藏、维吾尔文)、《西域同文志》(满、蒙、汉、藏、维吾尔文)、《四体合璧清文鉴》(满、蒙、汉、藏文)、《八旗通志》(满、蒙、汉文)、《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满、蒙、汉文)、《实录》(满、蒙、汉文)等，都是在精通多种语言、文字的蒙古族学者的参与下完成的。
另外，《和鄂尔勒克史略》记载："卫拉特拜巴噶斯汗时期，迎来了察罕诺们汗呼图克图，并请他创造了托忒蒙文字"。巴图尔乌巴什土缅的《四卫拉特史》又记载："迎请察罕诺们汗，创造并教授了蒙文字母"。与此同时，咱雅班第达纳穆海扎木苏创造了记录藏文和梵文的"噶里克字母"，称为"托得日海字"。托得日海、噶里克性质与喀尔喀一世哲卜尊丹巴所造索永布字相似（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蒙古之文学艺术

一、文学创作
在清代，蒙古族的书面和口头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体裁广泛的文学作品。
在文学创作领域中，涌现了松巴堪布伊什班觉、罗卜藏楚勒图木、罗布桑丹必扎拉申、阿克旺丹丕勒、阿克旺丹达尔、阿克旺道布敦、阿克旺罗卜藏达格巴坚赞、罗布桑普仁莱、丹津拉布扎、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苏、阿克旺海珠卜等人为首的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们用蒙、藏两种文字创作了大量作品，为蒙古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青海的松巴堪布伊什班觉(1704-1788年)是个才华横溢的杰出诗人。他善用藏文创作，文学遗著共有十大卷。其中《诗镜》、《杜鹃道情歌》、《论世俗之"华丽花曼"》为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察哈尔格布希罗卜藏楚勒图木(1740-1810年)，作为出类拔萃的文学家，用蒙、藏两种文字创作了很多作品。他的《养生滴》注疏和《萨迦格言》注疏以及《祭祀火神仪式诗》（或曰《欢乐的源泉》）最为有名。他用蒙、藏两种文字写成的《宗喀巴传》中有很多补诗。此外，他写的作品还有劝诫诗《白老公经》和《神饮经》、《戎酒训言》、《天女史》、《从弟阿难史》等。乌拉特墨尔根格根罗布桑丹必扎拉申 (1730-1780年)是18世纪蒙古著名的文学家。他所写的《高尚的喇嘛》、《水泉》、《布隆罕的柳条》等诗歌显示了诗人的才气。阿巴噶旗的阿克旺丹丕勒(1700-1780年)是天才的诗人和大翻译家。他用蒙文写的《新妇祭灶经》（别名《祝福帐篷》）以及用藏文创作的《阿克旺丹丕勒之言》最为著名。阿拉善喇哈冉巴阿克旺丹达尔(1759-1844年)用藏文写的作品有二卷本，曾于塔尔寺木刻印刷。其中《智者语饰》和《俗世喜宴》诗中体现了他的才华。大库伦的拉布扎木巴阿克旺道布敦是19世纪的著名文学家，写过很多诗歌和传记。18世纪的作家阿克旺罗卜藏达格巴坚赞的作品有六卷。鄂尔多斯托辉召的喇嘛罗布桑宁达克的作品有三卷。喀尔喀咱雅班第达罗布桑普仁莱是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他著有《顶礼博克多》、《烟草赞》、《受法录明鉴》、《水晶鉴格言》、《净鉴格言》、《益众格言》等文学作品和劝诫诗。丹津拉布扎是19世纪著名文学家之一。他精通蒙、藏两种语言。他的蒙文作品有一百七十篇，藏文作品有一百八十篇，其中《具有高尚品格的女人》、《满月》、《月夜杜鹃传》、《蛇首上的青达木尼》等作品比较有名。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苏 (1599-1662年)是卫拉特著名的诗人。他在翻译《玛尼噶木布木》、《儿子经》时，前后写了很多插入诗。喀尔喀阿克旺海珠卜(1779-1838 年)有文学遗作五卷，其中《与毛发蓬乱的班第达车凌波勒的争论》、《老头儿老婆婆吓跑老虎的故事》、《〈魔尸〉中木匠与画匠阿南陀故事解》、《绵羊、山羊和公牛的谈话》、《哲卜尊丹巴四世传》等颇有特色。
清代也有蒙古人用汉文创作文学作品。常禄(乌梁海人)在康熙年间著有《闲君杂录》。法式善是乾隆四十五年的进士(正黄旗人)，著有《存素堂集》、《诗龛咏物诗》、《清秘述闻》、《陶庐杂录》等作品。和瑛是乾隆三十六年的进士，任过总督、将军职务，著有《铁围笔录》、《易简斋诗钞》等作品。博明为博尔济吉忒氏，精通满、蒙、藏文，著有《西斋诗》、《西斋偶得》、《凤城琐录》等文学著作。思麟为道光十八年的进士(正黄旗人)，著有《塞游草诗》、《听雪窗诗草》、《笔花轩诗稿》等作品。
在书面文学形成的同时，蒙古族民间产生了很多以传说、赞词、寓言、故事等形式出现的口头文学。《恩德吉日勒汗传》原为民间口头文学。1662年土谢图汗部的车布丹多尔济奉命记录。此外，还有《胡巴纳克瓦日勒》、《卫拉特沙喇巴图尔》、《卫拉特战争》、《喀尔喀汗与卫拉特汗交战的故事》、《阿睦尔撒纳之歌》、《噶斯察罕得尔逊》(《罗卜藏丹津之歌》)、《墨尔根特木纳故事》、《噶尔丹的传说》等口头文学，在民间广泛流传。
二、艺术创作
清代蒙古族的文化艺术可谓丰富多彩，涉及建筑、雕塑、绘画和工艺美术等各个领域。
清代蒙古地区所建的许多庙宇都是蒙古族能工巧匠们自行设计修建的，这些寺庙建筑集蒙古族的造型、雕塑、绘画艺术之大成。无论是飞檐斗拱的建筑风格、千姿百态的佛像塑造，还是富丽堂皇的绘画雕刻装饰，都充分展示了蒙古族建筑设计师和艺术家的才华。呼和浩特的著名工匠希库尔达尔罕和贝勒达尔罕以高超的工艺和建筑才能闻名于世。他们二人设计修建了呼和浩特乌苏图西召、包头昆都仑河右岸的昆都仑召(又名法禧寺，建于1727年)。据传，该寺的一世活佛嘉木素荣布曾在多伦诺尔汇宗寺深造，学成后回昆都仑，自行设计并修筑了昆都仑召。鄂尔多斯的博硕克图济农是具有设计才华的艺术家，鄂尔多斯大召的建筑风格和图案都出自他的手。伊克昭盟准噶尔召，是蒙古工匠们独立设计修建的，其建筑艺术令人赞叹（额尔德尼《蒙古召庙建筑与佛像艺术特色》）。喀尔喀一世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是举世公认的多才多艺的高僧。大库伦朝克辛都纲的建筑风格和图案，是哲卜尊丹巴设计后，由蒙古工匠们建筑的。内蒙古著名庙宇瑞应寺的许多佛殿、佛像的建筑和雕塑，都是蒙古族工匠和艺术家自行完成的。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汗时期所建的固尔扎和海努克二庙闻名西域，史称"高刹摩霄、金幡耀日、栋甍宏敝、象设庄严"（傅恒《西域图志》卷39《风俗》），集中体现了准噶尔汗国的建筑、雕塑、绘画艺术成就，展示了蒙古族各门艺术家们高超的工艺。当时有很多技艺超群的画匠喇嘛和雕塑家活动于蒙古地区的各个寺庙，留下了数不清的艺术作品。据传，锡林浩特贝子庙(又名崇善寺)的二世活佛阿克旺罗布桑丹必扎拉申是个能塑善画的人。当年他所绘制的一部分壁画，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至今幸存于崇善寺的一座大殿内。喀尔喀赛音诺颜部札萨克亲王车登巴咱尔，别号杏庄，也以擅长绘画著名（《清史稿》卷210）。伊克昭盟札萨克台吉旗喇嘛庙的噶勒桑是个闻名全盟的雕塑家，他所塑造的各类佛尊，神态逼真，妙不可言。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也是一个雕塑家，他有很多雕塑遗作，因此有人称赞他为空前绝后的工匠；他与康熙皇帝的关系密切，常去北京，他为康熙皇帝的红色宝玉雕过佛像，康熙皇帝为此惊叹不已，称他为天匠（妙舟《蒙藏佛教史》）。
蒙古族日常生活用品的制作也是技术和艺术的统一，具有使用价值和欣赏价值。蒙古族自古以来善于制作马鞍。讲究的鞍子前后鞍桥都有各种装饰，绘制图案、镶嵌骨雕或贝雕。清代蒙古王公盛行用景泰蓝饰马鞍。马鞍的其他部位，也都喜欢美化起来，如软垫、鞍鞒、鞍花等处，都常饰以边缘纹样、角隅纹样。鞍花多用银或铜制作，软垫则多用刺绣，都具有突出的草原风格。蒙古族喜欢用的铜火锅、铜壶、铜铃、奶桶、铜饰件，造型美观大方。蒙古族民间艺人，通过对铜器的板打、錾刻等工艺技巧，制成具有各种图案的工艺品。如凤嘴龙把铜壶十分精致，配以各种卷草、莲花瓣和各种几何纹样，与铜器固有的光亮色泽，形成了极为精巧富有装饰性的工艺美。蒙古人使用的银碗、蒙古刀、银壶、饮酒器皿，均雕有各种几何纹样、八宝图案、回纹、各种动物、龙凤以及花卉等图案。其整个图案布局合理，疏密得当，主次分明，形体美观协调等。蒙古人制作和使用角雕用品比较普遍。他们用牛角、羊角、黄羊角、狍子角，雕制成刀柄、鱼刀、茶叶筒以及精美的"烟壶"。［附图：蒙古族鼻烟壶］

此外，蒙古象棋是蒙古族民间艺术家创作的优美的木雕艺术品。以骆驼、马、狮子形象雕成棋子，形态生动，体态各异，栩栩如生（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清初至19世纪中叶蒙古之翻译印刷与历史编撰

一、翻译与印刷
清代，蒙古族中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大学者和卓越的翻译人材。他们所翻译的满、汉、藏文经典和著作，为后人称奇。
清代著名的翻译家们多出身于京师官学(包括唐古特官学)的举人、进士以及专修于寺院的喇嘛学者。他们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科学态度，翻译了藏、汉民族文化遗产的精髓，丰富和发展了蒙古族的文化。
举世闻名的东方佛教的根本经典《甘珠尔》为察哈尔林丹汗珍视的三宝之一。土默特阿勒坦汗至察哈尔林丹汗时期，蒙古学者锡勒图顾实绰尔济、阿尤喜国师、却扎木苏托音等(还有其他先人学者)，曾翻译过《甘珠尔》的部分经卷。察哈尔林丹汗时期，召集贡噶敖德斯尔等33名喇嘛和学者，将《甘珠尔》的未翻译部分，继续会译。1629年译完，用金字写成。1717年，净住寺达喇嘛，乌拉特顾实毕力衮达赖、阿巴噶德木楚克、乾清门二等侍卫喇喜等学者和翻译家们，奉命将《甘珠尔》再次校审后，汇编为一百零八卷，于1720年木刻印刷(全部)。不久，奉乾隆帝之命，在十五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的主持下，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达顾实阿克旺丹丕勒、唐古特官学总督衮布扎布、西黄寺札萨克喇嘛却丕勒多尔济、隆福寺札萨克喇嘛丹森却德尔、净住寺达喇嘛毕力衮达赖等和来自各旗寺庙的近200名著名的喇嘛和学者，把佛教经典《丹珠尔》经译成蒙古文。1741年至1742年将《甘珠尔》、《丹珠尔》的内容提要编写成书，起名为《智慧之鉴》。在此期间，衮布扎布和毕力衮达赖特意编写了蒙藏对照的《藏语便学书》，供翻译使用。1742年至1749年，经七年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二百二十五卷《丹珠尔》经的翻译(其中不少经卷前人已有翻译) 工作，充分显示了清代蒙古族学者们的卓越才干和渊博学识。
1714年和1728年曾两次木刻出版了呼和浩特锡勒图顾实绰尔济(明末人)翻译的《故事之海》(《丹珠尔》经的第九十卷，藏译蒙)。准噶尔的著名宗教活动家、翻译家、学者咱雅班第达在1640-1662年间翻译了《金光明经》、《贤劫经》、《明鉴》、《居悉》(又称《四部医典》)等200余部藏文经典，除医学之外，涉及天文、历史和文学等多方面，其成就和付出的劳动，居于众翻译家之首。察哈尔格布希罗卜藏楚勒图木也是个多产的翻译家。18世纪中叶，他用蒙藏两种文字写成《宗喀巴传》还翻译了《养生滴》、《萨迦格言》等藏文经典。1770年，大翻译家阿克旺丹丕勒翻译了西藏作家罗卜藏丹必扎勒申的名著《萨仁库库传》，译文充分显示了译者诗人的天资。著名的翻译家毕力衮达赖从《丹珠尔》经中选译了《乌善达喇传》，这是他参与翻译《丹珠尔》经的独特的一份贡献。
蒙古翻译家们除翻译藏文经典外，还翻译了汉族的儒家经典、历史和文学著作。如：《四书》、《五经》(元代也曾译过)、《资治通鉴》、《辽史》、《金史》、《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今古奇观》、《济公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西汉演义》、《施公案》等。
用蒙文著书和翻译，推动了印刷事业的发展。当时京师寺庙和蒙古地区多设有木刻印刷所。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净住寺、嵩祝寺、隆福寺、白塔寺、察哈尔察罕乌喇庙、多伦诺尔庙、塔尔寺、瑞应寺、五台山、大库伦、阿拉善延福寺等处的木刻印刷所。北京白塔寺木刻印刷所在元朝时已经颇有名声。清康熙至乾隆年间所审校翻译的《甘珠尔》、《丹珠尔》经，都是在毕力衮达赖所主持的净住寺的木刻印刷所刻版印刷的。出版后，乾隆皇帝特谕蒙古札萨克王公及各寺院，集资遣人订购《甘珠尔》、《丹珠尔》经卷。呼和浩特土默特学者噶喇桑所著《蒙古语法详解》等书，均木刻印刷于北京嵩祝寺。察罕乌喇庙、多伦诺尔庙、瑞应寺是内蒙古的主要木刻印刷中心。《宗喀巴传》、《宝库苏布喜地》、《养生滴》等书，都是在察哈尔格布希主持的察罕乌喇庙木刻印刷出版的。鄂尔多斯托辉召庙的喇嘛罗布桑宁达格是有名的文学家。他用藏文写的三卷本著作，曾在大库伦木刻印刷过。阿拉善喇哈冉巴阿克旺丹达尔用藏文写的著作，在塔尔寺木刻印刷出版，至今仍保存下来。青海塔尔寺木刻印刷所，也是比较大的木刻印刷中心。
二、历史编撰学
清代，随着蒙古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们用蒙、汉、藏文撰写的著作记载并反映了历代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的兴衰和沿革，成为后人研究蒙古史的宝贵遗产。
《黄金史纲》(作者不详)是一部蒙古编年史，成书于察哈尔林丹汗时期。书中记载了元朝以及元以后蒙古诸部的活动情况。喀尔喀图巴所著《大黄册》，成书于17世纪中叶。作者用较多的篇幅记述了蒙古诸汗及喀尔喀格列森扎珲台吉后裔事宜，为学界提供了饶有兴趣的资料。鄂尔多斯乌审旗人萨囊彻辰所编撰的《蒙古源流》(1662年写成)，在清代所撰的有关蒙古的史书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作者利用丰富而可靠的史料记述了元廷北迁之后蒙古诸部的演变与发展史，其内容之丰富，为其他蒙古相关历史著作所不能相比。继《蒙古源流》之后问世的《阿萨拉克齐史》，是喀尔喀人占巴所著(1667年)。该书类似《大黄册》，侧重记载了喀尔喀谱系及佛教传入喀尔喀的历史。罗卜藏丹津主编的《黄金史》，成书于17世纪下半叶。该书中保留了《蒙古秘史》原文的三分之二，可为研究《蒙古秘史》的补充。京师唐古特学总督，一等台吉衮布扎布所著《恒河之流》，写成于1725年。书中着重记述了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各部王公世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意宝树》成书于1748年。作者伊什班觉为青海巴图特部人，是闻名遐迩的博学多才的喇嘛学者。作者在书中记述了印度佛教的兴起、印藏关系、藏蒙关系及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等史实，为中外研究者所推崇。《金轮千辐》是学识渊博的塔哈冉巴顾实所撰(1739年)。该书为后人提供了大元朝灭亡后蒙古各部之间关系的珍贵资料。巴林旗协理台吉喇希彭斯克的《水晶珠》成书于1775年。作者比较详细地撰写了元朝的历史，在清代学者之中，并不多见。乌喇特中旗扎布扎木巴金巴道尔吉喇嘛所著《水晶鉴》为蒙古史的主要文献之一，成书于19世纪中叶。书中叙述了有关佛教及蒙古诸汗的兴衰缘故，对于研究清代蒙古史很有价值。
这一时期的一些高僧传记，对研究蒙古佛教史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资料。净住寺达喇嘛毕力衮达赖(希日布扎木苏)撰写的《内济陀音传》(1739年)，达磨三谟陀罗所著《内济陀音二世传》，班禅巴勒登业喜的《章嘉呼图克图传》(指一世章嘉阿旺却音敦)，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二世章嘉)，达尔罕堪布罗卜藏普凌米纳木吉拉的《章嘉伊西丹必扎拉申传》(三世章嘉)，咱雅班第达罗桑丹津丕勒的《一世哲卜尊丹巴罗桑丹必坚赞传》，凯多堪布阿旺卡珠的《四世哲卜尊丹巴罗桑土丹旺楚克传》，盆尊卡斯的《锡勒图、固什、绰尔济传》，卫拉特喇德纳巴达拉的《咱雅班第达传》，察哈尔格布希罗卜藏楚勒图木的《宗喀巴传》，罗卜藏楚勒图木的徒弟罗布桑萨木吐布尼玛所著《罗卜藏楚勒图木传》，大库伦扎布扎木巴阿克旺道布敦的《温都尔格根扎纳巴扎尔传》等传记，记载了内蒙古、喀尔喀和卫拉特地区高僧的生平及宗教活动的具体情况，是研究清代蒙古藏传佛教的难得史料。
此外，还有协理台吉噶尔丹所著《宝贝念珠》，罗米的《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蒙古进士和瑛著有《续水经》(涉及历史地理)、《西藏赋》、《藩疆揽要》、《回疆通志》等书。松筠为蒙古正蓝旗人，任过工部、户部、吏部、礼部、兵部尚书及伊犁和广州将军，著有《西招图略》、《西陲总统事略》、《绥服纪略图诗》等书。1836年(道光十六年)的进士、蒙古正蓝旗人盛元著有《营防小志》。椿园著有《京口八旗志》。
卫拉特的学者们也著有有关四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史书。当时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噶班沙拉布的《四卫拉特史》、巴图尔乌巴什土缅的《四卫拉特史》、无名氏《四卫拉特史略》、《准噶尔史概要》、《和鄂尔勒克史略》、《土尔扈特汗传略》以及喇德纳巴达拉的《咱雅班第达传》等史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15世纪至 18世纪的卫拉特历史，为蒙古史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