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论文】草原歌词问题之我见

内蒙古的草原歌曲曾经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在中国文化艺术的百花园里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蒙古音乐隐于草原，可谓是天人之间的对话，蕴含着撼人心灵的魅力，从那些古朴厚重的民间歌曲，直到后来的原创草原歌曲，都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下而光彩夺目，卓尔不群。

早在建国初期，涌现出的《娜布其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以及后来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歌曲均称为那个时代广为传唱，至今仍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经典之作。

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的词作家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涌现出一批批脍炙人口、感人至深的歌词佳作。其中，以克明为代表的许多作品，历经时代的考验，已经成为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经典之作。如《往日时光》《这片草原》等作品，不仅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而且感情充沛，思想深邃，直抵心灵。

席慕蓉是台湾著名的蒙古族诗人，也是在华语世界里杰出的作家学者。然而，她在不懂歌词的情况下，经专家指点、修改后，写出了广为传唱的歌词《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词的成功之处，我觉得首先是席慕蓉具备了成功的先决条件，比如下面我要谈到的文化的准备、写作技巧以及情感的真诚，等等。

我们不难看出，只有那些走心的作品才能触动人们的心灵，才能感染所有受众。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草原歌词的普遍性问题，只有敢于揭开自己的伤疤才有利于草原歌词创作的健康发展。接下来，我将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以四个问题的方式一一列举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个人认为，歌词是创作中难度较高的艺术门类，它既具备诗歌的抒情特征，又要考虑到受限于音乐的歌唱特性。由于它结构上、节奏上要受音乐的制约，在韵律上要照顾演唱的方便，在遣词炼字上要考虑听觉艺术的特点，因而，被称为“音乐文学”所含种类之一。

歌词易懂不易写。

由于歌词的精短，不注重诗歌般阅读的文字属性，更趋于大众的口语化语言属性，使得很多人误以为它是一种信手拈来的东西，随手写上几句就可以作为歌词谱曲了。这样，往往忽略了歌词的本质。其实，作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歌词，有着自身难以替代的属性。鲁迅先生在《致窦隐夫》中早就说过“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这话指的是新诗在押韵的时候，不是要求得特别严格。

首先，歌词属于韵文的一种，押韵能体现歌词自身的语言美，所以写歌词需要押韵。那么，如果作者不懂得语言文学中的韵律常识，恐怕就难以创作出朗朗上口的句子。歌词的终极表现形式是听觉语言，如果不掌握这样的规律，同样会违背歌词的法则，甚至弄出笑话。我就曾经在一首歌词中看到“草碧天朗”的句子，让人啼笑皆非。

歌词创作，是横跨文学和音乐两种艺术形式的交叉领域，它要求歌词的创作者既要具备文学知识，又要对音乐创作的基本规律有所了解，比如曲式、结构、声部，等等，要有最起码的句式和段式。除此之外，歌词写作与其它文学类型的写作一样都需要有足够的文化准备。这种文化准备包括语言文学的基础和写作技巧之外，还需要相关的民族文化常识的积累和了解。你了解的越深刻，其作品的内涵也往往越深刻。

近年来，很多人都误以为歌词好写，于是几乎全民写歌词，甚至很多领导以及部分成功的商人，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挤进了歌词作家的行列。

我曾经在一个歌词的微信群里，看到一位南方的作者写道“我站在敖包上眺望……”。我们知道，敖包是蒙古民族的圣物，没有祭祀的时候特别忌讳平时接近敖包，更不要说登上敖包了。我们纵观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没有一个不是对本土文化有着深厚了解的。

在我的写作中，我深有体会。2017年，我应邀参加鄂伦春自治旗的歌曲创作笔会。在深入猎民乡时，我再一次见到了三十年前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玛鲁”。玛鲁（Maru），是鄂伦春人世代信奉的家庭保护神，悬挂于仙人柱（鄂伦春人用木杆搭建起来的简易住所）入口对面的神位，用木片刻成，看起来古朴神秘。多年前一直有心去写，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角度，唯恐冒犯神明。笔会结束后，玛鲁的形象一直萦绕于脑海里。后来终于一气呵成一首新作《鄂伦春人与玛鲁》，全词如下：

兴安岭的密林深处，

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一匹猎马一杆枪，

他们居住的地方叫仙人柱。

仙人柱的春秋寒暑，

养育着生生不息的民族，

一堆篝火一碗酒，

他们敬奉的神仙是玛鲁。

纳耶纳也，

鄂伦春人在岁月里走了很多的路，

从来没有走出玛鲁慈悲的守护。

玛鲁住在每个人的心里，

一天天看着鄂伦春人的幸福。

对于地域文化创作，不同的作者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最终都无法脱离对地域文化的依恋，如果没有足够的民族文化积累恐怕难以表现得如此深刻。这首歌词是第一次把玛鲁的形象运用到歌词中，也是我尝试用最精短的语言来深度表现民族文化内涵的一次探索，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赞誉。

十年前，曾经有一位词友对我忧心忡忡地说，草原歌词大都流于“颂”的层面，停滞在对草原表象的描摹，而缺少对于人文的观照。有人曾经提出，歌词作品的艺术标准：真、新、深，即反映现实、表现时代以求真；感觉新鲜、形象独创以求新；弄懂哲学、活得明白以求深。这里所谓的“深”即是对人性深度的开掘。歌词作者要学习哲学，反思现实人生，引发受众做哲理思考，“深”就是要观察历史，学习人文，表现时代情绪。

歌词主题的深刻性，是作者对生活深刻认识的直接反映，也是对题材严格筛选和深入挖掘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到，一首优秀的歌词，其主题的深刻性往往以一个好的立意来体现。所谓的“意刚而文胜”，意高应是一首主题明确、蕴寓丰厚、脉络清晰、言筒意赅的上乘之作的前提。毋庸置疑，草原歌词所表现的核心主题都离不开我们身边的草原。

然而，如何深入它的灵魂深处，这不仅仅需要作者的文学功力，更需要他对于这片土地的深刻理解。时下，歌颂草原的歌词可谓千仓万箱，形形色色。但是在我第一次看到克明先生创作的《这片草原》时，立刻被歌词的高远立意以及独特的表达所折服：

天鹅梳妆在达赉湖的岸边，

孛儿帖出生在呼伦贝尔草原，

烈马跨过克鲁伦河，

成吉思汗迎亲在这片草原。

牧歌回荡在兴安岭的云端，

蓝天下升腾着蒙古包的炊烟，

心中神圣的宝格达山，

保佑着牧人，保佑着草原。

阳光流淌，

千年的祝愿。

遥望天上人间，

就在这片草原。

这首歌词从茫茫大草原特殊的视角，给我们翻开了一幅壮美的画卷，不仅展示了草原的纯美个性和自然风光，更有深意地挖掘出了草原文化悠久历史的丰厚底蕴。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歌词的生命同样如此。

纵观近期草原歌词，我们会时常发现创作题材的相似,甚至歌名也完全类似。这就构成了一种题材的趋同、歌名的雷同、创作的模式化倾向。我以为,这无疑是一种艺术创作题材的“撞车”,是目前草原歌词创作中的一种时髦的弊病，是模仿与雷同的结果，需引起创作者重视和予以纠正。 

其实，关于创作的雷同一直是一个“见怪不怪”的老话题。

提炼新的思想内涵，拓展新的艺术天地。所谓“新”就是不要与别人雷同，不要人云亦云，未得新意不下笔，应该跳出巢臼，独辟蹊径。这就非常需要想象功夫，立意要脱俗，就要抓住形象特征性的细节，做出神化入的想象。有想象，才有诗意，才有虚境，才会传神，才会新鲜。

正如洪源先生所说：“我们认为一个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应该更新鲜些。这个‘新’很重要，它是指在同一个事物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比如发现其独特的个性与这个个性独特表现的形式 ；发现事物中可以触发艺术联想的素质；发现事物独具的美与存在的方式等等。”

在一般情况下，表现政治题材的歌词都不容易去写，稍有不慎就会流于图解式的口号堆砌。因此，我们很少能看到在政治题材上有创新和突破的作品。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七十周年的晚会上，我欣喜地看到了歌词作家林岩先生的一首《草原儿女心向党》的歌词：

有天窗的毡房亮亮堂堂，  

有目标的走马稳稳当当。

初生的太阳照耀着方向，

跟着曙光走草原就有希望。 

牧人的心胸坦坦荡荡，  

共产党的恩情永远不忘。

不落的太阳照耀着前方，

跟着阳光走我们就有希望。

一碗奶茶温心房，

一首赞歌诉衷肠，

草原儿女心向党，  

守望在辽阔的大地上。

这首歌词以蒙古谚语的表达方式起句，形象鲜活，言简意赅，把一首看似抽象的题材写得入滋入味，生动活泼。

歌词是情感的艺术，歌词写作是一件真诚的事。

正如法国著名作家纪德所说的那样：“写作最难做到的是真诚。”只有当一个人真诚地面对生活，直视着自己的内心时，他写出的东西才能引起他人的共鸣，才能打动他人的心。虚头巴脑的所谓“创作”是最要不得的，也不会被人喜爱。

纪德又说：“词永远不能先于思想。或者说，词永远应该是表达思想所必需的；词必须是非用不可的，无法取代的；句子，整个作品也应该如此。”这是他对所谓真诚写作的诠释。思想永远是第一位的，词语是第二位的。如果文字之美成为目的，那么文字就会变成雕虫小技。只有为了表达某种思想的文字才是生动活泼的；只有真诚的表达冲动才能找到恰当的词语。

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草原歌词，在作者自己都没有任何感动的情况下，大肆地抒情，让人莫名其妙。没有真情实感，就容易强做激动状。可能自己也感到假，唯恐气势不够，表达无力，于是弥补。为了弥补，就会犯第二个错：说大话。话说大了，其结果又会导致第三个错：空。无论是假，还是大，或者是空，都是背离了歌词创作对应于真诚的准则，无法从情感上打动受众。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这样的歌词作品时常会在各种媒体上见到或听到。

以上列举的几个本人认为制约草原歌词发展的普遍性问题，纯属一己之见，如有谬误，请各位海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