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陈旗故事 《巴镇古墓疑云》

     这个山头叫哈日道布，巴镇附近的三个“道布”之一，位置在旗石油公司油库东侧，从西面看黑压压的一个山包，是镇里指定的取土场。过去巴镇居民盖砖房，都要用黄黏土，这里的黄黏土层特别厚，挖到半截山头时棺椁就露出来了。墓葬位置在高4米多的刷齐的悬岸下地平线上，有挖土的群众当初将棺椁内的1件陶罐拿回家了，后来又主动交回。

     因为在镇区附近，在清理过程中，得到消息的群众去参观的人多，人多手杂，有一个群众喝多了到挖掘现场趁工作人员不注意将银壶和银碗从棺内擅自取出导致氧化掉半截无法修复了。这些出土文物的提取都有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否则有一些文物，特别是有机物会见风迅速化为灰烬，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为更准确还原清理现场情况，以下墓葬描述部分引用原文：M1为土坑墓，墓坑的东、北两侧的坑壁大部分遭到破坏，仅西、南侧保存基本完好。坑南壁墓底距地表高度为4米。最上层为黑褐色腐殖土，中层为黄沙土，下层为黄黏土。墓底挖在黄黏土层中，形状为近似椭圆形。墓坑底部平铺一层河卵石，最厚处为10厘米。墓底最长为326厘米，最宽处225厘米。

     M1有内、外两层棺椁。外椁有椁框和盖板，无底。长方形，前宽后窄，前高后低，为樟子松方木叠压咬扣筑成。在樟子松方木两端各锯出深约4~5厘米的凹槽，逐层相互叠压咬扣，垒成方框。棺框外四个角上各有7~10厘米长的方木，其构筑方法与近代奇乾鄂温克人的木刻楞房屋建筑相同。盖为樟子松方木直接横铺在椁框上，部分椁盖横木上发现有近似苇席的编织痕迹。椁长313厘米，前宽192厘米，后宽169厘米，前高86厘米，后高70厘米，椁木厚10~16厘米。

     内棺为长方形，前宽后窄，前高后低。长214厘米，前宽90厘米，后宽75厘米，前高约65厘米，后高56厘米。内棺的四个角各立一根方形立柱，四边的棺板厚约4厘米，均为两块板，其间以暗卯榫对接而成，其两端各有卯榫与四个角柱方木的卯眼相接，组成棺框。两侧板底部各有五个对称的横向卯眼，横穿五根宽4~5厘米、厚2-3厘米的横带，横带间距35~45厘米不等，横带上纵向铺满柳条，为棺底。棺盖亦为樟子松木板，二块纵向拼接。在棺框和棺盖木板拼接处的外侧发现有锈蚀铁片的残片，可能与拼接木板有关。整个木棺腐朽严重，棺板大多数已残断。

     墓主为成年男性，身长约1.7米，仰身直肢，头向75度。其下肢骨腐烂严重，头骨及上半身的骨骼保存基本完好，眼眶内发现有纺织物。墓主周身均发现很厚的纺织品，因腐烂严重均损坏。头部及肩以下发现有大量的类似荞麦的皮壳，其中夹杂有零星的纺织品，可能是枕头之类的随葬品。颈部有铜饰并发现残存的死者头发。随葬器物多在头部右侧、腰部及上身左侧。墓中惟一的一件陶器随葬在内棺与外椁之间的夹空中，保护完好。头骨的右侧前发现铜镜1枚、银器2件、金饰2件。  

     腰部有两条带，一条排满金银带饰的腰带，皮质腰带已腐烂；另一条仅见带扣和䤩尾。左侧胯下有一把腰刀，皮制弓囊和皮制箭袋迭压一起摆放在人骨架的左侧，囊中分别装有木质弓和箭杆、铁镞等遗物。墓主身上的衣服很厚，多为素面，仅外衣有较繁密的花纹；较厚的可能为棉麻制品，较薄的为丝织物。当中夹有毛棉之物，可能为御寒之棉衣，因腐烂严重已无法区分衣物品种、形状及特征。

    M2位于M1以西约9米处，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土坑，长230厘米，宽88厘米，木棺为长方形。棺框四角各有一约9厘米见方的木角柱，以暗卯榫形式与四周棺板相连接。棺底横向均匀分布三根扁方木条，木条上纵向铺满柳条。棺盖为4厘米厚的木板，其上亦有横向柳条痕迹。柳条下发现白灰颗粒。木棺通长178厘米，宽70厘米，高40厘米。墓主为一青年女性，身长1.5米，仰身，头向53度。头骨歪在右肩上，右侧小臂搭在腹上部，左侧小腿骨搭在右侧小腿上。身穿的衣服和头部包裹的纺织品已腐烂。随葬器物极少，左肩上方置一陶壶，下颌骨右侧发现一铜耳坠，左肩旁置一羊肩胛骨，左臂旁置一木制的圆锥状饰件。

      M3位于M2南2.3米处，墓坑及木棺的形制与M2相同。但棺盖有三层，上层为二块纵向樟子松板皮；中层为一樟子松木板和一根方木；下层是一块厚约4厘米的樟子松木板，因中部有裂缝，在裂缝的两侧分别钻有两对圆孔，以皮条相连加固。棺盖保存完好，但两侧棺板的中部已被挤压的向内弯曲呈弧状。南侧棺板上缘发现为加固劈裂木板而钻透的四组两两相对的圆孔。两侧棺板的外围发现芦苇的捆把。棺底均匀分布四根扁方木条，纵向铺满柳条，柳条下发现白灰颗粒。木棺长202厘米，前宽76厘米，前高51厘米，后宽73厘米，后高42厘米。墓主为老年女性，仰身直肢，头向80度。头骨偏向左侧，面部蒙罩一块方形对角折的纺织品，在脑后系成死结。身穿一件长约1.1米的斜领、窄袖长袍，腹部正中以布带系成活结，脚穿一双齐膝长筒皮靴，靴缘上有一周类似袜腰的纺织品，袜腰内为单层裤腿。右肩上方随葬一陶壶和一残破木碗，左肘上置一羊肩胛骨。

     其实早在1992年，原局长吴树海，工作人员杨海泉等就在这个岗下附近采集到石器、石叶8件、素面盘状石器1件、铁镞1件、素面夹砂灰陶片及古化石。

     这是我旗建旗以来经过考古发掘的最大的古墓葬，也是呼伦贝尔市最大的辽墓，其出土文物等级高、数量多、葬俗鲜明、年代明确。当初清理简报也认为该墓和浩特陶海古城相邻，可能和该城有关。从过去的西乌珠尔室韦墓葬到最近发现的岗噶墓葬、乌兰丘墓葬、东旗墓葬等同时期墓葬的出现，需要对巴镇辽墓重新认识和更大的范围去比对研究。

     鉴于当初的技术手段，无条件对其开展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年龄性别也只能根据牙齿、颅骨和骨盆状态初步判断。目前我们只能从标型学角度对相关遗留器物进行解读了。对于呼伦贝尔地区来讲，一直没有发现瓷窑，陶窑到是发现了几处，陶器是穿越古今没有断烧的最常见的生活用品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辽金元墓葬和遗址，陶器是断代的重要依据。我们从陶器上比对，发现陶海古城、岗噶墓地、乌兰丘、西乌珠尔墓地的轮制夹砂灰陶器在器型、工艺、材质、纹饰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特别是篦点纹、弘纹陶器均有出土，从乌兰丘独木棺、浩特陶海古城附近采集的青铜马鞍饰件和这个辽代古墓出土的金带扣龙纹均为辽代典型龙纹，乌兰丘室韦独木棺采集的铜镜和巴彦库仁镇辽墓出土的铜镜均为同时期产品。虽然个别采集物不能列为物证使用，但是为我们找到了研究方向，至少证明以上遗址在年代上有交叉。

     在我旗辽代之前的隋唐墓葬和之后的金元代墓葬目前没有发现，可以推测以上人群在同一历史时期存在过。

     在辽代，浩特陶海古城是一个具有军事管理职能的衙门，他们管理着辽王朝边境的室韦属民，这个群体在8-10世纪之间，在呼伦贝尔草原沿海拉尔河一带游牧。据记载：独木棺葬具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乞颜部独有的葬俗，我旗近年发现的完工岗噶、乌兰丘、西乌珠尔鬼坑等地墓葬发现的独木棺是早期类型，《蒙古秘史》记载的两男两女繁衍的后代从额尔古纳森林“化铁熔山”从海拉尔流域和额尔古纳河北岸的达不孙地区扩散，在斡难河、色楞格河边均留下了足迹。辗转两个世纪，其中一只队伍向肯特山方向迁徙，成为蒙古乞颜部的祖先。

     这只部族的一部分群体在陈巴尔虎旗海拉尔河两岸留下了大量墓葬遗址。中科院《蒙古族源国家项目》2012年立项研究，对呼和诺尔镇岗噶墓地进行考古挖掘后成果也已经公布，就是8-10世纪的蒙兀室韦人。在晚唐五代至北方的辽代期间在海拉尔河沿岸生活。

岗噶独木棺挖掘现场

     浩特陶海古城是呼伦贝尔地区最大的辽代古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75年考古调查时有专家认为浩特陶海古城就是辽代通化州古城。也有专家发表论文认为辽代通化州移防而从陈巴尔虎旗迁徙到塔子城驻防，辽代泰州的设置和建城经过见载于《辽史·地理志》：上京道“泰州德昌军节度，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塔子城古城即是辽代上京道东北统军司控扼西北地区的泰州故城，刻石所记的泰州即指该城而言，到了金代初期，该城改属金上京路管辖，仍称泰州，城内设有乌古廸烈统军司（后改东北路招讨司）。

     而这个墓主很可能是管理属地游牧部族的朝廷命官。在岗噶、乌兰丘、西乌珠尔遗址的这些蒙兀人都归他管辖。浩特陶海古城就是辽代呼伦贝尔地区的统治中心。

    这三座官墓埋藏深达4米左右，他的发现具有偶然性，契丹旧俗尚东，从坡的走向看，墓葬分金定位选在了贯穿巴彦库仁镇龙脉的龙头位置。三面环河的巴彦库仁镇只有这块地风水最好了。与记载的辽代贵族凿山为穴也大致相符。从地层关系上看这个山头其实是封土堆，可见该墓主的安葬动用了大量的人力。棺木下的地表地层附近有石器时代遗物，从棺木上的地层上看，原封土也没有那么高，后期堆积层较厚。

     辽代定都后契丹人的官葬和民葬显然不同，民间信奉萨满教，契丹早中期葬式为树葬加火葬，中后期为火葬加土葬 ，官葬则受到了中原的影响，墓穴分金定位要聚风纳气，凿山为穴。此棺内出土器物上的莲纹、宝相纹等佛教纹饰和龙纹饰、连珠纹等均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在阶级社会里这是难免的。至辽圣宗时期，除贵族外，契丹人还不使用棺材。因宋使章濒于天圣（1023—1032年）中死于辽境，无有棺材，“舆至范阳方就殓”，自此后，辽人才造数口棺材，“各使入境，则载以同行”（沈括《梦溪笔谈》）。

吐尔基山辽墓女主人复原相

     从已经挖掘的奈曼旗驸马墓、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辽墓等大型墓葬的规格来看，砖室墓、壁画、金银面具似乎就是皇室和王公贵族的标配。呼伦贝尔地区并没有发现砖室墓，壁画等也无从谈起，鸡冠壶皮囊壶等瓷器也不见。辽代呼伦贝尔也是边疆地区，只能就地取材，使用了附近的樟子松作为棺椁，棺床就使用了木板代替，底下只铺一层河卵石，女棺更是铺了柳条，苇子等材料。我们只能在腰带等随葬品上看出墓主的等级规格，这些服饰应是朝廷在其任上配发的。这些物品运输也不存在困难，也不是当地游牧民族的生产力所能制作的。

     墓主的带扣是纯金的，依此根据《辽史·仪卫志》记载的官服级别配饰规定对应推断此墓主级别在五品以上。死者腰左侧还佩戴一把碧玉柄短刀，只是和银丝编制的刀鞘粘在一起，至今没有拔出。白玉柄的佩刀当然等级最高，那是皇族王侯的，碧玉柄的为其次是贵族等级的。这个墓有弓箭、刀，但是马具并没有出现，应该是下葬后在墓上面焚烧了，近年我旗辽墓发现过很多车马具焚烧的遗物残片。

    从浩特陶海城池的规格看属于卫城，五品以上官员可能是这个古城最高长官了，辽代那时候的五品是实职，并没有晚清出现的捐官或高配现象，最低也是州一级的指挥官或相当今日的军分区主官。从葬俗看，仰身直肢、墓向、葬具和室韦人的葬俗均不符，墓主可能就是契丹人，因为他们都用织物蒙面，等级再高可能用金银面具和金属网衣了。

     但是这两位女性为何人？一个20岁左右，一个老年妇女，都是夫人？还是年轻的是殉葬的丫鬟，老的是夫人就不得而知了，俩女性墓葬有举行了某种祭祀仪式的痕迹。为什么她们要用这种仪式？而主墓没有这种痕迹？

     到了辽代，人殉制度死灰复燃，公元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死后，述律平甚至强迫100多位大臣殉葬，后来为了堵住大臣的嘴，把自己也干出了断臂殉葬的事儿。到了辽景宗时期，景宗的小妹妹延寿奴刚出嫁不久打猎时被公鹿给顶死了。契丹人有嫁亲舅舅的习俗，她嫁给了亲舅舅，尽管是自己的亲弟弟，太后也把他勒死殉葬陪自己女儿了。 

     殉葬也并不是皇室的专利，贵族当然也会上行下效。也不能排除这两位妇女是殉葬的，因为从这两位女性的殉葬品来看极为简朴，殉葬品并没有体现夫人应有的等级，两墓尸肩上各有一个陶器，20岁的妇女有个铜耳环和一个木制的圆锥状物品和一个羊肩胛骨三件物品，老年妇女一个木碗，一个羊肩胛骨三件物品。           契丹有毁器习俗，这两个陶罐的口沿是下葬时故意砸毁的，另有陶器也会在封土附近砸碎。契丹人将羊肩胛骨用于祭祀和占卜活动的习俗。《元史》记载，耶律楚材每征讨，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应。宋武珪《燕北杂记·羊骨》：“契丹行军不择日，用艾和马粪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炙不破不出行”，契丹尚柳，棺底铺的柳条也和祭祀活动有关。报告提到的那个锥形木器的用途目前尚无比对器型和文献记载推测。辽代契丹人也有木甬类似器物殉葬的，那多数是僧人，这块木头是否有其它祭祀内涵就不得而知了。特别是报告提到的年轻女尸头向一侧手放小腹上，一个小腿搭在另一条腿上，这不是契丹葬俗的“规定动作”，是死后刻意为之还是她最后的挣扎都是个迷。

     遗憾的是因取土地层关系遭到了破坏，如果是完整考古发掘，能够根据地层推断出安葬的先后顺序和大致年代。如果是同一时期安葬，除了战乱，不可能三人同时死亡，那就是两妇女为殉葬无疑了。自然死亡的有个年代下葬顺序，当然会在地层关系上留有清晰的证据。

     我们今天可以从零零散散的考古发现中寻找证据链，寻找游牧民族在陈巴尔虎旗的活动轨迹。和陶海古城有关的历史遗迹近年来也正在显现。这当然依靠上级的重视，依靠专业力量的努力和基本群众的保护自觉。已经发现的，我们当然要探索、求实；没有发现的，自觉的保护好祖先的文化遗产，有些迷就应该永远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