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陈旗故事 《老电影院》

     在电视机进来之前，电影是从“听”到“看”的使者，那是个划时代的变革。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是在光绪年间，1896年8月11日中秋节，电影诞生半年就在上海的杂耍游乐场放映了几部法国电影。梳着长辫子的国人对“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的奇景惊叹不已。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电影在边陲草原上上映艰难的走了半个世纪的路程。陈巴尔虎旗的第一部电影放映是从1953年开始。由扎兰屯的放映队在巴镇地区来放映电影，那时一年放100场左右。1958年陈旗电影放映队成立了，配备了16毫米电影放映机一台，放映员3人，一年就能放映250场了。在文革期间，公社也陆续成立了电影放映队，遍地开花。

     在文革时期旗电影院也被造反派占领作为指挥部，因派系“站位”上的分歧和占领旗粮站的造反派对攻，扔酒瓶子“炸弹”，“革命小将”的怒火差点把它点着了。这个电影院呢，有那几个大字镇着，造反派还算老实点。东面的那个庙就没这么幸运了，旧社会的牛鬼蛇神都砸个稀巴烂，片瓦未留。

     电影院前的小广场也成为了居民休闲的地方，总有人晒着太阳，看着大街上来往的人，聊些小镇新闻、牛羊皮毛、邻家长短。生活的节奏缓慢而悠闲。

     电影票的窗口开在东侧，两个眼儿掏的位置很高，能容下一胳膊伸进去买票。炮楼的枪眼都比那个大N倍，要命的是墙也厚，天长日久，白墙上的窟窿眼边盘出了厚厚的一层包浆。一递钱呢，其他手在挤进去，手就得卡住了。那时候大家买票都喜欢横着排队，一拥而上，靠墙拱的有劲儿。小孩的手够不到，就得领一个伙伴在给皱一下。买不到票呢有的小孩就往里扔石头就跑了。那时候的人手也结实，没有听到骨折啥的，功夫高的就人群上面爬过来了，那是几个人合伙像面袋子一样仍在人群上的。有的自己的买完也不忘再给挤不上的熟人在搭两张票。等待的人呢也不说什么，谁让自己没有那体格了。但是前排的好座位，这些挤破头人也不一定能得到。那时候虽然说没有“黄牛”吧，计划经济也有”内部计划”的，那票也交不少人呢。

     粮票布票自行车票的，紧俏的物资都得用票。那时候群众发明的名词儿“走后门”就是说的享受不排队的待遇。这边别人排队，那边的从后门进去把事儿办了。按现在的标准如果往上套，大概对应“优亲厚友”的那一条了。那时候大家即恨走后门的，又爱亲自跑后门。爱恨交织，反映出那个时代社会供需不足的矛盾，也引起社会学家对人性的思考。可见改革开放时提出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是多么重要。

     “混电影”是那个时代的名词。总有一些人坚决不买票，但是该看电影还得看。从门口混不进去，就跳墙、钻地沟摆板子。等到电影开播一会消停了，检查的松懈了，门帘子一闪就进来了。这边屏幕上演着电影，旁边白墙上也出现了皮影，鬼鬼祟祟的溜墙根儿向后移动。也有藏到屏幕后面看的，看的虽然反像也比看不到强，只是太近了眼花，被音响震的脑袋会迷糊一会儿。一直坚持到最后绝不能动弹，动一下，观众就能看到影子了。一个屏幕上盯的眼睛，肯定比卖的票多多了。 

     那个胖大爷在的时候，手电筒射过来就惨了，人家还没看完呢就过来扫兴。铁皮电棒也不知道是几节电池的，探照灯似的亮。有时俩人当中夹一个小孩不补票也不行。蹲在排座里躲“猫咪”的也被揪出来撵走了，盯着银屏一步一回头，就像牛郎织女一样恋恋不舍。从这边撵到那边，从那边又躲到这边，在电棒的射灯指挥下此起彼伏的都有一些节奏感了。但是呢混电影没有几个人笑话，混的人多了就习惯了。古代还有匡衡凿壁偷光夜读书呢，也被文人视为励志典故不是么。都是“学习”，待遇不太一样呢。

      混电影被撵不是最伤心的事儿，最伤心的是票被人抢了。有一次，住在镇东乌兰楚鲁的六个小伙伴结伴去买了四张票，要看《少林寺》。计划是四个人掩护，两个人钻到凳子底下。买完票高高兴兴的往西走，走到现在的巴尔虎岱巴特雕像那儿，就遇上几个劫票的大孩子了，先来一顿蒙古大摆拳归拢一下乱糟糟的秩序。在让小伙伴站成一排，一边站个爪牙看着，开始“过堂”；“干啥去了”“买票去了”“拿来，看毛电影”。

     几个小伙伴回家都守口如瓶，其中一个小伙伴哭哭啼啼的回家给他妈说了，他妈问钱哪来的，他说拿他爸兜里的5分钱了，在加自己攒的3分钱买的票，他爸晚上回家暴跳如雷，这孩子反天了呢，敢拿他兜里私房钱了，又搂了他一顿。一天唱两回戏一般演员嗓子也受不了呢。既生瑜何生亮，哭破嗓子天不灵。买票也不行，拿家里钱也不行，两头都不对，那只能又去混电影了。那时候混社会劫道的看人都会算，你有没有“货”，从哪来，往哪去，因为他们…就是从群众里来的，现在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先驱者”底数清、情况明。

     这个故事笔者一分钱也没有多加，加了怕看到了急眼，真事儿。

     七合板的联排凳子，坐满了545个座，好电影就通道里也站满了人，一天来几场。我们从一组数据上能看到电影的狂热， 1983年全旗有电影放映队17个，放映电影1039场，观众38.4万人，这是没有水分的全旗观看人数。

     国内反映乡村爱情题材、城市题材、喜剧片、古装片、儿童片、侦破片连琅满目，特别是武打片风魔一时，《少林寺》在旗电影院连播三天，场场爆满。那个牧羊曲儿，邮局后面住的一个老大爷也会哼唧了，天天往北撵几只羊就唱那个曲儿。但是歌词他记不全，半歌半调的唱，也是哈？草原上放羊风霜雪雨的，哪有那个场景呢。紧接着《武当》、《武林志》、《少林小子》…那时候刚改革开放武侠小说也进来了，古龙的、金庸的、梁羽生的。那个时代武打片和武侠小说里宣扬的侠义理念也确实影响了一些旗里的年轻人。拉帮结伙混社会，联结的纽带就是江湖上的“义”字。为大哥两肋插刀，并不是天生学来的。小时连个苹果都要抢弟弟的吃，不知突然哪来的境界，喝血结盟的，磕头拜把子的都开始流行了。要闯出一片天地，那就的闹个事情立威，在扩大影响。伤了人，消停一阵，该赔点药费就赔点药费，该进去待几天就呆几天，出来后就有阅历了，一帮小弟又紧密的团结在大哥的周围了。但是不能要命，进去出不来就把位置拱手让给对手了。冲在前面实的惠儿下手过重的，都挥一挥手江湖拜拜了，青草没马蹄了又被大家淡忘了。多亏那时候没有讹人的，后来挺多也都混成哥们了，就没人找啥后账了。     

      那时候有个流氓罪，小伙伴也不太清楚流氓是罪人还是罪人是流氓。听大人说，那些穿喇叭裤子，花衬衣，烫头发的是流氓。他们经常拿个录音机去家里跳舞，还抽烟喝酒不老实。后来才知道老照片才了解大城市的大学生都那么穿，那是个改革开放初青年思想解放的一种现象，文艺青年的标准形象，只是和这边的青年人追求不同罢了。

     电影院门口卖点爆米花，瓜子儿和冰棍啥的，那瓜子儿不让磕，管的人一来，就消停了，一走就噼里啪啦的又响起来了。有钱的磕五香瓜子儿，没钱的磕黑瓜子儿。电影一散场，收拾垃圾的用推车推，那时候很多人门牙都磕出豁子来了，得到一样吃的往死里造。

      海拉尔的“海乳”冰棍7分钱，旗里的5分钱的不好吃。卖冰棍的人来回总在电影院门口停留叫卖，也有欺负外地的，买完冰棍就不给钱。有一次看电影前，有一个卖冰棍的人被抢了冰棍在呜呜的哭。他们买冰棍时人多，拿冰棍的先跑了，同伙又不让他追，追了，这箱剩下冰棍也保不住只能认倒霉了。一箱冰棍从海拉尔骑自行车驮过来，在骑回去，也没挣到钱。那层棉被子挺不了多长时间，拿多了卖不动就化了，他自己都舍不得吃。有一次老远看见电影院门口戴个布礼帽卖冰棍的人丢下自行车跑了，后面追的人要用砖头子拍，撵不上就开212吉普车去压人家自行车了。不知啥原因，坊间传闻可能是没给大爷上“态度”。

     过去电影院门前经常召开公判大会，“严打”时候最多。罪犯一排排的面向观众站立，各级领导讲话后，法院宣判。机关干部也要去旁听，主持人用手持喇叭指挥会序，宣读完罪状，有的判死刑要立即执行，拉到李辉岗枪毙了。后来有一次开完公判大会就警车鸣笛开道，东风车上驾着轻机枪押着犯人往刑场走了。据说是宝日希勒的杀人犯，车队开的很快，也跟上去了上百人围观。那地方没有路，一道跑甸子。有个人骑摩托刚从市场上买了一袋面，听到喇叭声着急忙慌的跟车队到地方时才发现面早颠哒没了。又有一骑摩托的老兄在找驮来的人，那个人也不知道半道颠掉哪儿了，据说是求他坐的摩托，也不太熟，联系不上了。反正没摔坏，要不回来道儿上也遇见了。

     80年代中旬，有一次电影院开公判大会，前面站了一排带手铐的人，也有穿着时髦的，也不时的向熟人挤眉弄眼。围观群众评头论足，指指点点的。那时候三五个人凑一起就能人肉出谁是他姑父的堂叔，谁是他表哥的老丈人。围观群众里有一个人说，那个嘎嘎新的雪花裤穿号里白瞎啦，留给我多好啊，他戴的黄军帽里塞个纱巾，下面穿唐子绒布鞋已经过时了，和那个雪花裤呢实在不配。人家那是爆炸头配的牛仔服、雪花裤和懒汉鞋。看发型像周华健，看走路像陈真，比较酷。那时候喇叭裤突然倒过来了，变成下面紧上面宽了。一个发型流行，大家都不看头型就跟风。不过个儿小的整那发型还真不得劲儿，像个塔头墩子在颠颠儿跑。只是那些年轻人对时尚敏感，在家干活的 ，哪赶上时兴跟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