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济纳郡王塔旺扎布一生

塔旺扎布（简称塔王）是额济纳旗的末代王爷，是西北地区很有影响的蒙古王公。他在1949年9月毅然率部起义，投身于人民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曾任额济纳旗旗长、巴音浩特自治州副州长、巴彦绰尔盟副盟长，当选为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因病去世。

额济纳旗的由来

 额济纳旗又称作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是因为额济纳旗来源于四厄鲁特之一的土尔扈特部的一个分支部落。

土尔扈特部的始祖名翁罕，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帐下的功臣，今内蒙古、青海、新疆以及苏联境内的土尔扈特蒙古族均为其裔。土尔扈特推确的译音应是“陶日古德”。蒙古语称内卫军为“陶日古德其日格” ，故内卫称为“陶日古德”。该部先祖当是成吉思汗的内卫军，后其部沿袭称为“陶日古德”（土尔扈特）部。

 其部的一支、首领名曰阿拉布珠尔，是阿玉奇汗的堂侄（额济纳旗蒙古人口传：阿拉布珠尔的生父名曰纳扎尔玛穆特，与阿玉奇是弟兄）。

  1698年，阿拉布珠尔受阿玉奇汗之托，与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率领500名卫兵和一部分部众，从土尔扈特的驻牧地玛努托海出发，去西藏朝拜六世达赖喇嘛章嘉扎木苏，并迎请喇嘛上师来驻地传经。阿在西藏住了1年，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率部众返回玛努托海地区。途经准噶尔境时，策旺拉布丹截住了他们的归路，无法返回。于是，请求清廷准予内附并赐驻牧地。消廷赐给甘州（张掖）南200多里的希日塔拉（汉名:大马营）驻牧，并封为固山贝子。康熙五十五年，阿拉布珠尔次子丹忠继位，发现弱水（今额济纳河）两岸是一处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又可避免准噶尔部的侵扰，特派使者带上贵重的土特产品向康熙进献，并请求迁至弱水沿岸地区牧场。康熙诏准其部迁入弱水沿岸驻牧，并命名曰“额济纳” （意为:郡主的）旗。

 额济纳旗地处祖国西北边疆，面积约有十几万平方公里，境内大部为戈壁沙漠和荒漠草原。旗内大部分人口驻牧于额济纳河两岸水草丰美之处。额济纳河是祁连山冰雪融化后汇合而成的季节性河流。因河畔有一巨石，形如卧免，蒙古人又称其为”桃来高勒” （兔儿河） 。许多去塔尔寺朝佛的蒙古佛教徒经过该石时，在石上栓红绳，绳上再栓哈达和五色绸布带，色彩缤纷，自成一景。桃来河流入额济纳旗后分为两支向东北流去。东支流入索果淖尔，西支流入嘎顺淖尔（即古书所称东、西居延海）。沿河两岸是沙漠绿洲，草木茂密，有胡杨、沙枣、桎柳、梭梭等次生林和芨芨、芦苇等牧草。这里汉代为匈奴故地，称为居延，元时为亦集乃路，是一处天然优良之牧地。

 额济纳旗札萨克从阿拉布珠尔始，至1949年解放，共传8世， 12人。阿拉布珠尔七传至达希色仍时，全旗度过200年的平静生活。其间风调雨顺，经济发展，人畜兴旺。

 到同治末年，达希色仍在位期间，额济纳旗惨遭一次横祸。宁夏回民在马化龙领导下，举行了反清起义，后被清廷官员左宗棠镇压下去。这一事件波及额济纳旗，旗内大批民众、喇嘛被杀死，房屋庙宇被焚毁，札萨克达希色仍及其“哈屯” （夫人）亦先后被杀死，其子被下人救出逃走一直没有下落。幸存的民众四散逃亡。劫祸后，由达希色仍之侄丹金继任札萨克。丹金死后，其子乌力吉巴达拉呼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袭位后，召回逃散外地的旗民重建家园，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统济。后来，乌力吉巴达拉乎不堪王族内部权力纷争之苦，削发为僧，由其叔达希袭任札萨克贝勒爵位。达希生有四子、四女。长子名叫图布新巴雅尔，二子、三子夭亡，四子即塔旺扎布。

入庙为僧

 塔旺扎布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按蒙古习俗，札萨完家庭除掌握本旗的行政权力外，还要执掌宗教大权。图布新巴雅尔为长子，是札萨克继承人，于是，塔旺扎布就于1912年，到本旗达希确灵庙当了喇嘛。他拜达希确灵庙曾赴拉萨深造佛学的贺布精喇嘛为经师。三年期间学习了蒙、藏语文、佛经典籍及其它知识，在当时的额济纳旗算得上一位小有名气的文人了。

 额济纳旗喇嘛庙的庙规，比其他蒙旗喇嘛庙灵活。有庙会时，僧众必须归庙诵经，参加佛事活动，无庙会时，喇嘛们可以回家参加一些劳动，如剪毛、打草、接羔等活计。培旺扎布回家后，其母亲要他与府里人一样劳动，绝不许他以王子身份出现在广众之中。

 塔旺扎布14岁时，曾随他父亲长途跋涉，去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游历。沿途会见了各方面人士，也接触了底层人民生活情况，使他开始接触社会，认识社会。

 民国7年（1918年），达希去北京参加会议，塔旺扎布又随其父亲乘骆驼东行到北京观光游览，使他这个出生在边远偏僻牧区青年，看到了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物，领略了都市的繁荣景象，也看到城市里贫富之间生活的悬殊。他在北京街头看到一具脸色惨白，蜷曲路边的乞丐僵尸，走上前去，双手合什，祝愿佛爷保佑死者来世幸福，并把身上的袈裟脱下，盖在僵尸上，还给死者手里握上两块银元。北京之行，使他感受颇深，事过多年，他还常给人们谈论那时到北京的见闻和感受。

 塔旺扎布还曾多次随其父、兄到甘肃南部有名的拉卜楞寺、青海的塔尔寺朝拜、观光，使他增长了知识，增加了阅历。

还俗袭位

  达希于民国初年由贝子进爵郡王，民国19年（1930年）二月病逝。长子图布新巴雅尔子民国20年九月承袭札萨克郡王爵位。

 图布新巴雅尔娶妻二室，均末生育，后又疾病缠身，自知生子无望，经取得仕官们的赞同，即令塔旺扎布还俗为民，以备继位。

 塔旺扎布还俗时，年已30岁，其母已经亡故，由兄嫂作主，聘娶德力格尔扎兰的独生女儿陶申查干为妻。塔旺札布还俗后，尊敬兄嫂，辅佐其兄处理政务。

 达希诺颜执政时，外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有些旧官吏、上层喇嘛和不明真相的贫苦牧民逃入额济纳旗境内，落籍在额济纳旗北部策克、索淖尔等地。

  1935年， 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偏远的额济纳旗，在老东庙设立了“日本考察队”， 1936年，又在老东庙建立了简易飞机场，日本本特务不仅煽动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逃来的难民，还煽动图布新巴雅尔去投靠德穆楚克栋鲁普。图布新巴雅尔由于受日本特务的反动宣传，犹豫不定，这时，塔旺扎布向其兄长指出:如听从日本人的话去投奔德穆楚克栋鲁普，寄人篱下，肯定凶多吉少。他还向图王讲述了听到的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欺压当地蒙汉人民的种种罪恶事实。为了避开日本人的纠缠，他建议图王和两位哈屯与他夫妇一起去塔尔寺观光朝拜。图布新巴雅尔认为这个意见可行，就于民国26年（1937年）初春，一行去了塔尔寺。

 塔旺扎布还派人到银川，向国民党方面密报日人活动情况。1937年，国民党中央令宁夏省政府派人到额济纳旗取缔了日本特务机关，封闭了日本人构筑的机场。

 由于旅途和观光劳累，图布新巴雅尔在塔尔寺重病不起。他把两位哈屯和弟弟、弟媳召到床前说:“我恐不易康复，死后由塔旺扎布继承王位。两位哈屯不得干涉旗政，搬到牧场以放收为生，无事不得到王府，要以平民身份待人处事。塔旺扎布要肩负重担，继承祖业，遇事要多与臣民协商、请教，不得擅自行事。”不久图王就病逝于塔尔寺。

 塔旺扎布把王兄在塔尔寺火化，把骨灰送回本旗，以古俗发葬。当地习俗:在札萨克王公死后，把骨灰与红粘土拌合好，放入木模内，制成一尊尊小泥人，干后放入窖内烧制成陶人，然后把这些陶人安放在全旗各个最高点上，以示与旗民同在，继续统领旗民。还把陶人送往山西五台山、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西藏等地寺庙，以示死者的灵魂到佛教圣地成佛。此俗只适用于札萨克王爷，其他人等均实行天葬。

 1938年，经国民政府批准，塔旺扎布正式袭任额济纳旗札萨克职。在兰州市省府大厅举行就职仪式，甘肃省的党政军要员都出席参加了仪式。

塔旺扎布回旗后，依据他本人的意见，征得老臣和两嫂的同意，只是否集了全旗官吏和三个庙的喇嘛代表开了会。在会上宣读了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塔旺扎布讲了话，任命旗的官吏也都从简进行，没有举行隆重的继位大典。塔王袭位后，首先整顿政务和充实旗武装力量。对原有的机构做了整顿，将全旗划分为4个佐（苏木） 16个巴嘎，对旗府官员也做了充实和调整。施府主要官员有：

札萨克郡王:塔旺扎布

协理:达木丁苏荣

智旗章京:牛顿

副管旗章京:锡盖.陶羽

梅林章京:嘎瓦，阿木尔巴依斯古楞

副梅林：德力格尔

参领：巴音贺西格

 额济纳旗的保安部队（武装力量）是在民国23年（1934年） 5月，首先以地方自卫军名义组建的。当时有士兵30人，十户长3人，正副队长、教官各1人。1936年9月又扩编为5个十户，士兵50人。

 1937年，国民党政府根据形势的需要，加强对额旗的控制，将地方自卫军纳入国家武装力量序列，成立了防守司令部（警备司令部），任命图布新巴雅尔为司令，梅林阿木尔为副司令，苏剑啸为参谋长，军事教官为张宏林。士兵扩充到百人。塔旺扎布袭位后，对防守司令部也进行了改组和整顿。下设参谋处、军需处、副官处、秘书处，直辖保安大队（下属三个中队），士兵135人。各级主官都经塔旺扎布选配任命（后来参谋长一职是由国民党军委会派任），并加强了指挥、通信、士兵技术战术的训练，人员素质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此外，在边界和要道上，设置了9个边界哨卡。

 塔旺扎布袭任王位拟掌旗政时，正当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对额济纳旗的控制，收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报，以额济纳旗是中央直属特别旗，又是国防前哨为名，向额济纳旗派驻了大量军队和名目繁多的党政机构。

先是有白海风领导的新三师一个营进驻于额济纳旗建国营（原叫道劳窝卜，因国民党在此修建了民营，改称建国营） ，其后又有胡宗南部四十二军一九一师的一个团从西北重镇酒泉到建国营驻防。该团后扩编为新十八旅。

 1937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在额济纳旗派驻了专员公署，后改称军事专员办事处，机构设在老西庙。其人员约有官兵50余人，除专职军事人员外，还有国民党军统特务，负有监视日本特务人员活动情况，监视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来往情况，监视塔王及旗府官员活动情况之任务。他们自设电台，平时很少露面，秘密特务分散在全旗各地隐避活动。还有国民党蒙藏委员会派驻额挤纳旗的“协赞委员”，美其名日协助塔王工作，实际是监督塔王和旗府官员的言行。

 1941年，又在额济纳旗的达来库布设立了国民党旗党部，下设三个委员会、三个分部。最后一任书记长叫张文军。塔王也挂名常委，这对塔王是个束缚，处处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上述国民党中央的派出机构，其人员背景复杂，身份莫测。他们内部之间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外则跃武扬威，以太上皇自居，歧视少数民族。对当地政府则滥用职权，发号施令，对稍有不满言论或不同意见者，则侮蔑陷害。

 那时，额济纳全旗人口仅有1800人左右，驻军和驻旗党政机关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全旗总人口，其负担之重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势下，为了加强对地方武装力量的控制，塔旺扎布于1939年，保送罗虎、关其格勒德等11人去西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深造。这些人员于1942年毕业回旗后，都安置在防守司令部和保安大队任要职。同年，还向兰州警案学校选送5名学员入校学习，毕业后也委以要职。

两赴重庆

1940年塔旺扎布与军事专员办事处专员杨焕文一起赴重庆拜谒蒋介石、何应钦等人，汇报了防守司令部的情况。1945年9月3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塔王为了了解局势，以抗战胜利，向蒋介石祝贺为由，再次前往重庆。塔旺扎布与随员嘎瓦、苏宝丰，副官塔苏木坐汽车到兰州，从兰州坐火车南下重庆。到重庆后，首先拜见了张治中、关麟徵等要员，又拜见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等人，并送上豹皮、狐狸皮、芙蓉、锁阳等土特产品。其后他们按照电话通知，到达蒋介石官邸接待大厅。接待人员说：接见时间5分钟，晋见时要跑步进去，向总裁行军礼，问什么说什么，不要多言。塔旺扎布晋见时，蒋介石示意坐下，问什么时间来重庆?身体好吗?住在何处!还没问几句话，负责接待的人就说:“时间到”，蒋介石向4人各送一把左轮手枪。塔王本以为从遥远的额济纳旗专程晋见蒋委员长，会得到热情的接待，谁知受到如此冷遇，甚为不满，认为这是对蒙古人的歧视，回到住处后，他们再写报告呈送蒋介石，问有何指示?可否回旗?等约两个月时间，方批回“无事可回”的复文。在当时，国民党正向全国各地运兵，忙着“劫收”和准备进攻解放区，各种运输工具都急于运送军事人员和装备，民众买车、船票很难。时届寒冬，北方已是白雪世界，军事委员会得知他们回不去的消息后，即让他们搭乘军用飞机回返兰州。飞机飞临兰州上空，适值阴云密布，大雪纷飞，平地积雪一米有余，飞行员在兰州上空看不清机场，更看不见跑道的位置，无法降落，机舱内30多名乘客个个胆战心惊，乱成一片。由于天气寒冷，飞机外壳结了冰，一个发动机也出了故障，只好向重庆返航，飞到重庆机场上空时，油料耗完，飞机强行着陆，伤七八人。塔旺扎布等四人幸免未受伤，在重庆等了3天，才又搭乘军用飞机返回兰州。

与苏剑啸、周仁山的友情

 苏剑啸，原名宝谦，字亘庵，号剑啸，又名苏都斯琴。祖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蒙古族（一说满族） 。1905年1月29日出生于新疆。其父永格于民国初年，受聘于陆洪涛督军府任蒙文翻译，并负责额济纳旗的抚慰工作，与额济纳旗王爷达希相交并结为兄弟，两家关系甚为密切。后永格全家加入了额济纳旗籍，并曾担任众议院蒙古议员。

 苏剑啸是永格的长于，他有3个弟弟，即苏宝丰（又名苏吉格图，毕业于中国大学林学系，解放前任额济纳旗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解放后在中央林业部工作，现已退休）、苏宝泰（即苏斐然，系黄埔军校第九期毕业生，解放前是额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解放后， 1950年在阿拉善旗拐子湖劝降德王、李守信残部时牺牲，后追认为革命烈士）、苏宝善（航空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现在台湾），还有四个妹妹。

  30年代初，苏剑啸于中国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执教，大约在1933年左右，应图布新巴雅尔之约，毅然回到额济纳旗。由于其父与额济纳旗王室之友情，很快与图布新巴雅尔建立了良好的情谊关系，特别是与塔旺扎布更成为至交。

 苏剑啸来额旗后，首先帮助建立旗保安队，稳定社会治安，开办小学校，动员适龄儿童入学读书。从北京请来中西医，与当地喇嘛医院配合建立医务所，为旗民医治疾病。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帮助图王将甘肃省强行设在额济纳旗的“九文税务局”令其撤回，并于1934年5月建立了本旗税务局，为旗财政增加了大量收入。

 1938年春，图王在塔尔寺病逝，塔旺扎布袭位后，改任苏剑啸为梅林衔旗府秘书，许多重大事情，塔王都征询苏的意见。1938年夏，国民党专员办事处的李专员提出了防守司令部与专员办事处合署办公的要求。苏剑啸看出这是李要控制额旗的军政人权的阴谋。塔王对苏的这一看法，深表同，即令苏出面，婉转回拒了李专员的要求，李恼羞成恨，即欲置苏于死地，大肆散布苏剑啸是日本特务，是汉奸，并密谋对苏下毒手。

 为了苏的安全，堵旺扎布派牛顿等二人秘密护送苏到酒泉。李专员得知后，又亲自前往兰州追捕，并扬言“有他无我，有我无他”。因此，苏无法再回额旗，经周仁山同志的安排，由兰州到了延安，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苏剑啸任我锡林郭勒盟盟长，在抗击匪徒袭攻时英勇牺牲）。

 为了开辟额旗的工作，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再派周仁山（又名周翔生，陕西省人，中共党员，与苏剑啸是同窗好友。1936年曾到额旗，经苏创啸介绍与图王和塔旺扎布结识）赴额旗。

 周仁山再到额旗后，塔旺扎布把他安置在防守司令部，委以秘书重任。从接触中，周仁山感到塔旺扎布为人忠厚、诚实，有民族气节，很能体恤、爱护旗民，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不满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因而对塔深表敬重，并经常向塔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和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塔旺扎布对周仁山也很钦佩，相互关系很融洽。周仁山通过各种方式与旗内官兵、群众多方联系，广交朋友，对保安队官兵做团结教育工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周仁山同志的这些活动，引起了专员办事处的注意，特别是1940年蒋介石发布“异党问题处置办法”，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后，更加紧了对周仁山的监视。有一天，国民党酒泉驻军杨德亮师长（与塔王相识），以视察为名来到额旗找周仁山谈话，要周仁山登报声明退出共产党。周仁山回答说，我在延安抗大学习过，但并未参加共产党组织，当时到延安抗大学习者数以万计，难道都参加了共产党吗?何况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容易加入的。我不能自认是共产党登报声明。杨德亮没有证据，不敢冒然行动，又要塔旺扎布敦促周仁山登报声明退出共产党。塔旺扎布又肯定周仁山不是共产党。杨走后，塔王非常气愤，说:“他们（指杨和专员办事处）竟整到我的部下来了!我用的人，我信得过。就是共产党也没什么不好，我相信周仁山是好人。”

 虽然有塔旺扎布的保护，但是周仁山的处境已日益险恶。周仁山决定向塔王说明真相，取得他的谅解和支持，就对塔旺扎布说:“王爷！我确是共产党员，我是为抗日救国而来额济纳旗工作的。当前从各种迹象，国民党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他们很快要来抓我，为了不连累干爷，或者把我交给国民党，或者让我尽快离开额旗。”塔旺扎布听了之后即说:“我放你走!”当即让夫人取出一件崭新的蒙古袍子，对周仁山说: “你穿上这件蒙古袍子，穿上我的靴子，骑上我的马，扮成一个蒙古人走吧!”派人将周仁山护送到金塔县城。

 第二天，国民党的军队即来扣捕周仁山，但扑了空。周仁山离开额济纳旗后杏无音讯，塔旺扎布和夫人经常思念他。

  1952年，塔旺扎布去西宁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夫人陶申查干也随行。会议期间，有一位身体健壮、文质彬彬的干部来到塔旺扎布的房间，热情地招呼说: “王爷!您还认识我吗?”塔旺扎布很觉奇怪:解放3年了，没有人再称呼王爷了，这人怎么又称呼王爷呢?夫人认出是周仁山。“是啊!我是周仁山嘛!”塔旺扎布夫妇真是又惊又喜，塔旺扎布和周仁山互相拥抱，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周仁山畅叙了别后的情况和对塔旺扎布保护的感激之情。会议期间，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也看望了塔旺扎布夫妇，称赞他是热爱祖国、坚持正义、有远见卓识、拥护共产党的少数民族进步人士。

 1960年，塔旺扎布逝世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发来唁电，以示沉痛哀悼之情。

勤俭朴实，平易近人

 塔旺扎布虽然出身于贵族之家，身居高位，可是他从来不以王爷自居，生活朴素，礼仪从简，经常深入到广大的牧民群众的蒙古包中，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土尔扈特蒙古有这样的习俗:首领要在每年正月带上仕官、歌手，骑上骆驼下去会见全旗臣民。大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走完全旗1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看完全体旗民。每年正月，塔旺扎布都要下去到各牧户，与民同歌，共庆佳节，互祝吉祥、幸福。男女旗民们也都身穿节日的盛装，热情接待他们尊敬的札萨克，

 解放前的一年正月，塔旺扎布去会见旗民时，走到一户从喀尔喀（即外蒙古）搬迁来的贫苦牧民宝音图家。这家住在又小又黑的蒙古包里，只饲养着几只羊，春节舍不得杀羊，只以捕猎的黄羊来过年。塔旺扎布与随从人员进了蒙古包，该家就用黄羊肉招待，随从人员说: “不用家羊肉招待王爷，怎么用黄羊肉招待?”"塔旺扎布笑着说:“行啦，黄羊肉也很好吃。”并亲自给大家分肉，自己也大口地吃起来。宝音图老人向王爷敬酒，祝新年幸福，塔旺扎布说:“你是这家的主人，我是给你拜年来的，先向你老人家敬酒!”说着举杯过顶。宝音图老人高兴地接过酒杯高高举起，高唱祝福歌。塔旺扎布也和大家边伙边唱起来。还有一年正月路过一户贫困人家时，随从人员说: “这家很穷，就不要进去了。”塔旺扎布当即生气地说:“我把我的马都不分类，还能把我的旗民分贫富吗?”说着就走进了这家的蒙古包。此后随从人员再不敢说穷论富了，过户便进也就成了惯例。

 额济纳旗有全旗祭典的敖包6座。有人说，祭敖包是祭天，祭神，根据考古得知，祭敖包实际是祭祖。敖包内出土的有人骨、牛皮铁甲衣、弓、箭、铁锅以及载着战死的人名、时间的木柱，就说明了这一点。每年夏五月、秋八月是全旗祭敖包的时间。其间还要举行赛马、射箭、摔交等活动。土尔扈特蒙古人善唱民歌，歌声优美动听，富有民族特色和草原气息。祭敖包时，大家在一起欢唱起来。每次祭敖包活动，塔旺扎布都要亲自参加，接见民众，和大家同声歌唱。他本人就是一名优秀的歌手，可以唱出200多首民歌。

 塔旺扎布在青壮年时期，经常下乡视查，遇到早年，他还亲自带领牧民找草场迁场。夏秋两季河水暴涨，塔旺扎布还亲自下水救群众，护牛羊，因而深得旗民爱戴和拥护。全旗民众不称他为王爷，而称他“赛音阿哈” （好兄弟） !

 我于1958年转业到额济纳旗工作，当时塔旺扎布为自治区政府委员，巴彦淖尔盟副盟长，额济纳旗旗长。当时旗级机关在赛汗桃来（国民党称为“建国营” ）。塔旺扎布只占用一间土房，室内设备甚是简单，只有一张未经油漆的单人床，一张三屉棹，一把椅子，一把暖壶，一把铁壶，再无其它设备。当时，他的夫人在牧区管理家务，他只身一人在政府食堂起伙，与职工同食一锅饭，从不要求加菜。

 平时牧民来旗府所在地买用品时，都愿意来看塑塔旺扎布。身为国家十级干部和王爷出身的他，与牧民在办公室席地而坐，谈心，吸烟，饮酒，唱歌，晚了就一同席地而睡。塔旺扎在平易近人的作风，表现在各个方面，获待全旗人民的称赞。

倡办学校

 额济纳旗地处边远地区，几乎与世隔绝。旗民历代以游牧为业，很少习文。土尔扈特蒙古族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和丰宦多彩的文化，世代靠口碑相传。全旗只有寺庙的喇嘛和极少数贵族、仕官懂些蒙文和藏文，广大旗民深受没有文化之苦。 1936年，在老东庙建起一排土房，设立了额济纳旗历史上第一所学校，命名为“国立额济纳旗小学” （实际上教育经费由旗税收中支出），由塔旺扎布兼任校长，苏剑啸任教务主任，在校的学生共30多人，教授蒙汉两种课程。

1949年又在今旗治地达来库布建立了旗立蒙古小学，用两顶蒙古包为校舍，校长由塔旺扎布的长子额尔敦格日勒担任。

 1949年和平起义后，这两所学校合并为“额济纳旗完全小学”， 1960年旗府迁达来库布，学校也随之迁来。这两所学校为额济纳旗培养了不少有文化的人才。解放后，有些学生进入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等学校深造，成为额济纳旗、阿拉善盟一代新的建设者。

和平起义

 塔旺扎布由于长期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黑暗和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压迫，以及苏剑啸、周仁山同志的思想影响，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决定额济纳旗人民命运的关键时刻，他顺应人民的意愿，毅然决然起义，倒向人民阵营一边。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孤岛，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

  1949 年8月26日兰州解放， 9月23日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扎雅通电宣布起义。塔旺扎布亦于9月27日通电宣布起义。

塔旺扎布的起义，决不是仓促之举。1949年9月，塔旺扎布将额济纳旗驻酒泉办事处撤回，听取了办事处主任张宏林的汇报，他说:“我不会忘记周仁山的话，我决定跟共产党走，举行起义。”随即秘密召开旗府主要人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塔旺扎布、张宏林、牛顿、达瓦、嘎瓦、罗虎、赛伯英等七人。塔旺扎布首先发言，指出国民党政权灭亡之势无可挽回，共产党顺应民心，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只有起义才是我们的光明前途，才符合老百姓的心愿。我已决心起义，迎接解放。与会人员都赞成塔旺扎布的决定。会议研究决定派出张宏林、达瓦、塔斯木三人做为额旗代表，到酒泉与解放军联系洽商起义事宜，并要严守机密，以免走漏风声，发生意外。9月27日，塔旺扎布正式通电脱离广州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电文如下:

北京

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

我为了迎接新的胜利，为了适应国情，为了促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即早成立。今代表额济纳特别旗全体人民，即日起与广州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决心接受北京人民政府领导，请速派员来临指导，并祝主席健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额济纳特别旗札萨克兼防守司令

塔旺扎布

9月27日

 不久，派往酒泉谈判的嘎瓦等人随解放军代表返回了额旗。塔旺扎布召开了全旗各族各界参加的庆祝额旗和平解放的群众大会。会上，塔旺扎布作了热情的讲话，并热情欢迎酒泉军管会代表和解放军进驻额济纳旗。全旗各族人民欢欣鼓舞，载歌载舞，奔走相告，欢庆自己的解放与新生。

 1949年11月在老西庙召开的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大会上，宣布成立额济纳旗人民政府，大会选举塔旺扎布为主席，牛顿为副主席。原额济纳旗防守司令部撤销，原骑兵大队改编为旗保安大队。

 额旗和平解放，新政权诞生后，塔旺扎布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额旗人民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

 人民政府成立之后，除酒泉专区派了一名代表外，上级没有再派来于部，也没有进驻人民解放军，额济纳旗一切军政要事还要塔旺扎布全盘负责。当时盘据在青山头一带的哈萨克乌斯曼匪帮和国民党散兵时有袭扰，盘据在阿拉善旗拐子湖的德王、李守信残部也有西窜进入额济纳旗的可能，塔旺扎布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决定加强保安队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并派达瓦率领保安队官兵往青山头剿灭乌斯曼匪帮。经过二次战斗，这伙匪徒被击溃，逃出了额旗，此后未敢再来侵扰。

  1950年春，盘据在拐子湖的德、李残部，大多数接受解放，缴械投诚，只有妄图顽抗到底的团长韩萨嘎拉率150余人窜入额济纳旗。他们到处抢劫牲畜，掠夺财物，奸污妇女，无恶不作，给额旗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塔旺扎布与旗政府主要人员研究后决定，因敌众我寡，应尽量避免正面战斗，保安队要隐蔽在红柳深处，监视残匪动向，如遇小股匪徒则聚而歼之，或依托隐蔽地形，打冷枪消灭匪徒，如发现匪帮抢劫抓人，可根据具体情况突然袭击敌人。塔旺扎布还派人向酒泉军分区报告，请求速派解放军支援。

 酒泉军分区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一个骑兵连赶赴额旗剿匪。当骑兵连到达河西建国营时，遭到了匪帮的袭击，我骑兵连战士临危不乱，沉着应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匪帮伤亡惨重，溃退河东，与另一股匪帮会合后向马鬃山方向逃窜，后被我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从此，额旗人民过上了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生活。

  1951年2月，中共宁夏省委派出以郭全德同志为首的14名同志组建了中共额济纳旗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郭全德同志为书记。塔旺扎布对工委的组建非常欢迎，特别尊重工委的意见，与郭全德同志更是推心置腹，成为至交。中共额旗工委，在塔旺扎布的支持配合下，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塔旺扎布为了支持农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决定把历来出租给甘肃省鼎析县部分农民的土地今后一律不再收租。

 他在牧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动员其家属与群众共同组建公私合营牧场，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有一次，塔旺扎布与郭全德同志一起下乡，行至中途，到一户牧民家中休息。他们进蒙古包喝茶，可是跟随的解放军战士张发却站在包外，几次叫他也不进来，塔旺扎布不解其意，问郭全德同志，郭说:蒙古族不欢迎带刀枪、棍棒、马鞭的人进包，因为张发带着枪，所以他不进来。塔旺扎布听后高兴地说，共产党、解放军好，尊重蒙古人的民族习惯。正因为这样，我现在宣布:从今以后，凡是共产党的干部和解放军在额济纳旗可以带枪进蒙古包。从那以后，全旗人们才开始允许带枪进蒙古包了。

 塔旺扎布对上级派来的干部都表示欢迎，生话上给予关照，表现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尊敬。凡是在额旗工作过的干部、战士，无不对他的平易近人、热情关怀，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带动下，无论是原有的干部还是外来的干部，蒙族干部和汉族干部，工委和政府之间，都是互相尊重，团结无间。有一次，警卫排从金塔运粮到西河畔，结冰的河水已开化，骆驼过不了河，解放军官兵们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搬运粮食和其它物品，而有些保安队的战士们在岸边看热闹。正值塔旺扎布路经此地，他马上命令保安队战士们下水帮助搬运粮食，并教育保安队战士们要向解放军同志学习。

 塔旺扎布对党在牧区实行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政策非常拥护，认真执行。认为这是稳定牧区，解放生产力，发展牧业生产的保证。他在工委的领导下，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注意抓好牧业生产。因为全旗牲畜总头数到1958年比解放前增长数倍，广大牧民都从内心深处感激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幸福，感谢塔旺扎布深明大义，果断地接受共产党领导，使全旗走上了光明大道。

  1956年，周恩来总理委托乌兰夫同志代表他赠送给达理扎雅先生、塔旺扎布先生各一辆胜利牌小轿车，对他们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后所做的贡献表示慰问。两位先生对此表示十分感谢，使他们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待爱国人士，对待忠诚的朋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以诚相待的，更加坚定了他们跟随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尽毕生精力的信念。

  1960年7月20日，塔旺扎布因病去世，终年60岁。额济纳旗广大人民对这位牧民的“赛音阿哈” （好兄长）、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的去世，都深感悲痛。

 塔旺扎布与陶申查干哈屯婚后，相敬如宾。塔旺扎布受过教育，有丰富的阅历，陶申查干身受严格的家教，懂事明理，是一位贤妻良母，是塔旺扎布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他们共生四子，长子额尔敦格日勒，曾任阿拉善盟副盟长， 1981年病逝。次子敦德布，过继给两位嫂夫人，现为额济纳旗人大副主任。三子、四子均天亡。

 笔者有幸在额挤纳旗和塔旺扎布先生一起工作过，还曾向先生的亲属以及牛顿，罗虎，敖肯答和郭全德同志的随员洪增华、张发等同志进行多次访问，在此仅向这些同志致以深挚的谢意，并以本文作为对塔旺扎布先生的怀念。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根据张宏林，藏登米德格，阿拉坦其其格所写回忆文章内容做了增改，特向上述同志表示谢意——编者。）

选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