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蒙古人

呼和浩特是国务院确定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友爱和谐的城市。据2006年末统计，呼和浩特全市户籍总人口215.8万，少数民族人口27.55万，其中蒙古族人口20.83万，大部分属于土默特蒙古族。“土默特”是历史上蒙古族部落的名称，“土默”是蒙古语“万”的意思，“特”是万的复数词，所以“土默特”是个吉祥词，有祈望人丁兴旺、强盛发达的寓意。
呼和浩特市的土默特左旗是土默特蒙古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内蒙古革命运动的摇篮和圣地。土默特左旗的塔布赛村（蒙古语“五家村”的意思）是已故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和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布赫同志的家乡。2006年，乌兰夫同志的故居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近现代重要的革命历史旧址，成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土默特左旗的万家沟村曾经是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司令部所在地，当地的蒙汉各族百姓都曾经为革命斗争做出过重大贡献。
土默特蒙古人最早兴建了呼和浩特
2000多年来，虽然有几十个民族来到呼和浩特地区，并且在这一带建立过城池，但是真正把呼和浩特兴建起来并且发展成为一座城市的，是土默特蒙古人。
元朝灭亡之后，在蒙古各部纷争不断的100多年里，蒙古土默特部始终维护和拥戴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央汗庭的权威。明朝末年，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土默特部跟随着达延汗的孙子阿拉坦汗，迁徙驻牧到大青山以南的广阔平原，从此这一带被称为土默川。阿拉坦汗率领土默特蒙古人来到土默川的时候，这里一片青山绿水，牧草丰足，但是人烟稀少，他们来到这里后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无固定住所的游牧生活。不久，山西、河北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为不堪忍受明朝官吏的压迫和地主豪绅的欺凌，背井离乡流落到土默川。阿拉坦汗收容并且接纳了这些流离失所的汉族人，允许他们开荒种地，土默川很快出现大片的农田，也出现很多蒙汉杂居的村落，当时称为板升（蒙古语“房屋”的意思，后来引申为村庄或者城镇）。随着蒙汉百姓交往的加深，土默特蒙古人逐渐由牧而农，过上半农半牧的定居生活。阿拉坦汗也感受到定居生活的好处和汉族人的智慧，开始大量招募汉族手艺人，建起很多手工作坊，主要有冶炼、铸造、烧砖、造纸、毛皮加工、木器制作、白酒酿造等行业，加快了土默川农牧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1572年（明隆庆六年），阿拉坦汗做出一个重大决策，要在土默川上仿照过去元大都的风格修建一座城市，于是开始招集能工巧匠筹备建城，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在1575年（明万历三年）建起了“库库和屯”，蒙古语的意思是“青色的城”，因为蒙古族一向喜爱蓝绿两色，所以“青色的城”是一个爱称。刚刚建好的库库和屯规模不大，全城周长不足两里，南北各有一座城门，实际上更像一个城堡，称为大板升。1581年（明万历九年）春天，阿拉坦汗和他年轻美貌的妻子三娘子再次大兴土木，对库库和屯进行大规模扩建，三娘子亲自参与筹划设计和指挥施工，并于当年完成全部工程。阿拉坦汗去世后，三娘子在城中居住了几十年，深受百姓爱戴，所以人们又称库库和屯为“三娘子城”。
库库和屯建成后，明朝政府赐给一个汉文名称叫归化，有“归顺朝廷，接受教化”的意思。后来，清朝政府于1737年（清乾隆二年）在城东大约5里的地方修建了专门驻扎八旗军队的绥远城，有“绥靖远方，安定边陲”的意思。清朝末年，归化和绥远合称归绥道，民国初期称为归绥县，1929年升为归绥市。1937年日寇占领时期为了笼络人心，更名为厚和特别市。新中国成立前仍称为归绥市。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国务院废除了带有歧视蒙古民族的归绥称谓，正式更名为呼和浩特，它与库库和屯一样是蒙古语的音译，而且是一个富有诗意和民族特色的名称。
土默特蒙古人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
土默特蒙古人跟随阿拉坦汗迁徙到土默川后，一直保持着本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后来，随着从游牧过渡到定居并且逐步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在喇嘛教的熏陶和在汉族百姓的影响下，土默特蒙古人的语言、文化、饮食、服装、居住和风俗习惯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呈现出蒙古、藏、汉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土默特蒙古人自从来到土默川后一直使用蒙古族语言和文字，直到清朝末年，他们还有禁用汉族语言和文字的习惯，如果有人在交谈时夹带了汉语的词句，会受到长辈们的训斥或者同族人的讥笑。但是到了民国初期，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对土默特蒙古人实行歧视和欺压政策，许多土默特蒙古人不敢表露自己的民族身份而被迫改用汉语。到了建国前夕，土默特蒙古人基本上忘记了母语，也不会书写蒙古文了。
土默特蒙古人有着良好的文化传统，随着喇嘛教的传入和汉族移民的增加，土默特蒙古族文化受到藏传佛教艺术和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而日趋丰富，具体表现在文学、历史、音乐、美术和寺庙建筑方面。《三百六十只黄羊》是土默特蒙古族老艺人伊勒盖留传下来的说唱代表作，它讲了一个在危难之时黄羊妈妈保护小黄羊的凄美动人故事。《阿拉坦汗传》是明代土默特蒙古族学者用蒙古文撰写的一部蒙古族编年史，记载了阿拉坦汗统治土默川的全部历史，是研究呼和浩特历史和蒙古族文字的重要史料。最能体现出土默特蒙古族文化传统和艺术造诣的应该是喇嘛庙的建筑、绘画和雕塑。位于呼和浩特城北大青山脚下的乌素图召建筑群，是土默川地区数十座喇嘛庙中的精品。乌素图召完全是由土默特蒙古族的工匠们设计和建造的，历经400年依旧庄严肃穆，宏伟壮观。
土默特蒙古人的饮食结构与生产发展紧密相联。早年游牧时期，土默特蒙古人的食物以牛羊肉和奶食品为主，粮食很少，转向农耕之后，开始种植糜黍、小麦和莜麦，食物变成以五谷杂粮为主，饮料也趋向清茶和白酒，只有逢年过节才宰杀牛羊改善生活。近现代以来，随着食物的充足和品种的增加，土默特蒙古人食用猪肉、鸡蛋、蔬菜、水果的比例明显增多。如今，土默特蒙古人在饮食上与汉族人基本相同，唯有喝奶茶泡炒米和爱吃牛羊肉依然保持着传统习惯。
土默特蒙古人的服装和穿戴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早年游牧时期以自家缝制的皮衣皮裤为主，既能抵御严寒风雪又经久耐穿，只有贵族官宦人家才有条件用绸缎罩面，贫苦牧民大多是白茬皮袄。后来随着与汉族百姓交往的加深，土默特蒙古人逐渐接受了布衣布裤和棉袄棉裤等汉族人的服装样式，这样在农田劳动起来更为方便。近现代以来，土默特蒙古人的服装和汉族人基本没有差别，但是很多家庭仍然备有做工精致、颜色鲜亮的蒙古袍，在婚礼庆典或者节庆娱乐时穿戴起来。
早期土默特蒙古人来到土默川时，虽然游牧的范围不是很大，但是仍然住在毡帐里，类似于现在的蒙古包，转入农耕之后，学习汉族百姓建起了石头地基的土坯平房，称为板升，过上了定居生活。土默特蒙古人的房屋与汉族人略有不同，一是堂屋较大并且供奉着佛龛；二是院内都竖立着三股叉的苏鲁锭或者挂着经旗的玛尼杆，代表着他们的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如今的土默川地区，大多数蒙古族家庭都建起了高宅大院，每户人家都有房屋十几间，宽阔敞亮，窗明几净。
在土默川地区的很多蒙古族家庭或者家族中，一向是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敬老爱幼，夫唱妇随。尤其是早年子女较多的蒙古族家庭，一直沿袭着爱长护幼的习俗，在各立门户分割家产时，往往长子和幼子可得双份，其余子女只得一份，这种规矩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据《夷俗记》中记载：“夷人分析家产，大都厚于长子及幼子。如人有四子，伯与季各得其二，仲与叔各得其一。如女子已聘人而未嫁者，遇父母殁，亦得分家产以归。若已嫁之女，不过微有所得耳。”在许多土默特蒙古族家庭中，妇女有着特殊的权利和地位，家中大小事务的安排与管理，全由女主人一人主持操办，这也是土默特蒙古族妇女特有的能耐和本事。
土默特蒙古人从游牧转为定居后，随着农耕业的发展以及汉族人的影响，在年节上也与汉族习俗日益接近，只是在方式和细节上略有差异。如今，土默特蒙古人唯有在集体性的祭敖包和各家各户的祭拜苏鲁锭和玛尼杆仪式上，还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习惯。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土默川地区的一些蒙古人都会自发地举行祭敖包活动，虽然规模不如以往，但是也十分隆重热闹。土默特蒙古人各家各户的祭拜苏鲁锭和玛尼杆活动，既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也是对晚辈的一种传统教育方式。
土默川农村地区的蒙古族婚礼隆重而热闹，并且保留着一些传统的迎娶仪式。婚礼前一天，新郎在伴郎的陪同下到女方家迎亲，女方家设宴款待后，新郎和伴郎要主动向新娘的女友们求问新娘的乳名，俗称讨名礼。新娘的女友们故意不说还要起哄，并且提出各种问题进行刁难，双方互相戏耍，欢声笑语，十分开心。第二天婚礼开始前，要为新娘实行梳头礼，就是请一位成年妇女为新娘改换发型，表示新娘从此由姑娘变成新媳妇，而梳头妈也将把新娘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关怀照顾，终生来往，成为新娘除生母、婆婆以外的第三个妈妈。
土默特蒙古人，虽然早已从游牧转为农耕，并且长期与汉族人相处和交往，但是至今仍然恪守着本民族的一些生活习惯与禁忌，比如不吃马肉和狗肉；不吃冻死或者病死的牲畜；宰羊时开膛而不是砍头；不随意鞭打牛马等牲畜。建国以后，土默特蒙古族信奉喇嘛教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不论男女老少仍然遵从过去的习俗，不在寺庙内高声叫喊或者乱摸法器；不在寺庙周围放羊、打猎或者歌舞嬉戏。
    土默特蒙古人中产生了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者 
呼和浩特是一个历经沧桑和饱受苦难的地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北洋军阀政府为分割统治内蒙古地区，设置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改为行省，目的是将蒙汉民族分而治之和逐步同化蒙古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呼和浩特又处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新中国成立前，土默川地区的各族百姓受尽了中外统治者的欺压和歧视，其苦难程度相比内蒙古其他地区来说更为深重。
土默特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坚韧不拔、顽强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凝聚力。在多少次民族危难和国家存亡之际，土默川出现了一大批意志坚定、勇敢坚强的英雄斗士。建国以前，土默特蒙古人在不断遭受外族欺压和分化歧视的过程中，宁折不弯，刚强不屈，始终没有甘于屈服。尤其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里涌现出一大批革命者，他们始终对党忠贞不渝，视死如归，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
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确立了在“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下，蒙古、西藏、新疆实行自治的主张，并且以北京蒙藏学校作为培养蒙古族革命力量的据点。1923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学习的土默特蒙古族学生乌兰夫、奎璧、赵诚、佛鼎、高布泽博、康根诚等人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初又有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云润、孟纯等人入团。1924年至1925年，在党组织的培养下，这些人先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走上了反对军阀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道路，从此产生了第一批蒙古族的共产主义者，对内蒙古与呼和浩特地区的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成功的过程中，荣耀先、多松年、李裕智、贾力更、高凤英、云浦等许多土默特蒙古族革命前辈先后牺牲。抗日战争期间，土默特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青年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大青山抗日游击队，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浴血奋战。解放战争期间，乌兰夫等人多次奔赴内蒙古各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动员和说服蒙古族各阶层人士放弃不切实际的独立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号召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建立统一国家的方针，并且于1947年5月1日在乌兰浩特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为新中国成立后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和维护国家统一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在实现内蒙古区域归并和统一的同时，国务院于1954年确立呼和浩特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这是土默特蒙古族革命前辈和土默川各族英雄儿女前赴后继、英勇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荣誉。 文/魏 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