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在沙漠中的古城——黑水城-草原元素---蒙古元素 Mongolia Elements

消失在沙漠中的古城

黑水城——黑水河上的城，当地蒙古语称为“哈喇浩特”（Khara-Khoto）。该城位于黑水河下游，在沙漠的南缘。黑水河就是古代传说鸿毛不浮的“弱水”，流过巴丹吉林沙漠，灌溉着农田草场，使这里成为宜农宜牧的绿洲，而最终流入居延海中。此处为从中原往北连接蒙古和南俄草原丝绸之路的要道，从附近北周的“大同城”和出土的“居延汉简”，可见汉晋时期历来为军事、交通重镇。

关于这个绿洲的最初记载见于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汉文地理文献。公元前二至一世纪中国就拥有了这块曾是匈奴人的土地。在七至八世纪，由于唐王朝的扩张，这片绿洲成了商业和战略的重要据点，在那里建起了城堡。从八世纪中叶起大约至九世纪中叶，这里属于吐蕃，然后属于回鹘人。

直到十一世纪三十年代，西夏人（汉族人称他们为“党项”、“纳弭”或“蕃凉弭人”，老百姓自称为“番人”、“弭药人”，藏族人叫他们“弭良格”，一作“米纳古”。——译注）占领了这片绿洲，重建并扩大了城池，并于此设置“黑水镇燕监军司”，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西夏（1038-1227）这个由党项人为主体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前期和辽、北宋，后期与金朝并立。历经十帝，享国189年，对此地进行了长期的统治和管理。

1227年黑水城城池被成吉思汗攻占。从蒙古占领中恢复元气以后，它又一次成为从甘州（甘肃张掖）到蒙古汗所在克鲁伦河大本营的重要据点。黑水城在元朝扩建并成为新行政区亦集乃路的重要城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亦集乃”即今称“额济纳”，均源于西夏语音。1368年元朝覆灭以后，现在内蒙古的部分领地和亦集乃绿洲相邻的土地曾属于短命的北元（1370－1402），直到十四世纪末，黑水城毁于明朝的征伐。

黑水城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东南25公里处，在两条干涸河床汇合的荒漠台地上。内蒙古考古队分析黑城的废弃原因，认为“应在扩郭帖木尔失败后不久。究其原因，元末丧乱，明廷无暇北顾，亦集乃城丧失了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政权瘫痪，人心离散，河渠不修，水道绝流，迫使生民逐水草而去，留下孤城一片。所以黑城不仅包含西夏和元代，也部分地包含了北元时期的一段历史”。黑水城从明代以后，就湮没在历史的沙尘中。

探险与考察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国际东方学界对中亚地区积极考察的时代。几乎每年都有考察团去亚洲。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瑞典人、俄国人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来对中国新疆北部和南部的绿洲、甘肃敦煌、内蒙古和西藏进行地理考察。科学研究的兴趣和政府的政治意图交织在一起。对黑水城的考察，最著名的就是俄罗斯的柯兹洛夫探险队。

俄罗斯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就萌发了对古代中亚的兴趣。早在柯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的成功旅行之前，俄国和欧洲许多研究者就已经开展了考察。1882年，柯兹洛夫成为著名旅行家普尔热瓦尔斯基（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的学生。第二年，二十岁的柯兹洛夫就参加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四次中亚考察。柯兹洛夫1899-1901年的蒙古－安多之行，就是沿着“黑水河”进行的。这条河的下游便是黑水城废墟。1886年波塔宁（Г. Н. Потанин）第一次从当地居民那儿听说有个黑水城；柯兹洛夫也是在踏上这条线路后，第一次听说这个埋没在沙漠中的城市。

1907－1909年“蒙古－四川考察”是柯兹洛夫的第五次中亚考察。驼队所走的是一条连接中国中原和西部的古道。在柯兹洛夫以前很久的元代忽必烈时期，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就曾沿着这条道路进入中国。他看到一个真实的额济纳并作了记载。但是，柯兹洛夫当时既不知道他是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行走，也不知道他的前方有多么古老的城市遗址。1908年3月19日，考察队初次来到黑水城。当年4月1日到13日，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夏文文献和其他文物，受到俄国地理学会和东方学家的高度重视。

1908年12月，他们受命改变到别处探险的计划，在1909年5月底到6月初，再次到黑水城继续发掘寻找，6月12日至6月20日发掘了黑水城西面河岸边“著名的塔”，取得了闻名于世的重大发现。柯兹洛夫两次发掘，总共获得5000多号文献，近两千件艺术品和考古材料。这次发现，被誉为和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并称的二十世纪初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为西夏学和其他各项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形成泱泱大观的崭新学科。

柯兹洛夫在黑水城的探险活动轰动了全世界，以至英国《泰晤士报》一度误传他发现的是成吉思汗的陵墓；各国探险队也纷纷改变计划，奔向黑水城，期望继续有新的收获。

1914年5月，英国斯坦因到达黑水城。他首先在城内发掘了几处寺庙、寺塔废址以及城西的垃圾堆，主要在城东北角的废塔遗址K.K.Ⅲ.找到了大量写本；而在距离城西北角大约300米的“河边大塔”被定为“K.K.Ⅱ.”的地点，发现了西夏文写本1100件，西夏文印本300件，汉文写本59件、印本19件，藏文写本13件。而实际上，现有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夏文文献的编号约近4000号。其著作《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介绍了对黑水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发掘情况，详尽介绍了编号为K.K.（蒙古语“Khara-Khoto”的英文缩写）系列Ⅰ、Ⅱ、Ⅲ、Ⅳ、Ⅴ、Ⅵ、Ⅶ、Ⅷ各个地点的出土情况，以及对数百件文物的描述。

斯坦因绘黑水城测绘地图

1924年，美国的华尔纳也到黑水城进行了发掘，撰写了《遥远的中国之路》（The Long Road in China）。1927年9月28日，瑞典斯文赫定和徐炳昶、袁复礼等组成的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到达黑水城，考察团仅停留了几个小时，斯文赫定画了佛塔和清真寺的速写，作了简单的测量和描述，没有发掘。黄文弼做了些考察活动，采集了数百件文书经籍残片。

此后的考察，就是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76年和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3年和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阿拉善文物工作站的发掘采集工作。关于黑水城的测绘和考古发掘，柯兹洛夫基本上是“盗宝人”的做法，几乎没有符合考古发掘程序的科学记录；斯坦因所做的工作相对完整、科学，测绘图也比较准确。考古的最终完成理所当然地应当也确实由内蒙古管理部门来担当。

俄藏黑水城艺术品的价值

俄藏黑水城文献占据传世西夏文献的绝对多数，是绝对重要的收藏，与之相应的黑水城艺术品也是无可替代的极品珍宝。这些材料大多数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艺术史上，这些材料是继敦煌藏经洞以后的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如木板画《佛顶尊胜曼荼罗》，金代年画《四美图》《关公像》，缂丝《绿度母》，麻布画《金刚座佛》《多闻天》，绢画《水月观音》《唐僧悟空》《梵网经菩萨四十阶位图》，雕塑《双头佛像》，大量版画雕板和《元中统钞》等；二是在佛教图像学和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独特的诠释意义。

黑水城艺术品，作为无可替代的佛教美术作品群体，将日益显示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不可缺失。时间的垂直演进上，和敦煌藏经洞资料一样，在所涉及的所有领域中，都将引发对于旧有结论的重构和改写，产生革命性的颠覆。比如绘画史、雕塑史、密教史、丝绸史……比如西夏绘画对唐、五代宫廷绘画的继承，比如某一画种风格、技法、材料使用的嬗变和发展，等等。

在艺术风格和手段上，黑水城绘画填补了从敦煌壁画到宋元院画的缺位，无论是对应尉迟乙僧、“张（僧繇）家样”、“周（昉）家样”；“吴（道子）家样”的吴带当风、“曹（不兴）家样”的曹衣出水，还是运用“铁笔十八描”的折芦、钉头鼠尾等笔法，都能看到渐变或突变的关系；空间的横向比较上，黑水城绘画对于宋代、辽代、金代，甚至和吐蕃、回鹘以及中亚的绘画的交互作用，在宋代院画基础上补充的民族心情和元素，都是意味深长的。对于前朝和后期文人画、山水画、工笔画、花卉、仕女、人物肖像画、水陆画等等的关系和影响，对于吸收“夏半边”、“马一角”的构图形式，都是历历在目、有迹可寻；在藏传绘画中，来自中原、印度、中亚的布局、色彩、细节的描写，熔铸了多元文化交流的成果。无论是宗教图像学的诠释，或者是纯粹的技法、风格、材料、颜料分析等，黑水城绘画都是前所未有的资料集群。

黑水城出土的艺术品，属于三种不同的艺术传统：汉式、藏式和中亚风格。而这些作品中，有关佛教艺术绘画，主要以藏传佛教为主，而藏式风格中，又依据不同年代，反映出卫藏、后藏、安多等地的技法，同时融合了印度、尼泊尔的风格；中亚样式中融合了从波斯萨珊到回鹘的风格；而汉式绘画中融合了唐宋宫廷院画和宋元文人画以及辽、金的风格。对其进行细致的梳理和综合是很有意义的。此外，黑水城出土的艺术品所见的密教教法和中原艺术的完美结合；堪称“中国之最”的年画、缂丝等，对于中国版画、织绣艺术的历史和工艺学等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实物资料；彩塑、绘画技法、颜料等诸多细节，均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俄藏黑水城艺术品欣赏

从敦煌和黑水城文献文物流失至今的100余年间，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界和出版单位，将“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直接转化为“二十世纪最佳古籍整理图书”，形成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资源。2008年，在黑水城在古道西风中沉睡了漫长的一个世纪，而其精气所寄的文献和文物，则在遥远的涅瓦河畔默默绽放一百周年之际，在时任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长皮奥特洛夫斯基、副馆长维林巴赫夫，以及中国藏品部研究馆员萨玛秀克博士的通力支持下，在西北民族大学副校长赵德安、西北民族大学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束锡红所长等的全力合作下，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社长王兴康、敦煌西域编辑室主任府宪展等的努力下，《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作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集成”项目的一个重要子项目正式出版。其中公布的珍宝，有许多件堪称现存文物中的“ 中国第一”。譬如，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现存最早的金代雕版印刷年画《四美人图》和《关公像》，现存最早的缂丝佛像《绿度母》唐卡，世界唯一保存的彩塑《双头佛像》，以及可以确定早于西藏地区现存元代八思巴创建黄教之前的大批藏传佛教唐卡如《金刚座毗卢遮那佛》《星曜曼荼罗》和其他密教绘画。本书全部采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大幅原拍底片制作，是美术史、佛教造像学、西夏学、藏学、唐卡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

《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中主要收录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中的佛教美术作品，包括显教的汉传佛教艺术品和密教的藏传佛教艺术品。由于时代更替，由于地域的、民族的特点，这些艺术品既表现了中国佛教史到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变异，也表现了党项、契丹、女真、蒙古政权对吐蕃、回鹘、中原艺术的兼容和融合。以下摘引书中部分精美艺术品彩图，让我们一起向远去的历史与文明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