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伟丨从新发现的藏文文献看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东归中的历史作用

孔令伟丨从新发现的藏文文献看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东归中的历史作用

蒙古文化元火工作室2019-10-25 2:25:515149A+A-

*本文原载于《中国藏学》2019年第1期与民族史。作者:孔令伟,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与历史学系双联项目博士候选人、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专修外国人共同研究者。


摘要:

近年新疆伊犁特克斯县发现两篇完整的藏文文书,原收藏于当地藏传佛教寺院,经笔者考证,为1771年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的土尔扈特人所携回。作为遗留性史料的这两件藏文文书,为史家探索17-18世纪土尔扈特、西藏地方以及清廷三者间的交往,开启了一扇大门。


结合藏文档案、托忒文史籍清朝官方文献,可知咱雅班第达圆寂后,其弟子所组成的卫拉特大库伦于1676年由额尔齐斯河中游远徙至今日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一带,并与土尔扈特人建立联系,自此成为土尔扈特联系西藏地方与清朝的重要桥梁。由现存藏文档案可以确知,17世纪以来,土尔扈特人即便受到地理的隔绝与沙俄的阻挠,仍然通过卫拉特大库伦与西藏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更促成土尔扈特数度绕道北京前往西藏进行朝圣之旅。本文最后讨论18世纪后期随土尔扈特东归的卫拉特大库伦如何被纳入清帝国的边疆秩序中,及其最终淡出历史舞台的过程。


孔令伟丨从新发现的藏文文献看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东归中的历史作用 第1张

孔令伟丨从新发现的藏文文献看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东归中的历史作用 第2张

额尔齐斯河


一、18世纪西藏与土尔扈特间的往来文书


居住在中亚地区的土尔扈特人,曾经在清、俄两大帝国的博弈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17世纪初,原居于今日新疆北部一带的土尔扈特人,因准噶尔人的兴起,迁徙到今日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流域。而18世纪下半叶,土尔扈特人又因与俄罗斯政府的龃龉以及清朝的招抚,而徙回新疆境内。


土尔扈特人在1770-1771年举部东归前后的历史背景,中外学人已多有讨论。[①]一般普遍认为土尔扈特东归的重要原因,除了俄罗斯对土尔扈特强行征兵外,土尔扈特人的藏传佛教信仰与沙俄东正教政策的冲突,亦是关键之一。乾隆帝《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载:


“今之汗渥巴锡者,即阿玉奇之曾孙也⋯⋯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息肩焉。”[②]


由此可见,土尔扈特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崇信,是促成其东归的重要因素。关于18世纪下半叶东归以前,土尔扈特与西藏地方政教领袖之间的具体交往过程,则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近年相关满洲文档案的出版,学者方得以通过清朝方面的记载,对土尔扈特与西藏关系进行开创性的研究。[③]除了清代满洲文档案,以藏文、托忒文书写的多语种文书亦是推进土尔扈特与西藏关系研究的关键史料。如近年伊犁哈萨克斯坦自治州特克斯县境内所发现之两份藏文文书,无疑是研究18世纪土尔扈特与西藏交流的关键新史料。有鉴于这两篇文书的重要意义,笔者是以不避舛漏,将这两份以无头体书写的藏文文书进行转录与汉译,附录于本文末尾。本文以文书考释为基础,并结合相关藏文、托忒文与满洲文史料,进一步检视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历史发展进程。


这两封现存在新疆境内的藏文文书,系由中央民族大学叶尔达教授在伊犁特克斯县调查托忒文献时所发现并拍照记录。据叶尔达教授在特克斯当地访查的结果,这两份文书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曾收藏于当地一座被地方民众称为“阿勒达尔噶布楚之寺”的庙宇中。相传这座寺庙因外墙以红土涂刷,因此又俗称“乌兰库热”(ulagan kuriy-e),蒙古语意即“红寺”。[④]关于这两份在新疆发现的藏文文书,据笔者考证,皆形成于18世纪,分别寄自达赖喇嘛与乃琼护法神,行文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下首先分别对其进行简单介绍与相关考释。


关于第一封藏文文书,笔者此处拟题为《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从开头标题及文书右下角所用印玺之称号,可知此封文书的发文者为达赖喇嘛,文末亦清楚注明了写作日期为“铁猪年十一月下旬”[⑤]。问题在于,此处的作者为第几辈达赖喇嘛?而藏历铁猪年具体对应的年份为何?查清代第一个藏历铁猪年为1671年,第二个铁猪年为1731年,第三个铁猪年为1791年,依序类推。比对印文可以发现,此份文书中达赖喇嘛所用金印,与现保存于西藏博物馆中的七世达赖喇嘛金印相符[⑥],而异于五世达赖喇嘛[⑦]与八世达赖喇嘛金印[⑧]。由此可见《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的发文者当为七世达赖喇嘛,写作年代为17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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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年)灵塔殿


二、土尔扈特与西藏甘丹颇章间的政教关系


在厘清作者与年代之后,可以进一步探讨《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的文本内容与历史背景。首先要研究的是,作者的写作动机为何?而这篇藏文文书又是如何辗转流通,以至于被保存在今日的新疆境内?总体而言,这篇文书的行文修辞具有浓厚的宗教意涵,内容主要是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敕令鬼众不得伤害一位名叫阿旺伦珠(ངག་དབང་ལྷུན་གྲུབ)的人,应协助其成就如法修习之顺缘,否则将现阎王之形作怖,对违反教谕的鬼众进行严惩。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暂时很难考证阿旺伦珠其人其事。但根据文书的语境看来,当时阿旺伦珠本人似乎遭遇到某种外力违碍(如生病、死亡),因此七世达赖喇嘛为其进行了某种驱魔或超荐仪式,从而留下这篇文书。虽然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很难对此人物的具体细节进行论断,但从整体的历史背景入手,这篇《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若将这篇文书放置在1731年的特殊时空背景中,将有助于重探18世纪的土尔扈特与西藏关系。


1717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1665-1727)派遣大策零顿多布(?-1736)路经今日南疆于阗,奇袭拉萨,击杀拉藏汗(?-1717)。西藏政权由此落入准噶尔人的手中,和硕特汗庭覆亡,而整个西藏的政治局势也为之大变。1720年,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人,随后将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由西宁塔尔寺迎往拉萨布达拉宫坐床。清廷废除第巴职位,改设五位噶伦共同执政。


康济鼐(?-1727)因在驱逐准部的过程中,为清廷立下大功,从而受封噶伦,总理西藏事务。然而在1727年,西藏地方噶伦之间发生内讧,康济鼐被另一位噶伦阿尔布巴(?-1728)杀害。在政局动荡之际,清廷遂于1728年将七世达赖喇嘛迎请至四川理塘暂居。1730年,七世达赖喇嘛又迁居四川泰宁惠远庙(今道孚县境内),直到1735年返回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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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道孚县惠远寺

建于hvwaliyasun tob汗雍正七年


值得关注的是,1731年底,也就是《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写作之际,七世达赖喇嘛曾经在四川泰宁接见了从伏尔加河流域远道而来的土尔扈特使团。1724年,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去世,其子策凌敦多布即位。由于与准噶尔人的交恶,加上俄罗斯的虎视眈眈,以及土尔扈特内部的汗位斗争,策凌敦多布于1730年向清廷遣使,试图寻求外部势力的承认以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


根据满洲文档案,土尔扈特使团主要的出使目的之一,在于请求达赖喇嘛对新任土尔扈特汗加以认可,并赐予汗号,而达赖喇嘛的认可有助于新任土尔扈特汗的策凌敦多布凝聚内部认同。[⑨]除此之外,笃信佛教的土尔扈特僧俗也寄望能获得达赖喇嘛的赐福与加持。因此当土尔扈特使团于1731年10月抵达泰宁,面见达赖喇嘛时,曾祈求达赖喇嘛为土尔扈特往生的贵族,举行超度法事。对此《七世达赖喇嘛传》中曾描述道:


此时,土尔扈特阿玉奇王去世,成就善根之南喀格隆等大批人员到来,献珍珠等异宝、金丝缎及罕见礼品,请求为阿玉奇王等彼等已故贵人回向,并为名单上的死者做净荐仪轨,使其安立于天界和解脱善道。应土尔扈特诸使者[⑩]之请,撰写忏文。[⑪]


了解这段历史背景,《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的语境便更为清晰。很显然,这篇文书是1731年10月前后七世达赖喇嘛为已故土尔扈特贵族所撰写的一份超度忏文。而在这份文书中达赖喇嘛所护持的阿旺伦珠,即土尔扈特部过世的贵人。至于何以这份文书会流传至今日的新疆境内?1732年土尔扈特从四川归往伏尔加河流域的回程中,因为准噶尔人的敌视,并没有选择路经新疆,而是从四川绕道北京,再由西伯利亚途经俄罗斯,最终返回伏尔加河流域。说明当时并未途经今新疆。因此这份今日完好保存在新疆的《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较有可能是1771年之后,被东归的土尔扈特人视为贵重物品带回新疆


至于第二篇藏文文书,笔者拟题为《乃琼护法神谕令土尔扈特众生》。与《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相似的是,这份文件也是以复杂的佛教词藻写成,不过这份文件并没有署名年月。根据文书内容,可知发文者为西藏乃琼寺的白哈尔护法神,而收文者则为土尔扈特地方的众生。文书的主要内容,在于敦嘱土尔扈特境内的众生,在邪恶势力的威胁下,仍要努力遵守佛教戒律,持守清净誓言。


文书中所提到白哈尔神,自五世达赖喇嘛于1642年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以来,成为官方认定的宣谕护法神。由于五世达赖喇嘛对于白哈尔护法神的尊崇,其意见对于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有着关键的影响,举凡重大的政教事务,每每会咨询白哈尔护法神师。如寻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时,护法神谕往往是重要的参考依据。作为西藏主要的世间护法神,白哈尔的影响力并不局限在宗教层面。每当遇有难解的政治问题,甘丹颇章政府经常通过乃琼护法神师请示白哈尔神谕。在降神请示时,乃琼护法神师会戴上白哈尔王的面具,嵌有5个小骷髅头骨的宝冠,以及带有藏文种子字的护心镜。[⑮]而这也能在《乃琼护法神谕令土尔扈特众生》的文本细节中一一获得验证。文本左下方以红线描绘的神祗,头戴髑髅冠,其胸前悬挂的护心镜中则带有藏文种子字“嘻”(ཧྲཱི)。一般认为白哈尔神即从护心镜上的字母,附于乃琼神师体内。而正文之前的偈颂中,也提到“嘻!恶鬼吾之发辫髑髅饰”。[⑯]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正文开头乃琼护法神师叙述了白哈尔神与土尔扈特过去的因缘:


“彼处阿勒达尔噶布楚喇嘛扎巴所修之此等寺院雄德林,藏有一切曩昔吾之五世阿闍黎、大萨霍尔胜笑所传法与色身之面具及彼等岗青诺布之宝冠等广大财宝。”[⑰]


这句话表面上看似费解,背后却隐含了丰富的信息,深刻地反映了18世纪后期新疆土尔扈特部与西藏甘丹颇章政权的交往过程。


在藏传佛教的宗教语境中,白哈尔在来到西藏桑耶寺以前,曾经是北方霍尔部落的守护者。因此在17-18世纪,乃琼护法神不只是西藏甘丹颇章内部重要的咨询对象,也曾是沟通蒙藏关系重要的外交代表。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iuseppeTucci)曾精辟的指出,五世达赖喇嘛之所以大力支持白哈尔信仰,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为了巩固与和硕特顾实汗的政教联盟,[⑱]而乃琼护法神在17-18世纪蒙藏关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也正体现在《乃琼护法神谕令土尔扈特众生》文本中。该文本提及土尔扈特地方的寺院雄德林藏有“五世阿闍黎、大萨霍尔胜笑所传法与色身之面具”,所谓“五世阿闍黎、大萨霍尔胜笑”(སློབ་དཔོན་ལྔ་པ་ཟ་ཧོར་ཟིལ་གནོན་བཞད་པ་སྩལ་ཆེན་པོ)指的正是五世达赖喇嘛,此处的用意主要是为了强调土尔扈特寺院与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之间的传承关系。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建造雄德林的“阿勒达尔噶布楚喇嘛扎巴”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位僧人不仅与五世达赖喇嘛有法脉传承的关系,其名甚至连远居千里之外的乃琼护法神师也曾听闻。通过发掘《四卫拉特史》《蒙古溯源史》等托忒文史籍中的相关线索,可以确认“阿勒达尔噶布楚”为一卫拉特高僧,其著作并曾影响18世纪以降卫拉特的史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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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神白哈尔


三、咱雅班第达及其弟子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活动


目前在托忒文史书中关于阿勒达尔噶布楚最早的记录见于噶旺希拉布(蒙GabangŠirab/藏ངག་དབང་ཤེས་རབ)完成于1737年的《四卫拉特史》。噶旺希拉布在叙述土尔扈特起源时,曾经引述了阿勒达尔噶布楚的一段话:


“土尔扈特的含义是巨大的人们(turug-ud)。”


阿勒达尔噶布楚言:


所谓白利即唐古特。[⑲]


此外,噶旺希拉布在叙述绰罗斯(coroš)氏起源传说时,提到杜尔伯特与准噶尔部的祖先,作为婴儿从天降生在一棵树下。因树的形状如同漏嘴(corgo),因而得此姓氏。此处噶旺希拉布又再次引用了阿勒达尔噶布楚的观点:


喇什郭蒙的领颂师阿勒达尔噶布楚曾说:“那个孩子是位野人啊!”[⑳]


这里出现了一个关于阿勒达尔噶布楚的重要线索:阿勒达尔噶布楚曾经担任“喇什果莽的领颂师”(Rasikönmeng-ün unǰad)。托忒文中所谓的“喇什郭蒙”,指的正是西藏哲蚌寺吉祥果莽扎仓(བཀྲ་ཤིས་སྒོ་མང་གྲྭ་ཚང)。而托忒文“unǰad”其实就是藏文“དབུ་མཛད”维那师的对音。由此可知,阿勒达尔噶布楚曾经在西藏哲蚌寺的果莽扎仓学习,并担任维那师的职位。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勒达尔噶布楚本人与西藏的联系。


除了噶旺希拉布的著作外,巴图尔乌巴什图门(Bagatur ubaxi tumen)于1819年书写的《四卫拉特史》中,也曾引用了阿勒达尔噶布楚著作中的话:


“厄鲁特融入于哈扎尔巴什。”[21]


巴图尔乌巴什图门在此直接提到了阿勒达尔噶布楚的史书。可见阿勒达尔噶布楚不仅仅是一位名僧,也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史家。


19世纪初的《蒙古溯源史》中,也同样出现了关于阿勒达尔噶布楚生平的重要证据。《蒙古溯源史》中,曾记述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素(蒙Namkar gyamco/ 藏ནམ་མཁའ་རྒྱ་མཚ, 1599-1662)建造卫拉特大库伦的事迹,并提到由于准噶尔与和硕特的战争,咱雅班第达的部分弟子逃至土尔扈特,在阿玉奇汗执政时自行聚集,重建了卫拉特大库伦。[22]《蒙古溯源史》在这个段落最后提到:


“卫拉特诸汗献给兰占巴呼图克图的高徒阿勒达尔噶布楚(的沙毕纳尔),被称作阿勒达尔噶布楚的沙毕纳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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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的卫拉特民居之一


《蒙古溯源史》的这段记述,清楚地记载了阿勒达尔噶布楚是咱雅班第达(即兰占巴呼图克图)优秀的弟子,曾经接受过卫拉特诸汗的供养。通过《咱雅班第达传记》的记载可以得知,咱雅班第达本人与土尔扈特领袖的关系密切。如1645年春,咱雅班第达迁往土尔扈特,为岱青之子进行超度法事。[24]1654年夏,土尔扈特岱青又再次邀请咱雅班第达的大库伦到土尔扈特部去。[25]作为咱雅班第达的亲传弟子,阿勒达尔噶布楚与土尔扈特首领之间自当有所联系。《咱雅班第达传记》曾提到龙年(1688)孟冬,有位


“郭莽喇嘛从土尔扈特归来。”[26]


此处的“郭莽喇嘛”,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拥有“喇什果莽领颂师”称号的阿勒达尔噶布楚。根据《咱雅班第达传》的叙述,卫拉特大库伦1688年的冬天营地驻扎在名叫爱呼斯(Ayigus)的地方,据学者考证约在今日塔尔巴噶台山阳与乌尔贾尔河(Urzar,清代文献称雅尔河)上游一带。[27]1676年后在土尔扈特驻地重建卫拉特大库伦的阿勒达尔噶布楚,与1688年自土尔扈特居住的伏尔加河流域旅行至塔尔巴噶台山阳的“郭莽喇嘛”究竟是否为同一人?除了托忒文史料的记载,藏文史料亦提供了珍贵的线索。如第三世森钦活佛洛桑丹增班觉(སེང་ཆེན་བློ་བཟང་བསྟན་འཛིན དཔལ་འབྱོར,1784-1853)所作《厄鲁特准噶尔王统世系等略说——信仰之乘》(ཨོ་རོད་ཇུན་གར་གྱི་རྒྱལ་རབས་སོགས་མདོར་བསྡུས་སུ་བཀོད་པ་དད་པའི་ཤིང་རྟ),提及了一位在土尔扈特弘法的郭莽喇嘛:


蒙古内部又有众多分支,其中土尔扈特地方,虽有胜解行者之称的郭莽扎仓阿阇黎顿珠嘉措前往彼处,建立教法之规,然而由于迁往俄罗斯管辖之地,未能得大弘传。[28]


单凭这段记载,固然很难确认藏文文献中的顿珠嘉措(དོན་གྲུབ་རྒྱ་མཚོ)就是曾在土尔扈特弘法并以郭莽喇嘛称号闻名的阿勒达尔噶布楚,然而在《哲蚌大寺吉祥郭莽扎仓教法源流——右旋海螺之音韵》(ཆོས་སྡེ་ཆེན་པོ་དཔལ་ལྡན་འབྲས་སྤུངས་བཀྲ་ཤིས་སྒོ་མང་གྲྭ་ཚང་གི་ཆོས་འབྱུང་དུང་གཡས་སུ་འཁྱིལ་བའི་སྒྲ་དབྱངས)中,笔者发现了顿珠嘉措的简传。其中记载,顿珠嘉措出生于土尔扈特,曾于郭莽扎仓学习,并曾从五世达赖喇嘛受诸多灌顶与密法。此外,自藏历水牛年(1673)顿珠嘉措担任郭莽扎仓堪布一职[29],并在水狗年(1682)前后卸任堪布后回到土尔扈特传法[30]。从时间点上看来,顿珠嘉措在卸任堪布结束后回到土尔扈特,似乎并不是单纯的巧合。如前述《蒙古溯源史》所载,1677年和硕特与准噶尔之间所爆发的军事冲突,使得卫拉特大库伦受到严重的波及,过去追随咱雅班第达的弟子,顿时之间流离失所;而此后准噶尔人又因过去和硕特人与卫拉特大库伦之间的施供关系,对卫拉特大库伦有所迫害。


1682年前后顿珠嘉措之所以在离任后离开西藏动身前往土尔扈特,与17世纪末卫拉特大库伦在土尔扈特驻地的重建,二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也再次验证了托忒文史料中于17世纪末在土尔扈特部重建卫拉特大库伦的郭莽喇嘛阿勒达尔噶布楚,与藏文史料中在1682年前后自西藏哲蚌寺卸任郭莽堪布一职返回土尔扈特的顿珠嘉措,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总结以上记载可以得知,作为咱雅班第达弟子的阿勒达尔噶布楚,其活跃年代大致在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初期。他出生于土尔扈特部,曾经在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留学,并与五世达赖喇嘛等格鲁派上层有过交流。1676年由于准噶尔噶尔丹与和硕特鄂齐尔图汗之间的军事斗争,使得最初由咱雅班第达所建立的卫拉特大库伦受到严重的打击。于是,阿勒达尔噶布楚在离开郭莽扎仓后,返回土尔扈特并重新建立了卫拉特大库伦。至于乃琼护法神谕令中提到阿勒达尔噶布楚所修建的寺院“雄德林”(གཞུང་སྡེ་གླིང),是否就是蒙古语“教法库伦”(Nom-un kuriy-e)的藏文别称,还有待进一步的史料证据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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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朝八旗制度下的卫拉特大库伦


可以确定的是,在阿勒达尔噶布楚将卫拉特大库伦西迁近百年后,随着土尔扈特人于1771的东徙,“阿勒达尔噶布楚的沙毕纳尔”也远从伏尔加河流域移住新疆,被清廷安置在伊犁地区。作为寺院属民的沙毕纳尔[31],也进一步被纳入清朝的新疆驻防兵制当中。清朝汉文文献中大致记述了卫拉特大库伦沙毕纳尔移居伊犁后的社会变迁及游牧范围。如《西域水道记》云:


“玉季坤水,发自莎岭迤东山南,流经沙毕纳尔之喇嘛寺西。沙毕纳尔部,旧与土尔扈特同牧俄罗斯之额济勒河。乾隆三十六年(1771),以八百六十七人随土尔扈特来归,编附厄鲁特下五旗。其人惟习黄教,徭役不及也。”[32]


从以上材料看来,随土尔扈特东迁而来的沙毕纳尔,似乎最初并不承担赋役。然而事实上,清廷随后因基于特殊的政治考量,将原本作为寺院属民的沙毕纳尔抽离出来,正式纳入朝廷的驻防编制中。《皇朝经世文续编》提到:


“沙毕纳尔营。(原注小字:)此项官兵俱属下五旗总管、副总管所辖⋯⋯以上厄鲁特官兵,上三旗在特克斯察林塔玛哈一带地方游牧,种地自食。下五旗在霍诺海、崆吉斯一带地作种地自食,并分司官马牛羊驼只牧厂,随时操演矛杆鸟枪,闲习骑射。”[33]


《圣武记》


“沙毕纳尔兵六百,皆射猎游牧为业。”[34]


从此看来,被纳入驻防体系中的沙毕纳尔营,平时除种地自食、自行射猎游牧外,还负责经营官牧,并在闲时练武,与“惟习黄教,徭役不及”的形象不尽相同。那么,原本从属于寺院的沙毕纳尔,是如何被收编成为清廷在新疆驻防兵力?而这个现象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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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毕纳尔从寺院属民到驻防旗民的身份转变,实际上反映了清朝微妙的宗教与民族政策。从满洲文档案看来,清朝将作为土尔扈特僧人属民的沙毕纳尔,逐步编入八旗驻防体制中,很明显是为了控制藏传佛教对土尔扈特部的影响力。据《伊江集载》《新疆识略》所述,乾隆三十七年(1772),随土尔扈特东来投靠清廷的沙毕纳尔,最初由厄鲁特下五旗中的10个佐领分别照管。[35]由于伊犁将军舒赫德(1710-1777)奏报,沙毕纳尔前因分住于十佐领处,不便聚集唸经,因此建请从厄鲁特上三旗额外佐领中拨出四员,将沙毕纳尔统一编入4个佐领,以便管理。此外舒赫德在奏文中,也提及了东迁沙毕纳尔的来历:


“此项沙毕纳尔等,仍遵阿喇木占巴胡土克图旧制,令其聚集诵经。”[36]


可见清朝当时已明确地认识到,东来的土尔扈特沙毕纳尔与咱雅班第达(阿喇木占巴胡土克图,即咱雅班第达尊号Aramǰamba qutugtu)及其弟子阿勒达尔噶布楚等人,可谓一脉相承。而作为东归土尔扈特人的精神支柱,清朝起初对于沙毕纳尔也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礼遇,不仅


“赏给钱粮以资养瞻”,


更准其


“不必充当差使,令其一意尊奉旧制,聚集诵经”。


从《伊江集载》《新疆识略》与《西域水道记》等汉文志书中的记述来看,清廷在土尔扈特归之初,似乎给予僧人相当的优待。然而满洲文档案所反映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现实。


从满洲文档案中,可以得知在东来之初,土尔扈特主要的宗教领袖是一位名叫“扎尔固齐喇嘛罗卜藏丹增”的僧人,他曾经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时前往北京朝觐。[37]满洲文档案中所谓的“扎尔固齐喇嘛”(满洲文jarɡvci lama,蒙古文jarguci blam-a),意即“断事官喇嘛”。所谓的“扎尔固齐”,在土尔扈特部中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托忒文史籍《土尔扈特诸汗史》对于扎尔固齐制度,有以下的叙述:


渥巴锡执政前,可汗的扎尔固宰桑全从可汗属下的土尔扈特部挑选。渥巴锡继承汗位后,叶卡特琳娜女皇下诏,可汗的扎尔固成员须由可汗属下的土尔扈特部选三名宰桑、一名喇嘛,敦杜克旺布属下的土尔扈特部选一名宰桑,杜尔伯特选一名宰桑,和硕特部选一名宰桑。由这些人组成扎尔固齐,各部的诺颜做主挑选。不经过扎尔固齐,可汗不能做出任何决议。以往,扎尔固齐不能与可汗平权,仅为协助,是给可汗办事和执行谕令的臣属。现在,他们和可汗平权处理司法和政务。可汗要听从属民,臣民有可能与可汗争权。汗权被削弱,高贵的权威受到藐视。[38]


由此可知,在土尔扈特政治中,辅佐汗王的扎尔固齐原本扮演参政一类的角色。然于1760年代,俄罗斯帝国为了削弱渥巴锡汗的权力,因而提高了扎尔固齐的地位,有意使之与可汗相抗颉。而俄罗斯档案中的相关记载也反应了1762年《扎尔固法庭条例》设置的过程,及其对土尔扈特汗权的牵制与削弱。[39]很显然,罗卜藏丹增喇嘛就是当时土尔扈特7位扎尔固齐中唯一的一位僧人。然而作为土尔扈特的宗教领袖,罗卜藏丹增与清廷的交往,并没有拉近双方的距离。对于兼具政教影响力的罗卜藏丹增,清廷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笼络政策,背后却是百般打压。[40]早在土尔扈特政教首领入京觐见前,清廷官员对于罗卜藏丹增喇嘛便有所提防。如同《新疆识略》,满洲文档案中也提到了舒赫德奏请将原本分住的沙毕纳尔合并管理的建议。然而与汉文志书不同的是,满洲文档案则透漏出清朝官员隐秘的政治考量。在《新疆识略》所节录的材料中,舒赫德建议将原本被打散的沙毕纳尔重新聚集的原因,是为了尊重卫拉特大库伦的宗教传统。但在呈给乾隆帝的满洲文奏本,则呈现出舒赫德截然不同的真实面貌:据舒赫德等所奏:


“若将暂住伊犁部众中之土尔扈特喇嘛罗卜藏丹增属下一千二百余户,杂居在土尔扈特部众中,日久之后,因伊等人多,其所携来之众,势必致于兼并该等,故拟抽出此辈,仍留于原辖喇嘛处,在伊犁拨地安置之。”[41]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伊犁将军的舒赫德,其希望将土尔扈特沙毕纳尔集中管理的真正的动机,并不在于关心沙毕纳尔是否方便聚集修习念经,而是为了防范为数众多而散居的沙毕纳尔,兼并更多属民。相较于作为汉文志书的《新疆识略》,满洲文档案中的记载显然更能真实地反映清朝官员的政治算计。


孔令伟丨从新发现的藏文文献看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东归中的历史作用 第11张


除了舒赫德等官员外,乾隆帝本人对于土尔扈特宗教领袖的态度,更是表里不一。在《清实录》中,当土尔扈特人前来之际,乾隆帝特意强调了自己对于格鲁派的一贯尊崇,以此笼络土尔扈特使者:


“策伯克多尔济所遣格隆,即系喇嘛。我天朝定例,凡投诚之各部夷人,不易其习;尔等欲往西藏熬茶,亦无不准。现今西藏具隶我版图,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黄教中无有逾此者。”[42]


然而在三十六年八月寄给舒赫德的满洲文上谕中,乾隆帝却透漏出对土尔扈特最高宗教领袖扎尔固齐喇嘛罗卜藏丹增极端的不信任:


“罗卜藏丹增为一狠毒之寻常喇嘛耳,岂能成活佛耶?伊故去后,若即将伊之原有俗民安插于厄鲁特昂吉牛录内,并非不可。”[43]


三十六年九月的上谕中,为处理渥巴锡与策伯克多尔济间争夺汗位一事,乾隆帝再次痛斥了支持策伯克多尔济一派的罗卜藏丹增:


“罗卜藏丹增竟非一宁生之徒,苟不将其处置,于事不利。” [44]


并最终做出将罗卜藏丹增滞留北京,将其属民归于厄鲁特昂吉的决策。[45]从此“阿勒达尔噶布楚的沙毕纳尔”不再是依附寺院势力的属民,而是承担朝廷差事的旗民。正如《清续文献通考》所载:


“(嘉庆)二十年,将军松筠奏:沙毕纳尔隶厄鲁特营下五旗总管兼辖,迄今四十余年,凡遇巡边坐卡及分牧官厂差使,具同旧厄鲁特等一体当差,甚为得力。”[46]


由此可知,清代伊犁的沙毕纳尔名义上虽以阿勒达尔噶布楚的弟子著称,实际上却早已被纳入清朝厄鲁特昂吉的驻防体系中,仍需一体当差,而并非是“惟习黄教,徭役不及”的寺院属民。


由此可见,土尔扈特在1771年东迁之后,卫拉特大库伦的政教地位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表面上,清朝仍尊重大库伦的宗教传统,并免其承担赋役;实际上,乾隆帝则通过扣留土尔扈特宗教领袖的方式,最终达到将大库伦沙毕纳尔编入驻防八旗的目的。原本显赫一方的卫拉特大库伦,最终随着属民的丧失与清朝的管控,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孔令伟丨从新发现的藏文文献看藏传佛教在土尔扈特东归中的历史作用 第12张


五、结语


虽然卫拉特大库伦在18世纪下半叶后,势力逐步衰微,然而自17世纪中咱雅班第达创制以来,卫拉特大库伦无疑成为连接西藏与卫拉特诸部的重要渠道。在咱雅班第达圆寂后,真正弘扬大库伦事业,在战乱中收容流亡众生的,正是阿勒达尔噶布楚等人。进一步来说,阿勒达尔噶布楚17世纪在土尔扈特地区的弘法事业,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回到《乃琼护法神谕令土尔扈特众生》的语境中,阿勒达尔噶布楚所建造的寺院,很显然成为西藏与土尔扈特之间的精神桥梁。也正由于咱雅班第达及其杰出弟子阿勒达尔噶布楚等人,对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不断给予精神关怀,使得土尔扈特人即便在俄罗斯帝国的长期压迫之下,仍能保有坚定的宗教认同。1730年,即便在路途上充满着俄罗斯帝国与准噶尔汗国等强敌的重重阻碍,土尔扈特使者还是不远千里,绕道西伯利亚,终于分别在四川与卫藏面见达赖与班禅喇嘛。也正是这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支持土尔扈特不避艰难,于1771年率部东归。


而土尔扈特与西藏在精神层面的连接,正充分体现在《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与《乃琼护法神谕令土尔扈特众生》这两篇文书当中。1731年的《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见证了土尔扈特使团横跨半个亚欧大陆的朝圣之旅,而18世纪下半叶,这篇文书又随着土尔扈特东归,从伏尔加河流域被完好的带到新疆伊犁。《乃琼护法神谕令土尔扈特众生》则为后人揭示了卫拉特高僧阿勒达尔噶布楚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弘法事业,以及他对卫拉特史学深远的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阿勒达尔噶布楚寺仍是地方民众的精神皈依。正是新疆新见藏文文书所保存的宝贵历史线索。


附录:

文书转录及翻译

一、《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雍正九年,1731)

1)༄༅།། འཇམ་དཔལ་གཤིན་རྗེ་གཤེད་རྡོ་རྗེ་འཇིགས་བྱེད་ཀྱི་གསང་བ་གསུམ་དུ་ཆེ་བའི་རྒྱལ་དང་ལྡན་པའི་རྣལ་འབྱོར༎འཇམ་དབྱང་གོང་མའི་ལུང་གིས་

文殊愤怒尊怖畏金刚之三密意,具大胜之瑜伽行,文殊皇帝[47]敕谕

2)ནུབ་ཕྱོགས་མཆོག་ཏུ་དགེ་བའི་ཞིང་གི་རྒྱལ་དབང་ས་སྟེང་གི་རྒྱལ་བསྟན་ཡོངས་ཀྱི་བདག་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བཛྲ་དྷ་ར་ཏཱ་ལའི་བླ་མ་ཞེས་བསྔགས་ཤིང་གྲགས་པའི་ལུང་༎

所赞“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之谕令:[48]

3)སྣང་སྲིད་སྡེ་བརྒྱད་ཀྱི་ཚོགས་སྤྱི་དང་བྱེ་བྲག་

“晓谕一切戕害天龙八部[49]尤及

4)ངག་དབང་ལྷུན་གྲུབ་ཞེས་བྱ་བ་ལ་ལྷག་པར་གནོད་ཅིན་སྡང་བའི་སེམས་ཅན་མི་མ་ཡིན་པ་མཐའ་དག་ལ་བཟློ་བ།དོན་དམ་པར་གཟུང་འཛིན་གྱི་ཆོས་ཐམས་ཅད་ཅི་ཡང་མ་གྲུབ་

阿旺伦珠之鬼众。就真实义言之,因一切二取之法[50]全无建立,

5)པས་གནོད་བྱ་གནོད་བྱེད་དམིགས་སུ་མེད་ནའང་ཀུན་རྫོབ་ཏུ་སྒྱུ་མའི་འཁྲུལ་འཁོར་ལྟར་རྟེན་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འི་ཐ་སྙད་མ་འགགས་པ་ལས།དཀར་མིན་གྱི་འབྲས་བུས་

即便如所害与能害,亦未能析辨;就世俗义而言,如幻化机轮之缘起名相不灭,苦于罪恶之因果,

6)མནར་ཞིང་།རྟེན་ནས་བཏགས་པ་ཙམ་ལ་ཡང་ངར་བདེན་པར་ཞེན་པའི་མ་རིག་པས་མིག་ལྡོངས་པ་ལྷ་མ་སྲིད་སྡེ་བརྒྱད་ཁྱོད་རྣམས་ཀྱི་ཕ་དང་མར་མ་གྱུར་པའི་སེམས་ཅན་

因执依假如真我之无明,而盲目之阿修罗众[51]!无众生不成尔等之父母[52],

7)གང་ཡང་མེད་ཅིང་དྲིན་ཅན་ཤ་སྟག་འདི་རྣམས་ལ་གནོད་ཅིང་སྡང་བར་སེམས་པ་ནི་ཤིན་ཏུ་ཐ་ཆད་པ་ཡིན་པས་དོར་ལ་ཕན་པ་དང་ཞི་བའི་སེམས་ཀྱིས་རྟག་ཏུ་བྱམས་

于此等纯然恩惠,则憎恶之心尤为卑劣。以利益舍离、调服心性永住之慈矜,

8)པ་དང་བཏང་སྙོམས་ཀྱི་ནང་ནས་སྡིག་སྤོང་དགེ་བ་སྒྲུབ་པ་ལ་བརྩོན་པར་གྱིས།ལྷག་པར་ངག་དབང་ལྷུན་དྲུབ་ཞེས་བྱ་བ་འདི་ཉིད་མཆོག་གསུམ་གྱི་བྱིན་རླབས་དཔུང་དུ་སྦྲན་ཏེ་

及于平等舍[53]中弃恶修善,精进超群之阿旺伦珠,迎请三宝加持之力,

9)གཞོམ་གཤིགས་མེད་པ་ཏིང་ངེ་འཛིན་གྱི་བསྲུང་བར་རྡོ་རྗེའི་གུར་ཁང་དུ་བཅུག་པ་ཡིན་པས་གནོད་ཅིང་འཚེ་བ་གཏན་མ་བྱེད་པར་ཆོས་བཞིན་དུ་སྤྱོད་པའི་མཐུན་རྐྱེན་

因其安立无坏之三摩地护法金刚帐,[尔等]应永不阻害,成就如法修习之顺缘,

10)སྒྲུབ་པར་གྱིས་ཤིག་དེ་ལྟར་ན་སྟོན་པ་ལྷ་དང་བཅས་པའི་འཇིག་རྟེན་ཐམས་ཅད་ཀྱིས་མ་འདྲིས་པའི་མཛའ་བཤེས་དྲང་སྲོང་ཆེན་པོ་དེས་དགེ་བར་སྤྱོད་པའི་གནའ་སྐབས་དང་མཐར་

如是一切神佛之界未谙之彼亲友大仙,将习善之往昔与究竟之因果,

11)ཐུག་གི་འབྲས་བུ་ཇི་སྙེད་བསྟན་པ་རྣམས་འགྲུབ་པར་འགྱུར་ལ་གལ་ཏེ་བསྒོས་པ་འདི་ལས་འགལ་ན་སྡིག་པ་མི་བཟད་པའི་འབྲས་བུ་གཞིན་རྗེའི་གཟུགས་སུ་ཤར་

尽其所有宣说。[尔等]如与此教谕相违,不化恶习之因果,将现阎王之形作怖,

12)བས་འཇིགས་ཤིང་ཡ་ང་བ་དུ་མས་མནར་ཏེ་དམྱལ་བའི་གནས་སུ་བསྲེག་ཅིང་འཚོད་པ་ལ་སོགས་པས་སྡུག་བསྔལ་ལ་རྟེན་འདིར་ཡང་ཡེ་ཤེས་ཀྱི་རྡོ་རྗེ་མེ་

以诸多恐惧逼迫[汝],于地狱界[将汝]灼烧等,住于痛苦,复燃以智金刚火,

13)འབར་བས་མགོ་བོ་ཚལ་བརྒྱད་འགས་པར་མི་འགྱུར་རམ་ཞེས་པའི་གཏམ་གྱི་ཡི་གེ་ལྕགས་ཕག་མགོ་ཟླ་བའི་དམར་ཕྱོགས་གྲལ་ཚེས་དགེ་བར་མཐར་བྱེད་

岂不能将[尔等]首级劈为八瓣?”所载此言之书信,于铁猪年十一月下旬吉日,

14)   གཤིན་རྗེ་རྣམ་པར་གནོན་ཅིང་བདུད་སྡེ་ཕྱེ་མར་འཐག་པའི་ཁྲོ་རྒྱལ་རོལ་པའི་གཞལ་མེད་ཁང་ནས་བྲིས༎

书于镇服阎摩、摧碎妖魔之忿怒明王庄严无量宫。


 [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印文,从右至左分别为以汉藏满蒙文字书写]

(汉)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之印

(藏)nub phyogs mchog (t)u dge ba'i zhing girgyal dbang sa steng gi rgyal bstan yongs gyi bdag po tha(ms ca)d m(kh)yen pabadzra dha ra tA la'i bla ma'i tham ka

(满)wargi abkai amba sain jirgara fucihi-iabkai fejergi fucihi-i tacihiyan-be aliha eiten-be sara wacira dara dalai lama-i doron

(蒙)oron-e ǰvg-vn yekeolǰeyitv erketv burqan-u oron delekei dakin-u burqan-uxasin-i erkilegci qamug-i medegci wacir dara dalai blam-a-yin tamag-a


二、《乃琼护法神谕令土尔扈特众生》

1)      ༄༅།། ཨོཾ་དབྱིངས་མི་འགྱུར་བདེ་ཆེན་འབར་བའི་ཀློང་།ཨཱཿ་མདངས་མ་འགགས་རྒྱལ་ཀུན་འཕྲིན་ལས་གར།ཧཱུཾ་མགོན་རྒྱལ་བ་ལ་སོགས་པད་དཀར་

唵!不变自性大乐闪耀界。啊!不灭光彩遍胜事业舞。吽!怙主胜者诸等白莲持。

2)      འཆང་།ཧྲཱིཿ་འདྲེ་ངེད་ཀྱི་ལན་བུའི་ཐོད་དུ་མཛེས།གཉིས་མེད་ཡེ་ཤེས་ཆེན་པོའི་རང་རྩལ་གྱི་གནས་ཡུལ་སྤྱི་དང་བྱེ་བྲག་བྱང་ཕྱོགས་ཐོར་རྒོད་ཡུལ་གླིང་གི་སྐྱེ་རྒུ་

嘻![54]恶鬼吾之发辫髑髅饰。晓谕一切无二大智自力之处及北方土尔扈特地方之众生,

3)      མཆོག་དམན་སྣང་ཞིང་སྲིད་པ་ཡོངས་ཀྱི་མཁའ་ལ་སྤྱོད་པའི་ལྷ་འདྲེ་འབྱུང་པོ་མཐའ་དག་ལ་བཟློ་བ།གནས་དེར་ཨལ་དར་བཀའ་བཅུ་བླ་མ་གྲགས་པས་བཏབ་པའི་དགོན་

尊卑万有一切空行之神魔魑魅:“彼处阿勒达尔噶布楚喇嘛扎巴(ཨལ་དར་བཀའ་བཅུ་བླ་མ་གྲགས་པ)[55]所修之

4)      གནས་གཞུང་སྡེ་གླིང་འདི་དག་ལ་སྔར་དུས་ངེད་ཀྱི་སློབ་དཔོན་ལྔ་པ་ཟ་ཧོར་ཟིལ་གནོན་བཞད་པ་སྩལ་ཆེན་པོ་ནས་ཆོས་དང་ཟང་ཟིང་སྐུའི་འདྲ་འབག་ཡོངས་ལ་ཁོ་བའི་

此等寺院雄德林(གཞུང་སྡེ་གླིང),有一切曩昔吾之五世阿闍黎、大萨霍尔胜笑[56]所传法与色身之面具,

5)      བཀའ་འཆིང་ནོར་བུའི་ཅོད་པཎ་སོགས་གནད་སྐྱེས་རྒྱ་ནོམ་པ་ཡོད་པ་ཡིན་ཡང་།བར་ལམ་ཁུལ་དེར་ལོག་འདྲེན་ནག་པོའི་ཕྱོགས་སུ་ཅུང་ཟད་ལྷོངས་རྐྱེན་གྱུར་པ་འདི་དག་

及彼等岗青诺布(བཀའ་འཆིང་ནོར་བུ)之宝冠等广大财宝。然近来该境邪导罪恶之方,稍成逆缘,

6)      འབྱུང་འགྱུར་དགེ་ལེགས་ཀྱི་གསོས་སུ་སྨིན་ཆེད་གནས་བརྟན་བླ་མས་གཙོས་དགེ་འདུན་ཆེ་ཕྲ་ཚང་མས་བསྟན་འགྲོའི་འཞབས་འདེགས་ཁོ་ནར་འགྱུར་བའི་རང་རང་གི་

此等妙善大种之育中,以特眉尊者喇嘛为首之一切大小僧伽,持立唯成教法及众生之服侍之各种

7)      བསླབ་སྡོམ་དམ་ཚིག་གཙང་མ་གཞི་བཟུང་ནས་ལམ་བསླབ་པ་གསུམ་གྱི་ཉམས་ལེན་ལུང་སྡེ་སྣོད་གསུམ་གྱི་འཆད་ཉན་བཤད་སྒྲུབ་འཁོར་ལོའི་བྱ་བ་མཐའ་དག་

戒律及清净誓言,须不舍三戒道之修持、三藏经论之教学、法会讲修之一切言行、

8)      ཀུན་སློང་དང་ཀུན་སྤྱོད་ཀྱི་བསམ་སྦྱོད་བཟང་པོའི་དམ་བཅའ་བརྟན་པོ་མི་འདོར་བ་བགྱིས་དགོས་རྒྱུ་གོང་སྨྲོས་ཁྱོད་གཟུགས་ཅན་གཟུགས་མེད་རྣམས་ནས་དེ་

等起现行之良善思修之坚定誓言。如前所述!尔等有色无色,

9)      དག་གི་ཆོས་མཐུན་ལྷག་བསམ་གང་སྤྱིའི་གནས་ལའང་ཕན་འཆར་གྲོགས་པའི་མདུད་པ་དཀར་བའི་དམ་ཚིག་དམ་པོ་སྒྲུབ་པར་བྱེད་པ་རྣམས་ལ་ཡེ་ཤེས་སྤྱན་ལྡན་སྤྱི་

于诸凡彼等之如法意乐,及成就益友善结之谨誓诸者中,具慧眼者

10)   དང་ངེད་པེ་ཧར་སོགས་ནས་གནས་སྐབས་ཀྱི་འགལ་རྐྱེན་སེལ་ཞིང་ལེགས་ཚོགས་སྒོ་དུ་མ་ནས་སྒྲུབ་པ་དང་མཐར་ཐུགས་ལམ་འབྲས་ལམ་ལྔ་པ་བཅུར་ལེགས་པར་

及吾白哈尔等祓除短暂之逆缘,并以妙集诸门证成,使入究竟道果五道,

11)   དཀྲི་བའི་རྣམ་འདྲེན་ཀུན་བཟང་གདོད་མའི་མགོན་པོའི་གོ་འཕང་བདེ་བླག་ཏུ་འགོད་པའི་ལས་བཞིའི་གདོང་གྲོགས་བྱེད་པ་དང་།ཚུལ་མིན་ལོག་ལྟའི་གདུགས་རྩུབ་མ་

与善缚导师遍善第一怙主之方便果位中所安立之四业,相助为伴;非理邪见之勇猛伞盖,

12)    རུངས་གཟུགས་ཅན་གཟུགས་མེད་སྤྱི་ནས་སྐད་ཅིག་ཙམ་ལྷོངས་སྲིད་ཚེ་སྣང་སྲིད་ཡིད་ཅན་ཡོངས་ཀྱི་སྲོག་བདག་གདོན་བགེགས་འབྱུང་པོ་རྣམས་ཀྱི་གཤེད་མ་

大凡有色无色仅刹那,一切万物含识之命主,魑魅魍魉之勇猛刽手,

13)   མ་རུངས་དམ་ཉམས་སྒྲོལ་བའི་ཤན་པ།རྣལ་འབྱོར་ཡོངས་ཀྱི་དགྲ་ལྷ་པེ་ཧར་༧་རྒྱལ་བསྟན་ཡོངས་ཀྱི་བཀའ་སྡོད་བསྲུང་མ་བདུད་རྗེ་ནག་པོ་ངེད་ནས་མི་ཤིས་

救度渝盟之船夫,无上瑜伽战神白哈尔,佛教无上护法黑魔主

14)   པའི་མཚན་མ་ཐན་དང་ལྟས་ངན་ཆོ་འཕྲུལ་དྲག་པོ་ལས་ཀྱི་རྣམ་པར་སྨིན་པའི་ཐོགས་སུ་འབེབས་པ་ཁྱོད་རྣམས་ལ་གདོན་མི་ཟ་བ་བཅས་ལེགས་ཉེས་ཀྱི་ཤན་

降下不祥坏相及恶兆灾异,成凶业之果报,尔等应无疑辨别善恶之法,

15)   སྟང་དམར་ཟླུམ་མིག་གི་དཔྲལ་བའི་དབྱིངས་ནས་སྟངས་འཛིན་གྱི་བྱ་ར་ནམ་ཡང་མི་གཡེལ་བ་བྱེད་ཞེས་གོ་བར་བྱ་བའི་གཏམ་འདི་སྡེ་བརྒྱད་འདུ་བའི་བདུད་སྤྲིན་

以红圈眼额之界,成取舍分辨之不怠斥堠。”此阐明之言,发自八部汇集魔天之

16)   རྦ་ཀློང་འཁྲུགས་པའི་དབུས་རྡོ་རྗེའི་གུར་ཁང་ནས་བསྲིང་༎

纷乱云浪中央之金刚帐。[57]

[①]马汝珩、马大正:《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宫胁淳子:《トルグート部の発展―17~18世纪中央ユーラシアの游牧王権》,《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1991年第42期。Michael Khodarkovsky,Where Two Worlds Met: The Russian Stateand the Kalmyk Nomads, 1600-1771,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альмо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алмыцкого народа за время его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пределах России, Элиста: Калмыц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во, 1992. PaulPelliot, 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Kalmouke, Paris: Librairie d’Amerique et d’Orient,1960.

[②]清高宗:《御制诗文十全集》,武英殿聚珍本,叶20-b。

[③]乌云毕力格:《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以军机处满洲文录副文件记载为中心》,《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

[④]该庙重修于1984年,现址在特克斯县城西北4公里处(GPS坐标: 43°14’59.10"N,81°48’16.06"E)。1945年至1951年间,特克斯曾改名为克孜勒库热,正得名于此庙(qizil即哈萨克斯坦语红色之意,对应蒙语ulagan)。

[⑤]见本文附录《铁猪年达赖喇嘛谕令》,第13行。

[⑥]图像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博物馆网站“活佛转世数字展馆”:http://www.livingbuddha.cn/view-249c0a2bea55455cb939b118b254fe6c.html(2019/1/13)。

[⑦]五世金印今藏西藏博物馆,图像见Bowers Museum网站:http://www.asianart.com/exhibitions/bowers/d2174.html(2019/1/13)。五世与七世金印最显著的差距为印文语种差异,前者为藏、满、汉三体,后者为汉、藏、满、蒙四体。此外藏文印文亦明显不同,前者作“ནུབ་ཕྱོགས་ཀྱི་ཕུལ་བྱུང་ཞི་བ་སངས་རྒྱས་རྒྱ་ཆེན་ཁྱོན་ལ་སངས་རྒྱས་བསྟན་པའི་མངའ་བདག་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རྡོ་རྗེ་འཆང་ཏཱ་ལའི་བླ་མ”;后者为“ནུབ་ཕྱོགས་མཆོག་ཏུ་དགེ་བའི་ཞིང་གི་རྒྱལ་དབང་ས་སྟེང་གི་རྒྱལ་བསྟན་ཡོངས་གྱི་བདག་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བཛྲ་དྷ་ར་ཏཱ་ལའི་བླ་མ”。

[⑧]八世金印现存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图像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博物馆网站“活佛转世数字展馆”:http://www.livingbuddha.cn/view-2d35c48a96f54d449a5939a809472680.html(2019/1/13)。八世金印印文与七世金印雷同,然而刻画笔顺有所出入,如八世金印藏文印文第九行བཛྲ་之下加字ར较七世金印为短,识者宜当详查。

[⑨]关于1730至1732年间,土尔扈特使团的行经路线及出使目的进行考察。乌云毕力格:《土尔扈特汗廷与西藏关系(1643-1732)——以军机处满文录副档记载为中心》,《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

[⑩]藏文ཨེལ་ཆི即蒙古文elci之借词,意为使者。

[⑪]藏文原文:འདི་སྐབས་ཐོར་གོད་ཨཱ་ཡུ་ཥེ་རྒྱལ་པོ་དུས་ཆོས་སུ་གྱུར་པའི་དགེ་རྩ་སྒྲུབ་མི་ནམ་མཁའ་དགེ་སློང་སོགས་མི་སྣ་གཏོས་ཆེ་བ་འབྱོར།ཨཱ་ཡུ་ཥེ་རྒྱལ་པོ་སོགས་ཕྱོགས་དེའི་མི་ཆེན་འདས་པ་རྣམས་ཀྱི་དོན་དུ་མུ་ཏིག་དང་རིན་པོ་ཆེ་ངོ་མཚར་བ་སོགས་དང་།རྒྱ་སེར་གྱི་གོས་དར་དང་དཔྱད་པ་ཡ་མཚན་པའི་འབུལ་བ་མང་དུ་ཕུལ་ཏེ་གསོལ་བ་བཏབ་པ་ལྟར་ལྗོགས་བསྔོ་དང་།གཤིན་པོ་དེ་དག་གི་མིང་བྱང་ལ་སྦྱང་ཆོག་སོགས་མཛད་དེ་མཐོ་རིས་དང་ཐར་པའི་ལམ་བཟང་མཆོག་ལ་འགོད་པར་མཛད།ཐོར་གོད་ཀྱི་ཨེལ་ཆི་རྣམས་ཀྱིས་བསྐུལ་ངོར་རྗེ་ཉིད་ཀྱི་ཞབས་བརྟན་སྨོན་ཚིག་བཀའ་རྩོམས་གནང་༎”藏文原文见Lcang skya rol pa’irdo rje, Skal bzang rgya mtsho’i rnam thar, Lhasa: bod ljongs mi dmangsdpe skrun khang, 1990, p. 273. 此处汉译系据蒲文成译文修改而成,章嘉若贝多杰著、蒲文成译:《七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⑫]关于宣谕护法神师的历史渊源,及其与甘丹颇章之间的联系,才让加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才让加:《甘丹颇章时期西藏的政治制度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6页。

[⑬]王尧、陈庆英编:《西藏历史文化词典》,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⑭]美国学者Christopher Bell在其博士论文中,对于乃琼护法神仪式及其寺院制度,进行了全面的宗教史考察。关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相较于其他护法神,白哈尔地位大幅提升的特殊现象,Bell从家族渊源、个人修习、转世传统、宗教制度以及地缘政治等五种因素,分析了五世达赖喇嘛大力支持乃琼护法的原因。见:Christopher PaulBell, Nechung: The Ritual History and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Tibetan Buddhist Protector Deity. PhD 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2013, p. 316-327.

[⑮]才让加,《甘丹颇章时期西藏的政治制度文化研究》,第33-42页。

[⑯]见本文附录《乃琼护法神谕令土尔扈特众生》,第2行。

[⑰]见本文附录《乃琼护法神谕令土尔扈特众生》,第4-5行。

[⑱] 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Bangkok: SDIPublications, 1999, vol. 2, p. 736.

[⑲]托忒文原文:Töüni dotoro-ača turγūd kemēkütorγūd mön, aldar bkabačoyin ǰaliq-ača bayirai kemēkü tangγod mön. 噶旺希拉布著、巴岱、金峰、额尔德尼整理注释:《四卫拉特史》,收入《卫拉特历史文献(托忒蒙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按:白利为康区一藏族部落,今日四川甘孜有白利寺(བེ་རི་དགོན)。顾实汗曾击败敌视格鲁派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བེ་རི་དོན་ཡོད་རྡོ་རྗེ, ?-1641)。关于17世纪白利土司的政教活动及势力范围,参:Peter Schwieger,“Towards a Biography of Don-yod-rdo-rje, King of Be-ri,” in Studia Tibeticaet Mongolica: Festschrift Manfred Taube, Swisttal-Oden: Indica et Tibetica,1999, p. 247-260.

[⑳]此处的野人“almas”,即传说中的雪人,藏文称为གཡའ་དྲེད,也就是西文中的Yeti。另外“almas”亦有金刚(vajra)的意思,唯此似与上下文意不合。托忒文原文:Raši kümenggiyinunǰad aldar kabčo tere köbüün almasi bīye gebē. 噶旺希拉布:《四卫拉特史》,《卫拉特历史文献(托忒蒙文)》,第247-248页。

[21]托忒文原文:Öyilöd xaǰalbaš-tu singgeǰi aršigümünggiyin unǰad aldar kabču tüükedēn bičiǰi. 巴图尔乌巴什图门:《四卫拉特史》,《卫拉特历史文献(托忒蒙文)》,第189页。

[22]这里指的是1676年噶尔丹博硕克图派兵攻打鄂齐尔图汗一事。和硕特部此前为卫拉特大库伦的主要施主,这可能导致了咱雅班第达圆寂后,准噶尔对卫拉特大库伦的迫害,而这也可能是咱雅班第达部分弟子逃亡土尔扈特重建大库伦的原因。对于鄂齐尔图汗的败亡,以及噶尔丹对留在准噶尔地区的咱雅班第达弟子的压迫,剌德纳巴达喇在《咱雅班第达传记》中,有生动的描述。剌德纳巴达喇(Radnabhadra)著、成崇德译:《咱雅班第达传》,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47-59页。

[23]托忒文原文:Rabzamba xutuqtuyin erkin šabialdar γabčatu, öyiröyin xāduuyin bariqsan aldar kabči-yin šabinar ene gezikeledeq. 《蒙古溯源史》,《卫拉特历史文献(托忒蒙文)》,第320页。另参近年新发现之《蒙古溯源史》写本原件照片,叶尔达:《《蒙古起源史》的研究概况与相关的若干问题》,《蒙古学问题与争论》(QuaestionesMongolorum Disputatae)2014年第10期,第172a-b页。

[24]《咱雅班第达传》,第7页。

[25]《咱雅班第达传》,第31页。

[26]《咱雅班第达传》,第55页。

[27]ボルジギダイ・オヨーンビリグ:《オイラト・イフ・フレーの冬夏営地とフレーシャンの游牧地考》,收入洼田顺平、承志、井上充幸编《イリ河流域歴史地理论集 : ユーラシア深奥部からの眺め》松香堂2009年版,第77-79页。

[28]藏文原文:དེ་དག་ལ་ནང་གསེས་ཀྱི་དབྱེ་བ་མང་དུ་ཡོད་པའི་ནང་ནས་ཐོར་གོར་ཀྱི་ཡུལ་དུ།བྱང་སེམས་སྦྱོར་ལམ་བར་གྲགས་པ་སྒོ་མང་སློབ་དཔོན་དོན་གྲུ་རྒྱ་མཚོ་བྱོན་ནས་བསྟན་པའི་སྲོལ་བཙུགས་ན་འང་།ཨོ་རོ་སུའི་མནགའ་འོག་ཏུ་སོང་བས་ཧ་ཅང་འཕེལ་རྒྱས་མ་བྱུང་༎见Blo bzang bstan ’dzin dpal ’byor, Orod jun gar gyi rgyal rabs sogs mdor bsdus su bkod pa dad pa’i shing rta, in Khyab bdag seng chen rdo rje ’dzin pa blobzang bstan ’dzin dpal ’byor gyi gsung ’bum, Delhi: Bkra shis lhun po’i par khang, 1977, p. 548-549. 译文参考:扎洛、敖见:《《厄鲁特准噶尔王统世系等略说——信仰之车》译注》,《纪念王钟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98-699页。

[29]《哲蚌大寺吉祥郭莽扎仓教法源流》载:“厄鲁特土尔扈特顿珠嘉措生于厄鲁特蒙古地方,而后前往藏地哲蚌郭莽扎仓完成学习,成为大学者,以胜解行者著称。曾自尊胜五世(达赖喇嘛)等受无数灌顶、口诀。(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牛年(1673)登郭莽堪布法座,完善教学。卸任堪布后,前往己域厄鲁特,建立上乘教规,在该地大转法轮。”藏文原文:ཨོ་རོད་ཐོར་གོད་དོན་གྲུབ་རྒྱ་མཚོ་སོག་ཡུལ་ཨོ་རོད་དུ་འཁྲུངས།བོད་དུ་ཕེབས་ནས་འབྲས་སྤུངས་སྒོ་མང་གྲྭ་ཚང་དུ་གསན་བསམ་མཐར་ཕྱིན་མཛད་དེ་མཁས་པ་ཆེན་པོར་གྱུར།བྱང་སེམས་སྦྱོར་ལམ་པར་གྲགས།རྒྱལ་མཆོག་ལྔ་པ་ཆེན་པོ་སོགས་ལས་དབང་ལུང་མན་ངག་མཐའ་ཡས་པ་གསན།རབ་བྱུང་༡༡་ཆུ་གླང་ཕྱི་ལོ་༡༦༧༣་ལོར་སྒོ་མང་མཁན་ཁྲིར་ཕེབས་ནས་འཆད་ཉན་ལེགས་པར་མཛད།མཁན་པོ་ཟུར་རྗེས་རང་ཡུལ་ཨོ་རོད་ཡུལ་དུ་ཕེབས་ནས་བསྟན་པའི་སྲོལ་ཐོག་མར་བཙུགས།ཁུལ་དེར་ཆོས་འཁོར་རྒྱ་ཆེར་བསྐོར༎《哲蚌大寺吉祥郭莽扎仓教法源流》虽属近作,然作者格西丹巴丹增(བསྟན་པ་བསྟན་འཛིན, 1917-2007)曾任哲蚌寺座主,本书因而载有许多稀见的哲蚌寺内部史料,识者宜当详查。Bstan pa bstan ’dzin,Chos sde chen po dpal ldan ’bras spungs bkrashis sgo mang grwa tshang gi chos ’byung dung g.yas su ’khyil ba’i sgra dbyangs,Karnataka: Dpal ldan ’bras spungs bkra shis sgo mang dpe mdzod khang, 2003, p.57.

[30]《哲蚌教法源流》仅提及顿珠嘉错卸任后返回土尔扈特,并没有载明具体年份,然而其中又提及下任堪布那仓顿珠(Nag tshang don grub)于1682年继任,于此可推断顿珠嘉错返回土尔扈特当在1682年前后。Bstan pa bstan ’dzin, Chos sde chen po dpal ldan ’bras spungs bkrashis sgo mang grwa tshang gi chos ’byung dung g.yas su ’khyil ba’i sgra dbyangs,p. 59.

[31]清朝汉文文献中所谓的“沙毕纳尔”,即蒙古文xabi-nar。字面原意为徒弟,实际的含义则是寺院的依附人口。

[32][清]徐松:《西域水道记》卷3,道光三年刻本,第7页a。

[33][清]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2,广百宋斋校印本,第4页a。

[34][清]魏源:《圣武记》卷4,韓錫鐸、孫文良點校,北京:中华書局,1984年,第 159页。

[35]《伊江集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将军舒赫德奏言,投诚土尔扈特内安插伊犁之沙毕纳尔人等共八百六十七名,归入下五旗额鲁特。添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官管束。钦奉恩旨,伊犁额鲁特生齿日繁,又有随土尔扈特投来沙毕纳尔人等,著加恩赏给钱粮,以资养瞻等因。钦此。”[清]佚名:《伊江集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新疆府县志辑》第9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605页。

[36]《新疆识略》:“乾隆三十七年,将军舒赫德奏言:查入于伊犁厄鲁特部落之各项喇嘛、沙毕纳尔人等,前经具奏,编入总管硕通所管之下五旗十佐领下居住。此项沙毕纳尔等,仍遵阿喇木占巴胡土克图旧制,令其聚集诵经,数月以来具皆安静。惟查伊等在额济勒时,尊奉黄教,曾与土尔扈特人等另居一处。今下五旗厄鲁特人口倍增,官员甚少,恐管束或有不周。而此项沙毕纳尔人等,在十佐领处分住,若令聚集一处诵经,实有未便。查现在上三旗厄鲁特有额外佐领九员,请由其中挑出四员,将沙毕纳尔之八百六十余戸人口,编为四个佐领管束,仍着硕通总理,不必充当差使,令其一意尊奉旧制,聚集诵经,庶伊等益深欣感,永远安静。奉硃批:好,知道了。钦此。钦遵设佐领四员。”[清]松筠:《新疆识略》卷5,道光元年武英殿刻本,第21页b-第22页b。

[37]土尔扈特档《朝觐台吉名单》、月折档《前往京师朝觐台吉名单》、《同渥巴锡等一起前来朝觐之人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115页。

[38]《土尔扈特诸汗史》,丹碧、格·李杰编:《蒙汉对照托忒文字卫拉特蒙古历史文献译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286页。

[39] Konstantin N.Maksimov, Kalmykia in Russia's Past andPresent National Policies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trans. AnnaYastrzhembska,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0-103. 帕里莫夫(N. N. Palʹmov)著、许淑明译:《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НиколайНиколаевич Пальмо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калмыцкого народа за время ег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пределах России, Элиста:Калмыц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во, 1992, p. 90.

[40]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史事述补》,收入《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9页。

[41]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七,《谕舒赫德将喇嘛楚鲁木达尔札等送往内地居住》,《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67页。

[42]《清高宗实录》,卷887,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2页。

[43]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五,《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安插罗卜藏丹增下属事》,《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29页。

[44]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十一,《谕署理伊犁将军舒赫德对付策伯克多尔济争封爵之策》,《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35页。

[45]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谕舒赫德指派大臣分别照管来归各部等事宜》,《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170页。原文汉译:“又有喇嘛罗卜藏丹增,并非一安分守己之徒,现已留住京城矣。将其属下,不得并于谁人,乃授意于舒赫德等,将伊之正式喇嘛,列入伊犁喇嘛之内,将其其余徒众,均行编入伊犁厄鲁特昂吉佐领,并由硕通管辖之。此事极关重要,全赖于舒赫德等之作为也。”

[46][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210《兵考十·新疆兵》,民国景十通本,第1页。

[47]此处的文殊皇帝,指的是1723年颁敕赐予七世达赖喇嘛以下称号的雍正帝。

[48]前二句为发文者称谓,第二句句末钤有八思巴字朱印一封,笔者目前所获图版印迹模糊,但根据形制可以推测此印当为达赖喇嘛的法旨印玺(བཀའ་རྒྱ་དམ་ཕྲུག),参Dieter Schuh, Grundlagen tibetischerSiegelkunde: Eine Untersuchung über tibetische Siegelaufschriften in’Phag-pa-Schrift, Sankt Augustin: VGH Wissenschaftsverlag, 1981, p. 12. 第二句末结束后留有大段空白,显示第三句开始即为正文。

[49]即天、龙、药叉、寻香、非天、金翅鸟、人非人与大腹行。

[50]即所取(གཟུང)与能取(འཛིན),亦即物质外境与精神意识。

[51]原文作ལྷ་མ,应为ལྷ་མ་ཡིན。

[52]佛教的轮回观念,认为众生彼此均为前世之母,是以当发菩提心,发愿利益一切有情,脱离轮回之苦。如宗喀巴《三主要道》(ལམ་གྱི་ཙོ་བོ་རྣམ་གསུམ)中所言:“辗转投生三有中,不断感受三大苦。成此惨状诸慈母,是故当发殊胜心。”(མུ་མེད་སྲིད་པར་སྐྱེ་ཞིང་སྐྱེ་བ་རུ།སྡུག་བསྔལ་གསུམ་གྱིས་རྒྱུན་ཆད་མེད་པར་མནར།གནས་སྐབས་འདི་འདྲར་གྱུར་པའི་མ་རྣམས་ཀྱི།ངང་ཚུལ་བསམས་ནས་མཆོག་བསྐྱེད་པར་མཛོད༎)

[53]即四梵住(亦称四无量心)中的“舍”(梵文upekṣā),意即修习之中,平等作意,不执贪念。

[54]前二句中的种子字“唵”、“啊”、“吽”、“嘻”,皆为朱笔字。

[55]此人为土尔扈特高僧,活动年代大约是十七世纪下半到十八世纪初。《四卫拉特史》、《蒙古溯源史》等托忒文史籍中,曾数次引用其言。据《蒙古溯源史》载,由于1676年准噶尔噶尔丹博硕克图与和硕特鄂齐尔图汗之间的战争,咱雅班第达身后一部分的弟子,迁移到土尔扈特重建了大库伦。而阿勒达尔噶布楚正是咱雅班第达的高徒。此处藏文法号ཨལ་དར音写自蒙古文aldar,对应藏文གྲགས་པ,意即“著名”,如蒙古文nom-un aldar对应汉藏文“法称”(ཆོས་གྲགས)。藏文བཀའ་བཅུ为僧人的一种学位,意为通晓佛陀“十戒”之人。

[56]“སློབ་དཔོན་ལྔ་པ་ཟ་ཧོར་ཟིལ་གནོན་བཞད་པ་སྩལ་”原文以朱笔书写,即五世达赖喇嘛之别名。

[57]文末钤有朱印一封,惟笔者所获图版中印迹模糊,待详考。


*本文解读之藏文文书照片图版由中央民族大学叶尔达(Erdemtu Minggad)教授所提供,又初稿曾蒙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道帏·才让加(རྡོ་སྦིས་ཚེ་རིང་རྒྱལ)研究员指正,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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