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磴口故事】母校记忆（升级版）

母校记忆

（文/降毅）

      我这一生中上学的时间不算短也不算长。反正小学、中学、大学断断续续的都读下来了。在所有就读过的学校中，磴口一中我待的时间最长。整个初中到高中一共五年的时光全部在一中度过（文革搞乱了学制，初中、高中各两年半）。

1972届初中毕业证

      我们这代人有点生不逢时，从上小学开始文化大革命，一直到高中毕业文革还没有结束。整个中小学期间基本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错过了全面系统地学习基础文化课的最佳年龄，没有练下童子功，成了我们终生的遗憾。

      五十年前的磴口一中，那时还叫巴盟一中。历史渊源要从1958年说起，当时巴彦淖尔盟（即现在的阿拉善盟）与河套行政区合并，新成立的巴彦淖尔盟行署所在地定在了磴口县巴彦高勒镇。作为盟府所在地，建设一所高标准的中学是体现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巴盟一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巴盟一中从建校时起点就很高，行政级别为处级。当时的盟委、行署倾尽全力支援一中的建设，从师资、经费到校舍、设备各方面都优先保证。为了一中建校，一个命令就把当时已经建成的巴盟师范学校挤到了南郊烈士陵园附近，现成的校园划归一中扩建。

1974届高中毕业证

      到了六十年代初，巴盟一中终于建成开始招生。一流的师资、一流的设施，起步自然不俗，学校充满了朝气。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教学质量稳步上升，文娱体育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文革前，巴盟一中大约有三到四届的毕业生参加了高考。听老师们讲，那几届毕业生升学率很高，一届比一届考得好，除了一些资质太差和家庭出身不好的以外，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学，有些还考到了全国名牌大学。学校领导和老师深受鼓舞，都卯足了劲，准备在1966年再创新高，力争夺取全盟高考第一的桂冠。谁知人算不如天算，1966年迎来的不是高考，而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考取消，所有人都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再次恢复高考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到我1969年9月进校读初一时，文革前入学的那些学哥学姐们早已经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也不管人家有没有毕业。

      要说一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只有两项：老师和校园！

      先说说校园吧！巴盟一中坐落在巴彦高勒的西南角，校园呈规规正正的长方形，占地面积大约有500来亩，学校西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窝荒地，若有需要随时可以扩展。其实不用再扩展了，试问，一般中学有几所能占这么大的面积？校舍全部是马脊梁平房，除了学生宿舍是腰线砖外，其余建筑全部是砖瓦房。还建有一个多功能大礼堂，用于上室内体育课和开大会。学校地方宽敞，布局也自然合理。学校由东向西大体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体育场，从东边主校门进来南北两侧全部是场地和设施，有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器件场。第二部分，是紧贴体育场西的中间部分，属于校舍区，有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图书室、大礼堂、食堂、学生宿舍、教工宿舍、后勤基地等。第三部分，就是校舍区西边由南西北三面校墙围起来的一大片树园和校田，中间挖了一个很大的圆形游泳池，用来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据说是前几届学生和教职工义务劳动挖出来的，挖出的土全部整整齐齐地绕池边堆成一圈围堰，上面种满了各式各样的果树。西南方向有一条小水渠，随时可以引黄河水给池内补水。我们入学时，校园里的树木已经长成，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和芳香扑鼻的果树、沙枣树，俨然一座校内公园。但校园里的道路可不敢恭维，除了大礼堂门前有几段小砖路以外，其余全部是土路。

槐荫下怎么都是男爷们

      课余时间，同学们最爱去的有两个地方：一处是游泳池和树园，以女生为主；另一处是运动场，以男生为主。

      每年春天一到果树开花季节，游泳池四周的桃花、梨花、杏花争相绽放，一派姹紫嫣红。女同学们兴奋极了！成群结队地跑到池边踏青赏花。美艳的桃花、素洁的梨花，让少女们流连忘返。池中碧水清波荡漾，岸上少女桃花相映，好一幅娇丽赏春图！男同学对那些花花草草不感兴趣，拿着弹弓满树林子打鸟。

      一中的运动场是就地碾压而成，河套平原地形一马平川，也不用太多铲高垫低，只要压实碾平就行，和过去农村修建打麦场的方法完全一样。那些年河套平原地下水位较高，操场地面始终保持着湿润，在上面运动弹性十足，非常舒服，也不用太担心受伤。不像现在的水泥球场，表面硬邦邦的，一跳一落蹾得人关节生疼，又担心摔倒受伤。黏土场地不好的一点是一到雨天人就进不去了，我记得倪成功老师经常雨后披着一件旧棉袄守在操场边防止小孩进去踩坏地面。

22班四姐妹

      以我个人的看法，体育课是当时唯一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太大影响的课程，甚至比现在中学的体育课上得还好。体育老师也非常认真负责，课堂组织紧凑合理，示范动作规范标准，特别是要领讲解耐心细致。那年月学习压力也不大，再学也不让你考大学、考中专，体育课又不用动脑筋，人人都可以参与，就连一些文化课一塌糊涂的同学，上体育课也非常积极。体育课成为我们释放青春活力的重要窗口。

      我记忆最深的一项活动是女同学们跳皮筋，两人把橡皮筋举过头顶撑直，一人在中间用脚勾着翩翩起舞，动作优美极了！后来我看过一篇论述跳皮筋的论文，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适合女生参加的运动项目，不受场地器材限制，可使力量、柔韧性、协调性得到全面发展。遗憾的是现在校内、校外再也看不到有人跳皮筋了，看来这门技艺要失传。

兵强马壮屡夺冠军的22班田径队

      一早一晚是体育场最热闹的时候，早晨学校体训队要训练，习惯晨跑的同学也出来活动，到处是龙腾虎跃的矫健身影。下午就更热闹了，一个足球场、五个篮球场每天人满当当的，场上的人奋力厮杀，场下的人呐喊助威，有些人打一场球一个都没进也兴致不减。出一身大汗，再回去上自习，说不出的舒爽。我读高中时的22班是全校体育的绝对霸主，每年全校田径运动会都稳拿第一。每次田径运动会的压轴项目是4乘100米接力决赛，教工代表队也一同参加表演，教工队实力非常强，每次都把学生冠军队拉10米开外。教工队有两位老师大有来头，一位是教物理的陈庆荣老师，当年北师大田径队的主力战将，百米成绩11秒多点，另一位是邬刚老师，以前内蒙体工队职业短跑运动员，再加上其余两位体育老师，这个阵容学生那里是对手！听老师们讲，建校以来学生队就从来没有赢过教工队。

      再回头说一说一中的教师阵容。一中建校虽然较晚，但起点很高，盟里不断从其他学校抽调精兵强将支援，每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优先挑选，所以很快就组建起了一支全盟一流的教师队伍。名牌大学毕业生比比皆是，甚至还有几名研究生，可以说是群英荟萃。学校严格实行“清一色”，就是初中必须专科以上学历任教，高中必须本科以上学历任教，这个规矩就是文革期间也没有改变。当时，全盟各地的中学有名牌大学毕业生的不少，但是像一中这样成龙配套，每一门课程都有强手把关的却寥寥无几，也就是一两所吧。直到现在我对那些名师们也能随口道来：语文有尚恒勃、张公达、尚子长、孙兰廷、江素菊、白玉、谢士梅等老师；数学有陈本清、关世荣、王立源、杨力檀、曹忠等老师；物理有王久清、夏宗径、陈庆荣等老师；化学有贺玉林、冯克通、边世荣、吕中和等老师；外语有葛宗湘、秦建平、阿林等老师；体育有倪成功、邬刚、吴德魁、姚国庆等老师；生物课取消，据说那位小个子郭谦老师生物上是很厉害的；至于政治和历史两门课太过敏感，内容与现在的课本大相径庭，老师也讲得战战兢兢，基本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就无法对老师作出评价，估计水平也不低。以我个人之见，师资最强的要数语文、数学、物理、体育四门课。一直到我1974年高中毕业时大部分名师还在一中任教，师资队伍基本上保持了文革前的阵容。

磴口一中1972届初36班毕业照

      我们作为1969级初中学生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批入学的新生。由于文革耽误，这一批新生聚集了四届的小学毕业生，那时正搞战备，干脆就按年龄从大到小分成五个连，我所在班级被编成四连三排（后来又改成初36班）。

      四届小学毕业生编在一起上初中，管理难度可想而知。学生旷课逃学，校园里打架斗殴屡见不鲜。那时候正批判“师道尊严”，崇尚“造反有理”，一个个像斗架的小公鸡，老师根本不敢硬管。陈本清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一件趣事（我们初中时他给同年级的另一个班代课），有一天他训一位学渣“你每天不听课、不写作业，你自己说说！你干什么来啦？”这位先是闷着头不吭声，被逼急了狠狠地回敬了一句“我革命来啦！”，吓得陈老师再不敢多言。

庄稼地怎么长出牡丹花

      我初中的第一任班主任是郭凯老师，第二任班主任是蒋红玉老师。两位班主任当得非常辛苦，平时要管出勤、纪律、卫生等杂事，隔三差五还要带领学生下工厂学工、去农村支农、校内义务劳动、参加集体活动等等。班主任都当成生产队长了。谢天谢地，我们班总算顺顺当当的读完了初中，首先要感谢两位班主任的辛勤付出。

      要说初中二年半我们学到了多少知识，实在羞于提起。首先是课本变化，文革前的课本全部抛弃，新编课本彻底打乱了各学科惯有的知识体系，还不准出现除马恩列斯和白求恩之外的外国人名字，不管那一门课每隔三五页都要有毛主席语录，整个内容被改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正真的“干货”连正常课本一半都不到。最有意思的是把物理课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化学课改成了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这套初中课本是我上学遇到的最不像课本的课本。课本如此，教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老师们根本不敢对课本内容进行充实和改动，否则，一大堆帽子就给你扣下来了。要说一点东西没有学到，也有点言不符实，只不过本应系统、全面、深入地学习的知识，只作了一个概括性的、基础性的了解。

排成等差数列的红卫兵

      初中期间，我们本来肚子里没有几滴墨水，还经常被逼着写顺应形势的文章（不是语文作文）。刚开始，大家被搞得焦头烂额，回去找大人帮着写，互相抄。后来，慢慢地找到了门道，逐步形成了一种“文革八股”，就是“开头加个帽，中间抄抄报，最后喊口号”。俗话说“文章开头难”，那时候我们写文章开头基本是死套套，现在我还记得几则。

      写批判美帝苏修的稿子，开头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写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稿子，开头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写批判走资派的稿子，开头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急。······”

      写学习英雄人物的稿子，开头是：“阳光雨露育青松，毛泽东思想育英雄。······”

她们叫红卫兵不是女汉子

      最具艺术性的是检讨书的写法，开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改了就好了’······”，暗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犯错误，情有可原。结尾一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言外之意：你们不能对我下狠手，不然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你们掂量着办吧！我现在还有点佩服这帮半瓶醋，简直把毛主席语录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个人感觉初中阶段给我最大的收获是：通过学工、学农等劳动锻炼，培养了我们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优良品质。我们这一代人直到现在都保持着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和敬意，没有丝毫歧视和下看，这与我们自身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初中毕业证封面

      1972年，我初中毕业后接着在一中读高中。那时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一是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二是初中毕业的那帮捣蛋鬼再也不想上高中，绝大部分离校混社会去了。学校的教学工作大为好转，课本基本上又改回了文革前的体系，老师们也不再有那么多的顾虑，敢拿出真本事尽心尽力地教了起来，大部分同学们也都静下心来开始认真地学习。当时的一个不利因素是，盟府已经迁到临河，学校也整体移交磴口县管理，行政级别由处级降为科级，校名由巴盟一中改为磴口一中。值得庆幸的是教师队伍基本原封不动，仍然保持着一流的水准。

      我上高中时的1972级22班经历了三任班主任，其中两位是研究生学历。第一任班主任是尚恒勃老师——北师大正牌中文专业研究生毕业，第二任班主任是陈本清老师——北师大正牌数学专业上了一半的研究生（被打成右派终止了学业），第三任班主任是尚子长老师——河套土生土长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专业的高材生。那个年代上一回高中能有两位研究生担任班主任，真是莫大荣幸，够炫耀一辈子了。

磴口一中1974届高22班毕业照

      我们22班科任老师也配备的特别强。语文经历了三任老师，依次是尚恒勃、孙兰廷、尚子长老师，数学是陈本清老师，物理是夏宗径老师，化学是冯克通老师，英语是葛宗湘老师，历史是安举老师，政治是包万国老师，体育是吴德魁、姚国庆老师。这些老师都是学校一流水平的名师。

      给我们班任课的老师虽然教学风格不尽相同，但个个课都讲得十分精彩。在我大学毕业也走上教师岗位之后，一直把当年老师们的课堂教学作为范例认真地学习借鉴。老师们讲课的情形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夏宗径老师和葛宗湘老师是属于严谨型的老师。上课一丝不苟，讲授条理清楚，板书整洁美观。夏老师的物理课板书较多，但从来都是整整齐齐排成三版，物理示意图也是画得形象逼真。我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达到夏老师的板书水平。

      尚恒勃老师是我们班的第一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尚老师那时已经四十多岁不到五十，老爷子和蔼可亲，同学们都很喜欢他，批评人也是面带微笑，那个批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尚老师是全校学历最高的人，也是在学问面前最谦虚的人，对同学们请教的问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绝不随便回答，一时拿不准的问题总是回去认真研究考证，第二天再给你准确的答复。尚老师其实是位超脱之人，对凡尘俗事毫无兴趣，我观察他仅有两大嗜好，一是好学，每天津津有味地钻研古籍；二是爱吃，经常悄悄四处寻找美食，求得一饱口福。我有时想，人到晚年如果能活出尚老师那份超脱淡然，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孙兰廷老师是我们班第二任语文老师，也客串过几天班主任。孙老师还是一位业余作家，常年笔耕不辍，作品非常多。孙老师讲课给我的感觉是词汇太丰富了，特别是讲一些文学作品，那真是绘声绘色，成语典故、美词妙句随口就来，我经常把一些好词句记下来，说不定那天写作文就用上了。去年（2019年）我们几位同学有幸在呼和浩特与孙老师一聚，老人精神很好，性格爱好与五十年前丝毫未改，临走赠送了我们每人一本新近完成的大作。我们也送上了对老人的祝福，愿老人家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22班的帅男靓女

      陈本清老师是我们班的第二任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陈老师是一中公认的数学权威，数学功底极为深厚，我们整个高中期间数学课都是由陈老师讲授。陈老师的课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活”，讲起课来根本不会照本宣科，讲得兴起，干脆课本看也不看，对同一个问题往往能弄出好几种思路、好几种方法，最后殊途同归，简直把数学玩活了，他也鼓励同学们大胆思考，一题多解。不过，听陈老师的课要小心，千万不能走思分神，一个不留神就把你甩掉了。陈老师上课画图基本不用教具，记得讲三角函数画单位圆时，随手捏着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唰”的一下就画好了一个圆，与圆规画得分毫不差，同学们都佩服极了，最后都笑了起来。私下同学们常议论，陈老师如果不是被打成右派，一定会在数学上大有建树。也许，一场反右运动让国家少了个数学家，一中多了个教书匠。

      尚子长老师是我们班的第三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尚老师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为人坦荡直率，对你的缺点错误，绝不袒护，直截了当提出批评。尚老师驾驭教材的能力很强，对每篇课文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绝不人云亦云随大流。讲课声情并茂，非常生动，认认真真听过一遍基本都能印在脑子里，我现在还能记起他讲鲁迅先生《药》的情景。后来我从教以后搞到一本语文教学参考书，恰好有《药》这一课，我翻开课文分析，惊奇的发现要点和尚老师当年讲得完全一样。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们可没有教学参考书！全凭个人的专业功底施教，不像现在有些教师离开了教学参考书连课都不会讲了。尚老师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课本空白处写教案、答案等内容，写不下用一条白纸续上，我后来也学习尚老师的做法看书听课直接记在书上，非常方便。尚老师教学非常认真，讲课全心身投入，但打理个人生活马马虎虎，常年一身农民打扮，不修边幅，烟瘾极大，又买不起纸烟，只好抽自家自留地里种的烟叶，可同学们从不觉得尚老师土气。正所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三位语文老师对我们的作文要求都很严格。每一篇作文都批改得非常认真，从错别字、病句到语法、修辞、逻辑结构等都要改到，有时批语能写半页纸，每次改完作文后都要进行全班讲评。这样的作文教学现在的学校恐怕是很难做到了，但这又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关键环节。

      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中学，文化课学习虽然远不如现在的学生，但文艺体育活动要比现在中学热闹的多。一中当时成立有田径队、足球队、篮球队、乒乓球队、文艺演出队。不像现在的学校，体育老师好不容易瞅见几个大个，想训练打篮球，人家一句“怕影响考大学”就把你顶回去了。

撞线一刹那

      田径队除体育老师外，还聘请陈庆荣老师担任兼职教练，主抓径赛项目。每年参加全盟中学生田径运动会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虽然没有拿过总分第一，但对于磴口这样的人口小县已经很不容易了。

      足球队由吴德魁老师主抓。那时候的一中足球队基本是全盟无对手，多次代表巴盟参加自治区比赛，取得不错的战绩，胡建勇同学还被选拔到内蒙代表队，参加了全国中学生足球赛。

      篮球队由姚国庆老师负责。男篮和磴口县的许多单位成人队比赛也不落下风，女篮更是在全县一枝独秀，基本就是磴口县的代表队。

      乒乓球队特聘请教语文的徐冲老师担任教练。乒乓球队主要在大礼堂内训练，还请磴口县农机厂制作了一批铸铁球拍，作为力量训练之用。我曾经试着比划了几下，好家伙！足有投掷用的铁饼那么重。我以前总以为只有我们田径队才是重体力活，没想到练乒乓球也不轻松。一中的乒乓球队多次参加自治区中学生比赛，多人取得前三名的优异成绩。

      文艺演出队由多才多艺的张公达老师负责。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演出团体的行当是非常多的，那时候除了登台演出的学生外，其他工作都是张老师“一把抓”。我小学同学曹宣民天生嗓子好，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少剑波扮得有模有样，颇有几分专业演员的味道。我现在还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求张老师把我也弄进文艺队混几天，咱嗓子不行，去乐队鼓捣乐器也乐意，再不行，敲个锣、打个鼓也成。不像在田径队，虽然练得腿粗胳膊壮，毕竟浑身上下没有一点音乐细胞，到现在欣赏音乐时只觉得好听，却说不上个子丑寅卯。

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学生管理方面，我们这帮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半生不熟的青瓜蛋子，都不是些省油的灯。我记得，初中时负责学生管理的是操着四川口音的范老师，到了高中就基本由王登云老师负责。王老师管起学生来，那真是既勤快又严厉，整天校园里不停地转悠，宿舍、教室、食堂、操场都要转个遍，比现在街上的巡警要勤快十倍。还经常开大会不厌其烦地强调纪律问题，有时还把个别违纪学生提溜到台上作检讨，作完检讨后王老师的总结讲话开场白向来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王老师整天喊着要处理人，我念了五年书也没见过他处理一个人。原来“高举轻放”是教育界的一贯做法，我好长时间才悟透。这门“武功秘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后来，我参加巴盟党校干部培训，恰巧遇见了王登云老师和郭凯老师，聊起当年的旧事，大家一阵大笑。

      还有那位被同学们称为“铁公鸡”，领导叫他“红管家”的郭步昆老师。我们冬天去领取暖煤，每次都用木板把我们的煤箱刮平，一点都不多给，教室里的桌椅板凳、清扫工具和黑板擦总是给你修了又修，补了又补，让你接着用，扫帚都快磨成“和尚头”了也不给换。这样的人现在的单位里几乎找不到了，究竟是社会进步了？还是优良传统丢失了？留给世人去评说吧！

      1974年7月我们高中毕业了，虽然不能接着考学深造，但在这二年半的时间里能够得到这么多名师的教诲，学习和充实了各方面的知识，文化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使我们受益终生，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幸事。

      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高考，我是1978年参加的高考，那时一中当年的名师已经走了一半以上，到了1980年左右基本走光了，名牌大学生仅剩北师大毕业的陈庆荣老师一直干到退休。这也容易理解，庙小根本留不住大神仙。至此，磴口一中仅仅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失去了老一中最根本的内涵——一流的师资，就像少了乔丹、皮蓬、罗德曼的公牛队那还能叫公牛王朝吗？

高中毕业证封面

      2016年我们高中22班同学搞了一次聚会，2017年我们初中36班同学又搞了一次聚会。其中一项内容是游览母校磴口一中，我虽然较长时间生活在磴口，但至少有三十年没有进过一中的校园了。高中聚会时我们一大群同学兴冲冲地涌进校园就一直往里走，很想看一看当年我们班的教室、宿舍还有那片绿油油的树园和美丽的游泳池。很失望，没有十分钟就把整个校园转完了。校园面积大约只有当年的一半左右，校舍全部是高大气派的楼房，操场是塑胶跑道和人造草坪，只是比以前小了点，地面全部硬化，整个学校显得干净整洁，如果不告诉你还以为来到了一个星级宾馆。我们当年上学时的痕迹已经一点都看不见了，一棵树、一间房乃至一块砖都没有找到。我不由的伤感起来，我们那一缕乡愁也许早已溶入了脚下的这片土地，那个伴随着我们度过青春年华的老校园已经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

      今天在磴口一中执教的已经是建校以来的第四代、第五代教师了。去年欣悉一中2018、2019两届毕业生高考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理科有上了600分的学生，文科有上了550分的学生。对于一个生源较差的学校，取得如此佳绩，不能不让人敬佩。教育界常说一句话：能把好学生教成好学生的固然是好老师，而把差学生教成好学生的更是好老师中的好老师。一中朝气蓬勃的新一代教师一定会将学校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再现昔日的辉煌，一所现代化高水平的新一中已经初现雄姿。

（笔者系磴口一中1969级初36班、1972级高22班学生）

于2020年5月