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民国年间,蒙古地区的蒙旗学校教育又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即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法令。当时孙中山还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孙中山全集》卷2)的"五族共和"思想,在政治上宣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这都有力地促进了边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政府相继设立了"蒙藏事务局"和"蒙藏院",由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亲王贡桑诺尔布任总裁。自此使蒙古各旗和青海、西藏地区的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教育部在实施新的教育法令中,逐渐使蒙藏教育走上了正规轨道。
1912年11月,蒙藏事务局呈报大总统,"请将前清所设景山、宗室、觉罗三学,及理藩部所设之蒙古学堂归并改设蒙藏学校"(《教育杂志》卷4第10期《记事》)。1913年,这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子弟的"蒙藏学校"正式诞生。校址坐落在北京西单小石虎胡同。当时,政府为了鼓励蒙、藏同胞的子弟入学,规定学生在衣、食、住方面都享有优厚待遇。
1912年,教育部将前殖民学堂及满蒙文高等学堂,改为北京筹边高等学堂,专门培养发展边疆教育和治理开发边疆的人才。同年,青海设宁海镇守使后,则把青海蒙古学堂改为宁海蒙番学校,规定"不论汉、回、蒙、番(藏)子弟,皆可入学"(《新亚细亚月刊》第5卷第4期)。这所蒙藏学校把学习藏文作为必修课程,入学者以西宁附近垦牧兼营的藏族学生为多,蒙藏学生"乃感生活不惯,皆多半途而废"。至1919年(民国八年),该校逐渐扩充为蒙番师范学校,转向培养蒙、藏师资为主的学校。1925年,热心边事学者朱锦屏先生出任蒙藏师范学校校长,添设中学生班,开教育、垦殖二科,以造就实用人才;并请示地方当局,令青海蒙古族王公选送学生入学,于是入学蒙古族学生有50余名。次年,除招收师范本科学生一班外,并把这所蒙番师范学校改为青海筹边学校。1928年青海建省后,又改筹边学校为青海第一中学。至1930年,青海省先后设立了6所中学学校,都兼收蒙、藏、汉、回各族学生入学。由此使青海蒙藏民族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民国初年,内蒙古各盟的蒙旗学校教育,随着"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和内蒙古行政区域的变化,促使蒙旗文化学校教育得到了相应的发展。1913年(民国二年),经北洋政府蒙藏事务局批准,将清代咸安宫三学及理藩部蒙古学校合并为蒙藏专门学校,成为民国后第一所专门招收蒙古族学生的国立官费学校。1915年(民国四年),土默特高等学堂改为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招收有近200名蒙古族青少年学生接受新式教育。同年,蒙古族学者克兴额在西扎哈齐创办了科尔沁左翼前旗公立蒙汉两级小学校;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公署总管乐永清,在经棚创办了翠英小学校,招收全旗蒙古族儿童入学,用蒙古语授课。到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各盟旗均建立了小学或中学。
民国时期蒙古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标志着近代蒙古族学校教育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各蒙旗寺院的宗教教育和旧式的封建官衙教育,给蒙古族平民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蒙古族社会出现了一批具有新思想和新文化的知识分子。
1919年以后,尽管军阀争夺,社会动荡,日伪统治,蒙古族的近代教育事业仍有持续的发展。1920年,察哈尔镶白、正黄两旗的小学改建为高等小学。1926年,乌拉特三旗在包头创办了三公旗公立两级小学,使这些偏远地区的蒙古族子弟也有了接受近代新式教育的机会。1926年,归化城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改建为中学。1927年,青海西宁的宁海蒙番小学扩建为青海筹边学校,并添设中学,成为当时青海地区蒙藏教育的最高学府。 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北方之后,为强化军政统治,加快蒙古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对蒙古族的教育事业颇为重视。不仅多次饬令各盟旗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普遍设立小学,还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资助蒙古及藏族学生到内地求学的规章。至抗战爆发前,除锡林郭勒盟等少数边远纯牧区外,内蒙古各蒙旗已普遍兴办了新式小学校。在教育较为发达的卓索图盟和哲里木盟,1931年时仅喀喇沁左旗即有公立小学28所,科左中旗有小学16所(内有高小2所)。此外,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在继续开办北平蒙藏学校的同时,还陆继兴办了主要招收培养蒙古等边疆民族子弟的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和包头、西宁分校,中央大学蒙藏班;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沈阳东北蒙旗师范学校,黑龙江蒙旗师范学校,青海蒙藏初级中学等。其中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1929年7月创办),由郭道甫倡办并出任校长,张学良任董事长并出席开学典礼,教员多为国内名牌大学或有关专科毕业,学生来源几遍及内蒙古东部各盟部旗。蒙古族教师中包括克兴额(科左前旗人)、王宗洛等知名人士,公认的最优秀学生是哈丰阿(时名滕续文)。在郭道甫主持下,该校不仅开设讲授全套新式课程和蒙语文,郭道甫还指定学生阅读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及介绍苏联革命的革命书籍(仁钦莫德格《沈阳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第二十三辑,内蒙古政协文史委,1986年),使该校一时成为蒙古族接受进步思想文化的摇篮。
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政府和绥远省当局为适应战时政治和军事需要,仍较重视边疆民族教育。1939年以后,绥远省政府催令未沦陷区蒙旗原有各校复学,并于伊盟各旗和阿拉善、额济纳旗各设(国立)边疆小学一所,还设立了国立伊盟中学。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和察绥地区之后,为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普遍推行了民族学校教育。加上一些致力于保存民族文化的蒙古族上层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努力,沦陷区蒙古族教育事业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普通教育方面,伪满地区至1941年底,已有蒙古族国民学校(普通小学)201所,在校生23742人;国民优级学校(高小)54所,在校生4206人;国民高等学校(中学)10所,在校生1475人。伪蒙疆地区1942年末统计,公私立蒙古族初等学校(小学)105所,在校生6513人;中学则有厚和蒙古中学、兴蒙中学,察哈尔、锡林郭勒、巴彦塔拉亦均设有盟立兴蒙中学。师范、职业和专门教育方面,王爷庙还设有兴安学院、兴安医学院、兴安军官学校;伪蒙疆地区先后兴办了蒙古学院(厚和豪特,后改为蒙古中学)、兴蒙学院(张家口)、察哈尔盟立师范学校(张北),及蒙古军军官学校(厚和豪特)和幼年学校(苏尼特右旗)等。
日伪统治时期的各类学校,普遍推行奴化教育,将日语列为首要语文课程,使用充斥着崇日、亲日思想内容的统编教材,中等以上院校多由日本人主持或实掌校政。师生每日出操,均须向日本国旗和伪满或伪蒙旗帜敬礼,"遥拜"日本天皇。尽管如此,各种近代文化知识的传授,仍使蒙古族的社会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往往"事与愿违",由于日本的法西斯统治和压迫,反而激起了许多蒙古族师生抵日、仇日,拯救和振兴本民族,寻求民主解放的强烈意识。
致力于领导蒙古族革命和解放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延安先后创办了陕北公学民族部和民族学院,招收培养蒙古等少数民族革命干部。这些院校除开设一般文化知识(自然、历史、地理等)课程之外,还重点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等政治课,并且开设了蒙语文课,蒙语文教师有包彦(包正言)、王铎等(参阅甘旭岚《抗战时期延安民族学院的创立及其变迁》)。
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战争和革命斗争环境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展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的同时,还先后主持创办了内蒙古军政学院、自治学院、东蒙军政干部学校等。内蒙古军政学院除讲授各种政治理论和时事课程之外,还开设讲授了蒙古民族社会常识、蒙古革命运动史等课程。1947年9月,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又在乌兰浩特创办了内蒙古军政大学,乌兰夫兼任校长。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区局势的稳定,内蒙古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也普遍得到恢复和发展。据1949年统计,全区小学比1946年增加了289.7%,中学增加了72.7%,学生总数增加了150%,蒙古族子弟入学率随之大为提高(郝维民主编《内蒙古革命史》第490、570、597等页;《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5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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