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进入蒙古草原后,不仅影响了蒙古民族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渗透到蒙古游牧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蒙古族家具装饰图形上得以具体呈现出来,促进蒙古族风格家具装饰发展,传承民族文化艺术方面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分析蒙古族家具中出现的若干藏传佛教图案纹样,对于藏传佛教艺术以怎样的形式影响到蒙古族牧人的日常生活,会有更加直观、形象的认识。
13世纪中叶,随着元朝的进一步扩张,蒙古族与藏族的交往日益增多,佛教与藏文化结合而形成的藏传佛教文化,逐渐渗透到辽阔的蒙古草原地区。至16世纪后期,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在蒙古草原上的二次传入发展迅速,其影响范围,从蒙古王公贵族直到草原上普通牧人的毡包中,几乎无处不在。经过多年的浸染熏陶,以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宗教文化,最终在蒙古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十分显耀的位置。藏传佛教的传入,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蒙古族的宗教信仰(早先的蒙古人信奉萨满教),于蒙古社会的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风气无不浸润着佛教的影响,同时渗透到蒙古游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对于蒙古族物质文化的影响。蒙古族家具上的装饰图案,同样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
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其游牧经济文化模式的特点尤为突出,牧人们是随着季节的变化来选择草场,迁徙与流动是游牧文化的常规模式。因此,这种居无定所的生产生活方式,直接限制了蒙古族牧人常用家具的形体与数量,即蒙古族家具笨重硕大的不多,而轻巧灵便的居多。在数量上,便捷实用的较多,摆设装饰的不多。也许,正是这种少而实用的生产生活方式,才使得蒙古族牧人,对于自己为数不多的家居,颇为上心的修饰装潢,体现他们对于生活的信心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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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蒙古族家具的样式,多与契丹人和女真人家具形制相同,而亦有宋代家具的些许特点。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的发展与创新,形成了鲜明浓郁的草原风格特色。所用材料,多为桦木和榆木,造型完美,坚固实用,重在突出木质材料的自然纹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蒙古族普通牧人的家具种类,有床、榻、条案、桌、橱、椅、凳、箱、桶、匣、柜、架、台、盘、碗袋等,但元朝建立后,特别是随着中原地区农业文化对北方草原的渗入,半农办牧的经济文化模式及若干蒙古族王公大臣、寺庙僧众及城镇富商群体的形成,桌案、床榻、柜架、板箱、摆件等奢华的家具也进入了蒙古人的生活中,过去那种坚挺有力、浑然天成的风格,逐渐被款型考究(如对明式家具造型的模仿)、用料精美(如花梨木、红木、紫檀等材质的使用)、工艺精湛(镶嵌、深浅雕、转叠掖工艺的运用)、装饰华丽(几何、宗教纹样的加入)的风格替代。这其中,装饰纹样的变化是一个突出特点,而装饰纹样中,藏传佛教文化因素的出现,使得蒙古族家具之装饰纹样呈现出别具特色的风格特点。
蒙古族家具的装饰技法,讲究天然、环保,装饰纹样有动植物、自然物、抽象几何纹样和宗教纹样,其中宗教纹样,以其种类繁多、寓意深刻,成为众多研究者不断探讨,反复探微的话题。
在传统的蒙古族家具中,从造型及装饰纹样都充分体现了藏传佛教对蒙古民族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中的影响极为深远。蒙古民族由于信奉藏传佛教人数众多,在家具装饰图案中也运用并融合藏传佛教的内容。在传统蒙古族家具装饰中,经常在生活中所出现的藏传佛教图案与装饰,例如:“八瑞相”、“五妙欲”、“八瑞物”、“转轮王七珍”、“法轮”等,这些图案造型也经常在蒙古族家具中以装饰纹样的形象出现。随着时间的流失,蒙古族家具装饰图案中藏传佛教纹样的本意或许已在逐渐淡化,但这些因单纯的形式美而深深积淀在蒙古族牧人心中的审美意识,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固定下来,它们与蒙古民族游牧生活中的若干图案相融合,形成了绵延至今的蒙古民族特有的家具图案装饰及风格。
蒙古族家具装饰中常以彩绘和雕刻这两种手法出现,彩绘与雕刻相比较,彩绘家具更多一些。彩绘在蒙古族家具装饰中大多表现为家具表面涂漆,在铺完漆面的基础上进行彩绘装饰,同时在家具的某一面或家具的四个面甚至五面进行绘制。其家具的彩绘效果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蒙古族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家具的造型及装饰图案主要以动物、植物纹样为主,其中以狮、虎、鹿、象、迦陵频伽鸟,甚至羚羊等藏传佛教文化中经常出现的动物纹样,多为蒙古族家具装饰时采用。比如狮子纹样的使用,在蒙古族家具装饰图案中就经常出现。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流传,同时带来了蒙古民族对于狮子的崇拜。在藏传佛教中,狮子被视为高贵的象征,通常人们用来驱邪险恶。“自古印度阿育王时代就成为了佛教早期的象征和标志图案,一直延续到了中亚、西域以及我国中原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当中,颇受广大信众的喜爱。藏传佛教中的狮子装饰也分别由公元7世纪的尼泊尔、印度和西域传入,其后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寺院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重要装饰图案之一。”狮子的造型经常出现在大型佛像佛座底部,作为佛的守护瑞兽。在蒙古族家具装饰纹样中,蒙古人将狮子的形象或狮子的纹样绘制在橱柜、木箱等家具装饰上,并作为一种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装饰,在蒙古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寓意深刻。蒙古族家具中通常呈现的狮子造型样式,多表现得自然、活跃、流畅为主,与此同时狮子纹样通常也与其它装饰纹样组合成新形装饰图案组并加以使用。
龙的造型也是蒙古族家具中经常使用的纹样。在中国文化中龙是高贵的象征,龙在藏族文化中也无处不在,史载公元1076年,为纪念阿底峡大师圆寂22周年,全藏区举行了一次规模宏大的佛教盛会,因为这一年是藏历的火龙年,因此这次盛会也被史学界称之为“火龙年大法会”,可见龙在藏族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自然,藏传佛教装饰图案纹样中亦少不了龙的形象,因此,深受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的蒙古族,龙行草原,也在情理之中。它出现在蒙古族家具图案中,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龙的图案的使用在蒙古族家具装饰纹样中多以王公、贵族、僧侣为多,而以普通百姓为主要的生活家具中带有龙的装饰图案器具尤为甚少。在佛教文化中,龙是东方和中央白色神太阳如来的坐骑。大日如来的龙座可能源自中国皇帝的龙座。天蓝色或绿松石色的龙是众多佛教护法神,水神或风暴神及护宝神的坐骑。作为护宝神,汉藏的龙可能与印度的龙众关系密切。在藏传佛教中,群龙腾升始终是最吉祥的吉兆。
夜明珠是龙并行出现的一个特殊标识,它在蒙古族家具的装饰纹样中,被绘制成包在烈焰中的红色或白色小球,龙的造型即是如此。中国人认为,夜明珠是在海龙王口中生成的,而在印度,人们认为,它们生成于太阳之灾。双龙常被画成二龙戏珠或相互追逐宝珠掠过天空。夜明珠可能源自“闪电珠”。叉形翦爆炸形成无数白色的小闪光体时就生成了夜明珠。我们将藏区寺庙壁画上的龙的造型与在蒙古族家具装饰纹样中龙的造型图案相比较,发现并无太大的变化,只是在蒙古族家具的装饰纹样中,龙的形态及盘旋方向,趋于上升的趋势,且绘制的精细更见功底。
最具有藏传佛教色彩的装饰纹样,莫过于佛教中的藏八宝,亦称“八瑞相”,即宝伞、金鱼、宝瓶、妙莲、右旋白螺、盘长(吉祥结)、胜利幢、法轮。这些藏传佛教最有代表性的标志性造型图案,在蒙古族家具的装饰纹样中也是常用的图案。只不过有时它们是集中在一起或八宝中的某几种同时出现在一套家具上,有时是作为单个的造型纹样,出现在家具的某个面上。
藏传佛教中这八种标志性符号,均表示象征吉祥、如意的寓意。在蒙古族家具装饰中出现这样的纹样,也预示着牧人的生活如意吉祥,牲畜繁育兴旺,草场风调雨顺,家人消灾免祸。
通过上述例证分析,我们对于蒙古族家具上藏传佛教纹饰的运用及藏传佛教对于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影响,得到下面几点启示。
首先,蒙古族家具装饰图案的色彩以对比强烈、鲜艳居多,但也有较柔和、对比较弱的装饰纹样。而采用藏传佛教艺术中的若干图案进行装饰,也符合蒙古族家具的色彩要求,巧合的是:蒙古族家具其余色彩的使用和配比,与这些具有藏传佛教因素的装饰纹样和图案,在色彩上居然十分相近,配置在一起,十分贴切,如大红、大绿、大白、大蓝、大黄、大黑,蒙古族与藏族大约均为高原游牧民族的缘故,对于色彩的审美态度有趋同性。除去在许多家具某些具体的面上绘制藏传佛教装饰纹的颜色外,就蒙古族家具所用颜色的整体观看,与藏族,特别是与藏传佛教艺术对色彩的选择似乎是有一致的地方,除去家具表面人工修饰的色彩外,突出木质材料本身的纹理特征,使其成为家具主色调中的“固有色”,也是蒙古族家具的色彩装饰效果,同时,也是藏传佛教造型艺术的特点之一。许多藏传佛教图案,除去主体用色,背景颜色几乎就是材质本身原有的肌理,并未着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深入探究,揭示其中的奥秘。
其次,纹样的搭配亦有趋同性,我们看到很多蒙古族家具,除去家具主要的几个面上绘制与藏传佛教相关联的纹样外,在家具的边角及边框上,使用最多的为云纹、回纹、卷草纹等,这一点,藏族人与蒙古族牧人的审美习俗有相同之处,从蒙古族家具装饰纹样的构图布局上不难发现,藏传佛教文化与蒙古族游牧文化相互之间密切的融合程度。这与蒙古族与藏族同为游牧民族关系密切,在蒙古族家具中,装饰牛鼻纹、普斯贺纹、盘肠纹、卷草纹、回纹等,是普遍现象,同理,这些装饰纹样,在藏传佛教的不少工艺品如唐卡、堆绣上,也能找到。
再次,蒙古族家具的装饰纹样,有图案化的趋向,许多装饰纹样、构图、色彩等,都有规定,纹样的绘制上,相应的构图元素不能缺少,否者寓意所指就不明确,不符合规范。藏传佛教作为佛教众多派别之一,在器物造型、纹样使用、色彩搭配上,也有自己的仪轨,同时,经过长年的艺术实践,形成了己的规范模式,因此,导致造型纹样的图案化结果,并不稀奇。蒙古草原自藏传佛教传入后,寺院的建立,入庙当喇嘛的年轻人有增无减,整个草原的社会风气是崇佛敬佛,许多寺院的壁画绘制、藏传佛教法器的制作,本身就是由藏区来的喇嘛完成的,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自然会覆盖蒙古族家具及器物的纹样装饰,一些固定的如“藏八宝”之类的图案,也自然成为蒙古族家具制作的首选图案。而且,经过草原上的木匠师傅代代相传,图案化是必然导致的一种艺术现象,这种图案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培养滋润了蒙古人的审美习俗,最终成为蒙古牧人精神文化的象征性符号之一。可以说,这种造型艺术图案化的状况,对稳固一个民族的审美取向,起到了不断深化、不断巩固的作用。
最后,进入现代化社会,把传统的家具艺术与现代化材料和工艺相结合,并创新设计,与现代化家庭及公共空间完美适合已迫在眉睫。是一场致力于民族文化发展前沿人士肩上的革命使命!
总之,任何一种造型艺术形式,包括蒙古族家具的装饰纹样,都是现实生活和社会心理外化的一种直观的、形象的表达,藏传佛教因素对于蒙古社会生活的影响反映在草原游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蒙古族家具的影响只是其中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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