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常发|土默特右旗大城西村的历史变迁（上）

导语：该文写于十七年前，为尊重历史，文中保留了一些历史名词，如“公社”、“大队”、“供销门市部”等。读者在阅读时既可以了解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和历史知识，又可以今昔对比发现社会的巨大进步。

大城西公社（办公场所）驻大城西村北的杨万才地村，位于土右旗最西部，东径110°22°，北纬40°303，与旗驻地萨拉齐镇相距18公里。所辖地域北与包头市郊区公积板接壤，西与包头市郊区小巴拉盖相邻，东毗吴坝、明沙淖公社，南以黄河为界，与伊盟达拉特旗隔河相望，总面积约150平方公里。所辖大队10个；小队66个，自然村29个，总耕地面积57,500亩。居民有蒙、汉、回、满四族共11,139口人。

现将其历史沿革和主要事件分段简述如下。

大城西一带在黄河最后一次改道前位于黄河之南，属达特拉旗管辖。方圆百里内只有两个村子，即：二关圪旦(今大城西村西二里，已灭迹)和二道拐村(今王海和（huo）营村西)。时，黄河从大城西村北呈“S”形向东流去。是达拉特旗王爷放牧之地。居户不足十。

据1943年五月出版的《萨拉齐县志》载：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黄河暴涨，滥无主流。除沿山外汪洋一片，悉成泽国，房倒屋塌，人畜毙命者大半，存者迁逃他乡。

同治九年(公元1871年)邑同知文山鉴于水患连年，生灵涂炭，乃请准上峰拨款堵口，名曰四股八厘口。水患乃息，新河拓槽，南移十里。渐，水落土出，归乡者不及什五。如此河移水滥，灾患连年，居民难定，耕难事，始有人捕鱼为业。据考始于同治十年(公元1872年)。

水患后，大城西一带坑壕星布，深者丈许，浅者数尺。更有每年春秋两次河涨出岸，补水于坑壕，使之常年积水。鱼群潜于内，年复一年，繁殖济济，大者数斤，小者两余。以鲤鱼、棉鱼、鲫鱼、白鱼、鲢鱼为多，戏闹时飞跃出水，水犹釜沸。首有燕土尧、老马大等用筛捕之，日获百余斤，挑于外乡兑米，邻人群起而仿。或用筛、用筐，亦有用草捆围捕，收获甚多，除自食外还挑到外乡兑米，拯救了一方饥困。

光绪七年(公元1882年)始有河网、坡网，数人拉捕，收获更大。第二年，燕二挠首织旋网，抉旋轻巧，落水迅急，邻人又摹，渔民辈出。至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这一带农民大数亦农亦渔，年产大、小鱼约二百余担（读去声）——两万余斤。

                     村里现在还遗留有过去的大水坑

河移前，黄河南属达旗；黄河北属土旗。迁河后，大城西一带隔河而去。为此达旗与士旗引起争端，经官府评断，将此地判为“粮地”，不受达、土二旗管辖，由官府主权出租出售。随即，有萨县六名衙役：杨万才、傅恒谦、吴平、田盛元、刘八斤、焦大海开始认地(即买地)，三年清款。所购之地曰“六股地”(现仍名六股地。在民生渠北一带)。继有山西河曲人、伊盟准旗人，陕西府谷、神木人接踵而来，建舍安居，纷纷认地，于是村庄渐增。有个姓吕的(名不详)亦来认地，并设商号曰“大城西”。故大城西因此得名。次年，官府派钦差大人到此命名为“七村半区”。七村：陆合村、万有林、安乐村、大城西、王福村、范子村、五圣公。半村，隆胜村。所辖20个自然村，大者居一宗，小者居一户。村名各以居民而名，或合地异而名，如杜三营、杜四营、金家圪堵、田家圪旦、刘元圪卜等，居民共约六百余。

农作物以糜黍、山药、高梁为主。食以米饭为常。居民因受河曲人影响，家家锅头放一酸罐，每晚将米入罐，次日晨加山药做粥，又酸又精，别具风味，至今不艾。此地人有“硬交枪不交酸罐”之说。午，山药酸焖饭。晚，山药酸稀粥。白面很少。有勤快者，秋后拉上自制的粉条到后山(固阳一带)兑换莜面、白面，供逢年过节吃。

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天旱无收，灾民四逃，寄人居食。据追忆，此“七村半区”卖妻女者九户。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华洋义赈会召民工开挖华洋渠(北伐后改名民生渠)，工资未付。外逃者闻之速归，壮劳力一日可挣米三升暂度饥荒。

民国廿年(公元1931年)，大城西一带居民增至九百余。这时卢占魁、戴鱼儿、赵半吊、杨候小等匪首，来此骚扰抢劫，民心惶惶。大多数农民春天回来耕种，秋收后去萨拉齐、小巴拉盖等地避匪。农民苦于匪患，于民国廿一年(公元1932年)，大城西居民合股筑城。城墙用土制成，宽一步，高丈许，设东西二门，炮台四座。同年，五圣公、康换营亦相继筑城，各建民团，摊款购械卫之。周围散居而聚，民稍得安宁。时归萨县二区(区政府设五钡牛窑)管辖。大城西为陆合社，社长尚满红、刘锦秀、金万金等。

民国廿六年(公元1937年)九月廿三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大城西，自此，这一带常打仗。民国廿八年春，国民党二十军(军长门秉业)在大城西与日寇大战三天，居民几天躲藏不敢露面。

民国廿九年(公元1940年)春，国民党陈秉义部驻大城西，被日本人用毒瓦斯偷袭，兵民死亡数人。

民国卅二年(公元1943年)秋，国民党石玉山部一个师在大城西与日军交战，从上午十一点打到晚八点。石向东南撤走，日本人进村后，实行“三光”，将来不及躲避的苗在母和一名外来卢兽医活活打死。之后，日本人走，国民党来，国民党走，日本人来，如此“拉锯”，百姓遭殃。农民种地，只在城附近，不敢远去。加之国民党不断抓兵，人心惶惶，不得安生。壮躲兵，老苟生，生活凄苦。

   位于村北的民生渠分水闸把民生渠干渠分为民生渠和跃进渠两条渠

时，大城西为村，村长任维心，属小巴拉盖俭丰乡管辖。

日寇投降后，大城西改为保，保长先后由高不浪、吕六营等担任。时，匪扰复起，遭劫之讯常闻。官兵借剿匪之名，征缴钱粮，加之各类赋税繁重，农民出卖土地，沦为佃农、长短工者很多，大量购买土地雇工剥削成富的有十来个。仅杜二贵一家，据地三千余亩，牛马廿四条，雇长短工廿名，并养卫兵五名，为一方之霸。

这时期河水照例每年两次出岸，沿河居民虽谨防不懈，却很难御防。如民国廿四年(公元1935年)河水出岸，漫至里素；民国卅五年(公元1946年)河水泛滥四十天，北自民生渠，南至达旗黑豆壕，三十里宽汪海一片，庄禾皆被淹没。有城者，以城为坝；散居者，或避高坡，或栖息于树，大小畜亡者难数。至霜降后水方归槽，灾民饥难忍，将周围灰菜、秃色菜皆吃光。（未完，待续）

1983、11

根据刘正印、王登亮、周 四、贾七十六等人的忆述整理，文中照片由村民边憨提供，在此特别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