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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文刊载于《中蒙历史学研究文集》（2015.8）。此次转载将原文脚注从略。阅读全文，请以原文为准。
▶清代内外蒙古札萨克喇嘛旗与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以及其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清政府对一些影响较大的蒙古地区呼图克图和达喇嘛给予统治地方的“政教合一”的权力，即行政和宗教权力，以维护或确认其特权。据《理藩院则例》相关条例，“凡喇嘛之辖众者，令诏其事如札萨克焉”。也就是说，清朝在行政建制上，除内外蒙古地区设立札萨克旗、总管旗以外，为了便于管理，在喇嘛徒众比较集中的地区或与清廷有着亲密关系的地位高、宗教影响较大的喇嘛首领居住的区域内设立喇嘛旗，任命喇嘛为札萨克，在管辖范围内赋予行政、司法和税收之权。这种“政教合一”的喇嘛旗是中央理藩院之下设立的针对寺庙和喇嘛的特殊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与札萨克旗一样是政权实体，它有自己的属民（包括徒众和沙毕纳尔）和游牧地。呼图克图和札萨克喇嘛在该管范围内行使政教权力。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立的喇嘛旗共有七个，它们是内蒙古东部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外札萨克喀尔喀地区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旗、青苏珠克图诺门罕旗、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旗和青海的察汉诺们罕旗。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相关内容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1]之后，乌云毕力格等著《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2]、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编《蒙古史纲要》[3]、达力扎布编《蒙古史纲要》[4]、齐木德道尔吉等著《清代蒙古志》[5]等编著均采纳这一说法，并逐渐成为国内学界普遍认可的习惯性专业名词术语。其实，所谓的“喇嘛旗”称呼在清代各种文献中并不存在。据《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理藩院则例》等清朝法制史文献记载，以上所谓的七个“喇嘛旗”称呼为“游牧喇嘛部落”，如“内蒙古锡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游牧”，等语。只是后人根据以上七个游牧喇嘛部落的行政长官均为喇嘛，又据“凡喇嘛之辖众者，令诏其事如札萨克焉”[6]等记载，把它们称为喇嘛旗。比如妙舟《蒙藏佛教史》即根据这一特点认为，“札萨克喇嘛与蒙古旗之札萨克同，在辖区之内掌握政教两权，统辖部众，统称游牧喇嘛旗，蒙语喇嘛之众曰沙毕纳尔，其治统于喇嘛。”[7]近代以来出现的“喇嘛旗”这一概念很有可能来自妙舟《蒙藏佛教史》中提到的七个喇嘛旗说法。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喇嘛旗亦可分为札萨克喇嘛旗和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如同内外蒙古札萨克旗札萨克行政长官，拥有行政权力，更重要的是有清一代的该旗札萨克喇嘛职位几乎与札萨克旗的王公贵族一样，均世袭于青海萨穆鲁家族。所以，从这一层面上可以真正称得上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所属游牧地为“札萨克喇嘛旗”。从札萨克喇嘛旗制度的性质而言，青海的察汉诺们罕旗亦归属于此类。但是，外喀尔喀地区的五个喇嘛旗的性质而言，与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和青海的察汉诺们罕旗有所不同。这是因为，五个游牧喇嘛部落均为被理藩院入册登记的转世呼图克图所掌管，但那些呼图克图从未一直转世过某一个家族，札萨克喇嘛职衔也从未有过世袭。清廷只是为了加强对这些地位高、徒众众多的呼图克图所属游牧地及其属民的管理，区别于邻近蒙旗，并通过授予该管呼图克图颁发印信，准许其在管辖范围内行使“政教合一”的权利。清朝设立这些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的前提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相关记载，道光二年议准“蒙古各庙呼图克图涅槃后，如徒众过五百名，而庙宇距该旗五百里以内者，该盟长于徒众内择一人，赏给札萨克喇嘛职衔。庙宇距该旗在五百里以外者，并给予印信。其诺们汗涅槃后，徒众过五百者，该札萨克于徒众内择一人，给达喇嘛职衔，俾得督率。俟该呼图克图、诺们汗转世成立后，督率有人，仍将各职衔撤销。又议准：呼图克图诺们汗未经入档，如系赏过名号印敕，及徒众过五百者，仍准其补行入档。”[8]可以看出，设立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的第一条件是上述外喀尔喀地区的五个呼图克图游牧部众起初均分布于某一札萨克旗之境内或两个或三个札萨克旗中间，在行政上难以管理或难以协调其中之隶属关系。第二条件是呼图克图所辖部众所在位置在距蒙古各札萨克旗五百里以外，且徒众过五百人（后增为800人）。到了道光三年以后，理藩院颁发给呼图克图印信的条件似乎有所改变的迹象。据《理藩院为宣谕恩准授予呼图克图印信条款之谕旨事晓谕阿拉善亲王玛哈巴拉之札文》记载：理藩院札文。札行阿拉善厄鲁特札萨克和硕亲王玛哈巴拉等。为札饬事：由本理藩院奏闻：商议外藩蒙古呼图克图等请印信之定例条款恭请恩准。请旨：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布尼喇达那处之扎拉堪扎呼图克图呈报：贫呼图克图今有弟子八百余人。因为人数众多，难免经常发生争端而打官司之类事情。又本寺离所属旗甚远路途也不便。如果没有札萨克印信很难管理和断案。为此，如实向理藩院呈报，请求予以代奏恩赐印信，以便管理众喇嘛。等情。据查，内外蒙古诸札萨克处没有印信之呼图克图甚多。如果各方都以弟子众多为由呈文，要求赏赍印信，外加各处札萨克因为都崇尚黄教而不认真核查事实，顺从呼图克图等要求随意出具预印文奏请赏赍印信，如果都照此下去，将来就无法可依了。为此，必须先制定则例后再行处理此类事情为妥当。臣等商议，今后各处呼图克图其弟子超过八百人，离所属旗印信处五百里以外者可赏赍印信。只是担心各旗札萨克隐瞒真情，虚报呼图克图所属弟子人数和寺庙与旗相隔距离。今后诸呼图克图中如果有求赏赍印信者，先让所属盟长核实情况，确定沙毕那尔数额及具体距离后造具清册报院。此后理藩院指令有关将军大臣衙署派人再次核实证明情况属实后才能奏闻皇上请求授予印信。如果发现把所属呼图克图众弟子人数和寺庙相隔距离扩大化倾向，并发现所属盟长参与虚报和瞒报，不予授予印信以外，处罚所属盟长罚俸一年，所属呼图克图罚畜三九数。臣等商议条款是否妥当，奏请皇上圣裁。如果准奏，把扎拉堪雅呼图克图所求授予印信之事就遵照该条款执行。并把此条款列入《理藩院则例》后遵照执行。为此谨呈。请旨。道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奏入。谕旨：依议。钦此。奉旨宣谕阿拉善厄鲁特札萨克亲王玛哈巴拉等。为此札饬。道光三年七月十六日。[9]
该份札文显示，理藩院根据当时蒙古地区无印信呼图克图甚多情况，自道光三年（1823）开始蒙古地区诸呼图克图徒众人数从原来的五百改为过八百才给该管呼图克图管理其徒众的印信，并把此条款拟列入到《理藩院则例》中。本札文里显示的“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布尼喇达那处之扎拉堪扎呼图克图”系清代外喀尔喀地区掌印呼图克图之一，道光四年（1824）清廷授予其银印，并其下设“尚卓德巴”喇嘛职衔，管理所辖沙毕纳尔。据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一抄本记载，该扎拉堪扎呼图克图本名为罗布藏班珠尔松多布，道光三年曾经向理藩院递交呈文，请求赐予管理沙毕纳尔的印信。而理藩院大臣根据当时蒙古地区无印呼图克图众多情况，强调今后呼图克图徒众人数过八百者才给印信，并拟把它列入《理藩院则例》中。道光三年夏中月（五月）二十四日理藩院大臣把这份议意呈报皇帝后，“谕旨依议”。历史研究所所藏这一抄本中不仅含有扎拉堪扎呼图克图呈文，而且还有理藩院转交奏请皇帝的行文以及其后理藩院下达乌里雅苏台将军的札文。根据理藩院下达的札文内容，于道光三年十一月初二日该管呼图克图及其商卓特巴专门造一册说明其所在地离札萨克图汗布尼喇达那处千余里，所收之喇嘛沙毕纳尔554口，哈拉沙毕纳尔（黑徒）342口，共计沙毕纳尔219户866口等情况。乌里雅苏台将军把这一情况呈报与礼部后，于道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得到皇帝的准允，并赐予了满、蒙、藏文三体的印章“喀尔喀管理喇嘛班第之扎拉堪扎呼图克图之印”。[10]据《理藩院则例》相关条例，“道光十九年（1839）定：口外各呼图克图徒众过八百名，距该旗五百里以外，应领印信者，由该盟长确查报院，由院咨行附近之将军大臣等查复相符，奏明颁赏印信。”[11]可见，道光三年拟列入《理藩院则例》的“今后呼图克图徒众人数过八百者才给印信” 的条文 ，到了道光十九年时才正式增纂到《理藩院则例》的相关内容里。 不过，清朝法制史文献中所列“喇嘛游牧部落”仅有七个，这些喇嘛旗的呼图克图大部分于乾隆年间或更早获得管理喇嘛众徒的印信。所以，在他们中间不包括道光以后获得印信的蒙古地区掌印呼图克图所辖库伦及其徒众。上述扎拉堪扎呼图克图库伦等均不在此列。但是这些大小掌印呼图克图所辖徒众的管理体制应该是相辅相成，归为一体是理所当然的。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立的札萨克制喇嘛旗之一，也是在内蒙古地区设立的唯一的喇嘛旗，清代文献称为“内蒙古锡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游牧”，[12]光绪朝蒙旗地图上写明为“掌管锡勒图库伦全体喇嘛班第之札萨克拉布占巴达喇嘛那旺巴勒丹之旗地图”，俗称“锡勒图库伦”或“满珠习礼库伦”。16世纪中叶，出生于青海阿木多地方之萨木鲁家族的阿兴希日巴（又称阿升满珠习礼，号“额齐格喇嘛”）喇嘛曾建议土默特部阿勒坦汗迎奉黄教。[13]16世纪末，阿兴希日巴喇嘛从蒙古右翼进入东部的喀喇沁等部传经布法。天聪年间，与后金皇太极建立联系，被迎至盛京，受到优礼。后移住法库山，号法库山满珠希礼呼图克图或喀喇沁部落满朱习礼呼图克图。[14]天聪八年（1634），奏请皇太极，获准移住库伦，并划定领地。皇太极又令蒙古各部派遣喇嘛、班第居住库伦，规定每年从国库拨银一千两做为香火之用。[15]满珠习礼库伦之名即来源于此。崇德元年（1636）八月，阿兴希日巴喇嘛圆寂，皇太极封其弟囊苏喇嘛为锡勒图达尔汗绰尔济，掌管库伦宗教事务，并设四个札萨克喇嘛，四个德木齐辅佐，又从内札萨克蒙古各部征若干户移居库伦做属民，并由喀喇沁四旗（包括卓索图盟喀喇沁左、右、中旗和土默特左旗）每年送米粮千斛，作为供养，[16]锡勒图库伦之号即由此来。顺治三年（1646），囊苏喇嘛圆寂，清廷遣盛京实胜寺喇嘛西布扎衮如克到库伦，授予盛京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印，赐锡勒图绰尔济封号，统领政教。尤其是西布扎衮如克利用清廷和五世达赖喇嘛的亲近关系，在争夺东蒙古宗教权力的斗争中压倒内齐托因呼图克图势力以后，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的权势达到了空前的壮大。至此，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政教合一”制度基本形成。雍正七年（1729），清廷又确认了锡勒图库伦札萨克达喇嘛的世袭制。[17]顺治十四年（1657），西布扎衮如克圆寂。其后兰占巴晋巴扎木苏、鲁扎兰占巴、额布根喇嘛、墨尔根绰尔济札木彦丹森、额尔德尼绰尔济、斯钦绰尔济云丹桑布、兰占巴阿旺却木丕勒、登森兰占巴、呼图克图阿旺札木场，嘎布楚林沁桑如布、兰占巴札木彦丹森扎木苏、兰占巴达木却润如布、嘎布楚罗布桑藏杰巴等相继任札萨克达喇嘛职。而这些喇嘛多出身于青海藏区的萨木鲁家族。旗地位于养息牧牧厂西北，养息牧河上游。东北与科尔沁左翼前旗及后旗交界，南与土默特左旗毗连，西北和喀尔喀左翼旗及奈曼旗接壤。清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境内有一千个左右喇嘛，多座寺庙。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建成的兴源寺、象教寺、福缘寺和吉祥天女神庙等规模较大的寺庙是由历代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建造，并集中在旗印务处附近，其余24座小寺庙是由旗民集资建造。[18]该旗喇嘛受大戒后可回家居住，继承家业，娶妻生子。旗民分为旗属哈力亚图、仓属哈力亚图和庙属哈力亚图，他们不服兵役，但世代向旗札萨克达喇嘛等上层僧侣和寺庙纳贡服役。哈力亚图中的富裕户（又称达尔罕户）分别属于上层喇嘛，并向他们交纳数额不等的达尔罕阿拉巴（赋役）;种地的农户按耕作的土地为单位交纳安吉存阿拉巴（犁杖捐）；非农户交纳孟根阿拉巴（银两捐）；出卖劳动力的旗民交纳沙布达干阿拉巴（户籍捐）。[19]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政教事务费用主要由清廷拨发的固定经费、喀喇沁四旗的供给和旗民交纳的赋役以及各种宗教活动收入等构成。清廷拨发的固定经费中，除了每年从国库中拨发一千两银（后减为八百两，由盛京户部支付）以外，盛京户部每年又支给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粳米一石、面一石、雉百、鱼百、梨千枚、杜梨八斗、葡萄八斗、蜂蜜一瓶、盐二箩。[20]喀喇沁四旗供给该喇嘛旗的主要是每年送米一千斛，后额定的粮谷可以折银支付。[21]清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地方行政隶属关系多有变更。清初隶属邻近的卓索图盟盟长。乾隆三十九年（1774），锡勒图库伦蒙古与汉人交涉事件由三座塔厅处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承德府附带管理该旗。嘉庆六年（1801）改属朝阳府。嘉庆十六年（1811）划入热河道都统管辖。光绪二十九年（1903），由新设立的阜新县兼管该旗。光绪三十四年（1908），随着境内汉族移民的增多，清设绥东县，治小库伦，从此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境内出现了“旗县并存”的局面。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立的札萨克制喇嘛旗之一，以清代青海德千寺转世喇嘛封号“察汉诺们罕”命名。第一世察汉诺们罕原名措尼嘉措，因出生于西藏达孜县拉莫村，故又称拉莫·措尼嘉措。曾受三世达赖喇嘛之命赴青海蒙古地区传教，明神宗封他为阿噶白色转世活佛，并赐金印。[22]二世察汉诺们罕拉莫· 洛追嘉措系明末青海蒙古土默特部首领火落赤之子，曾奉五世达赖喇嘛之命，调解喀尔喀与卫拉特之间的冲突。三世察汉诺们罕拉莫·阿旺罗桑丹贝坚赞是由五世达赖喇嘛认定为上一辈拉莫·洛追嘉措的转世。康熙四十四年该喇嘛赴京，受封为“察汉诺们罕”，同时受封为札萨克喇嘛。至此，察汉诺们罕成为其影响区域内的政教统治者，拥有合法的土地和属民，而青海和硕特部各台吉均尊他为上师。康熙五十三年察汉诺们罕已是七世达赖喇嘛的受戒堪布和主要经师，后被封为“阿齐图诺们罕”。[23]雍正三年，清廷将其土地和属民编入青海和硕特盟旗，并鉴于察汉诺们罕札萨克喇嘛的特殊地位，将其属民编为4个佐领，立于青海和硕特29个札萨克旗之外特殊的喇嘛旗，即察汉诺们罕旗。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五十九年上谕“青海之察汉诺们汗，系一札萨克，有管理游牧之责，伊之呼毕勒罕，必须伊属下心服，方于事有益。嗣后察汉诺们汗圆寂后，拟呼毕勒罕时，无论伊族人亲戚，按伊属下人等众情贴服者，入于本巴金瓶掣定，毋庸固执新例。”（175页）可见，该旗如同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札萨克喇嘛察汉诺们罕职衔可在其家族中世袭。清代该旗牧地多有变化。起初，其牧地在贵德厅属德庆寺一带。嘉庆二年，由德庆寺一带北迁至贵德所属黄河以南地区。[24]后又与刚咱等族一同迁至黄河以北。旗民中不仅有蒙古族，而且还有相当多的藏族。嘉庆年间，该旗旗民共计596户，3725口，至宣统元年减少到396户，705口。[25]四世察汉诺们罕洛桑图丹格勒坚赞出生于玛沁雪山附近的阿里克桑杰家族，曾被七世达赖喇嘛受封为青海和硕特蒙古左右翼各旗的上师。其后，五世察汉诺们罕潘德旺秀克尊嘉措、六世察汉诺们罕阿旺却珠丹贝坚赞、七世察汉诺们罕根敦丹增诺尔布贝桑布等相继转世，历任该旗札萨克喇嘛职。清代德千寺是察汉诺们罕旗境内的最大寺庙，拥有属庙40余座。清朝政府实施的喇嘛旗行政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政教合一”性。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政教合一体制中，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为一旗之长，总理全旗政教事务，由清廷任免。雍正七年（1729），清廷规定：“锡勒图库伦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缺出，应将墨尔根绰尔济之孙补放，或于徒众内择其才堪胜任者保送到院补放。”[26]历任札萨克达喇嘛列入清朝制定的藏传佛教上层参加的洞礼经年班之列。札萨克喇嘛辅佐掌印札萨克达喇嘛，管理旗政教事务，共有四缺，内分旗务札萨克三员，仓务札萨克一员。其中，印务札萨克喇嘛的权力最大，可行使行政和刑法权力，或替行札萨克达喇嘛的职权。札萨克喇嘛的任免由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上报理藩院备案，并由理藩院颁发给札付。德木齐相当于札萨克旗的梅伦章京，共有四缺，协助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札萨克喇嘛办理旗内政教事务。德木齐之下格斯贵有四缺，相当于札萨克旗的参领，但无任何行政权力，他们主要管理寺庙及喇嘛。札萨克、德木齐、格斯贵的空缺，一般由具有名望或办事能力强的喇嘛充任。此外，还有大笔帖式一、笔帖式八、拨什库（领催）四缺，他们从事翻译或文案，或担任征收租税等事务。其他若干尼日巴、格依格、果尼尔等均系勤务人员。“则”（又称“索干对”）会是札萨克达喇嘛主持的审议全旗重要的政教事务的例会。札萨克达喇嘛的印务处（旗衙门）和寓所设在象教寺。喇嘛旗的旗民分为旗属哈力亚图、仓属哈力亚图和庙属哈力亚图，他们不服兵役，但世代向旗札萨克达喇嘛等上层僧侣和寺庙纳贡服役。旗财政方面，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政教事务费用主要由清廷拨发的固定经费、喀喇沁四旗的供给和旗民交纳的赋役以及各种宗教活动收入等构成。清代内蒙古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作为政教合一的特殊旗分，其境内的在册俗人称为“哈力亚图”（属民），分别属于旗、仓和各大寺庙。其实，“哈力亚图”在该旗就是沙毕纳尔。因为，他们不服兵役，札萨克喇嘛也不向他们摊派或登记披甲，征调相关的费用。据前人研究，札萨克喇嘛平时向旗民征收的赋役主要有达尔罕阿勒巴、安吉存阿勒巴、孟根阿勒巴、沙布达干阿勒巴。达尔罕阿勒巴是由富户向札萨克等上层喇嘛缴纳的赋役；安吉存阿勒巴是由凡种地的农户按犁杖数（耕种地亩数）所承担的赋役，一般是每副犁仗每年缴纳银洋8-10元、干草500斤、马料200斤、小米100斤、烧柴200捆；孟根阿勒巴是由非农业户所承担的赋役，以银两为标准征收，每户每年缴纳1-3两不等；沙布达干阿勒巴是由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贫困户赋役，以铜钱为标准征收，一般每户每年交纳500钱至3吊不等[27]。如上所述，除了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和察汉诺们汗札萨克喇嘛旗以外，分布于清代外喀尔喀蒙古地区的五个游牧喇嘛部落均为被理藩院登记入册的转世呼图克图所掌管，但他们从未转世过某一个家族，即呼图克图称号从未有过世袭。清廷只是为了加强对这些地位高、徒众众多的呼图克图所属游牧地及其属民的管理，区别于邻近蒙旗，并通过授予该管呼图克图颁发印信，准许其在管辖范围内行使“政教合一”的权利。所以，从这一层面上它们与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和察汉诺们汗札萨克喇嘛旗有所不同。为了加以区别，这里把这些喇嘛旗称为“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或“掌印呼图克图所属沙毕”或“掌印呼图克图库伦”。蒙古国学界把上述五个喇嘛游牧部落称为“tamagatAi hutugtu in shabi”,而从不称其为“喇嘛旗”也说明这一史实。（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 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咱纳巴乍尔做为喀尔喀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额鲁特杜尔伯特部达赖台什之女杭达嘉木茨之幼子生于第十一绕迥木猪年九月二十五日。天聪九年，呼图克图五岁时被封为喀尔喀宗教首领，土谢图汗为自己的幼子赠送108个7－8岁的儿童为沙毕僧徒。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去世后，咱纳巴乍尔的三个兄弟提出分家产的要求，咱纳巴乍尔表示反对。然而三位兄长分走70多个鄂托克属众的同时，每人只捐出10户，后来其叔父都勒格齐诺颜又捐出2户，此32户成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最初的沙毕纳尔属众。[28]此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属众逐渐增多，分散在各地、各旗，没有指定的领地。康熙六十一年、嘉庆十一年、道光三十年，喀尔喀四部举行会盟，指定各旗境内哲布尊丹巴旗沙毕纳尔的领地。然而，这些领地只是供这些沙毕纳尔使用的草场和农田而已，所有权还在各札萨克旗。所以各旗与哲布尊丹巴喇嘛旗之间的土地纠纷始终未断。为此，盟、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清廷理藩院等采取调解措施，声称“向来未曾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划拨领地，其沙毕纳尔分住喀尔喀四部诸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系喀尔喀部众所信仰之达喇嘛，此后不应使其沙毕纳尔无所归依”，只是利用民众之信仰来调解土地纠纷和矛盾而已。属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的库布苏古尔湖畔之达尔哈特地方的民众，因其居住故地，所以称其为哲布尊丹巴沙毕纳尔地方。为了与其他喇嘛旗沙毕纳尔区别，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徒众为“博格达沙毕”、“大沙毕”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沙毕”。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僧徒不断增长，成为喀尔喀最大的喇嘛旗。其徒众来源有五：首先是各旗札萨克诺颜、台吉等为自己或父母双亲祈求来世福祉而敬献的阿勒巴图属户；其二是哲布尊丹巴徒众生计好于其他旗的随丁人众，所以愿成为该旗沙毕纳尔者甚众；其三是将准噶尔战争中俘获人口交给呼图克图养活；其四是各旗札萨克将由于灾害或其他原因陷入贫困的民户以及孤寡人口，以捐赠形式转给呼图克图。其五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采取措施，所增加的人口。据乾隆三十八年的统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沙毕纳尔总户数达9，916户，人口83，983口。据清末的统计，博格达的沙毕人数达86，000，其中的70，000左右分处喀尔喀四部，16，000口左右人众居住在库布苏古尔湖周围的达尔哈特地方。属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沙毕纳尔，不仅限于喀尔喀四部，也有为数不少的漠南诸部如阿巴噶、苏尼特、察哈尔等处的徒众。据统计，有1，308口，267户来自于上述漠南地区。[29]据清末统计，属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沙毕的喇嘛僧众为21，309名，其中的位居高层的喇嘛，享受徒众的布施，生活优越。下层喇嘛则靠庙中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计，甚至还要靠自己家庭的资助才能勉强生活。尽管如此，蒙古牧民还是愿意将家中的一个或更多的儿子送给寺庙当喇嘛。一来可以为来世后代积福，二来多子家庭可以合理地逃避徭役，同时有可能成为高僧，以享富贵荣华。哲布尊丹巴库伦之大仓管理僧徒所献整体财物。光绪二十二年，驻库伦大臣限定大仓年收入为七万两白银。大仓分外仓和内仓，大仓收入来源于诸鄂托克，内仓收入来源于信徒布施，这部分收入专用于哲布尊丹巴个人开支和寺庙内部事务之上。（二）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 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喇嘛旗的设立与在喀尔喀转世的二世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洛布桑旺丹巴喇布尔时代相关。二世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出生于康熙四十二年，其父为喀尔喀巴纳札布塔布囊。乾隆二年秋，奉敕发给印信，并赐“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号，赋予管理喇嘛黑徒之权利，从而形成另一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二世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创建自己的商卓特巴，以管理喇嘛旗诸事务。齐齐尔力格盟和赛音诺颜部诸旗为该喇嘛旗割出大量土地。从此，该呼图克图致力于召集徒众，兴办各业，繁衍牲畜，稳固寺庙经济，保障徒众的生计。牲畜以大畜、小畜分类，分别组成苏鲁克，使其沙毕纳尔牧放。每年做详细的清点，注册典簿，详尽无遗。[30]二世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洛布桑旺丹巴喇布尔于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九年、五十年年班进京，向皇帝请安。五十三年，乾隆帝赐其一寺名“Soyol-I barlagci sum-e”，并赐四体文匾。该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圆寂。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喇嘛旗地西与赛音诺颜部达尔汉公旗、岱钦王旗相接，北与色臣亲王旗，阿齐图公旗为邻，东与赛因诺颜汗和额尔德尼莫尔根诺颜呼图克图旗为界，东南与约色图贝子旗，西南与札萨克图汗部卓嫩王旗接壤。[31]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喇嘛旗沙毕纳尔中不设鄂托克，所有僧俗事务在八所大仓中加以议处。拥有四十多座寺庙，八个大仓，2，000多名僧侣。该旗资产仅次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在格根库伦生活着数千僧众就是其庙仓盈实的一个例证。据道光十八年的统计，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的马群由64户，骆驼由65户，牛由34户，羊群由200多户分别牧养，各类牲畜共计99800头只。[32]每年都由庙仓组织清点，登记造册，加以严格管理。喇嘛旗苏鲁克，以15头只为损耗底线，超此数，则需赔偿。超出所定孳生数，则以超出部分加以悬赏，激励之。该旗盈实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汉地商人及蒙古地方进行贸易。咸丰六年至光绪七年间的该旗财务收支档案中载有如下内容：咸丰七年售予张家口民人珠格德尔山羊106只，小绵羊24只，骒马、骟马65匹；同治元年售予张家口民人宾特尔大羯绵羊310只，价620两，小羯绵羊11只，价16两。同治三年售予归化城民人大个子乌力济图大小绵羊154只，每只售价1.8两，母绵羊28只，每只1两；授予张家口民人多朗呼珠图大羯绵羊120只，每只售价1.2两。贩卖砖茶128块，每块售8钱，共得银102两；还售出青布132匹。同治五年与张家口民人巴图商定，秋后售出大羯子羊500只，每只售价1.2两。同治六年，赴上都城购买米面，以大青布33匹，每匹换白面50斤。十二年，售大库伦民人巴雅尔大羯羊30只，每只换取茶33包，小羯羊每只22包。母羊每只换砖茶2块，一匹马16块砖茶，5匹骒马16块砖茶，总共271块砖茶。光绪四年，该旗库伦宰桑赴大库伦，受大仓委托携带羔羊皮100张，山羊皮20张，马皮1张，以其值换取25匹绸缎。七年大仓派宰赛赴大库伦，出售羔羊皮232张，熟绵羊皮31张，山羊皮63张，并以其值购买茶叶等物。[33]喇嘛旗徒众的另一重要营生是修建寺庙，准备建筑材料与工具，还为寺庙诸仓搜集搬运薪柴。沙毕纳尔还要为庙仓熟制皮货，缝制冬衣。[34]（三）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旗 喀尔喀一世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圆寂后，土谢图汗部喀尔喀北路右翼左旗梅林班珠尔之子被认定为二世活佛转世，法号洛布桑囊达克格力那木札勒。雍正元年六月坐床，雍正十年从额鲁特逃到漠南，皇帝嘉奖并赐银五百两。乾隆二年，应定边左副将军额驸策凌之请，赐满蒙藏三体“总管喀尔喀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沙毕纳尔之印”银印。乾隆元年赴拉萨学经，获达赖喇嘛“Shashin-I todruulugchi”称号。遵循前世道行，经营寺庙经济，改建翻新寺庙建筑，修建起2－3层大殿，使咱雅班第达库伦焕然一新，威严雄壮。雍正六年、十一年，乾隆九年和二十六年，赴京请安，于乾隆三十年圆寂。乾隆二年，谕令赋予管领属下沙毕纳尔之权，自此便以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喇嘛旗著称，接受赛音诺颜部齐齐尔力格盟的节制。咱雅班第达寺庙位于塔米尔河北岸，布喇甘山之阳，景色秀丽。寺庙布局以古时市镇排列，早在百年前就已形成规模。主殿位于中央，周围设大小召仓、塔院、法轮等。寺庙大都由蒙古工匠建造，围绕寺庙形成市镇，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居住中心。除了僧侣，各种工匠、汉俄商人、香客麕集于此。上下库伦相距十里，下库伦由二十八座寺庙、僧侣驻所组成，正中是咱雅葛根的主殿和拉布楞；上库伦有六爱玛克，下库伦有二爱玛克。咱雅班第达喇嘛旗西、西北与赛音诺颜部色臣亲王旗和额以泰公旗为邻，东与莫尔根公旗、萨茹喇公旗、土谢图公旗、毕西勒日图贝子旗相连，南与伊勒登王旗、卓哩克图公旗、阿齐图公旗接壤。其人口、牲畜头数在喇嘛旗中属于多者。清末，该旗统计数字显示，有人口8，500多口，1，700多户。马2，500多匹、牛1，500多头，羊20，000多只，庙宇数为35座。该旗从自己属下黑徒沙毕纳尔征收一定数量的什物赋税。每年约征收汤羊360只，精面粉1，200斤，点灯酥油360斤，砖茶48块、盐碱1 9锅，奶牛16头，薪柴650车。[35]据光绪十三年夏五月十七日对该旗大仓苏鲁克户达瓦桑布一家牲畜进行盘点，获得如下数字：上月共有23只大羊，17只小羊，25只母羊，55只山羊，改月为庙会支出大羊2只，使臣哈喇塔尔用羊12只，现余26只大羊，17只小羊，13只母羊，55只山羊，共计106只。由此可见其沙毕纳尔生计及其苏鲁克之一斑。清朝在喀尔喀赛音诺颜部设立的五个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之一。该旗位于赛音诺颜汗部额尔德尼王旗之东北，绰克泰公旗西北。青苏珠克图诺门汗旗的设立与一世诺门汗罗布桑诺尔布什拉布在喀尔喀问世有关。雍正十一年以来，罗布桑诺尔布什拉布前后六次赴京谒见雍正皇帝，参与法会，为朝廷诵经，屡获皇帝赏赉。乾隆十六年冬十月十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札布奏：“喀尔喀部额尔德尼诺颜绰尔济罗布桑诺尔布什拉布属下喇嘛、黑徒及沙毕纳尔已达二百余户，以致札萨克罗布桑敦多布不便管辖。奏赐罗布桑诺尔布什拉布印信，以管教其沙毕纳尔属众。”乾隆帝谓罗布桑诺尔布什拉布本是台吉出身，熟谙佛经，以札雅班第达例，颁发印信，并赐猞猁狲褥垫。乾隆二十年，趋阿睦尔撒纳牧地，劝止阿睦尔撒纳属下喇嘛楚鲁木班珠尔为首的部众随其叛逆，深得皇帝赞赏。乾隆二十年秋八月二十六日赐罗布桑诺尔布什拉布“青苏珠克图诺门汗”号，并颁满、蒙、汉、藏文字银印，并给商卓特巴度牒，以管理其沙毕纳尔属众。当其拜见皇帝，帝令其在章嘉活佛、噶尔丹锡勒图和济隆活佛之上就座。允准设立喇嘛旗，使赛音诺颜汗部额尔德尼王旗、绰克图公旗割土，以建青苏珠克图诺门汗旗。旗地主要集中在杭爱山阳，直属赛音诺颜汗部齐齐尔力格盟。至清末，青苏珠克图诺门汗旗户口约270，男口1027，女口639，人口约1，660多。[36]尽管该旗设置与其他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无异，该呼图克图库伦却有其特点。皇帝曾赞赏青苏珠克图诺门汗旗印务处较其他喇嘛旗优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曾以公爵位封赏该旗商卓特巴喇嘛巴桑巴图。第一世青苏珠克图诺门汗之呼毕勒罕罗布桑诺尔布什拉布学问该贯，著述颇丰，善词令，会歌曲，自谱曲而吟诵，自成一代风气，以致影响其后世及其喇嘛属众。三世活佛策登巴勒珠尔时代，在呼图克图库伦之两所大仓内，不仅学习佛法，吟诵经文，还教授各种语言文字，翻译满文和藏文经典。该库伦之喇嘛，不仅来自赛音诺颜汗部，而且也来自札萨克图汗部、土谢图汗部和内蒙古地区，其中有额鲁特、维吾尔、吉尔吉斯、波斯、乃蛮、和硕特等部人众。该喇嘛旗财富丰裕，历世活佛，善于治理，远近闻名。 清末，该旗拥有牲畜头数达二十万之巨，其喇嘛、黑徒和沙毕纳尔善作文学与歌曲艺术，且由庙仓赞助之。[37] 喀尔喀那鲁班禅呼图克图喇嘛旗的设立与第二世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有关。二世那鲁班禅呼图克图于乾隆三年五月，出生在鄂尔多斯贝子那旺巴勒登策凌旗台吉达锡登德布家。法名纳旺却德格丹增加木查。那鲁班禅呼图克图于乾隆十九年、三十八年、四十五年、五十七年以及嘉庆三年、十四年亲赴京城请安，参加年班。乾隆三十七年赐满蒙藏三体铜制“总管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沙毕纳尔印”，喀尔喀那鲁班禅呼图克图喇嘛旗正式成立。此前，他在家乡鄂尔多斯达拉特旗之汗托亥地方修建87楹庙宇，雍正三年获得20张度谍。嘉庆年间，又在赛音诺颜部札布汗河畔钦达姆尼地方修建一座120楹庙宇。遂奏请理藩院赐名。后经理藩院奏请嘉庆皇帝，嘉庆八年分别赐名“Soyol-yibadaragulugci sum-e”和“shasin-u irugeltu sum-e”。[38]二世呼图克图于嘉庆二年圆寂。从此呼图克图始，该呼图克图旗跻身赛音诺颜汗部24旗之列，成为拥有管理所属徒众权利的喇嘛旗。赛音诺颜汗部为该旗从和硕齐莫尔根旗南部割出部分土地，在札布堪河北岸修建了那鲁班禅呼图克图喇嘛旗印务处和商卓特巴衙门。该旗面积不大，东西120里，南北30里。人口在清末仅有150户左右，不足千口。每16户组成一个部，共有12个部，各部都有首领管理。该旗由那鲁班禅呼图克图和迪鲁巴呼图克图共同管理。迪鲁巴呼图克图在康熙年间被承认为活佛，并赐名迪鲁巴呼图克图。从此转世五次，直到清朝灭亡。迪鲁巴呼图克图的前世在鄂尔多斯时，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曾是他的徒弟。后来那鲁班禅呼图克图在喀尔喀转世，并得到扶持。不久迪鲁巴呼图克图也在喀尔喀转世，那鲁班禅呼图克图便邀请他分享庙产。从此，迪鲁巴呼图克图从属于那鲁班禅呼图克图喇嘛旗，共同管理徒众，在徒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该旗僧徒生计实属穷困之列。据1918年的统计数字，该旗拥有寺庙4座，马54匹，骆驼39峰，牛84头，羊2135只。四、“商卓特巴衙门”与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的行政管理体制不管是札萨克喇嘛旗还是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其行政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其“政教合一”性，在这一点上与世俗的蒙古地区札萨克旗或总管旗不同。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相关记载，道光二年议准“蒙古各庙呼图克图涅槃后，如徒众过五百名，而庙宇距该旗五百里以内者，该盟长于徒众内择一人，赏给札萨克喇嘛职衔。庙宇距该旗在五百里以外者，并给予印信。其诺们汗涅槃后，徒众过五百者，该札萨克于徒众内择一人，给达喇嘛职衔，俾得督率。俟该呼图克图呼图克图诺们汗转世成立后，督率有人，仍将各职衔撤销。又议准：呼图克图诺们汗未经入档，如系赏过名号印敕，及徒众过五百者，仍准其补行入档。”[39]可以看出，在管理层面上蒙古地区呼图克图和诺们汗尚未转世期间，如徒众过五百名，但庙宇距该旗五百里以内者，不给印信，只是该管盟长从其徒众中选择一人赏给札萨克达喇嘛职衔进行暂时管理。如徒众过五百名（后增加到800名），且庙宇距该旗五百里以外者，给予印信，由该管札萨克从其沙毕纳尔中选择一人，并给达喇嘛职衔，以便管理。据《理藩院则例》相关条文，掌印呼图克图处均设一名“商卓特巴”职衔的喇嘛，辅佐该管呼图克图对所辖喇嘛和沙毕纳尔进行管理。据嘉庆十四年（1809年）《掌管喀尔喀咱雅班弟达呼图克图库伦事务总管沙比纳尔之商卓特巴为交给丹珠尔经事致阿拉善亲王呈文》记载，喀尔喀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喇嘛旗下设总管沙比纳尔之商卓特巴喇嘛职衔，并有噶布珠喇嘛和管家喇嘛等管理喇嘛徒众的执事喇嘛编制。[40]所以，呼图克图之下的“商卓特巴衙门”是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体现。这里以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下属“商卓特巴衙门”为核心，对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行政管理机制进行探讨。“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或“大沙毕衙门”是管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属下所有僧徒、沙毕纳尔的最高行政机构。雍正元年，雍正皇帝颁发管理哲布尊丹巴大库伦诵经以及喇嘛、僧徒事务之堪布诺门汗，管理库伦事务以及处理政教事务的额尔德尼商卓特巴之敕命及印鉴。印文为“掌管敷教安民哲布尊丹巴喇嘛徒众办理库伦事务额尔德尼商卓特巴之印”。[41]在设立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之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僧徒之事务由土谢图汗管理。光绪八年清廷进一步扩大了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权限，使其享有与盟长同等的权利，可用朱格公文纸书写公文。该衙门直接受驻库伦大臣衙门的统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沙毕纳尔诸鄂托克、巴克，库伦之30多个爱玛克、10个大仓、西库伦、庆宁寺、丹巴达尔嘉、额尔德尼召等大型寺庙和哲布尊丹巴仓等都归商卓特巴衙门管辖。商卓特巴衙门执事喇嘛由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达喇嘛、宰桑、笔帖式等官员组成，执事喇嘛各有职数。具体为额尔德尼商卓德巴下面协理达喇嘛2名、主持沙毕纳尔事宜的喇嘛斋桑16名、笔贴式8名，侍从20名和若干名黑徒斋桑。大库伦艾玛克的形成始于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时期。在一世活佛的倡导下，顺治八年，呼图克图的宫帐在席勒图查干诺尔时，设立了为仓务、膳食、诸诺颜和官员等服务的七个固定机构，被称为七个爱玛克。[42]库伦之三十个爱玛克、十所大仓成为喀尔喀宗教活动的中心，吸引无数来自不同札萨克的喇嘛僧众在此学习修炼。这些喇嘛的驻所被分为三十个区域，由格斯贵喇嘛加以管理督导，防止与世俗人口相混杂。这些爱玛克内部由十个噶栅分开，由噶栅长带领。此外，堪布诺门汗、副堪布等专司僧徒聚会、法会以及喇嘛事务。堪布诺门汗也具有与商卓特巴同等的权利，是协助处理宗教事务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副手。他们不属于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管辖而独立从事宗教事务。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人选根据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意见，经库伦大臣提名后由皇帝任命产生，并接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领导。他们分别使用各自的印信。雍正元年也获敕印，印文为“掌管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经坛，总理番僧事务堪布诺门汗之印”。[43]达喇嘛之职，形成于乾隆三十二年，职数有二。此前称作“赛特”。宰桑是在商卓特巴衙门轮流执事的官员。无特定职数，通常有16位喇嘛宰桑，36位黑徒宰桑，前者三月轮换，后者一月一换。每一轮约由四位喇嘛宰桑、一至三位黑徒宰桑轮值。商卓特巴衙门公文主要以蒙古文行文，有十名笔帖式从事文书工作，分为门房笔帖式、档册笔帖式、见习笔帖式等。该衙门还设有蒙古字学，以培养满蒙文人才。商卓特巴衙门审理属众的诉讼事宜，遵循《喀尔喀吉鲁姆》断决较大事端，琐碎小事则依《乌兰喀齐尔图》。重大事件，需与相关札萨克协同，依《理藩院则例》断事。在诸鄂托克没有监狱，罪犯送交商卓特巴衙门处置，那里设有监狱。随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僧徒的不断增加，“商卓特巴衙门”便沿用北元蒙古社会组织“鄂托克”制度，对该管喇嘛和沙毕纳尔加以管辖。最初只有一个鄂托克，叫做“搏克喇嘛鄂托克”，盖一世哲布尊丹巴坐床庆典时，一位“搏克喇嘛”摔跤得头名，因此得名。[44]乾隆初年，始有12鄂托克，不久增5鄂托克。从此被称为“博格达库伦沙毕纳尔十七鄂托克”，大体分布在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领地内。札萨克图汗部等处的属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沙毕纳尔，则迁到大库伦附近安置，因此围绕大库伦的沙毕纳尔逐渐增多。他们遭逢雪旱灾时，可以寻找良好牧场搬迁，而不允许迁回原籍。据清末的统计数字，哲布尊丹巴之沙毕纳尔分属179个鄂托克，分布在喀尔喀各地，鄂托克皆有首领加以管束。[45]各鄂托克分属各地，大小不一，牲畜头数多寡不等。最大者200－300户，少者仅有10－20户。大鄂托克下分设“巴克”，这种“巴克”是管理沙毕纳尔的最小行政管理单位。鄂托克有长，之下有舒楞格（鄂托克长之副），得木齐（舒楞格之副），阿济格（办事人）等。鄂托克长由商卓特巴衙门提名，由驻库伦大臣首肯，报理藩院获准注册。除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喇嘛旗的管理机构“商卓特巴衙门” 以外，清代外喀尔喀地区仍有掌印呼图克图十九人和称为“沙布隆”的小呼毕勒罕喇嘛百余名。[46]尤其是其中的四个呼图克图喇嘛旗均有自己的僧侣和沙毕纳尔，拥有独立于蒙旗的喇嘛旗地界。据日本天理大学所藏地图，清代扎萨克图汗旗边界接壤处曾提到“与赛音诺颜汗部那鲁班禅呼图克图之沙毕努图克、诺门罕之沙毕努图克相接”。[47]这些喇嘛旗地界起初由旗地连接的几个札萨克旗把几个旗交界处划分给活佛喇嘛而形成的。所以，游牧于该地界上的呼图克图所属沙毕纳尔也是来自邻近几个旗所供奉给该呼图克图的沙毕纳尔。如同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沙毕纳尔的“商卓特巴衙门”，上述其他呼图克图喇嘛旗对该管僧侣和沙毕纳尔方面仍设有“商卓特巴”执事喇嘛，进行管理和监督。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商卓特巴”有所不同的是，该管呼图克图可推荐“商卓特巴”执事喇嘛的人选，而该管盟长则在参考呼图克图推荐意见的基础上任命各呼图克图喇嘛旗的执事喇嘛“商卓特巴”。这种执事喇嘛“商卓特巴”的职权相当于札萨克旗行政长官“札萨克”诺颜。[48]以执事喇嘛“商卓特巴”为核心，在呼图克图喇嘛旗构成小型的“商卓特巴衙门”，即印务处。“商卓特巴”之下设有正、副达喇嘛二缺，其职责为协理“商卓特巴”事务。正、副达喇嘛亦由该管盟长处任命。正、副达喇嘛之下设有“斋桑”喇嘛若干名，其多寡取决于该旗沙毕纳尔人口的多少，一般情况下设有6-8名。从事管理呼图克图仓和寺庙经济事宜的喇嘛为“尼尔巴”，其下设有“德木齐”喇嘛，他的职责是协助“尼尔巴”的事务。“尼尔巴”和“德木齐”喇嘛主要管理和监督该管呼图克图和寺庙的收入和支出、仓和吉萨的牲畜、财产以及沙毕纳尔的生产劳动等。[49]在外喀尔喀地区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喇嘛旗沙毕纳尔中不设鄂托克，所有僧俗事务在八所大仓中加以议处。而咱雅班第达呼图克图旗沙毕纳尔则分为上库伦六爱玛克，下库伦二爱玛克进行管理。赛因诺颜汗部喇嘛格根库伦共有八大达场（学部），而这些达场不仅是寺庙组织单位，又是行政区划单位。每个达场不仅管理在册喇嘛，而且还管理沙毕纳尔。每个达场由僧俗各一斋桑为首，其中僧斋桑管理喇嘛，俗（黑）斋桑管理沙毕纳尔。除二斋桑之外，每个达场设有笔帖式、博书库等执事者。喇嘛格根的相关事务由“商卓特巴”喇嘛负责管理，“商卓特巴衙门”设有常住斋桑轮流值班，以便处理日常事务。这种“斋桑”称为“印务斋桑”。“印务斋桑”和各达场僧、俗斋桑汇聚在一起商定各达场所辖沙毕纳尔在一年之内缴纳的赋役，并把定好的赋役摊派给八大达场的沙毕纳尔各户。[50]综上所述，清朝政府实施的札萨克喇嘛旗行政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政教合一”性。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的政教合一体制中，掌印札萨克达喇嘛为一旗之长，总理全旗政教事务，由清廷任免。境内的在册俗人称为“哈力亚图”（属民），分别属于旗、仓和各大寺庙。而掌印呼图克图喇嘛旗则通过最高管理机构“商卓特巴衙门”或“商卓特巴”执事喇嘛，进行管理和监督该管寺院、喇嘛和所属沙毕纳尔。呼图克图喇嘛旗均拥有独立于蒙旗的喇嘛旗地界。这些喇嘛旗地界起初由旗地连接的及格札萨克旗把几个旗交界处划分给活佛喇嘛而形成的。所以，游牧于该地界上的呼图克图所属沙毕纳尔也是来自邻近几个旗供奉给该呼图克图的沙毕纳尔。
参 考 文 献 ：
[1]《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6页。
[2]乌云毕力格等著：《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8页。
[3]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编《蒙古史纲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4页。
[4]达力扎布编著：《蒙古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
[5]金海、齐木德道尔吉、胡日查、哈斯巴干著：《清代蒙古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6]《理藩院则例》（乾隆朝），《柔远清吏左司下》。
[7]妙舟《蒙藏佛教史·第六篇·清代之喇嘛》，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第8页。
[8]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9]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档案，编号101－05－0011－011。
[10] 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抄本。
[11]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12]《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3]珠荣嘎译注：《阿勒坦汗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5页。
[14] 《旧满洲档》，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69年，第2939页。
[15] 《吉祥佛陀教法源流之传记》，库伦旗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油印本，1960年。
[16] 同上。
[17] 同上。
[18] 齐克奇：《锡勒图库伦喇嘛旗》，载《库伦旗文史资料》，第4辑，2002年。
[19] 齐克奇：《锡勒图库伦的政教合一制》，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5辑《内蒙古喇嘛教纪例》，1997年。
[20] 《大清会典事例》卷521。
[21] 内蒙古档案馆藏蒙文档案，全总号504，目录号1，案卷号3279。
[22] 《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23]贡楚克丹巴喇布杰：《安多政教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藏文版，第57-258页。
[24] 《青海方志资料类编》，P.606、674、675转载“那彦成有关奏折”。[25]《湟中杂记》；《青海右翼正盟长造送本翼十二旗及察汉诺们罕旗所属蒙古百姓户口清册》，载才让编辑《青海蒙古事务清史档摘编》。
[26] 《大清会典事例》卷974，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
[27] 齐克奇：《锡勒图库伦的政教合一制》，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5辑《内蒙古喇嘛教纪例》，1997年，第395页。
[28]（蒙古）L.呼日勒巴特尔：《苍穹之白鳯——咱纳巴乍尔传》，乌兰巴托，1996年，第 36页。
[29] （蒙古）D.策德布：《大沙毕》，乌兰巴托，1964年版，第25、26页。
[30] （蒙古）喀尔喀额尔德尼班第达喇嘛旗帐簿，蒙古国家图书馆，MS;971-973。
[31] （蒙古）《蒙古百科全书》II,蒙古国科学院，第1177页。
[32] （蒙古）喇嘛格根资料，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号－4，XH-38.
[33] 札萨克图汗部色臣萨尔图喇旗1922年冬录档案，蒙古国国家情报处档案馆，全宗A,59,XH.8。
[34] 喇嘛旗资料，蒙古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号－4，XH-38。
[35]（蒙古）Sh.纳楚克道尔济：《喀尔喀史》，乌兰巴托，1963年，第192页。
[36] （苏联）I.M麦斯基：《近代蒙古》，C.奥特根俄译蒙，乌兰巴托，2005年。原始资料之第35页。
[37] （蒙古）B.拉干：《喀尔喀掌印呼图克图传略》，乌兰巴托，2004年，第82页。
[38] 蒙古国家中央档案馆，M-77, D-1,XH-2 折。
[39]《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40]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档案，编号101-04-0200-009。
[41]妙舟：《蒙藏佛教史·第五篇》，参见《清代蒙古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5-216页。
[42]C.伊德欣诺尔布：《温都尔格根扎那巴咱尔传及其相关问题》，乌兰巴托，2005年，第88页。
[43]《清代蒙古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6-217页。
[44]D.策德布：大沙毕》，乌兰巴托，1964年，30页。（西里尔蒙古文）
[45]I.M.麦斯基：《近代之蒙古》，C.奥特根俄译蒙，乌兰巴托，2005年，第321页。
[46]蒙古国国立档案馆档案，全总号7-37-7。
[47] 天理大学所藏清光绪年间蒙旗地图。
[48]舍·那楚克道尔吉：《喀尔喀历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16页。
[49]舍·那楚克道尔吉：《喀尔喀历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16页。
[50]舍·那楚克道尔吉：《喀尔喀历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0-501页。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蒙公网安备150524020001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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