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的西夏后裔考

文 | 郑　蕊

原载《寻根》2024年第3期

西夏（1038—1227）是辽宋金时期由党项人在中国西北地区（今陕、甘、宁、内蒙古）一带建立的重要地方政权。1227年西夏被蒙古所灭，其后裔历经元明两代，已经融合在周边民族之中。20世纪以来，西夏文献在黑土城、敦煌等地被大量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西夏文字、历史、经济等问题。“西夏后裔”的研究也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内蒙古地区西夏后裔的研究

有许多学者关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西夏后裔。蒙古史籍称西夏为“唐古特”，胡守静总结“蒙藏史籍对这个大国并没有延续汉文的称呼，而是多采用音译，称之为‘唐兀惕’‘唐兀’‘唐古’等，‘唐古特’也是蒙藏史籍对‘西夏’政权的一种称呼”。（胡守静：《〈青史演义〉中“唐古特”与“西夏”辨析》，《西夏研究》2017年第1期）。另外，唐古特蒙古也被认为“指今鄂尔多斯地区，以唐古特为名称或姓氏的若干蒙古部族，他们主要分布在鄂托克前旗与鄂托克旗境内，日前人口约为8000过一点”。（杨浣：《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

仁钦道尔吉认为鄂托克前旗的唐古特是西夏臣民，“聚居于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公乌素嘎查一带的叫作布日耶沁唐古特。布日耶沁，汉语意思为号手。他们自称是黄河两岸古代蒙古部落之一，是西夏国的臣民。西夏被蒙古灭亡之后，唐古特氏蒙古人归属大蒙古，故称他们为唐古特部。归属后的他们承担了传送蒙古军令的任务（即吹军号），到了明、清时期，他们的义务只剩下保护成吉思汗的金号和祭祀成吉思汗金号”。杨浣、牛达生都支持这一观点。

比利时学者田清波认为鄂尔多斯唐古特人是成吉思汗送给也遂皇后的西夏人的后裔。“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这一部的一部分人被送给也遂皇后做奴隶，皇后在皇帝最后一次出征中陪伴着皇帝”。（伊克昭盟档案馆编辑，鄂尔多斯研究文集第1辑，内蒙古伊克昭盟档案馆,1984年）

学者贺吉德认为“‘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广大牧区’的蒙古牧民就是蒙古灭夏后逐渐蒙古化了的西夏后裔”。（洪梅香主编：《银川建城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

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府百夫长唐兀公碑碑亭

杨浣认为鄂托克地区的唐古特人除了也遂皇后那一批，陆续迁入的西夏人，还有1224年前后攻占银川带来的西夏人口。“大约在1224年前后，此地很可能就已随着银州的沦陷而被蒙古军攻占……很显然，这次战争带给了草原帝国大量的唐古特人口。他们很可能才是今天鄂托克地区唐古特蒙古人的先祖。当然，把他们称之为西夏人后裔也是可以的，只是未必一定属于成吉思汗赐给也遂夫人的那一拨西夏人的后代。”（杨浣：《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

综合学者们的讨论可知，鄂尔多斯西夏后裔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成吉思汗送也遂皇后的西夏人、战争被抢夺到此地的西夏人，以及迁入蒙古地区的西夏人。这些研究中，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元末以后的迁移以及这一地区历史沿革、地域归属和地域宗教细节的讨论可以更加充分，值得进一步关注。

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历史沿革和成吉思汗八白室的迁入

1.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西夏时期以来的历史沿革

西夏立国之初，鄂托克地区就归属西夏掌握，《鄂托克旗文史资料》记载：“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史称西夏。鄂托克旗分属西夏的宥州、盐州和灵州……成吉思汗的蒙古汗国兴起后，于公元1205—1227年的22年中，曾五次进攻西夏。宝义元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鄂托克旗始为蒙古汗国领地。”（政协鄂托克旗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鄂托克旗文史资料》第11辑，1995年）

西夏被征服以后，西夏故地“最初由窝阔台的儿子阔端统辖，大本营驻扎在西凉（武威）。1261年，在西夏故地置西夏（西夏—中兴）行省。1272年该地区被赏赐给忽必烈的第三子忙哥剌，同时，忙哥剌获得了安西王的爵位。忙哥剌死后安西王的爵位及该地区的统辖由他的儿子阿难答继承”。（唐荣尧：《鄂托克草原上的唐古特》，银川晚报2010年6月25日）

细化到鄂托克旗在元代的归属，《鄂托克旗文史资料》载：“一部分地区属陕西行省延安路、绥德等州管辖。鄂托克旗西部边沿属甘肃行省宁夏府路管辖”。（政协鄂托克旗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鄂托克旗文史资料》第11辑，1995年）元末，“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十月，元惠宗封扩廓帖木儿（王保保）河南（辖今鄂尔多斯地区）王，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并达南一应军马”。（梁冰著：《鄂尔多斯通史稿（上）》，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 

明朝建立之后，在洪武四年（1371年）控制这一地区并设立卫所“设东胜卫中、前、后三千户蒙古卫所20多处”。（梁冰著：《鄂尔多斯通史稿（上）》）天顺六年（1462年）后，“大批鄂尔多斯人带着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进入黄河宝日陶亥（河套）地区，定居在这里。因而，河套地区也随之称为鄂尔多斯”。（房晓、张立鹏、韩菲子著：《发现内蒙古》，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年）蒙古部落逐渐掌握了这一地区。弘治九年（1496年），达延汗开始逐渐以河套为大本营向四周用兵。明初到达延汗时期，这一地区的控制人先后有毛里孩、阿罗出、猛可、达延汗、达延汗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巴尔斯博罗特长子衮必里克、衮必里克次子拜桑固尔（分到鄂尔多斯右翼）及其后裔、林丹汗等，明代鄂尔多斯地区实际控制人虽然随着势力强弱有所变化，但是无论是明朝还是蒙古部落控制该区域时，鄂尔多斯地区都有行政管理机构。从这个角度上看，这里人口应该有一定数量且相对稳定。

森川哲雄在《鄂尔多斯十二鄂托克考》一文中对明代鄂尔多斯万户构成的研究，得出鄂尔多斯万户右翼的构成有稳定的唐古特人：“鄂尔多斯万户十二鄂托克中，右翼六鄂托克分别是扣克特·锡包沁、乌喇特·唐兀特、达喇特·杭邻、墨尔格特·巴哈那斯、巴苏特·卫新、伯特金·哈里郭沁……”［（日）森川哲雄著：《蒙古诸部族与蒙古文文献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年］

明末，漠南蒙古十六个部落承认后金皇帝为合罕。入清之后，“清廷将鄂尔多斯万户划分六个旗，原拜桑忽尔诺廷及其后裔所据克扣特、锡巴固沁、乌喇特、唐古特等部，组成鄂托克旗的核心，称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政协鄂托克旗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鄂托克旗文史资料》第11辑，1995年）此后清廷封鄂尔多斯部济农为多罗贝勒，诏世袭罔替。这个格局直到民国也没有大的变动。唐古特成为鄂尔多斯部落中的一个分支并延续至今。

2010年，《银川晚报》报道：“整个鄂托克草原上有4万多来自官方统计的蒙古族人，唐古特占20%。这8000多名唐古特是西夏王朝湮灭后最大的西夏后裔聚居群落，和那雅老人这样的布力也沁不同的是，在鄂托克草原上还有主要聚居在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今属上海庙镇）的上唐古特，主要聚居在鄂托克旗陶亥乡、查布苏木的下唐古特和从原宁夏陶乐县黄河边聚居后迁入鄂托克旗境内的河畔唐古特，共同构成四大唐古特聚居群。”（唐荣尧：《鄂托克草原上的唐古特》，《银川晚报》2010年6月25日）可知，时至今日，鄂托克草原上依旧有四个唐古特部落居住。

爬梳鄂托克草原的历史可以看出，这一区域原本就是西夏的故地，蒙元时期先归成吉思汗子孙所有，后分归陕西、甘肃行省管辖；入明以后，明朝政府曾一度在此地设立蒙古卫所，不久几个蒙古部落的势力先后掌握这一地区，并以此为大本营向汉地发兵。达延汗统一蒙古，恢复万户制度之后，鄂尔多斯万户中就一直有唐古特部落存在至今。西夏以来鄂尔多斯地区并未像黑水城一样逐渐没落，而是一直是战略要地，达延汗之后，今天的部落格局基本形成。

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

2.成吉思汗八白室迁入鄂尔多斯的过程

学者谈到鄂尔多斯部落中的唐古特人，都会提到成吉思汗送给也遂皇后的西夏人，但是鲜有学者讨论也遂皇后一支的迁徙，也遂皇后的西夏部众并不是一直留在鄂尔多斯地区，应该是随着成吉思汗祭祀的八白室的迁移而来到鄂尔多斯的。

斡耳朵是帐篷群构成的后宫，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分属正宫皇后孛儿帖、二皇后忽兰、三皇后也遂、四皇后也速干。后世也称成吉思汗祭祀的宫帐为八白室（帐）。八白室为蒙古语意译，大汗死后，仍保留其生前的斡耳朵（宫帐），最初共有八座白色的毡帐，故名。

成吉思汗一去世，他的祭祀就在他的四大斡耳朵不断进行着。成吉思汗的幼子托雷在他死后继承了他的大斡耳朵。此后，窝阔台继位也要来到漠北祭祀成吉思汗。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将漠北的祭祀交给真金之子甘麻剌负责。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被封为晋王，出镇蒙古本土，此后有元一代，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都由晋王后裔世袭守卫。

进入明代以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八白帐也受到冲击，随大汗所部行动，在草原上不断迁徙。15世纪70年代，八白帐落入异姓强酋之手。这期间汉籍中出现了源自八白帐的“阿尔秃斯”（Ordos）部名。16世纪初，达延汗将阿尔秃斯部和八白帐收归正统皇室治下。此后，成吉思汗的八白室一直在鄂尔多斯地区。

由上可见，送给也遂皇后的西夏人，应该是在成吉思汗时期被赐给也遂皇后，然后随着也遂皇后到了漠北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处。元朝灭亡之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战乱频仍，这些部众也随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四处迁移，最终，成为鄂尔多斯部落的一部分。可以想见的是，这部分西夏后裔，随着成吉思汗的赏赐进入蒙古部族，并没有留在故地，而是跟着也遂皇后及四大斡耳朵在漠北多年，在明朝中期回归到鄂尔多斯地区的。

3.史料辑成之后的问题

前文略述了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的历史和成吉思汗八白室迁入鄂尔多斯地区的过程，基本可以回答成吉思汗送也遂皇后的西夏人及后裔问题。另外，有学者认为这一地区的西夏人是迁入蒙古地区的，可能混淆了现代内蒙古地区的区划和西夏时期这一地区的归属。

现有史料对于西夏灭亡后此地是否留有西夏遗民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上述历史梳理，可以推断，如果元代此地居住有西夏遗民（或蒙古化的西夏人），明代初期，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下，明朝在鄂尔多斯建立蒙古卫所，收编当地蒙古人。从卫所建立的目的来看，元末明初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应该生活着不少原住的蒙古族牧民。此后蒙古各部族短暂控制鄂尔多斯地区，也应该不影响原居于此地的牧民，那么达延汗统一蒙古，整合鄂尔多斯部时，是有可能整编当地含有西夏后裔的蒙古部落的。这些遗民很有可能随着时间融入蒙古部族，一直生活在这一地区，成为今天鄂尔多斯蒙古部落中的唐古特人。如果这条线索成立，只要证明西夏之后蒙元之时这里依旧有西夏后裔生活，则可以证明原居于此地的西夏后裔就是今天鄂尔多斯部落中的蒙古化的西夏后裔。

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西夏到蒙元的

宗教信仰

1.阿尔寨石窟所体现的鄂托克地区佛教的发展

党项人原来是自然崇拜和鬼神信仰，巫术流行。西夏建立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成为西夏最主要的宗教。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就有西夏、元明的佛教遗迹阿尔寨石窟，从阿尔寨石窟的营建，我们可以侧面了解鄂托克地区的西夏到蒙元的佛教发展情况。

阿尔寨石窟共有北魏、西夏、元和明四个时期的遗存。石窟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西北的阿尔巴斯一座孤立的圆形红砂岩小山上，俗称“百眼窑”，山体四周岩壁上现存石窟67座，集中分布在南壁上，东壁与北壁有少量石窟。崖壁还分布着浮雕22座，山顶上有建筑遗址6座，许多石窟内保存有壁画以及回鹘式蒙古文、梵文、藏文佛教尊神名号及佛赞榜题。（谢继胜主编，谢继胜、熊文彬、罗文华、廖旸等著：《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下》，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

阿尔寨石窟有非常多西夏时期典型的壁画，阿尔寨石窟28窟十一面观音像“最早应为10—11世纪西夏早期的汉密佛画作品”。［汤晓芳：《阿尔寨石窟的密宗壁画及其年代》，《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阿尔寨石窟31窟右侧两尊供养菩萨像，与莫高窟西夏供养菩萨像的风格相似。阿尔寨石窟第33窟刻画了集合于一壁的上师、“大黑天”佛、西夏官兵等不同人物，描绘了西夏晚期蒙夏交战激烈的时期，西夏人信仰藏密、崇拜上师和骑兵参战的实况。这些壁画说明了西夏时期这一地区已经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

学者唐荣尧认为阿尔寨石窟是西夏王朝迎请的第一位藏传佛教高僧是——噶举派中的热巴在今天的内蒙古和宁夏交界处修建的大寺院的一部分。

《中国考古集成》将阿尔寨石窟的藏传佛教的特色与西夏中晚期佛教文化结合理解。“史料证明，藏传佛教较早传入西夏，到西夏中期已逐渐占据宗教领域的主导地位。以藏传佛教为主要特征的阿尔寨遗址的基本格调，与西夏王朝中、晚期的佛教文化是和谐的。”（孙进己主编：《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北京出版社，1997年）

蒙元时期的阿尔寨石窟壁画有着非常多的蒙古族特色，如“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受戒图”“八思巴与道教辩论图”“各民族僧俗人等礼佛图”“蒙古族丧葬图”“成吉思汗家族受祭图”等。蒙元时期的壁画旁还出现了墨书的回鹘蒙古文题榜和少量梵文、藏文题榜等。（王志浩、窦志斌主编：《北方草原古代壁画珍品》，三秦出版社，2016年）

明朝时期所修的阿尔寨石窟面积小，均为小型窟，但壁画面积较大，往往占满一面墙。壁画内容有黄教祖师宗咯巴像、毗沙门天王像、财神像（蒙古人信奉）等，在像下绘蒙古贵族家庭和高僧，壁画周围也有回鹘蒙古文榜题。（李少兵、索秀芬：《阿尔寨石窟》，《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2期）

明末阿尔寨石窟被废弃。废弃原因说法不一，一种认为被察哈尔哈喇章汗（林丹汗）所毁；一种认为伴随藏传佛教的北移而废弃。

综观现有研究，从石窟壁画的大量创作到石窟的兴盛，可以感觉到这里从西夏到蒙元发展越来越好，确实能够给人蒙元时期这一地区佛教极为兴盛的印象。但是由于史料记载蒙古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是从俺答汗开始，元代朝中非常支持佛教的发展，但是蒙古族族群内部信仰相对自由（如阿难答信仰伊斯兰教），阿尔寨石窟蒙元时期的兴盛不能单纯归结为蒙古族对藏传佛教的推崇。这一地区佛事兴盛的原因，或许正源自这里是西夏故地，且保留了大量的原本就崇信佛教并开始接受藏传佛教的西夏遗民。这些遗民因为属地和战争，逐步迁徙或者留在当地蒙古化了，但是信仰仍旧是佛教。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阿尔寨石窟自西夏到元代连续发展的逻辑就十分通顺了。

2.元时西夏故地（包括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的信仰情况

回顾这一地区西夏末期到元代的信仰情况，或许能够为这一时期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留有西夏遗民提供思路。学者邱树森从《出使蒙古记》《马可·波罗游记》《史集》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地区信仰的变化情况。西夏故地在西夏时佛教兴盛，进入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传入对这一地区有所影响。1254年前后法国圣方济各会鲁不鲁乞在路过西夏故地时，没有看到当地的伊斯兰化；1274—1275年前后马可·波罗路过西夏故地时，记载当地“居民是偶像教徒”；14世纪初拉施特记载西夏故地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穆斯林——引者）”。（邱树森等编著：《元代中国少数民族新格局研究》，南方出版社，2002年）显然，穆斯林大批移居宁夏是马可·波罗离开以后，特别是阿难答继承安西王之后的事。

3.蒙元时期这一地区的信仰与西夏后裔的存在

邱树森总结了13～14世纪这一地区的宗教变化，但是主要关注的是伊斯兰教从鲁不鲁乞、马可·波罗到拉施特的时代记载的传播和变化情况，细读《史集》，可以看到拉施特还补充了一句“唐兀惕乃一幅员广阔的大国，……在该国中有24座大城，该处居民大多数为木速蛮，但他们的地主和农民乃为偶像教徒”。这样，我们可以理出，从1254年前后鲁不鲁乞到1274年左右的马可·波罗，再到14世纪的拉施特所记载的西夏故地，还是有大量居民、地主、农民崇尚佛教的。考虑到这一时期蒙古族在这一地区主要的信仰引导是伊斯兰化，而不是崇信佛教。那么，西夏故地这些崇尚佛教的信众，会不会就是西夏遗民呢？

学者崔红芬曾总结利用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总结元代雕印西夏文佛经。自至元七年（1270年）到大德六年（1302年），元代宫廷六次组织雕印西夏文佛经，并发放到西夏故地的各个寺院。这说明此一时期仍旧有大量西夏遗民在其故地生活。

元代灵州等西夏故地有西夏遗僧，这些僧人在元代一直保存着这些西夏佛经，有些佛经一直到明代依旧在使用和修复。“证实元代曾雕刻全部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其他单部佛经，并施放于宁夏、永昌等有西夏遗民地区的寺庙的事实。灵武所出元代西夏文佛经，应是上述印经的一部分。由此可推论，元代灵州一带尚有党项后裔存在。2001年，国家图书馆对这批西夏文文献进行系统修复，在一些佛经的封面、封底裱糊纸中发现不少汉文佛经残页，其中有明代的佛经。证明这些佛经在明代进行过修复。合理的解释是：元代所印西夏文佛经，施放至包括灵州在内的一些寺庙，灵州被黄河冲毁时，有人（可能当时还有西夏遗僧、遗民）保存了西夏文佛经。后来，这些佛经被藏于新建的灵州城，在搬迁、阅读、翻检中佛经有所损毁，便进行修复，裱糊封面、封底，便使用了当时废弃的明代汉文残经。”

另外，再结合西夏故地本来就存在原西夏人在元朝继续建设的记载，“元代最早在宁夏屯田的是朵儿赤。朵儿赤是西夏宁州人，初守西凉，‘率父老以城降太祖’，元世祖授其为中兴路新民总管，遂在西夏故地率众屯田……忽必烈即位后，准中兴路新民总管朵儿赤‘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凡三载，赋额增倍’，取得明显效果”（孙生玉主编：《宁夏地方史话丛书·宁夏军事史话下》，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西夏后裔在西夏故地广泛生活且信仰佛教的事实基本清晰了。

综合阿尔寨石窟的发展、元代各种游记对这里信仰的描述以及现有西夏文古籍上记述的佛经刊刻，我们可以推断，西夏灭亡到蒙元时期，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仍旧有很多西夏遗民留在故地。因为西夏人也有游牧的习惯，随着民族的交往交融，这些西夏遗民可以利用官方文字和习俗来礼佛兴办法事。元亡之后，这一代的居民都被明朝政府当作蒙古族整编建立卫所，蒙古化完成。此后，蒙古族各个部落势力争夺河套之时，西夏遗民则以蒙古族的面貌和信仰，继续生活在这一地区了。

结　论

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西夏后裔基本可以有两个确定的来源，一为成吉思汗赐给也遂皇后的西夏人，随着也遂皇后回到漠北进入看守四大斡耳朵的部落，元亡之后这部分人随着成吉思汗祭祀八白室四处迁移，最后在15世纪70年代回到鄂尔多斯地区。另外一支西夏人则是留在鄂托克地区这一西夏故地的原西夏居民，他们在蒙古部族及后来迁入的回回人信仰伊斯兰教的时候，依旧崇尚佛教，营建阿尔寨石窟。为了安抚这部分西夏遗民，元代曾先后六次刻印大量西夏文佛经分发到西夏故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的西夏后裔渐渐融入蒙古部落，在元亡之后，明朝设立卫所之时，进入蒙古部落，完成了民族的融合。此后，随着蒙古部落各方势力在河套地区不断出入，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的西夏后裔最终被编入鄂尔多斯部，形成今天的格局。

另外，早期战争中被抢夺后编入蒙古部落的西夏人口、元朝征调的党项军人的去向（如“一军皆夏人”的元末庐州戍军）都是研究蒙古部落里的西夏后裔探讨的方向，未来可以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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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