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件坚守初心使命 戎马一生报国一内蒙古军区原政委云一立的革命生涯

内蒙古军区原政委云一立的革命生涯

刘 建 禄

云一立（摄于1955年）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内蒙古有一批老干部，曾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毅然奔赴延安，在红星照耀和延河哺育下茁壮成长，在革命大熔炉里淬炼成钢。他们重返斗争前线后，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坚持一心为民，弘扬优良作风，激发斗争精神，在不同岗位为内蒙古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戎马一生的内蒙古军区原政委云一立，就是其中一位。

苦难磨砺和逐步觉醒

1922年9月，云一立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乃莫板申村（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乃莫板申村）的一个贫苦蒙古族农民家庭。乃莫板申蒙古语意为八家村，因这里在清乾隆年间有3户蒙古族和从山西走西口迁来的5户汉族而得村名，北距乌兰夫的家乡塔布村仅两里多路。

云一立4岁时，母亲不幸病逝，加上连年天灾人祸，从小体会到生活的苦涩和艰辛。1929年土默川地区大旱，7岁的云一立跟着父亲逃荒北往四子王旗白彦花一带，靠给人种地打工勉强糊口，3年后才返回家乡。不久到塔布村给富人家做长工，早早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勤奋好学的云一立曾在冬季私塾念过几年冬学，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到10月绥远除河套地区和伊盟外全部沦陷。云一立经常听长工和村民悄悄谈论八路军李支队（指李井泉任司令员兼政委的大青山支队）挺进大青山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故事，八路军和蒙古游击队神出鬼没打鬼子的故事，云泽（乌兰夫原名）当年在塔布村开展地下斗争和后来率部队驻守伊盟坚持抗战的故事，也陆续看到一些熟悉的人离开村子参加抗日游击队，心中也逐步坚定了投身革命、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9年秋，发现一些认识的人不知踪影，后来听说他们南渡黄河前往陕北延安学习。这是云一立第一次听说延安，也对延安充满着无限向往。他曾回忆道：“从小我就常常听到乡亲们谈论乌兰夫闹革命的事。他经常秘密回到家乡动员蒙古族青年参加革命。我当时虽然不懂什么是革命，但知道乌兰夫和穷苦人一个心眼儿，为穷苦人过上好日子而到处奔走。因此，蒙古族中的有识之士和壮志青年都很信任他，不少人在他的影响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他在蒙古族人民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我心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那时起，我就很崇敬乌兰夫，也想着有朝一日，跟上他干一番事业。”

投身革命和延安学习

抗战初期，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委员云浦(乌兰夫亲弟，1948年牺牲)化名李才，以杂货摊贩为掩护经常走村串户，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5月，云浦再次来到塔布村，秘密动员蒙古族青年参加蒙古抗日游击队。云浦找到云一立，晚间促膝长谈，从个人的艰辛经历到家庭的苦难生活，从日本鬼子的野蛮侵略到蒙汉军民的奋起反抗，从全国抗战的发展形势到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云一立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实现蒙古民族的真正解放。第二天一早，18岁的云一立连家里人也没有告诉，就下定决心跟着云浦上了大青山，成为蒙古抗日游击队的一名队员。

云一立参加游击队后，通过严格训练，初步学习了政治军事知识，很快开始站岗放哨。为了防止日伪军的偷袭和“扫荡”，游击队员们经常转移营地，面对异常艰苦紧张的生活，他吃苦耐劳、机智勇敢，受到游击队领导的赞扬。当年7月初，大青山根据地党组织决定再选送一批蒙古族青年赴延安学习，土默特旗蒙古工委从游击队中选派了云一立等人。

几天后，云一立等十余名蒙汉族青年经过几天短暂集中培训，在大青山骑兵部队1个排的护送下，穿越日伪封锁线，途经陶林、卓资、凉城等地，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顺利到达晋绥边区和八路军120师领导机关驻地山西省兴县。在兴县边学习边休整近半个月，接着西渡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7月底顺利到达延安。

云一立在延安的学习生活，经历了陕北公学55队（蒙古族青年队）、陕北公学民族部、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民族学院、三边公学民族学院（设在定边）几个阶段。通过紧密联系抗战斗争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毛泽东著作，他的理想信念日益坚定，理论政策水平逐步提升，文化业务素质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参加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和生产劳动，进一步经受了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和专业训练。1941年12月，云一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大青山抗日根据地急需大批干部。3月，西北局决定从三边公学民族学院抽调部分干部和一批年龄相对大、学习时间长的学员，前往绥蒙地区工作。云一立听到这一消息后，主动请缨并获批准。

近五年的延安学习生活，给云一立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他曾总结道：在延安这座革命熔炉中，我经受了锻炼，完成了一个由穷苦农民到革命战士的根本转变，揭开了我生活中崭新的一页。特别是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为我以后奔赴抗日前线和参加解放战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通过乌兰夫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使我学会了开展民族工作的方法，对我一生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勇敢地抵制一切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的行为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5年4月，包括云一立在内的民族学院50多名干部和学员组成绥蒙干部大队，离开定边经延安前往绥蒙区党委当时的驻地山西偏关。云一立很快被分配到绥南清水河县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他积极做好组织发动蒙汉各族群众、建立健全乡村政权、组建民兵队伍、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等各项工作。同年7月，云一立又被调到绥中陶林县（现察哈尔右翼中旗）从事地下秘密工作，不久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自治运动和百战生涯

抗战胜利后，内蒙古因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成为国共两党政治上军事上展开激烈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党中央审时度势，1945年10月23日在《关于内蒙古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对内蒙古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同时明确乌兰夫是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宣告成立，乌兰夫当选为联合会执委会主席。

1946年1月，云一立被任命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织部组织科科长。他从陶林赶赴张家口后，乌兰夫同他谈话，介绍了当时形势，勉励他战胜困难完成各项任务，特别是要注重加强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关于这一阶段的工作，云一立回忆道：

“组织科的工作十分繁忙。当时从国统区逃离到张家口不少蒙汉各族青年和学生，我每天忙于接待，安置这批青年人。愿意留在解放区的，就把他们送进军政学院学习；有思想顾虑的，就耐心做思想工作；实在不愿意留的，就发给路费回家，听其自便。有些青年人才我做不通工作，就请乌兰夫亲自做工作，终于使绥远国统区的一大批蒙古族先进青年进入军政学院学习。这批青年经过培训锻炼，成为内蒙古党政军各条战线的基层骨干，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同时，要妥善安排一部分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回家乡工作。这些青年回到家乡后，为内蒙古东西部联合开展自治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要做好伪蒙疆政府逃亡人员的收容安置。”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傅作义部开始向绥远解放区大举进攻。云一立离开张家口，调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察布盟分会主任。8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将集结在察哈尔右翼四旗等地的干部和游击队、自卫队等武装力量，整编为巴彦塔拉盟、乌兰察布盟联合骑兵大队（简称巴乌大队），下设3个中队，云一立任第1中队长，在锡察巴乌交界地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

1946年9月，党中央批准成立乌兰夫任书记的中共内蒙古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党对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11月，乌兰夫在锡盟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主持召开内蒙古党委会，决定成立中共锡林郭勒、察哈尔工委和中共巴彦塔拉、乌兰察布工委（分别简称锡察工委和巴乌工委），王铎、奎璧分别任书记，云一立被任命为巴乌工委委员。同时决定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四支队和骑兵独立旅分别扩编为内蒙古骑兵第11师和第16师。巴乌大队编入骑兵16师，成为正规部队。1947年5月云一立接任巴乌大队大队长，7月调任内蒙古骑兵教导队队长，10月调任骑兵16师5团副团长。

1948年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16师以5团为基础编为61团，以1团为基础编为64团，云一立任61团副团长。云一立先后参加了八佐山、朝阳沟、高山堡、平定堡、东乌兰苏、德胜敖包、巴格来等多次战斗，屡立战功，为保卫锡察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并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准备发起平津战役。毛泽东主席亲自交给北岳军区和蒙骑部队的作战任务是“肃清察北、绥东一切敌人，使张家口更陷孤立”。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报东北军区批准，专门成立锡察军区，统一指挥骑兵11师、16师的作战。锡察军区协同北岳军区、察北骑兵旅攻打察北主要城镇，其中骑兵16师的任务是攻打宝昌（今锡盟太仆寺旗驻地）。

61团作为全师先头部队，于11月13日清晨抵达宝昌城东北40公里的骆驼山一带。敌人哨兵发现后，立即抢占了骆驼山南北两座山峰，61团2连、3连则火速占据了北面的小孤山，并坚守了一整天，情况十分危急。乌兰夫同志在《内蒙古骑兵部队在平津战役》一文中，用很大篇幅写了骆驼山战斗，并对云一立的表现给予高度赞扬：

“61团副团长云一立同志，是一个沉着机智的青年指挥员。他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毫不犹豫地带领该团1、4连，巧妙地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去，攻击骆驼山的南峰。跟随部队支前的地方干部和农牧民群众，也佯装成骑兵，在1、4连的后面来往走动，迷惑敌人。是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摸不清我方虚实，守在南峰上不敢妄动。云一立副团长带领部队，出敌不意地冲过1公里宽的开阔地带，向骆驼山南峰发动强攻。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抢占了骆驼山的南峰，然后从背后支援我2、3连的阵地。围攻我小孤山阵地的敌人，见南峰已被我军占领，本身处于腹背受攻击的境地，不得不停止对小孤山我2、3连阵地的进攻，慌忙向北峰撤退。2、3连的勇士们，抓住战机实施反击，向撤退的敌人扑了过去，一鼓作气攻上骆驼山的北峰。敌人的大批人马，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全部被61团的火力压在骆驼山两峰之间的一条大沟里。不久，寒峰师长率领64团赶到，全师人马对敌人展开全面攻击。敌人丢下抢来的牛羊，向宝昌溃退。16师又跟踪追击，歼灭了一部分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马匹。”

骆驼山战斗是内蒙古骑兵史上一场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典型战例。战斗结束后，61团受到乌兰夫的通电嘉奖，给全团记功，极大地鼓舞了全团指战员的士气和斗志。云一立还组织部队将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牛羊，全部送还牧民。

骆驼山战斗后，逃到宝昌的敌军又屡遭惨败，为防灭顶之灾，被迫放弃宝昌，逃往康保方向。骑兵16师不费一枪一弹解放了康保。与此同时，骑兵11师攻克了张北。察北、绥东的敌军主力基本被肃清，残敌龟缩在张家口城内。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正式拉开战幕。12月24日，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张家口，歼灭守敌1.9万人。少数漏网之敌乘着月色向锡察草原逃窜，沿途纠集残兵败将向绥西方向败退。骑11师和16师奉命追击残敌，在纵横千里的草原上，对敌展开迂回、包抄、追歼，乘势收复康保等县城，至此锡盟、察哈尔盟全境和绥东地区全部解放。

1949年1月初，云一立升任61团团长。1月22日，为了消灭盘踞在武川、乌兰花一带的敌军，在华北第八纵队的指挥下，锡察军区会同绥远骑兵师、察哈尔骑兵师组成前线指挥部，发动绥北战役，这是我军与绥远国民党军进行的最后一次骑兵大会战，云一立团长率61团参加了这一战役。首先打响的是攻打乌兰花镇的战斗，骑兵11师和16师从两翼包抄，敌骑兵溃不成军，仓皇南逃武川二份子。《骑兵五师》一书中，详细记叙了我军攻打武川二份子的这场关键战斗：

“二份子驻有敌骑兵12旅部和重武器营，周边是敌12旅的两个团，主阵地在尖山敖包高地。我骑兵16师64团主攻正面，61团攻敌侧翼。64团指战员在团长赵永胜的带领下，踏积雪顶寒风向敌人主阵地冲击，这时61团指战员在团长云一立的带领下又从敌人侧翼攻了上来，恐慌的敌人彻底崩溃了，丢下阵地向南落荒而逃。16师立即组织追击，又歼灭了百余名敌人。61团团长云一立在战斗中负了伤，但他没有下火线，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

之后又经过召河庙等战斗，绥北战役于2月27日胜利结束。这一战役共歼敌800余人，其中11师和16师歼灭敌人460余人。敌骑兵12旅的主力被消灭，余部逃到包头一带，四子王旗和武川县获得解放。绥北战役的胜利，使绥远国民党军队受到沉重打击，为和平解放绥远创造了条件。

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改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所属骑兵师、独立骑兵团整编为5个骑兵师。其中骑兵16师改编为骑兵第5师，61团、64团和察哈尔盟保安团分别改称13、14、15团，云一立担任13团团长。接着全师集中在集宁玫瑰营子整训，迎来了绥远九一九和平解放和内蒙古全境解放。

伊盟剿匪和部队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伊克昭盟境内的国民党残存武装、特务组织以及各旗封建王公反动武装，虽然按照“绥远方式”宣布起义，但其中一些顽固分子，骨子里反对和平解放，暗中袭击我党政机关，抢劫人民财产，杀害我军派到起义部队中的干部，密谋策反起义部队。为迅速剿灭国民党残存武装，骑兵5师在集宁整训8个月之后，奉命于1950年2月在师长吴广义的率领下，进入伊盟地区执行剿匪任务，改任骑兵5师13团政委的云一立率部参加剿匪战斗。

伊盟剿匪首战，是围歼盘踞在乌审旗王府一带的叛匪。云一立带领13团逐步扫清乌审旗王府外围之敌。4月1日下午4时，伊盟剿匪联防指挥部组织8个团2700人的优势兵力发动总攻，13团担任助攻。叛匪见大事不妙，稍作抵抗后便丢弃王府，向西南嘎鲁图庙方向的沙漠中逃窜，企图利用地形熟悉、机动性强的特点与我周旋。联防指挥部进驻王府后，迅速组织左右两路部队追歼逃匪。吴广义师长带领部队负责右路。《内蒙古纪事·剿匪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 收录了“云政委奇袭亡命匪”的故事。

“4月16日，吴广义师长奉命率右路军追剿流窜到尔格图、察汉陶一带的张廷芝匪部。已是惊弓之鸟的张廷芝立即调头向西北纳林淖、早稍一带（位于今鄂托克前旗和乌审旗交界地区）流窜。17日拂晓，13团政委云一立带领右路军先头部队不足300人，在早稍追上了张廷芝匪部。如果等大部队赶到，敌人就会跑掉。云一立当机立断，决定偷袭敌匪，以少胜多。于是，他指挥部队抢占了早稍东侧的制高点，突然向800多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张廷芝以为我大部队在此设下埋伏，慌忙南逃。正在这时，吴师长率领主力部队赶到，将敌匪拦腰截为数段，分割围歼。敌人不敢应战，慌不择路，四处奔逃。匪首张廷芝被打伤，与张世华等匪首带十几名亲信向南逃去。后来张廷芝收罗起几十名匪徒逃往大青山。早稍战斗基本上打垮了“伊南匪团”，张廷芝等匪首不敢在与我对抗，伊盟地区敌人的势力大为削弱。”

1950年5月，伊盟军事剿匪行动基本结束。内蒙古骑兵5师与伊克昭军区正式合编为伊克昭军分区，保留骑兵5师建制，归属内蒙古军区和绥远军区双重领导。根据新的形势，军分区部队主要转入改造起义部队和协助地方改造旧政权的工作。对起义部队按照解放军化的要求进行了整编，建立了军事行政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使起义部队的改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决定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派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国民党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伊盟的残存反动势力也趁机沉渣泛起。针对这种情况，骑兵5师抽调兵力，对匪徒活动的地区分为东西两线实行“坐地清剿”，东线主要是清剿散匪，西线主要是清剿刘宝才等股匪。骑兵5师13团负责西线鄂托克、杭锦、乌审三旗和桃力民地区的清剿股匪任务。《内蒙古纪事·剿匪斗争》记载道：“根据师领导指示，由骑兵13团政委云一立和师作战科副科长严平等同志组成西线临时剿匪指挥部清剿叛匪。当得知叛匪在小纳林一带活动时，云一立带领骑兵13团第1连冒严寒、踏积雪，探索前进。到达苏米图时突然遇到土匪的袭击，云一立组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1连牺牲3人、重伤3人。如果与敌人继续展开正面交锋，主力部队又不能及时赶到，就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形势对我不利。云一立灵活地带领1连主动撤离苏米图，做出佯装收兵回营的假象麻痹敌人，敌人果然上当。夜里，云一立带1连调头奔袭叛匪巢穴。经过几十里的急行军，摸到敌人驻地百眼井，并将其包围。次日拂晓，敌人从炕上爬起来，睡眼惺忪地走出屋外，正准备集合出发，云一立一声令下，战士们冲入敌群，叛匪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各自夺路而逃。此次战斗共毙敌30余人，俘虏20余人。”

1951年夏，伊盟剿匪胜利结束，彻底根除了长期以来危害伊盟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各族人民的匪患，鄂尔多斯高原出现了和平安宁的崭新局面。1951年10月，云一立任内蒙古骑兵4师政治部主任。（原骑兵11师改编）。1952年5月，内蒙古5个骑兵师缩编为1个国防骑兵师，继续沿用骑兵第5师番号，云一立调任骑兵5师任干部部部长。1955年2月，国防部决定，内蒙古军区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行使大军区权限。云一立调任内蒙古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当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8年9月，云一立任锡林郭勒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64年10月，任骑兵5师师长。1966年初，任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期间1958年和1964年，云一立曾当选为自治区第二届、第三届人大代表。

1975年8月，云一立恢复工作，重新担任内蒙古军区（1967年改为省级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78年5月任内蒙古军区副政委，12月任内蒙古军区政委。1981年11月兼任内蒙古军区党委副书记，1982年又兼任内蒙古军区党委纪委书记、中央军委纪委委员。他与军区党委一班人团结一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在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面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遇到的新问题，坚持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相结合。下大力抓好整党工作、部队精简整编、干部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改革、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等，确保了部队稳定和集中统一，促进了部队全面建设。期间，1977年和1983年，连续当选为自治区第五届和第六届人大代表。1982年8月，任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委员。

1982年8月，云一立（右二）给达茂旗满都拉公社东队民兵讲民兵课

1982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太原召开华北地区党史资料征集会议，确定内蒙古负责编写《大青山抗日斗争史》，并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史》的一部分。8月，自治区党委专门成立《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编写领导小组，时任自治区副主席郝秀山为组长，云一立等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不仅积极组织内蒙古军区党史部门采访老同志多方收集有关史料，还提供了个人保存的珍贵实物资料。

余热生辉和薪火相传

1983年4月，云一立从内蒙古军区政委岗位上退了下来。同年12月，被自治区党委任命为自治区顾委筹备组成员。1984年7月离休。

云一立离休后，继续担任《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编写领导小组成员。经过两年多紧张工作，这部图书在1985年7月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老同志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好评。

内蒙古军区党史办在参与编写《大青山抗日斗争史》的过程中，在内蒙古和全国许多地方走访了100多位曾在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战斗过的老同志。根据老同志提供的史料和回忆录，编著了《大青山武装抗日斗争史略》，1985年2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此后，军区党史办又将老同志的回忆录筛选整理后。编辑了《见证历史——大青山抗日将士回忆录》，2003年12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编在后记中专门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老同志回忆录征集整理的过程中，已故的原内蒙古军区政委云一立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他除了强调要抓紧，说若再不挽救，那些健在的、亲身经历过大青山抗日斗争的老同志就很难找到了，同时还一再指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要真实地反映历史。他的指示精神，我们都已体现在《大青山武装抗日斗争史略》一书中了。因为这本书就是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所以，当今天编辑出版这本《回忆录》时，我非常怀念可敬的云一立政委，没有他的指导，这些珍贵的资料也无从去找。”

1984年，云一立和一些曾在骑兵5师战斗过的老领导，倡导编写《骑兵5师》。1986年5月，云一立和时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曾在骑兵5师战斗过的云照光，专程赴京向乌兰夫汇报编写大纲和计划，得到乌老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这本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成为宣传和研究内蒙古革命骑兵史的宝贵史料。

1986年6月8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百灵庙暴动五十周年》。这篇重要文章发表后不久，1986年11月，自治区党委在达茂旗召开纪念百灵庙暴动50周年座谈会，云一立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会上达茂旗委、政府提出修建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的意见，得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批复同意。

之后，自治区有关部门成立纪念碑筹建领导小组，聘请云一立担任顾问。他欣然接受这一重任，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当时他的腿脚已经不太灵便，但仍然拄着拐杖多次到百灵庙了解情况、选址调研，还与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认真沟通。领导小组通过调动各方面力量，召开座谈会反复讨论，初步确定将纪念碑立于百灵庙东南、当地民众视作“神山”的女儿山山顶，并形成了《纪念碑和雕塑图案设计》和详细的《工程预算书》。

1988年4月底，云一立带领筹建领导小组有关同志前往北京，到乌兰夫同志家中作具体汇报。他曾深情回忆道：“乌兰夫用一上午的时间，给我们讲了百灵庙暴动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讲了暴动的经过和意义。强调，百灵庙暴动不是少数人的暴动，而是全国抗日形势推动下，整个内蒙古人民的革命行动，建议纪念碑由一人骑马雕像改为群雕。关于题写碑名一事，要求以自治区党委或政府名义开介绍信，公事公办。乌兰夫还特别关心百灵庙暴动时烈士的遗属，嘱托我们回去后找有关部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愿望未现身先亡，长使后人泪满襟。我真没有料到，年底他老人家竟溘然长逝。我同他4月份在京一别，竟成了诀别。他虽然没有为纪念碑题写碑名，但我们一定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把纪念碑高高地树立起来。”

1988年冬，云一立（左一）陪同自治区主席布赫（左二）视察纪念碑碑址

经过近3年的不懈努力，1989年10月，“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在百灵庙镇女儿山建成。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署名的碑文，雕刻在基座正中。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布赫题写碑名。抗日武装暴动战士群雕与纪念碑连为一体，3名战士分别跨在四蹄腾空、昂首向前的战马上，飒爽英姿，威武雄壮，为首一名高举战刀，刻画出抗日武装暴动队伍勇往直前、奋勇杀敌的光辉形象，雕塑下面是反映骑兵战斗场面的浮雕，整体体现了革命性、人民性、民族性的重要特点。10月20日，“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揭碑仪式隆重举行。云一立携夫人和两个儿子参加了这一仪式，能够为纪念碑的落成贡献一个抗战老战士的力量，他感到无限的欣慰。

这座纪念碑后来被确定为并成为包头市和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自治区红色旅游基地，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5年3月11日，云一立在呼和浩特病逝，享年73岁。

3月 30日《内蒙古日报》头版，刊登“云一立同志逝世”的消息，评价他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在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作者单位：自治区文史馆）

来源：中国观网华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